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弈林散叶》棋坛的那些人和事
作者：王品璋。
新中国棋事别史，棋界元老的精彩故事会。（文中涵盖象棋、围棋、国际象棋）
1979年是我国国际象棋运动参加国际赛事比较频繁的一年。这一年，为了迎接亚洲团体赛和培养后备人才，国家体委再次成立了国家集训队，这一年的集训队分两次进行。首先从2月份开始，在秦皇岛成立了一个主要是以成人运动员为主的集训队，先在内部举行了选拔测验，确定了这一年参加各项国际象棋赛事的人员组合。然后又在江苏的许墅关体校举办了国家青少年集训。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这两次集训，并且担任领导组副组长的职务（当时组长是陈祖德）。特别是许墅关的集训，是由我一个人从头到尾负责了管理、组织和培训工作。后勤工作由吴伟文同志担任。
这一年虽然国际比赛任务不少，但最重要的比赛是参加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团体锦标赛。这一届比赛领队由国家体委的洪林同志担任，由我担任教练，运动员是戚惊萱、刘文哲、陈德、李祖年和梁金荣，翻译是周新民。这次比赛有很多令人难忘的小插曲。
首先是出入境的问题。本来我们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应当11月24日从北京出发。可是还没有离开北京，就听香港新华社的同志告知，新加坡的入境签证一直未到，代表团能不能暂缓离京，不要空跑一趟。多亏洪林同志外事经验丰富，所以代表团才起身到了香港。在香港的一天经多方联系，新加坡方面虽然同意入境，但签证仍无法送到。新华社的同志还是建议最好晚一天走，但是洪林同志认为再晚一天就赶不上比赛了。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们又不懂外事规定，只有服从的资格，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就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飞机。等到了新加坡，看到新加坡象棋协会的先生们拿着签证在飞机场等候，我们才算放下心来，得以入境。到了晚上，在大会召开的名单位领队、教练会上，我们又遇见了曾来我国访问的坎波马纳斯先生。那时他已经是国际棋联的主席了，他一到现场就把新加坡组委会原来定的积分编排的比赛方案全盘否决。照道理说，主办单位是有权规定比赛制度的，而且这些比赛制度也是完全请示了国际棋联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坎波马纳斯先生要否决，当时我都非常不理解，但是因为他掌握着国际棋联的大权，他一发表否决意见，很多领队都支持他，弄得新加坡大会主办单位也非常狼狈。后来我们想，他可能是考虑中国队是不是有一定的水平，影响了菲律宾队夺冠。这样就把积分编排的方案改成了分组循环，每组取前两名，最后前八名参加决赛。这样的话，除了菲律宾是一号种子以外，把中国队也安排在不同的一组，也安排在种子的位置上。比赛结果中国队还算不错，保持了上一届在奥克兰德的成绩，得了亚军。
本来，我们已按组委会的比赛方案制订计划，结果确被他破坏了，这是非常不可理解的事情。另外在这次比赛中，让我们最不习惯的是，当时出国的时候有一项规定一切经费都由翻译先掌握着，自己是不允许私自带钱的。所以到了新加坡，住宿、吃饭、坐车都由大会负责，我们每天忙着比赛，也想不到有什么用钱的地方。可是每天上午和晚上比赛归来的时候，没有钱就有点为难了。因为我有喝茶的习惯，刘文哲每天要用热水送药(吃药)。这里的宾馆照例是没有开水的，要想喝热水，就得打电话让服务处给送来。这在中国是件平常的事。可在国外没有小费就不好办了。开始几天我们把带来的小礼品如纪念章、小扇子等送送还可以应付，服务员们还高兴。几天以后再送这些东西一是没有了，二就是这些服务员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我们每天只好在尴尬中度过那么难受的几分钟。有一天晚上，洪林领队跟翻译带着戚惊萱、李祖年坐一趟车先走了，我带着陈德、刘文哲、梁金荣另坐一趟车，我们要到赛场莱佛士学院，结果因为语言不通，那位司机既不懂英语，也不懂广东话，我们就在莱佛士学院的外墙来回转圈，找不见进校园的路。好不容易找到赛场，下了车谁也拿不出钱来，只好站在赛场外干等。幸亏翻译小周看我们久久不到，眼看要比赛了才出来找我们，赶紧付了车费，解了囊中羞涩之围。这次比赛让我们充分感觉到出国也不是件很舒服的事。另外，在新加坡比赛期间，有一位郑祥福先生来赛场要见中国队。我在洪林领队授意下接待他。他说他是新加坡的象棋冠军，还拿来一些剪报都是他得冠军时的消息。他一定要和刘文哲见面，要和中国队亲近，要请我们吃饭，但因为太忙我们都拒绝了。他天天都来，一来就说个没完没了。我既要招呼比赛又要关注运动员的起居、思想状态，还要陪人聊天，真把我累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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