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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20多个国家签署合拍协议!合拍片将迎来黄金获利期?

文 | 狐狸勋

近几年,随着不少中国院线公司参与创建全球影院联盟,中国企业介入海外票务平台,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的高速发展也不断吸引着全球电影人的目光。

近日,“美中影视产业博览会”(UCFTI EXPO)在上海电影节举办,作为唯一沟通中美两国影视全产业链的大型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美中影视产业博览会迄今已经举办了五年,来自美中影视产业博览会(UCFTI)合作方的中美两国产业大佬齐聚,就中美两国影视产业的合作动态进行分享,也展望了未来合作的发展趋势。

国家政策支持,院网合拍片未来前景可期

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电影被划入中宣部管理范围,发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指出,“将发挥电影在宣传思想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并表示中宣部在电影管理方面的职责是“承担对外合作制片、输入输出影片的国际交流合作等”。

简而言之,未来电影发展不仅要具备对内思想深度,更得具备对外价值高度,通过电影打造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实现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但真正具备“走出去”条件、适合海外发行的电影并不好做,在一年的数百部电影中,仅占10部左右,如何弥补落差使中国电影更好地走出去呢?合拍不失为一种“曲线突围”的方式。

合拍片由国内与国外制片公司联合制作,不仅有利于中国向国外学习先进的制片理念和技术,提升影片质量,促进中国电影“走出去”,而且在实现共同投资、共同摄制、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担风险的同时,也可以享受国产片待遇,在排片、分账方面获得更多支持,大大减少资金成本、降低投资风险。

诸多利好因素促使中外合拍片在内地电影市场的比重逐年增加,立项数、过审数、票房占比数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据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统计,2016年,获准立项的合拍片达96部,创历年合拍片立项数量新高。

2017年,中印合拍的《功夫瑜伽》及中美合拍的《金刚:骷髅岛》票房均突破了10亿大关。进入2018年,根据目前内地的票房数据显示,合拍片占据了中国票房的半壁江山,今年上半年票房最好的前三名,《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2》《捉妖记2》都是合拍电影。

与此同时,国家政策方面也在积极推动中外电影的合作。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经与美国、韩国、印度、新加坡、比利时、法国等20个政府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今年5月,中日两国政府也签署了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预计这一数量未来还将会进一步上涨。

不仅院线电影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网生内容未来也将迎来合拍片的春天。今年的“美中影视产业博览会”上首次加入了“新媒体视频展映”区,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总裁Mike Ellis提到,“针对中国新媒体视频领域近年来高速增长这一事实,美中影视产业博览会今年也将最新亮点聚焦于新媒体视频展映。”

近两年,国内网生内容高速增长,《白夜追凶》《无证之罪》《河神》《杀无赦》等作品相继走向国外市场,相信未来随着网生内容愈发精品化,走向主流市场,中外合拍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多国电影合作加速,合拍片需要势均力敌

2017年,中国共拍摄了60多部合拍片,合作方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19个国家和地区,但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占比情况来看,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仍是主力,约达46部。

2017年合拍片票房前10的电影中,就有8部都为香港合拍片,诸如《妖猫传》《锋味江湖之决战食神》《悟空传》《春娇救志明》等,包括今年上半年票房top3的电影中,《红海行动》《捉妖记2》两部也都是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

但如果与美国或其他境外国家合作,票房表现就不是很理想了。就中美合拍片来看,有数据披露,2016年十大亏损影片排行榜中,中美合拍片占了3部。《摇滚藏獒》以预估净亏损4亿排行榜首,《勇士之门》亏损达3亿多,值得一提的是,就连跻身2016年内地票房TOP20的合拍片《长城》也处于亏损状态。

相比港澳台来说,与其他境外国家合作存在巨大的跨国文化的差异,剧本、拍摄方式、沟通都是横亘在两个团队之间的巨大障碍,在这种差异之下,很容易导致合拍片照搬他国观影习惯和审美范式,再加入几个中国元素,出现不伦不类的情况。

其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由于历史性的原因,很难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鸣,语言的隔阂是中国电影进军国际的主要挑战之一,因此在传译上功夫片和武侠片相对讨喜,《红海行动》能够赢得一些西方影评人的认可,也是因为其动作场面居多。

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应该仅局限在“打打打”中,这一点可以参考近期火爆的几部印度片,将中国文化用普适价值观的方式传递出来,而这就需要从选题和创意开始就保持深度合作,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市场和观众,而不是单纯地一方拿着一个剧本找另一方投资。

比如 最早的《卧虎藏龙》就是 从剧本创作起就与国外影视人沟通,剧本被中西方编剧来回沟通了几十次。

《功夫瑜伽》《十二生肖》的导演/监制唐季礼也称,自己的每一个剧本在写完之后都会先发给一位美国的编剧,让他帮忙指出情节、逻辑是否合理,国外的观众是否会接受。

因此,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不仅要尽可能减少海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更要进行一场寻找自我与市场间共性的艰难旅程,好的合拍片必须是文化上的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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