执笔/周德武
国家有边界，病毒无国界。
大自然中的病毒在某个时点跳转到人类身上，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新冠病毒首先在武汉被发现，这是中国的不幸，此病毒形成全球“大流行”更是世界的不幸。
由于中国经历了2003年刻骨铭心的“非典”，整个社会对此类疾病有着高度的敏感，正是这种敏感，武汉市卫健委于12月31日就正式向外界发布了不明肺炎的通报，根本不存在第一时间向世界隐瞒之说。
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对新病毒进行测试，且低估了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遭到人们的广泛诟病。武汉有关部门在病毒暴发初期的应对不当及进退失据，这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必须深刻反思的地方。
但上述不足被西方国家一些人吹毛求疵并无限放大，且上升到中国国家层面的制度性隐瞒，则完全是别有用心。
中国政府在1月3日就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等国正式通报了有关情况，1月11日就与全世界共享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反应速度，完全得益于近年来国力的增强、生物科技的突飞猛进，否则整个世界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一段时间，更谈不上各国依据这个基因序列制做病毒检测试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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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元旦前夕武汉发布的同一则信息，世界各国与地区对此的反应有着天壤之别。
以香港为例，由于在2003年用299条鲜活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此次对新冠病毒格外敏感。在武汉发布不明肺炎通报的当天（12月31日），香港卫生检疫中心就对来自武汉的七个航班进行登机检疫。
从1月3日开始，港府每日公布疑似病例，在机场增设红外线热像仪，重点检查武汉抵港航班乘客体温；高铁西九龙站对所有由武汉来港列车加强检查；1月4日将应变级别从“戒备”提升至“严重”。香港大街上随处可见戴口罩的行人；一些医院急诊室也向候诊者派发口罩；1月6日刚刚开学的大学生纷纷带起了口罩；许多办公大楼及住宅电梯每小时消毒一次。在新加坡也是在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的探查措施。
反观大部分西方国家，基本上对新冠疫情采取旁观者的姿态，甚至是幸灾乐祸。
虽然许多国家在第一时间宣布对中国断航、封关、缓签等措施，但整个社会内部并没有紧张起来，相反对中国的“封城”冷嘲热讽，认为是违反人权，建方舱医院是搞“集中营”。体育比赛照搞，竞选集会照做，宗教仪式一次不落，为病毒的扩散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武汉提前预警七十天、武汉封城50天之后，当新冠病毒攻入白宫、白厅的时候，西方国家的首脑们大惊失色，这时候的匆忙应付已错过黄金时间。
于是西方国家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隐瞒疫情造成了他们的被动。
美国政府高层甚至不顾世卫组织的警告，试图给新冠病毒戴上“中国病毒” “武汉病毒”的帽子，以此激起世界对中国及整个华人社会的种族仇恨，把自身应对不力的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
当中国疫情稍稍缓解、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向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伸出援手的时候，一些政客和媒体又开始指责中国是在借抗疫输出中国制度模式，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甚至还说什么中国这么卖力援助是在为新冠疫情的扩散“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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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罪之有？
中国首先是新冠疫情的最大受害者。中国通过“封城”这一古老做法，迅速切断传播链，为世界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在与病毒作斗争的过程中，无论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还是尸体解剖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第一时间与全世界医护专家进行分享。我们用实实在在的付出让中国变成了相对安全的地方，向世界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中国答卷。
全力追溯新冠病毒的来源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是科学家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在此期间无根据地传播阴谋论不是明智的做法。
病毒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不存在“中国病毒”和“美国病毒”之说。正像2009年H1N1病毒在美国发现、没有人称之为美国猪流感一样。当年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许多家庭的养殖业遭到灭顶之灾，无数人因感染入院治疗，但没有一个中国人去起诉美国。
看看美国的个别参议员上周还在参议院提出提案，要求中国政府对美国疫情恶化承担责任并做出量化赔偿，并号召其他国家效仿，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
香港特区政府最初的敏感收获了抗疫的早期果实，眼下正为后来的松懈以及对西方世界封关犹犹豫豫付出代价，正所谓“起了大早，赶了晚集”。西方国家更是为他们对疫情的轻漫付出沉重的代价。
世卫组织有关官员早就说过，“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毕竟中国以巨大的牺牲为世界赢得了两个月的宝贵时间。
在武汉封城一个半月后，特朗普一直告诉美国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美国被传染的风险很低”，让整个社会处于麻痹状态。据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一直忽视情报部门的预警；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还是提前抛掉了所持有的股票。
借用基辛格多年前讲过的一句话“你是多次警告过我，但没有说服我”。
是啊，美国领导人自信心爆棚，又有多少人能说服得了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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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把世界所有国家都放在了同一天平上，这个流氓病毒比人类更清楚哪里是薄弱环节。在病毒面前，来不及半点的自吹自擂。病毒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有着巨大的毁灭性。
各国在应对共同敌人的过程中，首先应当防止彼此为敌。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意味着人类在与新冠病毒作斗争的一开始，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抗疫的最后胜利不取决于中、美等大国、强国，而取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疫情能否被控制住。地球成了大木桶，只有最短的木板才是防疫胜利的度量衡。而药物和疫苗的突破则是战胜新冠病毒的最后武器。
意识形态的偏见让中国的参考答案在西方打了折扣，让疫情的国际合作受到了不必要的干扰。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博弈一再贻误战机，什么政策都需要寻找平衡点，否则就难以推进。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面前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总是政策追着形势跑，难以出台超前的举措。
病毒的攻击不分高低、贵贱，刻意进行所谓“民主抗疫”与“威权抗疫”的划分，只能让新冠病毒笑醒。病毒不可能因为某个制度被涂上民主的油彩就网开一面。
医学口罩本是西方人发明，既防人也防自己对他人造成伤害。不幸的是，小小的口罩这些年也被异化成了政治品。君不见2008年西方运动员在北京机场戴上口罩的一幕。口罩成了封堵自由的象征以及病人的标识，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一种表达，该戴的时候不戴，不该戴的时候瞎戴，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防疫守则还是坚持“口罩无用论”。
当新冠病毒袭来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中国进行的是闭卷考试。许多国家都在做开卷考试，依然做得不好，这一切足以说明，没有哪个制度更擅长应对突发事件，西方国家不比中国聪明到哪里去。
这次危机不同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次是次级债务违约造成的流动性枯竭的问题，用大水漫灌可以解决钱的问题；而这一次是要命的问题，强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减少次生灾害的杀伤力，但疫情不解除，砸再多的钱，人们也不敢出来消费。
特朗普提出复活节要让经济活起来的想法遭到卫生专家的抵制，这两天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英国也预言没有半年的时长很难从灾难中走出。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正向真理的抛物线无限靠近。
在长痛与短痛面前，全世界不妨做个权衡，按下暂停键。病毒不会说谎，但人类时不时用谎言掩盖真相。谎言终究是谎言，经不起病毒的检验。
让谎言与偏见早一点离开新冠战场，这里只属于科学和真相。
作者是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