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开，难以考证。据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
《史记》之《七十列传·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拜为中郎将，负责打通夜郎、西南夷。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zāngkē）道”，或称为“夜郎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为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四川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四川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四川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当时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可能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
1936年，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唐宋时期茶马贸易兴起，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交易商品，并且绵延千年而不衰，影响深远，因此又被后世称为茶马古道。明清茶马互市是南方丝路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别从不同口岸与缅甸、印度、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发生着日益密切的往来关系，尤其将滇茶、川茶运进吐蕃，又将战马源源不断供应给中原。互相之间物资交流频繁，而且通过古道将文化进行了串联，以商品将文化形态碎片式的呈现，圈内圈外文化被勾连，因此南方丝绸之路从出现以来一直存在着多种文化的碰撞、传播、涵化、变迁，由于西南深处两端不同文化类型的中间地带，文化在此碰撞不仅异常激烈，而且包容和谐，时至今日呈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从边城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物资战略要冲，每天从烽火线上抢运着供往内地稀缺的生活物资、武器弹药、医疗设备，此时的南方丝绸之路是自开通以来最为繁盛的阶段，自身作用也发挥到了极致，为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通过“古道”，秦汉时巴蜀的铁、布、朱提的银，邛都的铜，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马、僮则贩到内地；唐代南诏时，在古道上进行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南诏的河赕（今大理附近）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 ，当时印缅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有毡、缯布、真珠 、海贝 、琥珀等，而从中国输出的有丝绸、缎匹、金银等……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古代市镇的形成和扩大。如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纪，蜀地的商队就驱赶着马匹不断经过这里。公元8世纪，南诏建立，大理不仅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严正王朝从南方通往中印半岛直至欧洲诸国的最大口岸，成为中国内地与印缅诸国物资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大的贸易枢纽。
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横断山地，江河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笮桥”是当地笮族人创造的一种飞跨天堑的索桥。“栈道”有土栈和石栈，土栈修于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孔中插入木梁，上铺木板。笮桥和栈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这备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胆魄，别出心载创造出来的交通奇观。南方丝绸之路是由山地之舟——马帮开通的。马是西南与内地贸易的重要物资，也是石道上最为常见的，效力最大的运载工具和经商工具。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其价如金”的蜀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在汉化已生产空前，隋唐时规模更大，质量之佳，蜚声于世，堪称东方一绝。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这一商品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铜鼓是亚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据对万家坝出土铜鼓的测定，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自创世以来，便进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无论节日、出征，还是播种、丰收、人们都以铜鼓作伴。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工匠和生产技艺为一体，在古代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城乡，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繁衍生息，成为民族性特色极强的地方文化。
佛教的传入，使云南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也融进了佛教文化，为吸引更多的信徒，人们更运用原有的绘画技巧和雕塑工艺技术来表现佛的威力，弘扬佛法，于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寺山摩崖石刻、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晋宁摩崖石刻、安宁法华寺石窟、凉山博什瓦黑线刻画像。这些带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无疑给西南地区增添了一枝异彩独放的奇葩。
又如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
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关于茶马古道的旅游品牌，并联合茶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共同组织了“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从民族学、历史学、藏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旅游生态等学科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达成了共识：第一、茶马古道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第二、茶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历史见证，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第三、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驿道，部分路段还在运行；第四、茶马古道沿线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东亚植物区的核心地带；第五、茶马古道的研究和旅游开发对沿线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方丝绸之路沿途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佛教文化、毕摩文化、东巴文化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均属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遗产历经千年，应充分的发掘、保护与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多功能古道，数千年来留下了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将其列入“丝绸之路”整体申遗名单，既有利于加强中国段沿线各省市的合作，也有利于沿线国家经济文化和睦邻关系的发展。
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马帮终将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继续传承和发扬。
南丝路
以成都为起点，
往南走，
什么时候开始？
又何时结束？
没有人能说清楚。
蜀地的绸，
多得难以计数，
源源不断，
穿越丘陵、高山，
涉过无数险流。
在马帮的铃铛声中颠簸，
抵达不一样的国度，
缅甸、新加坡，
还有古老的印度。
经过中亚的阿富汗，
抵至更遥远的欧陆。
成都的“锦布”，
以丝绸之路为途，
穿梭于历史的烟云，
悄悄声息的流动。
不同的货物，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风俗，
互通、交流、共融。
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文明的光源，
照亮了沟壑、山头。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在南丝路几千年的风雨中，
滋长筑就。
公元2021年11月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