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发布最新亚洲大学排名，新加坡国立大学蝉联首位，多所香港高校名次下跌，部分港校的个别学科也出现较大跌幅。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整体排名下跌一位，排第十位，而其法律学科则由去年第四十九暴跌至第九十一位。
中文大学于1963年创立，它打破了大英帝国殖民地只允许有一所大学存在的铁律，成功终结英文垄断大学官方语言地位的局面，以中文为官方授课语言，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国学大师钱穆与其渊源颇深。但是，回顾钱穆与中文大学的交集，尤有其力不从心之处。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一批不愿留在大陆的学者南走香港，创办了一些“书院”或“学校，新亚书院便是其一。又有一些受海外教会团体的资助开办的私立专上院校，所以1950年代的香港私立大专院校林立，其中以新亚、崇基、联合、珠海、浸会5所书院较具规模。
最初英国政府恪守“殖民统治地区只有一间大学”的惯例，香港唯一一所官办大学，就是香港大学。1949年，由于政治的变故，大陆青年大量涌入香港，而港大收生名额有限，使不少青年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一些有志气的青年，不得不远投澳洲、英伦、加拿大、日本等地去接受大学教育，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流失，不利于香港的发展。在经济上，香港工商业的急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增大，只有培育更多的人才，才能满足香港社会经济的需要。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激增至近400万，上大学的人数上升，加之不少南洋侨生、台湾学生来港，造成香港大学无法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些情况，英国政府也在不断地调整殖民统治地区的教育政策。1960年3月，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富尔敦向港督提交了《香港专上学院发展报告书》，建议在港大之外另成立一所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的新大学。在1963年富尔敦草拟的《富尔敦报告书》中，确立以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为基本学院组建新大学。
钱穆与新亚书院
崇基为一教会学院，是13个教会从大陆撤退以后建立基金创办的学校，与台湾的东海大学是姊妹学校；联合书院由美国亚洲基金会出资主办，由香港私立学院中5所学校(广侨、光夏、华侨、文化等书院及平正会计专科学校)联合组成。亚洲基金会原本支持新亚，因新亚得雅礼、哈佛协助，故转而支持5校。当时，崇基、联合书院均同意加入，惟新亚学人多持异见，钱穆力排众议，主张加盟新大学。他说：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却是中国社会，四百万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五十年来，这里只有一间香港大学，她所造就的人才和学问，都有限。而且中国青年，学问事业，也该贡献给中国社会。因此，不论从那一角度看，香港办一间中文大学，实在应该。”
钱穆力主新亚加入港英政府创办的新大学，主要是虑及学生的出路和学校日后的发展。
钱穆认为，新亚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早期大批青年就学机会，今时局渐定，此种需要已失去。今后发展当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前途着想，且自己精力日衰，白天为校务繁忙，夜间研读写作，已难兼顾。必求一校独自发展，已无此力量与信心。更何况香港政府组建新大学，实以新亚书院加入作为创办的主要条件。经过钱穆的提议和解释，参加新大学的建议最终确定下来。
新亚决定加盟新大学，但在大学校名的问题上，各书院又各持己见，或主华夏大学，或主南海大学，或主中山大学，或主九龙大学，不一而足。钱穆认为，新大学既以中文授课，不如直接取名为“中文大学”，得到了富尔顿的采纳。
1963年9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过中文大学条例，制订以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为成员书院，设立一所联邦制而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大学。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在新界沙田正式宣告成立。作为该校创办者之一的钱穆，特意写了一篇文章以表祝贺。他说：“港九社会三百几十万民众所共同热切盼望的一所中文大学，经过好几年的曲折酝酿，终于在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国人有句古话说'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一所大学，在今天，只如一婴孩，呱呱坠地。他的生命正在开始，我们对他不该有什么批评，什么责备。我们只有善颂善祷，庆祝他的将来。”
中文大学的成立，不仅是新亚书院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在香港教育史上也是一个破天荒的大事，它不仅打破了殖民统治地区只设一所大学的老传统，更因此大学以中文语言授课，也打破了殖民统治地区政府官办大学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惯例，为在香港保存和传播中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新亚加入中文大学，这是新亚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在这个时候，新亚才有了一个长久发展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筚路蓝缕、创建新亚的钱穆却决定引退了。
1963年11月下旬，即香港中文大学成立40天后，钱穆向新亚董事会提出辞职。他在一篇有关他辞职的演讲中，讲到了近代禅宗高僧虚云和尚创寺的故事：
我在几年前读《虚云和尚年谱》，在他已跻七十八高龄之后，他每每到了一处，筚路蓝缕，创新一寺。但到此寺兴建完成，他却翩然离去，另到别一处，筚路蓝缕，又重新来建一寺，但他又翩然离去了。如此一处又一处，经他手，不知兴建了几多寺。我在此一节上，十分欣赏他，至少他具有一种为而不有的精神。他到老矍铄，逾百龄而不衰。我常想，人应该不断有新刺激，才会不断有新精力，使他不断走上新道路，能再创造新生命。
虚云和尚的创寺精神，实际上是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精神的体现。钱穆在新亚书院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从不轻言辞职，他说:“只要新亚能不关门，我必然奋斗下去，待新亚略具基础，那时才有我其他想法之自由。”当新亚书院加入中文大学，学校基础已经奠定，他却毅然引退，这种“为而不有”的精神，正是他所欣赏的虚云和尚的人生态度。
虚云和尚“为而不有”“功成不居”的创寺精神虽然为钱穆所欣赏，但他又告诉新亚同人，不要误会他离开新亚，来再创一新亚。他离开新亚的目的是卸下行政担子，潜心学术，以为晚年的学术“新刺激”新生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钱穆在一篇关于他辞职的文章中说：
我常想，一个人求对社会有贡献，应该善用自己的长处，善藏自己的短处。由我个人来说，讲课教学和私人研究，比较是我之所长。处理行政事务和应付人事问题，比较是我之所短。直从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奔波流离，我在学术研究方面，久已荒疏。
在西南联大时，我一人独居宜良山上一僧寺中，一礼拜只去昆明上两晚的课，穷一年之力，算写下了一部《国史大纲》。离开昆明，我在苏州杜门隐居一年，又写了一部《史记地名考》。胜利后，在无锡太湖边江南大学，比较清闲，又写了一部《庄子纂笺》。自来香港，再没有闲时间、闲精神。在桂林街时曾开始写《论语新解》，终于半途停下，一搁七八年，直到去美国，有了一段有把握的空闲，才再动笔，竭半年之力写了一初稿。
但回来后，再自校阅，却又过了三年，始完成。此下我精力日退，想要研究的方面还多。最想的，是要写部有关朱子学术思想的综合研究，不仅牵涉的方面广，而且有了材料，还得长时间审慎思考，不能轻易下笔。至少我想有三年到五年时间，让我静静地下工夫，始能完成此工作。我并不想偷懒，只想对学术上更有些贡献。在我讲来，或许比坐办公室出席开会，应付人事，意义更大些。这是我渴望辞去现职惟一的心情。
由此可见，钱穆早有辞去行政职务、重回学术研究岗位之意，只是当时新亚规模未具，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投注其中。对于钱穆为学术急流勇退，他的弟子严耕望深表赞同。
严耕望
严耕望认为他的老师天才横溢，境界甚高，在五十岁之前，就出版了几部极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庄子纂笺》，皆为传世的不朽之作。五十岁稍后，正是学养成熟、精力未衰的重要阶段，当在学术上有更高的发展，达到新的境界。然而世局不安，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虽有述作，但多为讲录散论之类，与前期著述相比，大为逊色。严耕望认为，兴学育人虽有功于教育文化，但那只需中人之资即可胜任。自己的老师是奇才浪掷，对于今后学术界当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钱穆摆脱行政干扰，重返研究岗位后，数年间便写成五大册的皇皇巨著《朱子新学案》。严耕望称此书是他老师“晚年又一部境界很高而论证密实必可久传的大著作，倘若仍负责校务，绝不可能有此成就”。
钱穆向新亚董事会提出辞职申请，固然与他欣赏道家“为而不有”的人生态度和他为学术急流勇退有关，但也有现实原因的刺激。中文大学成立后，新亚书院从原来的私立大专院校，变为附属公立大学的成员书院，已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教育机构，其自主空间较以前大大减少。中大于秋季开学后，钱穆与大学当局就聘任教授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他为新亚书院两教授求公平待遇，与新任校长李卓敏争执了三个多月未果，感到不可忍受。钱穆认为不独在选聘教授上中大校方措施不当，而且在创办一所大学的理想、宗旨上，在学校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上，校方很少采纳他的建议，自觉在中大不受尊重，这直接导致钱穆第一次提出辞职请求。
中大创办之初，首先遇到校内官方语言的问题。中文大学规定以中文为教学主要工具，但中大成立之初，其官方语言却是英文，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教务筹划委员会由校长李卓敏、联合书院院长郑栋材、崇基书院院长容启东、新亚书院院长钱穆、校务主任胡熙德五人组成，开会时全用英语。在一个用中文作为教学的主要语言的大学里，开会的对象又全是中国人，却用英语发言，这等怪事也令钱穆深为不满。
另外，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学生毕业资格获得承认，教师待遇较以前也得到改善，但新亚初创时期的精神和办学宗旨却在大学制度下渐渐消失。三个成员书院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取向，精神意气不同，不能同舟共济，这也使钱穆对中大的前途感到担忧。他在致杨联陞的一封中表露出了这种忧虑，“新亚艰苦奋斗十五年，此刻已不免有暮气，同人均得厚薪，生活安定，又大学当事人好用权术，又挟意气，三校互相猜忌，无共同之精神与目标，前途无大展望”。
钱穆感觉到中大与他自己的办学理想和信念之间已有一段距离。于是在当年7月再次向新亚董事会提出引退。钱穆第二次辞职请求，得到了新亚董事会的同意，自1949年秋在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夜校至此，他居港办学十六年至此结束。
（本文摘自《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
《最后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传》
陈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师。钱穆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的一位通儒，其毕生著述、讲学之宗旨，刻刻不离于对国家前途与民族文化之关怀。
本书以钱穆的生平阅历为主线，将其思想、学术、人格、才情融入其中叙述，一方面展现了这位来自乡村，完全靠自学成才名家，成为大学教授、名教授，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和学术贡献，另一方面突出他为中国文化而战、为守卫中国文化而战的一生，突出他为中国文化续命的精神志业，激励人们为民族复兴和中国文化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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