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中国经济报告》2021年第1期
海南自贸港建设各方高度关注，面对千头万绪，笔者愿意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认识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与机遇之后，从“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思想再解放”切入，并以金融创新支持海南通盘的超常规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
一、关于海南自贸港建设重大意义与历史机遇的认识
根据中央部署在海南建设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我们首先要看到这是中国现代化全局中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的一步先手棋，一场重头戏。其他的行政域里，不得在这方面攀比海南，但是这个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部署，在对全世界进一步宣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的同时，也必将在全国产生取向上的引领作用，和创新中的辐射作用。其实这是中国要在全球专门树立一面高端开放区域的大旗。我国南方已有“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很重分量的战略部署，以及深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要打造“先行示范区”这样内含于大湾区中的很重份量的并行战略部署——这是落在珠三角的核心区域，而与此相呼应，海南的特色，其实是在开放度上比粤港澳大湾区只有更高、而不会有任何的逊色之处。可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内植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就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深圳，还要进一步考虑跟香港、澳门一体化地来提升它对接国际上最高水准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自身水平。不能设想已经跟国际上接轨几十年、上百年的香港和澳门，回过头来去对标广东和深圳，只有一个逻辑和一个可能：虽然深圳、广东冲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但还要进一步眼睛向外，和香港、澳门一体化地去对标国际上商业文明的规则体系，由此来支撑着在那个区域出现一个未来可以和在全球有重大影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一比高下的中国强劲增长极区域。而海南跟它的呼应是什么呢？海南有得天独厚的另外一套“比较优势”，现在在其他区域不能攀比的情况之下，更要放开大干一场，解放思想，创新发展，去对接可以想到的国际上最高水平的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生产要素流动最为顺畅的状态。海南力求最高水平开放所产生的对于改革的催化、倒逼效应，是顺理成章值得重视和期待的。至少在理论与逻辑上讲，海南自贸港建设所内含的应该是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关系。那么海南应有的引领作用和辐射作用，当然是离不开思想解放的，虽然别的地方不能像海南这样形成“放开一线控制二线”的一个特殊格局，但是在思想解放、在引领创新这方面，海南的意义更多的是综合的，是带头的，是总书记所说的“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而且毫无疑问，这样一个中央的战略部署，对于海南自身来说，可以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振兴机遇。这样理解其相关意义后，首先就离不开关于思想如何进一步解放这一问题的讨论。
二、海南的新一轮建设发展迫切需要思想的再解放
我们已经看到，不久前海南的领导班子换新，沈晓明书记上任伊始，就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话：“海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我由衷地认同沈晓明书记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作为研究者，也一向关注海南的发展，如果在回顾和反思这个层次上，我愿意简单勾画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海南是怎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它符合现代化“大踏步跟上时代”追赶战略内在要求、打开新局面的进展。中央早早对海南给予了高度重视，几轮布阵的第一步，是上世纪80年代决定海南升格成为一个省级行政区，而且后来跟着表述为“最大特区”，即它要“特”起来。第二步，就是经过若干年的探索（不必讳言有一些挫折反复，比如洋浦的开发曾经雄心勃勃，后来有一定的曲折，总体感觉上有进步，但是没有达到原先所想的在产业集群支撑力上那种意愿的实现，等等），一些事情经过之后，中央明确表述了海南的发展战略是“国际旅游岛”，并配套地给予了多项特殊政策，有体现于专门文件中的一系列指导，就是力图要再打开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打开虽有一些进展，但实话实说，中央认为随着“与时俱进”的考虑，又还不够了，国际旅游岛的战略定位还要进一步提升。所以，才有第三轮战略安排，就是现在上升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而且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作为一个特殊区域寄予厚望，来实现海南的超常规发展，以及作出对全局的贡献。
现在回顾中央指导下的这三轮布阵、三轮努力开拓的过程，直率地说，反思海南在前面两轮抓机遇方面的一些遗憾之处，是不是有必要？我作为研究者愿意把这说得比较直截了当：我觉得虽然有进步，有成就，也有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还是感觉在把握前面两轮机遇方面、思想解放这方面，应该带出来邓小平所说的“一股劲儿、一股气”是不够的，似乎有过多的顾虑和犹豫。如果说中央早已经有特区定位、有先行先试的意图来说，还是感觉海南前面两轮先行先试的气势不足。
这里以小见大地举个例子。当要打开一个新局面的时候，往往思想观念的视角上，首先要有一些新的气象。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上世纪80年代，航空港建设首先表现在北京首都机场必须扩建，那是它第一轮扩建（现在只是称为T1了）。在有一些具体的硬件升级的同时，新的候机楼大厅里要布置壁画，是一种艺术装置，其中有一幅壁画出现了傣族泼水节里的裸体形象。80年代这个事情就成了轩然大波——以小见大是什么呢？社会上有很多的反映以后，有的人甚至一直把它提高到姓社姓资的问题上来认识了。那时一位著名的香港商界人士说，我每次经过首都机场，都要去看一眼那个壁画还在不在。那个壁画还在，就说明整个大的气候觉得还有希望，他还可以再继续往前按意愿去做一些开拓性的创新的事情，如果那东西干脆撤掉了，那么就得想，我要更慎重了。以小见大，这些敏感的企业家，往往是从这些地方来感受到他们前面那个做事情的空间的。笔者也注意到了那个事情，那幅画其实现在来看非常平常，艺术家对裸体还做了变形的处理，但是在群情汹汹的情况下，管理当局还是面对了舆情压力，值得肯定的是具体处理上多少体现了相对而言的包容性，没有把它撤掉，而是在前面摆了一个屏风。
这就是一个以小见大具体的例子。以后多少年时间过去，谁还会把这当回事儿？可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朵水花，以小见大，是在企业这个层面上做事情的人们，实际上观察到了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出来了，又看它能不能继续存在，会以小见大地来估量再往前他们做事情的弹性空间，来掂量一下如何来开拓。这个“开拓”，按照我们学术上的表述，就是要试错、创新，就要准备在这里面承担风险。而需要给出的这种环境，在讲相关制度建设之前，先从文化氛围、社会氛围来说，会不会容忍他们去做这种试错和创新？于是就有了这么个意义。
我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是中央给了海南前面那一轮“国际旅游岛”这个战略定位以后，文件里白纸黑字非常清楚：海南可以做体育竞猜型彩票的试点。在业界这个事情一般人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但相关的人士可是盯了很多年的。这将解决什么问题？比较直截了当地说，体育的范围里面有赛马，赛马如果配上所谓竞猜型的彩票，那就有点像香港跑马场模式。邓小平讲“一国两制”的时候，有“马照跑，舞照跳”之说，那是香港的一个标志。但在中国内部讨论的时候，早就说我们有了体育彩票，有了社会福利彩票，能不能来做竞猜型的体育彩票，就是实际上对应着有没有可能在海南开这个头儿来发赛马彩票。海南如果开了这个头儿，后面还有一串想跟进的其他区域方面的设想，比如浙江的舟山对此很有积极性。但是很遗憾，海南在这方面顾虑重重，就是不敢做，而舟山那边就憋苦了。我们参加过舟山相关的专题讨论，他们也向管理部门做过申请，管理部门说得很简单：中央给海南的政策，白纸黑字文件都写上去了，海南没有动，别的地方怎么可能在它前面去动？海南迟迟不动，把舟山憋住了，把其他一些区域早就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开拓的行动可能性，都憋住了。这可能不算是对全局来说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它对于我们以小见大的意义，我觉得是可以提到的。这一轮，在中央明确表述为自由贸易港以后，文件里又写入了这一条，可以做体育竞猜型彩票的试点，但是前一段时间观察良久，海南的管理部门迟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态。后来听到了有海南管理层的声音，是“海南坚决不搞黄赌毒”，那么业界底下的嘀咕是，听话听音，你这话说给谁听呢？是针对什么来说的呢？很多人又想到了，还是以小见大，从敢不敢开拓这个体育竞猜型的赛马彩票，预测在海南做创新事业的前景。我在深圳听到一个曾经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同志底下的评论，他说我注意到海南在贯彻中央战略意图的时候，说到有“六不准”，感觉这“六不准”应是内部掌握的，首先的姿态应该是放开的，鼓励大家怎么样创新，然后在内部当然要掌握好底线，但你上来先讲“六不准”，创新的势头却没有了。这是有人私下的一个评论，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在具体的思想解放这方面，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一个氛围，一个场。能不能抓住机遇打开新局面，在这个方面如果做一些反思，我们现在是不是应希望能够按照沈晓明书记给出的非常重要、抓住要领的这样一个切入点，进一步讨论怎么样按照中央深改组的要求，“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
三、思想再解放中，应把握好在海南从速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原则体系
我认为，按照沈晓明书记说的敢闯敢试大胆创新，首先要抓住一个逻辑鲜明的原则体系的树立。对海南这片创业创新的热土上应贯彻的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原则体系，应怎么考虑？我觉得要借鉴上海自贸区一开始就做出的原则体系设计。对这个原则体系，笔者印象很深，首先是从国际上已经接受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入手，确立一个对于市场主体的基本态度：这些要创业创新的市场主体，还没有完成其所有手续取得法人身份的时候，在逻辑上天然地就认为他们应该是会面对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所有的主体要想创业创新，准入之前就在原则上确立了它们具有这种地位。那么这一点所内含的逻辑，一定是“竞争中性”，并对应“所有制中性”——否则就没法确立竞争中性。现实生活中间有国企，有非国企（我们一般称为民企），还有各种各样的外资，还有各种各样的混合所有制。所有这些市场主体，如果是竞争中性的，一定也应该是所有制中性的。虽然有人批评所有制中性这个概念，但我认为如果稍微想明白一点，确立竞争中性，就实际上规定了必须按照所有制中性、即必须按照总书记的说法，把民营企业看成“我们自己人”。然后跟着的，非常重要：企业一旦有了法人身份，他的创业创新过程中面对的，应该是负面清单，就是企业不能做什么事情，明明白白列在那里，只要不碰负面清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有这样一个最宽松的试错和创新的制度环境，有这样的弹性空间，让企业充分地在自负盈亏、产权得到保护、法治可以使之去形成长期行为的运行机制条件下，去调动一切聪明才智，发挥出人们希望市场主体应该发挥出来的潜力和活力。企业的负面清单对应着的政府管理调控监管的部门这边，是什么呢？恰恰反过来，是正面清单。企业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政府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不要以为政府管理者公权在手做什么都是调控，都堂堂正正，都让社会无条件地接受，必须有法治给出的非常规范的政府事权清单。这几年中央一再下发文件，就是要从中央到省到市县三级，首先把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一系列事权的相关具体规定，落到白纸黑字、可操作的状态。事权清单后面跟着的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必须有政府履职运用财力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清单。并且“有权必有责”，所以，政府的事项清单后面跟着的，还要有责任清单。十九大前后，中央已越来越清楚地强调政府所有职能履行，要有事前、事中、事后全面的绩效考评——按上述这些要求就可以领会到，这正是一套逻辑上环环相扣的原则体系：政府的正面清单是从事权到支出责任，配之以绩效考评，以绩效考评为依据可以形成问责制，可以做奖惩。这种原则体系从上海开始，中央的要求就是要“多轮复制”。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按照这么好的原则落实，却是非常有难度的，这就是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真正攻坚克难实施“啃硬骨头”的配套改革，才能把一个创新的原则体系落实好。在内部议论中，我也听到这样的评价：原则体系如此之好，贯彻谈何容易？但我认为，在海南别无选择，就是要充分领会从上海自贸区开始中央指导之下已经形成的这套原则体系，在海南要把它做成整个中国的一个样板。应看到海南有最充分的条件，通过解放思想和通过配套改革，把这一套原则体系体现在具体的建设自贸港的方案设计与执行之中。这个最高水平的原则体系所服务的，无非就是大家都注意到必须追求的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能够跟全球最高水平（我国现在已表态要加入的CPTPP和前些年历史演变中已有的代表性自贸港）去对接。这个对接，当然也正是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催化和倒逼中国自己内部在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而这个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也对接到现在五中全会所表述的创新是整个现代化全局里居于“核心地位”的纲举目张的“纲”。
四、思想再解放可引出的一些务实的可做之事
如果从思想解放来说，肯定不能认为人们想到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于是就十分需要有一个弹性空间去探索，去试错。这里面怎么样把握好创新和风险防范这个关系，确实比较复杂，确实在中国很有挑战性，确实在历史上的海南已有“十分困难”的感受。冲在最前面的改革者，往往在后面的下场并不好。是不是也正因为这样，前面一些先例，使我们后来的一些同志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也不必讳言有这样的一个连带的考虑。但我总觉得，现在努力领会中央精神，争取打开新局面把握重大机遇的情况下，还是首先从思想解放来切入讨论之后，亟应对接到具体怎么做。当然要做更为周密的一系列可行性研究，要防范风险，要在这方面争取行稳致远。为务实地讨论“做什么，怎么做”，我愿意比较放开地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此试主要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不可或缺的金融创新支持，具体探讨一些实际工作中间应该掌握的要领。
1.在金融界的创新发展方面，首先从制度创新角度来说，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在海南的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一定要在一个好的配套改革方案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来。我国的间接金融比重明显偏高，整个中国是80%左右的间接金融，只有20%左右的直接金融。在发展中国家前面比较欠发达的阶段上，间接金融的比例居高，是有必然性的，因为它相对好掌握，就是银行吸储以后提供贷款来支持经济活动的展开，大家容易理解，控制风险相对来说比较清晰。但到经济体有了一定的发展程度后，直接金融所具备的一些间接金融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就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形成了实践中创新的挑战。比如说直接金融它对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来说，明显优于间接金融。由于间接金融吸储得到的是所谓“老百姓的血汗钱”，那么老百姓的储蓄进了银行系统，银行就必然偏向于有人所说的“当铺思维”——你没有抵押物，再怎么说你的创新，这个贷款发放环节是签字发放，责任终身追索，没人敢签的。只有提供了抵押物，风险可以控制，才会有人签字，去扛起可终身追索的签字责任。所以对企业家来说，要千方百计考虑的，不是自己原来那个创新思路上怎么样抓住机遇，怎么样承担一定的风险去搏，而是必须千方百计去拉关系凑这个抵押物，还要千方百计去跟银行“说好话”、“联络感情”，即千方百计地去处关系。到了直接金融，它的机制就明显不同了，企业家通过自己的创新构想、创意设计，去说动直接金融领域的这些“金主”，从而通过一系列的形式给予直接融资支持——如果最标准的那就是上市了，上市需有整个相关信息的披露和股民的用脚投票；非上市的私募，又必须说动这些金融精英认同直接金融支持对象所说的创意可以成功。这种创意成功的风险度可能比较高，但是说到极端，风险度最高的就是要“烧钱”才能冲过瓶颈环节的新经济、数字经济，但是总有那些风投、创投、天使投认为可以经过挑选以后，以极低的成功率，争取少数项目成功以后的全盘皆活。这种直接金融的意义和作用，越是经济面临着创新升级的要求，越能够凸显出来。我想在海南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多样化的发展中，显然要顺应中央所说的逐渐提高直接金融比重指导方针，而且海南应该做得更加有声有色。加之这里的金融是要跟全球更直接地对接，首先是跟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对接，海南在这方面应该有我国推行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高水平表现。金融业的创新发展通过多样性的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更好的综合性制度建设与作用发挥，还应对接到现在前沿概念的小微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创新，在海南自贸港的开发建设中，都一定将大有可为。对这些事情都需要我们在海南实践中做更多的深入研讨，争取把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反映给各有关方面，助益于开创新局面。
2.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在此提出：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化，人民币也日趋国际化，而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惊险的一跃”是什么？是哪个时候我们敢于在资本项目下解除管制完全放开可兑换。现在已有些小进步，但总体来说，这道防火墙我们还不敢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对于中国的意义都非常重要，都形成了我们的防火墙。索罗斯等“金融大鳄”可以跑到香港市场去发动对港元的狙击战，但他们没法穿透这个防火墙到中国大陆兴风作浪。但是正是因为香港有这种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制度安排，而且能经受索罗斯他们这样的攻击、有了“惊心动魄的港元保卫战”以后，仍然站住了，所以，才有它的不可替代性，才有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才可以说香港现在GDP虽然已经小于深圳、但是基于它的不可替代性，深圳在金融中心这样的概念上，比香港还是望尘莫及。大陆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创新、金融体系现代化“上层次”的前景，即人民币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早晚得要冲过这个关口，早晚得认定大陆具备条件以后应自拆防火墙来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而我认为，现在海南的发展却有可能给出一个机遇：海南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所以甚至可以探讨当我们什么时候具备条件以后，使人民币于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在海南先行先试。现在这还纯粹是个设想，但我觉得可以在思想解放的情况下，提出这样一种设想来供有关方面探讨。这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所做的贡献，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是跟着整个中国基本建成现代化和最后建成现代化强国，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必然伴随条件。早晚自拆防火墙这件事，在海南有没有可能对全局做出试点和开创性的贡献？
3. 在金融创新发展这个视角之下，我觉得还应该匹配上思想解放情况下可讨论的另外几个产业视角：
一个是海南各种特色园区的大发展：出口加工区、博鳌为基础的外交医养区、数字经济高科技的孵化区、生物医药科技开发区、种业的科技开发区，等等这些，在海南都可以设想，都必须得到金融的支持。金融应当通过创新给这些以更好的支持。比如，关于现在中央特别关注的战略性科技支撑力量，大家当然会想到高端的芯片、高端的航空发动机，这是一定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才能解决的“内循环”问题，此外，其实还有种业。我们中国现在于良种培育这方面，自己的自循环能力太弱，但是过去就知道，由于海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于种业而言，它是一个良种培育基地，那么顺应国家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海南在种业的科技开发这方面，应该有它特别独特的贡献和作用，也一定要配合上金融的支持。
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海南一定要有服务业的大发展。密切配合着原来有部署的国际旅游岛的文旅产业发展，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又给了更好政策支持的离岛免税所形成的吸引力和相关的经济景气因素支持，加之有海南现在大家越来越认同的养生、养老、医疗保健方面的潜力开发，还有海南要在教育、培训（也应包括在中国现在特别值得看重的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开拓创新（教育部新近已经有了明确的一系列指导意见）。再加上海南在以后的新区里，是不是可以更积极地引入各种创意创新设计方面的新生代到这边来，以及更积极地促进会展业的兴旺，这都是非常有海南“增长点”意义的一些考虑。金融要支持服务业在海南的大发展，跟整个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港区建设又是浑然一体的，有种种正面效应的相互作用、相互呼应。
第三个产业视角上，我认为还有在海南也必须考虑现代工业的选择性发展。虽然总体来说海南基本不能考虑传统的工业发展思路，但是一些绿色、低碳、高精尖的产业门类，在海南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布局？需要在这方面考虑有选择性地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和产业支撑。
4.还应该强调一条，就是人才队伍建设的超常规发展在海南至关重要。金融业、高新科技产业、高端服务业、特色行业，等等，无一不高度依靠专门人才的作用发挥。海南已经有了这方面一个鼓励人才更多来海南贡献力量的政策配套：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经过2018年这一轮改革以后，有一个遗憾——劳动收入的四类收入综合了、归堆了以后，其边际税率可以一直高达45%，具体的量值就是专家型、知识分子型的人才，除了自己工薪收入之外，还有讲课等的劳务收入、稿酬收入、创造发明的特许权收入等等，归堆了以后，一年如果合计高过96万元，那么96万元以上的就是几乎拿走一半，即45%要被征走，而96万元以下的部分，从3%迅速往上升级，合在一起也得有30%左右这样一个征收力度，于是马上形成的是什么压力影响呢？就是高科技企业要稳定自己的高端人才团队出了问题。结果很快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经过国务院审批同意，给了一个天花板：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外籍专家，以地方政府补贴的方式，把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15%，而随后海南很好跟进了，现在出台的方案里，海南不仅是外籍专家，而且所有经过资质认定的本土专家，同样享受这个最高天花板15%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待遇。这样能够防止这些人才用脚投票跑到香港、跑到新加坡、跑到境外去，并会对吸引人才来海南，形成正面效应。这方面海南有了上述一个很好的开端，应该进一步考虑把培养自己的人才团队、支撑未来发展、以及调动外脑吸引人才“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这样一些机制，综合在一起，形成海南超常规发展所客观要求的智力支持。智力支持机制在很多方面也必须对接市场机制，就是购买服务。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通过购买服务，可以对接到国际上最高水平的智库，使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智力支持贡献。
以上所述诸如此类的认识，是由金融创新发展关联为一个大系统，从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入后，我们至少应把眼界放在金融创新的系统论思维上。如邓小平所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非常重要，是一个国民经济的心血管系统，但是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要落在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海南，就是应致力于创新的这个前沿、核心位置的金融系统，它要服务于海南整个现代化大战略——自由贸易港区建设这个战略所应形成的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生命机体的健康发展、超常规发展，从而一定要在海南贯彻好中央早已多次强调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按照最高决策层的战略意图，形成海南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之内超常规发展的新局面，既贡献于海南自己抓住机遇的创新发展，也特别地贡献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