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塞尔艺术展来到香港的第七年。然而七年无痒，在巴塞尔的光环下，艺术之光笼罩全港，艺术、天价、明星、资本——无一缺席。
然而随着经验、意识、政策、经济形势等诸多因素的变化，中国乃至亚洲收藏体几年间发生了颠覆性的调整。是什么让香港巴塞尔艺术展魅力无限，吸引了无数精英人士的到来？又是什么让市场的迭代如此急速，快得让从业者无暇喘息？
《时尚芭莎》记者历时一个月，深度专访两岸三地艺术界资深从业者，试图揭开荣耀背后隐藏的市场变幻。
KAWS《KAWS：HOLIDAY》Photo Credit: @harimaolee
香港吸引力
2019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开幕前夕，一件37米长的灰色巨型充气雕塑悄然空降香港，静静漂浮在维多利亚港。它伸展四肢，仰卧在水面上，在香港漂浮了10天。而这10天，堪称香港全年“吸睛”程度最为集中的几天。尽管它的创作者KAWS将这件作品取名为“KAWS：HOLIDAY”，并解释为“现在，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帮助我们放松”，但3月的香港会展中心恰恰相反，流动的欲望与疲乏交织，所有人丝毫不肯懈怠。
上一件漂浮在维多利亚港的庞然大物是荷兰艺术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的大黄鸭。2013年，第一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前夕，这只16.5米高的巨型鸭仔在青衣北岸一间船厂内充气膨大，随后在维港上漂浮了一个多月，中途因漏气一度变形。霍夫曼这样定义它：这是一只没有边界的鸭子，它不歧视他人，没有任何政治内涵。它非常友好地漂浮在水面上，可以减轻全世界范围的紧张局势，并且对局势进行重新定义。
今年是巴塞尔艺术展到香港的第七年，观众从2013年的6万多人次增至如今的8.8万人次。
四年前，黄雅君接手巴塞尔艺术展亚洲总监一职，曾对《时尚芭莎》记者坦言，自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使香港巴塞尔并不局限于一个三天展期的博览会，而是能对香港以及亚洲产生持续的影响力。在香港巴塞尔成为亚洲最好的艺术展会平台之前，她必须使之看起来不只是一个艺术品销售平台——“这是国际艺术界的交汇点”。而本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共有242家画廊参加，分别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3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1家画廊首次参展。
“香港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无论从北京、东京、首尔或吉隆坡，前往香港都只需花几小时而已。对很多人来说，香港是个国际大都市，应有尽有。政策没有对香港巴塞尔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我们也展出了一些敏感艺术家的作品，因为艺术在这里可以被允许去自由表达。”黄雅君说。
在保利拍卖香港执行董事张益修看来，香港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的常住人口还不到直辖市天津的一半，但实际的消费能力却位于全球前列。“很多综合因素共同作用，反而能够真正推升出它的价值。”
2018年9月30日，香港苏富比秋拍“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专场中，赵无极平生创作尺幅最大油画《1985年6月至10月》以5.1亿港元成交，再次刷新其作品拍卖纪录。（图片来源：苏富比）
贝浩登画廊亚洲合伙人龙玉认为，买家首先会去的通常是拍卖会，以此了解艺术品与艺术家的价值，拍卖会之后则是展会，而不是画廊。“尤其是这些大型展会，对画廊和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突破。”
因此对于画廊而言，巴塞尔无疑是必争之地。“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准备，尽量把最好的作品放在这些很重要的博览会里。”白立方画廊亚洲区总监周晓雯说，“至少对我们来讲，巴塞尔博览会是画廊的形象，就是任何画廊在亚洲的形象。”
一份于博览会开幕前新鲜出炉的《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环球艺术市场报告》显示，艺术展仍是全球艺术市场的核心。其占全球经销商销售额从2010年的不到30%，增长至2018年的46%，且年比增长稳定。
“艺术市场十分精彩地反映了经济发展与财富创造趋势。最令人关注的是亿万富翁数量与千禧一代购买力的增长，尤其在亚洲市场。热情依旧是一个市场的命脉，让那些重视高质量作品的顶尖藏家积极参与，这些高质量作品为他们提供了欢愉及文化上的充实。”瑞银环球财富管理首席投资总监Mark Haefele说。
紧随巴塞尔的是2019年香港苏富比春拍，KAWS一幅估价在600万至800万港元的画作以1.16亿港元的价格成交，是此前最高估价的14.5倍，也刷新了艺术家的拍卖纪录——仅仅在一年前，艺术家刚创下了271万美元的成交纪录。事后，KAWS也在其个人Instagram上发文表示惊讶。
2019年4月1日，香港苏富比“NIGOLDENEYE Vol. 1”晚间拍卖中，KAWS作品《KAWS专辑》（The KAWS Album, 2005）以1亿港元落槌，加佣金约为1.16亿港元，创下艺术家个人拍卖纪录。（图片来源：苏富比）
而苏富比现当代艺术晚拍的成交率也超过了90%，成交额约15.6亿港元。其中，吴冠中的《荷花（一）》和赵无极的《无题》分别以1.16亿港元和1.02亿港元成交——《荷花（一）》超出最高估价5倍多，成为艺术家拍卖纪录中第五件过亿港元成交的作品。
《报告》还称，在经历了2018年全球艺术市场6%的增幅、达到约674亿美元后，随着高端市场的进一步整合，2019年的全球艺术市场将达到10年来的次高。2018年，作为全球前三大艺术市场，中国与美国、英国共同贡献了全球艺术品销售总额的84%。
资本与艺术猎场
巴塞尔落地香港前，苏富比拍卖的预展一直在会展中心和金钟。其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曾被问道，巴塞尔来了，作何感想。程寿康回答：“欢迎。因为它是一级市场，我们是二级市场，这个竞争是非常友好的，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客人，我们也可以带给它新客人。”
每年香港巴塞尔期间，程寿康都会去现场转一圈，打打招呼，不过人实在太多，每一两分钟就有人过来与他握手，并询问他对当下市场的看法。“之前，谁懂得什么艺术不艺术？谁去看画？谁有时间去看画？现在这些都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去看巴塞尔差不多等于去看电影，你不需要很懂电影的制作、导演、表演才去看电影吧。”
现在，程寿康见到喜欢艺术品的买家，一改之前的“春拍见”，转而开始说“巴塞尔见”。到香港看巴塞尔的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内地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藏家。
据程寿康观察，2006年前后，在香港买西方艺术品的藏家多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的华侨，他们较早接触西方当代艺术，彼时已经在给自己的私家花园购置雕塑。同时期，中国台湾的几位买家也开始收藏印象派作品，视野已超出莫奈、梵·高等人的作品。相比之下，彼时的香港和内地买家还未进入角色。
近年来，内地买家对西方艺术品的关注度激增，在看过“全世界都想买的”那类作品后，一些人逐渐有了自己的趣味，“但还是喜欢甜的、好看的东西”。因此，苏富比引介“老大师”的进程也相对放缓——宗教题材中血腥、诡秘的场景仍然不符合部分买家的口味。
艺术品顾问、经济学博士Clare McAndrew认为，拍卖行和经销商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寻找新买家。“近几年来，艺术市场的扩张主要得益于高端市场的持续繁荣，但这种增长形式只涵盖少数艺术家、买家和卖家。要推动艺术市场的全方位兴盛，开发中低端的新买家至关重要。”
2015年，一位艺术品经纪对《时尚芭莎》记者透露，其在香港巴塞尔VIP日的半天时间里买下了20多件作品，几乎十几分钟一件。助手在旁边让人搬出作品，他看完一件继续看下一件，每件过后飞快地决定要或不要。如今，这样的景象似乎一去不复返。老藏家们出手愈发谨慎，而新藏家则更倾向于买“大牌”。
不仅如此，“高质量作品供给紧缩”以及“由贸易、债务危机”引发的慎购使2018年内地市场的表现开始下滑。但艺术市场显然仍保持某种乐观的立场。过往数据表明，艺术品交易的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大环境低迷时，反而可能造就艺术市场一两季的繁荣。
张益修曾问某位买家对艺术大师赵无极几件作品的看法，对方回答：“没有以前的那些好。”张益修继续问：“如果估价打对折会不会觉得不错？”对方回答：“这样就可以了。”
八大山人《枯木来禽图》，纸本水墨，97×41cm，清代
“当然我相信他（赵无极）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一定不会突然垮下来，因为那是市场共同推上去的，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价格。可是现在大环境就摆在这里，不太可能一个亿、一个亿地买，到一亿的时候，买家可能就想，我应该买什么？一亿是不是应该买一张八大山人？”张益修说，“所以价格便宜的时候，大家不会考虑那么多，但单价高的时候还是会慎重考量。”
他还注意到，艺术品一旦从台湾到了香港，价格会呈倍数放大——常玉的作品90年代在台湾价格不高，也很少人了解它的价值。之后经过多年酝酿，到了香港后收藏群体扩大，其价值认同急剧增加，所以现在的价格早已翻了若干倍。
“现如今，资本对艺术的控制的确是一个棘手问题，尽管当前的国际形势变换频繁，但世界各地仍有很多藏家会来香港巴塞尔。”黄雅君说。
与此同时，画廊也在资本和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龙玉认为，快速帮助艺术家达到高价位并非双方的最佳路径。相反，有时她更希望慢慢来。
“价钱合理的话，要的人会更多，这样我们可以挑出最好的藏家。最好的藏家不一定最有钱，但他们将来会一直支持艺术家，这样市场就会稳，不会一下有很多作品放在拍卖上。作品上拍后价格无法控制，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压力很大。价格好其实跟艺术家没什么关系，是藏家卖出来的。但价格低，艺术家心理上却会受打击。”
与四五年前相比，贝浩登画廊的固有亚洲藏家群体并未发生太大改变，但新藏家基本来自内地。程寿康认为，私人博物馆将成为内地的一股力量。“在台湾，大型的私人博物馆没有，香港更不用说，内地几个比较大的买家都有很大的私人博物馆，也开始比较系统地收藏、做展览。”
近年来，以上海龙美术馆为首的国内数家私人美术馆不断扩充其馆藏。 ©龙美术馆
2019年3月，占地6万平方米的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开幕。油罐艺术中心创办人、收藏家乔志兵每年都会光顾香港巴塞尔。2015年，乔志兵曾对《时尚芭莎》记者说，在巴塞尔这样的顶级博览会上，买家的品位关系到他们被画廊重视的程度。即使已经是艺博会VIP名单上的常客，有多少家画廊报出买家的名字也决定了VIP的层级。
“这种东西可能分分钟就没有了。其实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能发现好的艺术比较重要。”四年后，乔志兵这样对《时尚芭莎》记者说。
上世纪90年代起，苏富比开始把纽约、伦敦拍卖的西方艺术品运至香港巡展。直到2017年，苏富比才第一次在晚拍中加入西方艺术拍品，此后多次全数拍出，苏富比晚拍大获成功。“那些大名头的、很贵的作品，在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时候不一定好卖。怎么吸引新客户？其中一个方法是引进西方的东西。”程寿康坦言。
张益修观察到本届香港巴塞尔上，诸多大画廊带来不少西方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有的艺术家“甚至刚刚冒头”。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中国市场的口味变了，买家不再只看毕加索、莫奈，或者一些单价很高的东西了。”张益修分析道，“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他（买家）看到的再也不是单一的艺术门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二代、三代的收藏家，其实很有自己的主见和收藏想法，因为他们曾在西方接受教育。博览会冒出很多年轻的新面孔，就代表了这个趋势。”
“尽管那群潜在的、富裕的年轻买家尚未完全进入艺术市场，但他们在未来必定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这也正是面临2018年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亚洲部分艺术市场仍然能够保持乐观的原因。”Clare McAndrew博士说。
西方市场下的东方策略
但程寿康注意到，在引入现当代艺术品的这几年中，三四十岁左右的买家都很青睐草间弥生、奈良美智等艺术家。早前几年，草间弥生的价格还未达到今天的位置。
而在张益修的印象里，之前几乎很少有中国人跟他讨论日本艺术家藤田嗣治（Tsuguhara Foujita）。“因为他们不太喜欢‘日本’这两个字，但草间弥生的出现开启了质变，质变以后，大家的关注度就到了她的上一代，为什么藤田嗣治那么便宜？突然出现一张600万美元的藤田嗣治，谁也没想到这个价钱，48万美元拍到600万美元。”
藤田嗣治《少女与猫，吉塔肖像》，油画画布，72.8×60cm，1926年。（图片来源：苏富比）
一位不愿具名的内地青年收藏家认为，藤田嗣治这几年作品价格的走高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艺博会。他记得四年前的香港巴塞尔，全场一下冒出来大概20多件藤田嗣治的作品，他进而关注到这位艺术家。那年之后，他发现藤田嗣治的作品成为了各大拍卖行的“常客”。
“你就会引导藏家的思维，怎样去看一个国际上已经成熟、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你再回头看看亚洲一些大家最认可的艺术家的作品，藏家自己就会比较了。”张益修说。
他认为中国内地藏家群体的一大特色是，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愿意不断地吸收新知识。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内地藏家的学习能力强、心态开放、渴望获得更多信息。“其实像台湾、香港的某些老藏家，一辈子只收瓷器、杂项，很坚持。但内地新藏家的多元性很高，可以收中国当代，可以突然跳到西方当代，西方当代后又跳到其他品类。”
巴塞尔在香港的成功让不少西方画廊在此陆续开设空间，以及带着作品来参展，这些都无疑提升了整个中国市场在全球的受关注度，也促进了西方对亚洲市场的了解。
张益修认为，香港巴塞尔加速了亚洲艺术市场的发展。“如果西方画廊不以整体面貌看到亚洲或是整个市场的变化，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你看这几届，香港巴塞尔到公众日的时候，人还是非常多。大家都很关心中国艺术市场的变化，所以西方画廊、拍卖行、艺术机构会强势介入。你会看到他们去签中国艺术家，中国艺术家跳上台阶，就象征他们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也许有一天就能成为国际大师。”
Clare McAndrew博士分析认为，在新兴亚洲艺术市场，存在比平均值更高的价位。12%的香港收藏家称其最普遍的藏品收购价位在100万美元以上，这一比例在新加坡为9%。亚洲市场的藏品价位远高于其之前在美国的调查中所得到的结果（不到1%的调查对象会以100万美元以上的价位购入藏品）。
张益修回忆，他在东南亚遇到过巴塞尔的工作人员，他们负责筛选出最重要的客人，然后带到香港巴塞尔。“这才能创造出这样的营业额，也才能带给市场新的信心。”
他认为，香港巴塞尔的成功得益于明确的定位——把西方的画廊带到亚洲来，在亚洲发掘出好的画廊带到西方去。但他也认为，西方几乎占据着整个博览会的主导地位，本届几乎都是西方画廊主导整个市场。“西方人在这里看重的是亚洲市场的成长，也希望他们带来的东西是有优势的。他们一定是先拿出在西方被认可的东西，才有可能在亚洲创造出潜在的生意。”
喧嚣之下的调整
然而，某些潜移默化的转变也在悄然发生。因为香港巴塞尔，很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会被带到瑞士和美国迈阿密。亚洲画廊的比重也在逐渐增加，藏家的趣味开始影响着画廊。“很多西方画廊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这么积极在亚洲布局，可是他们也能在这几届中发现，现在的藏家更关心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年轻艺术家。”
龙玉认为，2008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长期增长并未达到预期——很多艺术家在市场的作用之下渐渐消失了。现在，她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价格也在调整中。
2019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贝浩登画廊展位 ©贝浩登画廊
“我觉得一直处于热闹当中不是好事，需要有一个时期让大家调整，慢慢地把一些没有被发掘的艺术家真正地呈现出来。所以通过去年的调整，今年一些好艺术家的作品其实还是受到关注的，还反而触动一批艺术家拥有了更大的创作激情。”周晓雯认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是不会被埋没的。“只不过每个画廊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当艺术家的作品不够成熟时是不应该‘结果儿’的。”
对于白立方画廊来说，它一直试图让中西艺术家保持比例平衡。每年，他们都携带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参加艺博会。“欧美、中国都会有，这是我们对亚洲艺术家的信任。我们相信亚洲会出现非常多优秀的艺术家，只不过需要时间，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煽风点火，艺术家不是靠这些出来的。”
周晓雯也发现近年来香港巴塞尔的变化之一就是，人流越来越细分：有人喜欢传统，有人力捧中坚力量，还有人更专注于发掘新艺术家。“以前发掘新艺术家是很难的，都跟着大牌走。”周晓雯相信，中国有一批藏家已经具备了能够找到新的未来的可能性。
“全世界看艺术人数最多的，我真觉得是咱中国人：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大家都去看，就怕自己学得不够；不管是艺术家、策展人、收藏家、普通百姓，大家都在拼命学习。”
那位不愿具名的收藏家对《时尚芭莎》记者透露，其好友在刚结束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顺利卖出一件已收藏了16年的作品，而这16年间的投资回报率是100倍。他认为，艺术属于全人类，但艺术品交易从来只属于金字塔尖的那一小部分人。“除非战争和不可抗力的灾害，否则市场永远不缺钱。但16年100倍回报绝对是极小概率，我看到不少藏家朋友的仓库里都堆着大批无法售出的作品，他们当年买的时候可是自信满满。”
与人们近年来对于香港艺术市场趋之若鹜相反，内地画廊站台中国艺术中心选择了退出。2018年3月，当创始人陈海涛和孙宁夫妇结束了博览会的忙碌后，他们正式宣布2～3年内，其画廊不再参加任何一场艺博会。
“非常忙碌。”陈海涛感慨：“自己需要调整，我对那种趣味的要求越来越不愿意去接受。以前是惯性地跟着跑，跟了这么多年，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了。”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仅VIP日，全球5家顶级画廊的销售总额就达到了3000万美元以上。而西方顶级画廊对于一级市场的占领与扩张趋势日趋显著，且头部效应不断扩大。西方当代艺术系统不断用一个个数字证明着其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当《时尚芭莎》记者问及陈海涛是否担心“退出的决定”违背市场规律时——
“就非得这样吗？”陈海涛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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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编辑/齐超][文/尤金][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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