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月20日 星期一

从天才到隐者:白居易的命运变奏

从天才到隐者:白居易的命运变奏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写琵琶女有明显的中年自况意味。图为明代画家唐寅(传)《浔阳八景图》中对白居易《琵琶行》场景的演绎。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资料图/图)

众多唐代诗人中,杜甫、李白头两把交椅的地位世所公认。中唐的两大诗人韩愈和白居易,正是李杜经典化的重要鼓吹者。韩愈有著名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白居易写过一首《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清新俊逸的李白深受读者欢迎,他写出了盛唐气象,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醒目的天才形象。学界和后世习诗者,则尊杜甫为宗。BBC在2020年推出纪录片,名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反映了西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

那么,谁是唐代第三大诗人?

据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宏林梳理,中晚唐时期、明清时期和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之后,白居易都是“李杜之下第三人”的重要候选人。在《莫砺锋讲唐诗课》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在我看来,这基本就是唐代诗人的第一方阵。”他将李白、杜甫、白居易按齿序放在同一章讲解,白居易跻身唐代三大诗人之列。

不论白居易是否排第三,他在中国历代及海外声名之盛,都是不争的事实。

白居易的诗学和人生充满了矛盾。在他的自述里,“兼济”与“独善”,“讽谕”与“闲适”“感伤”,作为一组对应的概念,指出了不同的人生进路和文学向度。后世围绕白居易的争议,引出一系列经典的文学之问:崇尚通俗浅近,还是技艺精深?写出“人所共欲言”,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性情,还是玄奥?以流行为风尚,还是以小众为骄傲?为人生而艺术,抑或为艺术而艺术?

白居易75年的生命,清晰地展现出从天才少年到闲适隐者的人物弧光。

勤奋的天才

白居易天资过人,六七个月大时,乳母抱着他,在有字的屏风上教他认“之”“无”两个字。他还不会说话,就已记住,数十上百次考他,从不出错。白居易此后自信与文字有缘。五六岁学作诗,九岁识声韵,十六岁写出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末五代文集《唐摭言》卷七记载了白居易少年时去长安“行卷”的故事。唐代科举考试,既要看临场发挥,又要看平时的文章。所谓行卷,就是在考试前把优秀的旧作汇集成卷,送给文坛名士或政坛要员,以求推荐。白居易在京城拜访的是诗人顾况。顾况打趣“居易”这个名字:“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待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感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

白居易年幼时确实“居不易”,随母亲四处避难漂泊。他性格持重,不像“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年少游京城,适逢热闹的元宵,白居易的孤独和深沉更似杜甫,写下《长安正月十五日》:“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众人皆醉我独醒”与“万人行乐一人愁”,都是不从众的诗人在人群中的自我辨认。

他是刻苦的“学霸”,十五六岁知道有进士考试,便发奋读书,日夜用功,以至无暇睡觉,口舌生疮,手肘长茧。白居易身体病弱,壮年后仍很清瘦,未老就头发衰白,被眼疾困扰。因为家贫且多有变故,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服丧,二十七岁才参加乡试。此后,白居易在考场青云直上,三登科第,二十九岁应试长安,一举考中进士,三十一岁、三十五岁连中户部和尚书省两次特科考试,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进士金榜题名时,白居易是同届最年轻的一个,“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早白居易几年进士登科的孟郊,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时,已是四十六岁的“老翁”。

接着,《长恨歌》横空出世。十六岁写出五言律诗代表作,三十五岁写出传世的长篇叙事诗,后来白居易自称“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固然出于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形式服务内容的写作主张,又何尝不是名满天下后心态放松的体现。《瓯北诗话》说白居易“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文人学士慨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三十六岁任翰林学士,仕途不可限量,名篇一纸风行,这是白居易最风光的时刻。针砭时弊的五十首新乐府、十首秦中吟,却得罪了权贵、宦官,为他的贬谪埋下了伏笔。

命运变奏

“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的这段自述,说明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就是他命运的双刃剑。

《秦中吟》《登乐游园》《宿紫阁山北村》等诗,令权贵“变色”“扼腕”“切齿”,终致“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刺杀,耿直的白居易上书请求追捕凶犯,当权者对他早已怀恨在心,便找了个“越职言事”的借口把他赶出朝廷,贬为数千里外有职无权的江州司马。四十四岁的白乐天,遭到了政治生涯中最沉重的打击。

学者叶嘉莹批评白居易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欧丽娟将杜甫与白居易“仁民爱物”的诗作进行对比,说他们“一个高贵,一个庸俗,只是表面上有点像而已,正是所谓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回到白居易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之间写作大量讽谕诗的背景,就不难看出“不诚”的指摘实在过于苛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在他落魄流亡之际所写,固然感天动地,白居易的大部分讽谕诗却是他作为青年才俊、仕途一片光明时所作。受宠的中尉、神策军、“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太监,都被他点名批评。白居易的讽谕,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站在儒家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官场的现实主义一边。

多年后,白居易写“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当年一起做翰林学士的六人,五个都做过宰相,只有他远离了权力中枢,以“渔翁”自况。五十岁短暂回到长安,游曲江时写下“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是风景也是心境。正是从少年得志到中年落魄的巨大落差,让他在浔阳江头的琵琶女身上看到了自己,“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忽梦少年事”的,是琵琶女,也是白乐天。

虽然“江州司马青衫湿”,但他毕竟是达观之人,名“居易”出自《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安守本分等待天命,小人冒险追求本不该得的东西;字“乐天”出自《周易》“乐天知命故不忧”,也即乐于顺应天命,因而没有忧虑。

白乐天的写作转向闲适之境,“人间要好诗”,每每让人心旷神怡。写夜雪,“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写饮茶,“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写饮酒,“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白居易还是江南美学和苏杭城市文化的重要奠基者。他写杭州,“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写苏州,“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连。”“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已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萧驰,在《诗与它的山河》中写道:“乐天据身体与地方相互缠绕的经验而作的江南城市书写,几乎是诗歌史上的创举”,“这些书写江南水国城市的诗作,七言,主要是七律的比例远远高于五言……七律与江南城市水衢迤逦展开的景观之间有某种‘神似’”。

从天才到隐者:白居易的命运变奏

白居易晚年“中隐”于洛阳,曾在龙门寺与另外八位文人聚会游宴,合称“香山九老”。图为明代画家谢环《香山九老图》(局部),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资料图/图)

中隐与醉吟

唐贞元十四年(794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在襄阳病逝,他生前是刺史的佐官,襄州别驾。白居易服丧期间缅怀孟浩然,写下“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归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迁谪江州后,他寻访陶渊明故地,“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

辞官归隐的陶渊明,未曾入仕、隐居鹿门山的孟浩然,都令白乐天心向往之。但他独辟蹊径,五十八岁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时,写下《中隐》一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大隐”于朝廷或闹市,太过喧嚣,“小隐”于山林云深处,又太过冷落。于是白居易采取中庸之道,“中隐”在人文荟萃的洛阳,远离长安的纷争,与政坛若即若离,官衔是留司官这个闲职,从容地安度晚年。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陈才智分析,在接受史上,白居易与元稹最初作为科场明星成为士人的偶像,他们也一直以此为傲,白居易连考连中的经历,使其成为当朝文化明星。长庆之后,白居易政治进取热情下降,但又须依官场而生存,多选外官或分司闲职。“自宋以后,白居易的影响由诗学范式推广到生活层面。其形象的精神内核也发生改变,从科场明星逐渐成为官僚士大夫的生活偶像。”

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在三年杭州太守任满后,在洛阳购买田氏宅院,这就是著名的履道园。“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淡泞映户牖……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

对白居易造园经验和园林美学的研究,成为近年的学界热点。白居易曾在《池上篇》详细描绘了履道园的区位和布局:“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在《醉吟先生传》里,他描绘了一幅闲居的自画像:“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虽说是闲职,白居易六十四岁授太子少傅时,已官居二品,可谓享尽繁华。另一方面,他中年之后虽转向独善,但作为官僚仍屡有建树,在忠州宽刑均税,在杭州兴修西湖水利,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一职退休后,还曾施散家财,帮助当地人民开凿龙门八节滩,以利船筏通行。

74岁的白居易编成《白氏文集》七十五卷,请人抄录五本,两本交付侄儿与外孙,另三本分别藏于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洛阳圣善寺。佛寺是他的作品藏诸名山的归处。禅门,也是他晚年重要的人生寄托,“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在中国思想史上,白居易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陈才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白居易写过一首《观幻》,“次第花生眼,须臾烛过风。更无寻觅处,鸟迹印空中”,仿佛是他生命历程的写照。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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