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末，此时大明王朝已有了平定内患的希望，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农民起义军受招安就抚，而李自成虽然死战不受抚，但在明廷大军的打击下也陷入了低谷。
然而就在帝国中枢以为匪乱即将平定的时候，白山黑水之间的清廷八旗大军却再度破口而入，然而此次清军入关却跟此前不同，不再只是在缘边诸镇袭掠，而是孤师长驱两千里，深入到了明廷腹内。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廷分军两路，一路从墙子岭入关，一路从青山口突破，两军由此杀进河北平原，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至次年二月还师出关，历时近半年，共败明军五十七阵，戮总兵两员，杀守备以上将官百余之数，大明北边擎天柱之一的卢象升更是战歿身死于此役。
清军攻陷包括山东省会济南在内的城池计县城以上五十九座，帝师孙承宗率阖家男丁助守高阳城，城陷后全家四十口死难，德王等大量明朝宗亲被清军俘虏，又掠去人畜四十六万口，黄金四千余两，白银九十七万两，并在奔袭饱掠之后，带着庞大的战利安然而去。
此役不仅再度动摇了大明王朝于内地的平乱大局，最关键的还彻底撕碎了大明军事力量在看似煊赫强劲的外表下虚弱的底色。
这让本因感到明军难以战胜，覆灭明廷无望而受抚的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因明廷在此役中的虚实漏底而再起异心——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趁着明廷中枢因内地乱局渐熄而虏局败坏，将大量平乱的精锐军队抽调北上勤王后，并在“边氛暂息”各路赴援的剿匪官军即将回师之时的短暂空窗期，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再举反旗。
这一反，便彻底让明廷大势倾颓，陷入难以挽回的境地。
那么缘何昔日开国时五征漠北七下西洋，威震天下，兵势慑及非洲的大明雄师，何至于沦落到被数万八旗军队在半年之间，横扫长袭两千里，甚至在孤师危悬的情况下，不仅一度八分其师，还攻破了拥有十七万人口，重为一省都会的济南呢？
壹、
“有恒产者有恒心”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制定如今享誉全球的新加坡组屋政策之时，就将这句中国经典名言视为组屋政策的核心概念——因为经历过新加坡最艰难时期的他，曾观察到上街抗议反抗当局，打砸抢烧的暴徒多是无业无产之辈，而拥有财产的人士却多是闭门自守。
也就是说，没有恒产便会无恒安之心，想要社会有凝聚力，唯有使多数人有恒产，甚至人人有恒产。
而明朝在开国初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大明军队能够所向披靡，威及于非洲，正是因为世兵制度下的“兵有恒产”。
明太祖朱元璋在攻克集庆路（今南京），肇建基业后，就开始设民兵万户府兴屯田之法，出则征战，归则务农，同时还能直接掌握土地，更好的囤积粮草，完成“高筑城、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
而等到天下初定，明太祖和刘基就以创业之时的屯田经验跟历代王朝在此项上的前鉴，遂在明朝疆域之内广设卫所，开有明一代的世兵之制——平民一入卫所为军，既有军籍，且耕且战，世代从军。
卫所制度虽然广受后世诟病，明朝的军籍世军也备受其苦，在中晚明就大量出现了逃军现象，甚至于一卫五千余人却逃离的只剩千人，一所千人却仅见在百人的世军制度败坏景象。
但在明初成为世军却还算不是一件苦差事——在明朝，拥有军籍的世军被称为“军”，而从民间招募而来的武力则被称为“兵”，后者是入营为兵，出营为民，当兵只为吃饷。
事实上，明初天下方定，人民多失恒产，沦为流民，而一旦入卫所拥有军籍，成为“世军”的一员，则每一军士至少可以得田五十亩，耕作还有公中牛马可供助力，相对平民负担的皇粮杂派而言，也要轻的多。
而在获得授田之余，明朝世军还有固定的薪水可以拿，守城在营的马军军士月粮二石，步军军士月粮一石，而屯田的也能得半数之支，每遇校阅、节日还有额外犒赏，部分“恩军”明廷还会按季节给予布匹，出征发给服鞋，甚至就连食盐都会按照家中人口给予不等的数量——明朝制度，缘边卫所三分军士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卫所，两分军士守城，八分军士屯田。
在这种卫所制度之下，军士既有田产又有军饷，甚至还有周全的“福利”，可谓旱涝保收，每遇战事又会有额外犒赏，再加上有世代军士自然就有世代的军官，军官不仅拥有更多的授田，同时还能拥有更多的军饷，甚至还可以成为卫所的实权人物。
而明初政治清明，赏罚公允，在如此大环境下，大明军人自然人人争先作战，乐于从征，最终所向披靡，威震西洋和漠北了。
而对于明廷而言，以屯军供守军，不需要朝廷额外给予军费支持，既减轻了中枢的财政负担，也让民众不用背负因军费而来的赋税，明太祖就曾自得的说“朕养兵百万，却不费百姓一粒米”——自秦汉以来，军费开支一直都是中国郡县制下，王朝支出的大头。
贰、
卫所制度在建立之初，不可谓不是一项明廷、民众和世军三者共赢的政治构建，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制度就像明朝其他制度一样，渐渐腐坏不堪用，尤其是相对明朝其他领域，由于世军军官和军事勋贵们在卫所那一亩三分地上，巨大又缺少足够掣肘的权力，更是使得这项明太祖理想中“不费民一粒米”的制度，更为迅速的败坏。
明朝军制以强干弱枝为核心，故而京军在明太祖的军事蓝图中是被依为明廷的泰山之靠。然而随着太祖、成祖、宣宗三任张扬武功的帝王过世，京师军力的政治地位虽然依然隆重，但却因为天下承平而渐渐沦落。
“成化间海内燕安，外卫卒在京只供营缮诸役，势家私占复半之”——这些轮番上京，本来是作为中枢武力补充的班军，竟被明廷挪做了廉价苦工，而权势之家亦上行下效，私家役使的班军数量竟然占到了总数一半。
然而不管是为势家权门做苦工还是为朝廷做工程，都让外卫卒感到苦闷，最终这些本应上京的卫军就干脆“折干”请地痞乞丐冒充军籍，代替自己上京，如此以来本作为京师军事力量补充的外卫“班军”，便彻底变成了班工，不堪使用了。
然而京师军力的败坏又岂止于班军呢？事实上，京中世军同样困于公私役作，还要面对军中官吏的索贿，如前文所言一入军籍世代从军，若从军之人老迈不堪征战训练，就需要家中子弟顶替，然而军中官吏就以此更替之机，向世军索贿，若是不能得贿，则决不应允更替之事，竟是使得当打之年的精壮不得训练，而羸弱老迈之人却不得不继续当兵卫国——在此之余，军中将官还要克扣军饷。
而世军中有钱的则贿赂主官免从训练校阅和从征，军中大小官员又借多种机会，使家丁仆从冒名顶替军籍，以国家之粮饷，养私人之附从。
同时，京中勋贵和卫所官员又依仗权势，各施手段蚕食兼并京师世军田产，最终使煊赫者日富，而贫者愈贫，军力虚耗，至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顺军将临北京，明廷按籍查京营得军额十一万余众，还道“犹可为也”。
结果落地勘察才发现这十一万京军里，竟然有一半已经死亡，剩下的不是京军雇佣冒名的地痞乞丐，就是疲惫不堪战的老弱，听闻炮响竟然掩耳四走，骑马未驰就堕地——当然，明廷中枢历年来多有整顿京军之举，哪怕崇祯十七年的末世景象，也是因为京军精锐在过去已经尽数抽调出征，最终才有了顺军将临，京师却无兵可用的一幕。
但也由此可见明廷京军的积弊有多深了。
地方上的世军境况也不比京军稍好，明太祖就在《大诰》中明白指出，卫所官吏盘剥军士，步军月粮不过一石米，但军官们先是要去除几升“脚钱”，关饷时又“在斛面打减几升”，最终落到手的不过十之七八。
可这些克扣粮饷不过是寻常积弊，除了同样需要应役做工以外，让卫军苦不堪言的还是承担各种公家耗费，比如需要包办卫所的草料，又如屯军需要帮营军自费养马，接应公差车辆也需要负责的卫军自行支付租车费用，一些特种“军种”还有特别的花费——负责漕运的漕军就需要自行承担漕船的修理费用。
在这种授田被侵占，行于军伍却被挪为役使做工的情况下，也就无怪乎明朝世军会争相逃亡，最终各地卫所稍好者如九边卫所见在的不过十之四五，败坏难堪者，如广东、浙江等地的卫所就只剩下十之二三了。
叁、
军事制度上的腐坏，大量军士的逃离以及战争导致的减员，使世军军额日亏，迫使明廷不得不募兵以充营伍。募兵虽然使明朝的军事力量得以维系，但世军的存在不仅仅是提供兵员而已，最关键的是世军所提供的财力、杂役极大的减轻了明廷的财政负担。
而随着世军大量的逃亡，毫无疑问就将极大的增加明廷在军事上的支出——在明初，哪怕永乐大帝五征漠北，七下西洋，虽然开支浩繁，但凭借卫所制度的供应以及郑和下西洋所带来的巨大贸易利润，仍可做到收支平衡，甚至还有余力营建北京皇宫。
及至于正统年间，明廷中枢就不得不以“年例”的名义，用中枢财政去补助地方军事的财政赤字。
正统十二年尚只给辽东十万两白银、宣大十二万两，等到正德年间时，诸边年例则增加至四十三万两，至于崇祯末年明廷中枢的常规赋税已经不足以支撑朝廷在剿匪和抵御清军上的军费开支，只能以“三饷”为名，额外再征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以充军用。
然而世军日日逃亡，募兵逐日见多，军费亦年年高开，但明军战力却江河日下。
因为不管是世军还是募兵，入营既为营兵，就难免受管带将官盘剥，当然这盘剥也是有说法的，盖因明朝军事预算是以“员额军饷”为本，有多少人就给多少饷银。
然而军官们需要办公往来，交际应酬，甚至按照官场陋规，还需要按例上供给相关衙门有司。
为了弥补这些开支，将官们就会以各色名义挪用兵缺，此即是与克扣军饷“喝兵血”对应的所谓“吃空饷”，而这些空饷得来的钱财，则部分上供，部分办公，还有部分则纳入将官个人宦囊。
这种因因相循的陋规，初时因兵缺不多，腐坏不显，然而日久却会积重难返，因为每一新官上任，都会在此前的空饷基础上再加三分，因为这是“官场陋规”。
以晚明时节的所谓“部费”为例，军饷还没出京就被相关部院的官吏吃掉了三成。
而“部费陋规”沿习甚久，之所以前代没有更张，正是因为“部费陋规”在早些年间时，不会侵吞掉那么多军饷，而朝臣和部院小吏光靠微薄的俸禄又不足养家，所以“部费”才会渐成气候，成为晚明中枢军费的吞金怪兽，以至于后来虽然有人向崇祯皇帝揭破“部费陋规”的底细，却因为积重难返，涉及各大部院，牵连太广，以至于崇祯皇帝都只能高拿轻放，最后因循如故。
而在军饷还没出京就已经减少了三成后，地方上的将官统辖的营伍又怎么可能不空出更多的兵缺呢？正所谓上行下效，他们又如何不会在“陋规旧例”上按例又于这些基础上加上属于自己的三分呢？
肆、
而随着时间推移，豪强权贵兼并土地日盛，诡寄隐占层出不穷，以田亩农业为税收基础的明廷财政难免日竭，军饷却又逐日增加，而就算好不容易发出军饷来，又要被各层文武官员侵吞贪墨，最终势必导致底层的营伍军兵陷入窘困的状况。
崇祯年间，充任宣大总督的卢象升就奏报了该镇底层军兵的窘况，其形容麾下士卒“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军兵们为了制备兵器竟然需要依靠借债才能筹措妥当。部分宣大将士甚至穷困到了只有兵器却缺衣短裤的境地“有单衣者，有无袴着，有少鞋袜者”。
而缺少军饷乃至于让军兵们陷入极端窘迫境地也不只是宣大一地的景象，如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奏报称固原镇缺饷累至十五万九千两，缺饷的军兵们最开始还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却已经沦落到“鬻子出妻”的地步了。
虽然不管是卢象升还是胡廷宴都有强调困难，以偏概全的嫌疑，以求争来朝廷的拨款，但其中惨境虽然未必遍于宣大、陕西，但也可见明朝军事力量的处境，已经突破到了何种的底线上。
事实上，就算晚明时节“凭虏而重”的辽东、蓟镇等处虽然获得了足够的财政拨款，可这些地方的军兵生计却也未必称得上丰衣足食。
从 1618年到1621年，明廷在这近三年时间里，一共为蓟辽投入军费达两千零十八万两白银的军费，当地驻军的平均薪资达到了2.5两，客军军饷更是平均达到了3.6两银子，然而此时此刻昔日以塞北粮仓著称的辽东地区，粮价却高达四两白银一石。
也就是说，哪怕拿到了足额的军饷，当地驻军只能买得起六斗左右的粮食，而客军薪酬虽高，月饷实际也只能买的起九斗粮食。
更何况这些足额军饷不过是账面数字的而已，军兵到手能有此数的一半已是晚明体制下的上等待遇了，然而三五斗米，恐怕军士连养活自己都难，更别提养活一家老小了。
军队缺额，财政乏饷，军兵困顿于饥寒又疏于训练，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明军可以依靠部分精锐营伍和将领家丁镇压农民军，但在面对且耕且牧又且战的新兴清军八旗集团，却无疑难以招架——也就无怪乎崇祯十一年，清军能够孤师长驱两千里，在明朝腹内如入无人之境了。
而彼时明军就算有心抵御，可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也无力杀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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