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高长虹
1929年底，“狂飙运动”解体，高长虹在失意之余，决定放弃文学，另寻新路。1930年2月东渡日本，1931年11月转赴欧洲，目的地德国。此后6年多时间，在德、法、荷兰、瑞士等国来去，1938年3月归国。
高长虹到欧洲，很自然让人想起阎宗临，两人在北平时曾经亲如兄弟，现在同在欧洲，一定会设法相聚。高长虹的外甥言行（阎继经）为此作过查访：
我曾到太原的山西大学访问阎宗临的夫人梁佩云教授，她1933年到瑞士看望丈夫时，曾听阎先生说起过长虹，长虹从德国到瑞士来找阎宗临，是让阎宗临帮助他治病。阎宗临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好几年，攒了钱之后到瑞士读大学的。这位曾得到过长虹帮助的“小弟弟”，当然是极力照顾长虹。他为他治好了病，并劝他留在瑞士读书，他可以提供学费。长虹没有同意，他的志趣已不在读书上了，他又回了德国。（言行《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
高长虹第一件事要治病，可能是旅途艰辛引起。两位好朋友离别六年，他乡重逢，少不了秉烛达旦，互诉别后经历。这时离阎宗临拜访罗曼·罗兰的1929年12月不远，谈话不会遗漏这件大事。高长虹后来在1940年6月的《不说谎话》里记载了一个谈话细节：
我初到欧洲的时候，一个青年朋友很高兴地告诉我说，罗曼·罗兰有一次对他讲，欧洲的报纸没有一家不说谎话的。罗曼·罗兰连报纸都不让说假话，他对自己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曾经与罗曼·罗兰对谈的“青年朋友”，非阎宗临莫属。阎宗临也不会不把奥尔迦别墅的地址告诉自己的好朋友。高长虹在1938年6月的《高尔基和他的金言》里留下了回响，“罗曼·罗兰，我同他只是通信的认确”。“认确”两字有点费解，“通信”却是清楚了然。
然而，要发现高长虹写给罗曼·罗兰的书信，还要费点工夫。罗曼·罗兰档案收藏在法国国家图馆手稿部，临时目录没有姓“高”的人名，无论Gao, Gau，Kao, Koo都没有。在笔者最初抄录的资料中，有一个名叫Tchang Hung的档案。里面只有两封短信，以英文书写，没有任何写信人的自我介绍。按老规矩音译，Tchang可能姓张或章或蒋，Hung名洪或鸿或弘等等。然而所有排列和组合只得出陌生的名字。转向罗曼·罗兰日记求解，同样没有只字涉及。由于书信内容看来无关宏旨，于是搁至最后才处理。等到真正开始翻译信文，逐字重读，却发现第二封信的署名不是Tchang Hung，而是Changhung，中间没有分隔，这时才醒悟这可能是一个双汉字人名，不带姓氏，“长虹”两个字就此出现在脑海中。这个迟来的顿悟不仅弄清楚写信人的身份，而且经过扩展搜索后，找到高长虹欧洲时期六篇外文作品的佚文，分属法、英、德三种语言。
高长虹的欧洲经历在很长时间里几近空白，至今尚未厘清，笔者尝试以这些最新海外资料，结合近年发现的中文文献，重组他在欧洲的六年多经历。最可靠的文献是高长虹本人同期及稍后的文章，基本上集中在中央编译出版社《高长虹全集》第四卷，包括2008年重新发现的1938年出版的文集《政治的新生》，以及高长虹回国后的报刊佚文，字里行间隐藏着主要的线索。其他可靠的旁证不多，只有同时代的两篇留学生通讯，以及多年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断片，尽管零碎，却也提供了一些生动的细节和线索。
1
柏林“德友”（1931—1933）
高长虹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离开日本，在渡海途中写过一首诗《在南洋的海上》，日期1931年11月：
天盼，
水睛，
太阳，美的完成者——
无滴的盈溢，
不坠的纯熟，
内的踊，
被光和圆平。
诗中充满远行者的愉快心情，但是接下来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胡风回忆录》中，胡风提及1940年两人在重庆见面时，高长虹告诉他，“他当年出国是当猪仔躲在底舱里，发现了就被赶上岸，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流浪，倒走了不少国家”。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走的海路比普通人的一个月要长很多。无法查证准确的抵达欧洲日期，最早的记录在一篇1932年文章《长虹在柏林》里，刊登在《出版消息》半月刊第1卷第24期，作者署名均，“长虹还是在1932年的春天就到了柏林的”，也就是二三月左右。从内容看，这是一篇留学生通信，最接近资讯的源头，失真较少。
旅途的磨难并没有压垮高长虹。到达柏林后，他不懂德文，又身无分文，不可能像初到的留学生那样进学校学习语言。换了别人可能自暴自弃，但他的高傲性格让他继续保持作家的气质，在极度贫困的状况下，继续走自己的路，努力学习和研究。《长虹在柏林》写道：
记者震其名而由友作介方相识：一见面反感到他带着艺术家与众不同的风味，并且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有什么著作发表过？”
后来听说他的经济情形很不好：他与恶劣环境奋斗的精神倒是可佩极了。他住在柏林的市中心，一间极狭小的房间内，且自炊于此书斋兼卧室内，即是说那里也是他的厨房了。差不多每天午后都得在普鲁士邦大图书馆内的东方部碰见他在翻阅中文的书籍。有时也在杂志部见他读英文的刊物。
［……］
最巧的是他所需要的最低度的每月生活费的来源了。这是位经营小生意的华侨，后来得到了替一家中国饭店掮广告牌的事，每月还有一定的小收入，他就拿起他的薪俸给长虹了。因为长虹教他读中文和英文，并且这位同胞也能识大义。但是总算是文人窘况时之巧遇了，也可算文人佳话。
普鲁士邦大图书馆现称柏林国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也就是德国国家图书馆。当时在柏林要看中文书籍报刊，这里是不二之选。这篇通讯还提到高长虹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
有朋友讲他想深入工人群众中去，说要到汉堡的海员队里去。他希望在那些地方得到些珍贵的材料。怕是他的德文程度太差的原故罢，不然为何他的这些计划都未实现。
这个想法可能与海上旅程有关，在“当猪仔躲在底舱里”的日子，他一定得到洋船上的中国火夫、水手或侍应的救助。汉堡是自由港，国际轮船必经的中转站，这里有很多中国海员往来。高长虹到汉堡不必找外国海员，因此不存在语言问题。真正的困难仍然是经济条件不足，而且海员流动性很大，很难找回萍水相逢的朋友，因此最后放弃尝试。
这篇文章发表在1932年11月16日，海外文章自写成寄到国内杂志发表，最快也要两个月时间，因此文内所记仅是高长虹初抵德国最初半年的情况。随后的活动，要看高长虹本人在《政治的新生·序言》留下的几句话：
附录二为有关文艺文化问题的近作零星文字，集中野营之歌系闻德友Witvogel被捕时所作，后以德法译发表。德译出于友人Anna Seghers之手。一二八时所作之《苦力之歌》数段，曾由安那于集会中朗读者。
德国女作家西格斯
寥寥数言，流露出一种自豪感。事实上，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这是一件重要事件，因为他口中的两位德国友人并非无名之辈。
高长虹到德国后继续以中文写作，以文会友。他不谙德文，但懂英文，涉足过文学翻译，与德国作家或学者交流不会有太多困难。他首先结交的是读过汉语的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这是一位著名的女小说家，出生在犹太人家庭，年纪与高长虹相仿。20岁在海德堡大学求学时，曾经攻读汉语，一口气选修了语音、写作及阅读练习等11门课程。经过一年的认真学习，她明白对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汉语是一种困难的象形文字，不是一两年就能掌握，于是没有继续下去，但是她对中国历史、艺术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大学毕业，她以伦勃朗作品研究为题取得艺术史学位。1925年结婚后，开始文学写作。不过三年，一书成名，以小说《圣芭芭拉渔民的起义》（Aufstand der Fischer von St. Barbara）赢得著名的克莱斯特文学奖，这一年她才28岁。这位女作家思想激进，政治左倾，是德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西方列强为了自身利益，导致自称维护国际秩序的国际联盟无所作为，日本肆无忌惮侵略中国，滥轰滥炸，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经过国际传媒的报道，引起西方民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怒，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西格斯因为曾习中文，因此产生了创作中国题材小说的念头，她对中国文化的知识和热爱让她毫无困难结识了一些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取得第一手资料。1932年和1933年可以说是她的中国年，接连发表了以中国人为主角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杨树浦的五一节》（1 Mai Yanschuhpou），对话录《来自我的工作作坊的小报告》（Kleiner Bericht aus meiner Werkstatt），短篇小说《马表》（Die Stoppuhr）、《重山》（Der Last-Berg）和《驾驶执照》（Der Führerschein），另外一本描写来自五个国家的革命者的长篇小说《伙伴》（Die Gefährten），其中两个人物是中国的廖氏兄弟。尽管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国会纵火案前是合法的政党，但周围的法西斯恐怖气氛让人感到高度风险，西格斯很小心处理与中国人的交往，不留下太多痕迹，尤其姓名身份，即使写到纸上，往往含糊不清，因此直到今天，研究者从她的作品和手稿中，只发现胡兰畦（1901—1994）一个人，西格斯儿子在回忆录《大河彼岸》（Au-delà du fleuve, avec Anna Seghers）提到她曾住在家里的往事。现在，研究者或者应该留意一下高长虹了。
德国女作家西格斯与聂鲁达参加巴黎反法西斯作家大会（1937年，原载巴黎《Ce Soir》）
高长虹和西格斯并非泛泛之交，相互间有过深入的互动接触，他在1940年6月的《书和前进》中有过生动的记录：
以中国的内容从事写作，在世界文坛上获有名誉的两个外国女作家，是斯迈得莱和布克。就两人著作的流行量来说，斯迈得莱是赶不上布克的。这不一定是说读者的多少，因为劳苦大众中的读者从图书馆借阅的人也很不少。德国的女作家安那塞格尔［安娜·西格斯］在一次谈话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问我说：“为什么呢?”我当时觉得这是不大成问题的，特别是在塞克海尔［西格斯］。
不过，我也照例地答复她说：“把中国写得仿佛太好的书，外国人不喜欢看，这是第一。第二，有前进思想的人在现在还不是多数。还有第三个理由，布克的书是用小说体写的。”前两个理由，是她完全同意的。后一个理由，她初听得好像生疏一点，但也立刻同意了。当然，这些还只是说了道理的一面。像塞克海尔［西格斯］自己的小说，写得很生动，多独创手法，富诗意，读者却不很普遍。流行最广的书，有时候是最坏的书，这就在欧洲也是常见的事。书的好坏和读者的多少，能够成正比例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可是，就在苏联，截至目前为止，发生例外的事，也不是不可能的。
文内三位女作家名字，斯迈得莱今译史沫特莱，布克是赛珍珠原名，塞格尔或塞克海尔同是西格斯。同一篇文章出现两个不同译名，可见此文发表得相当仓促。
他的第二位“德友Witvogel”是著名汉学家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1933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他和西格斯是同道中人，比她更早参加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会员。他热心政治活动，支持中国革命，中国留学生对他很熟悉。1925年1月21日，法国《人道报》有一则报道，柏林共产党学生联合会举行集会，抗议发生在中国、摩洛哥和保加利亚的武力恐怖行为。集会地点在柏林体育馆，警方在门口贴上通告：“外国人禁止入场”。众多学生不顾禁令参加，魏复古是两位演讲者之一，散会时被警察逮捕，《人道报》说，同时“被捕的学生大约40名，大部分是中国人”。
德国汉学家魏复古（1926年）
希特勒在1933年1月上台，魏复古打算避居瑞士，机事不密被捕，在三月份被送进达豪（Dachau）集中营，成为第一批被希特勒囚禁的知识分子。这件事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高长虹为此写成诗歌《集中野营》：
对于我们，
战争已经来到。
我们被俘虏，
被枪射，
受拷打，被皮鞭，
也被饥饿。
对于我们，
战争已经来到。
我们的敌人，
不来自边疆。
他戴着礼帽，
从银行的办公室里走出，
指挥着他的穿制服的仆役，
以支票和最后的微笑。
诗歌使用“野营”这两个字并非为了避免政治词汇“集中营”，而是集中营尚未存在，被捕者全部当作普通犯人，关进普通监狱，以至人满为患。当局匆忙应付，临时以铁丝网围起一些空置建筑物，权充牢房，称之为“野营”（Wilde Camps）。达豪“野营”原先是一间兵工厂，成了第一座臭名远扬的纳粹集中营。魏复古在朋友多方救援下，在该年夏天重获自由，随即逃离德国，取道伦敦前往美国，后半生专心汉学，成为二十世纪最知名的汉学家之一。高长虹这首诗就是在他被捕时所作，也就是1933年1月至2月，但是收入《政治的新生》时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透露发表德译的刊物名称。
他的另一首诗歌《苦力之歌》也由西格斯翻译了其中一些断片，原诗没有入集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西格斯曾拿到群众集会上朗读，可见有可观之处。高长虹交代的写作动机是1932年1月的一二八事件，史称“淞沪之战”。
西格斯的翻译很及时，因为不久之后，2月底，柏林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乘机镇压异己，取消政党，实行一党独裁。西格斯在3月份被警察从家里带走，幸好她的丈夫持有匈牙利国籍，因此被释放。她与丈夫不久就分头逃离德国，在4月份流亡到法国。胡兰畦没有她的运气，虽然也是外国人，但因为与一位被追捕的德国共产党活跃分子同居一室，警察来抓人时，那人不在家，于是把她抓去，由法庭判处三个月徒刑，到6月份刑满释放，限期七天离境，她也选择法国作为流亡地点。
3月30日，高长虹从柏林给张申府写信，可能担心当局检查信件，完全没有涉及德国的紧张气氛。信发出后，形势继续急速恶化，眼看就要陷入疯狂的暴力世界。大难临头，没有人会坐以待毙，高长虹很可能在4月至6月间离开德国，逃往巴黎。
2
巴黎《世界》（1933—1935）
巴黎是一个大都会，高长虹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陌生中国人，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然而，历史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他的出现引起一位名叫朱梅的人的关心。朱梅（1909—1991）是四川荣县人，与高长虹一样是新文学弄潮儿，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不会没有听过高长虹的名字。中学时期开始写作，笔名梅子，1927年出川，到上海艺术大学读书，结识了巴金等上海文学青年。1929年，巴金刚从法国回来，就为他的中篇小说《争自由的女儿》作序，昵称他为“梅弟”。1932年5月，他到法国留学，步巴金步履进入沙多—吉里（Château Thierry，直译“吉里古堡镇”）中学进修法文。1933年秋到比利时，进入布鲁塞尔国立发酵工业学院学习酿酒。1936年4月学成，取道新加坡，稍作停留再返国，后来成为中国有数的著名酿酒专家和教授。
留欧期间，他为国内不同刊物写作通讯，1936年6月5日起，以“在欧洲的几个作家”为总题，在《中央日报》副刊《贡献》上发表过一组四篇短文，第二篇题为《高长虹在瑞士》。尽管高长虹去国已经五年，还有很多人关心他。文章发表在6月6日，十天后，创刊不久的上海《星华》半月刊就在第一卷第四期原封不动转载。接着《北平新报》接力，虽然经过改写，但没有触动主要内容，署名无可。
文章很精简，二百多字，这是《贡献》编辑对作者的要求，“要短，短至二三百字亦可”。朱梅的文章虽短，却概括了高长虹1933年至1936年的欧洲行踪。其中初到巴黎的情况，是作者亲眼目睹：
高长虹到德国住了几个月后便到巴黎，记者在巴黎曾碰见过他好几次。他的生活真可以讲得上“普罗”，住在拉丁区一个“没有火”的小旅馆里。有时一天花九十生丁买一个面包，就在街上大吃，那样便也可以过一天。而且他还给洋山芋取了一个新名词，叫做“灰色蛋”，真也算是穷开心。
另一个见过高长虹在巴黎的狼狈相的人，是任职外交官的杨玉清（1906—1995），1934年7月被派到法国担任大使馆秘书，比朱梅晚一年到巴黎。他在1985年写的回忆文章《抗战前夕的巴黎华侨和留学生》（刊《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5辑社会》）有一小段高长虹的记叙：
流落在巴黎的留学生、文人也不少。山西人高长虹，曾经反对过鲁迅。他在巴黎就形同乞丐……他在巴黎住的地方我去过，房屋非常陈旧，周围住的都是中国人，可以说是巴黎的 “唐人街”。
他描写的地方就是唐人街，在里昂车站周围。青田华侨早期多业货郎挑，叫卖东方小玩意，以巴黎为中心，到四乡做生意，早出晚归，为了方便乘搭火车，因此聚居此处。这段文字证实了朱梅所言，高长虹的处境十分困难。然而杨玉清使用“流落在巴黎”，或者“形同乞丐”这些贬词，那是因为他不认识真正的高长虹。事实上，高长虹根本不认为自己流落他乡，更不是讨钱过日子的乞丐，一穷二白的困境没有改变他的作家本性。试看《高长虹在瑞士》的描述：
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作《中国》，当他每一章写完了，就有人替他译成英、意、德、西班牙文。
高长虹本人在1935年写的《途中之歌》有一段与此呼应：
这时便闯进了文化朋友,
一个个追问着争先恐后。
这个问：《中国》完成第几卷？
那个问：《行动学》已长成否？
第三个还没有开言，
展给我爱因斯坦的新著。
诗句流露出一种兴奋心情，他的确有理由骄傲。踏足异国巴黎，不足一年，他的作品便出现在法国刊物上，不是二三流的跛脚鸭，而是“巴尔比塞，在他主编的《世界》周刊上有过我的小说的踪迹”。（高长虹《高尔基和他的金言》）巴比塞是当时红透法国的大作家，1927年创办的《世界》周刊，与共产党的《人道报》和罗曼·罗兰的《欧洲》月刊鼎足三立，被称为左派三支大纛，拥有广大的读者群。1935年8月巴比塞病死莫斯科，该刊于10月终止。
高长虹的作品刊登在1934年2月17日第294期，目录印在封面上，高长虹占据头条，引人注目：“高长虹（Gau Tchang-Hung）精彩的短篇小说新作”。正文安排在杂志的中心，占据中央双页，文末小字说明：“待续，将在最近一期刊出”。“最近一期”其实就是紧接着的2月24日第295期，一样占用两版篇幅，正反面排印。
两次刊登各带两张插图，画中人物是中国劳工。作者是著名的德国流亡画家林奈（Max Lingner，1888—1959），他在《世界》周刊1935年结束后，转任《人道报》插图画家。纳粹覆灭后，他在1949年返回东德，在美术学院任教，度过最后岁月。
高长虹小说《中国矿工》的法译连载（巴黎《世界》周刊1934年2月两期，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高长虹的小说题名《中国矿工》（Mineurs chinois），读完之后，发现这不是一篇传统的短篇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描绘中国一个煤矿村子和矿井的面貌，短小的篇幅，却出现十多个人物的名字，就像导演一面在舞台上搭建布景，一面让演员出来走过场，自报名字，预告大戏还在后头。小说的标题使用了“中国”两个字，毫无疑问，这就是长篇小说《中国》的开头章节，以高长虹自己熟悉的家乡山西为背景，主角是煤矿工人和村民。
小说刊出时，没有法文译者的名字。高长虹本人不懂得法文，必须通过其他人翻译。但是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没有几个法国人的名字，除了罗曼·罗兰和巴比塞，只有《政治的新生》的中文题献：“纪念法友Paul Vaillant-Couturier”。这位法友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瓦扬-古久里（Paul Vaillant-Couturier，1892—1937）。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能写，能编，能画。出任《人道报》主编的数年时间，把一份小型的政党报纸改革为法国一流现代新闻大报。
中国热的另一个表现是刊物发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法译，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打破中国古典文学的独霸局面。高长虹的《中国矿工》是这次热潮的第一个浪峰，这时是2月，接着法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的官方刊物《公社》（Commune）出版3、4月份合刊，编辑成“革命的中国”特辑，介绍中国革命文学，发表了戴望舒翻译的丁玲《无题》、张天翼《仇恨》和彭湃日记节选等作品。到了8月份，《世界》周刊意犹未尽，又在第307期和第308期发表了胡兰畦的《会客》和《铅笔》，这是后来出版的《在德国女牢中》的两章，署名阿珍（A. Tsen，译音），成为这场小中国热的尾声。
刊物这样集中发表中国作品，并非以前没有人想过，但有一个具体困难。中国作家不懂法文，必须翻译，而熟谙中文的法国人很少，东方语言学院培养的毕业生都被外交部网罗去了。敬隐渔在1926年至1927年翻译《阿Q正传》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本是一个好开头，却因病中断。解决这个死结的人正是古久里，他在离开上海回国途中，把不久前接到的戴望舒从里昂邮寄来的信及文章，转交给青年作家艾田蒲（René Étiemble，1909—2002），请他邀请戴望舒参加他们的作家协会活动。艾田蒲当年才二十五六岁，与古久里志同道合，同为中国之友法国协会的发起人。他当时正在东方语言学院攻读汉学博士学位，由他来处理中文翻译实在很合适。由于文艺界经常举行朗诵文学作品活动，这就促成了他与戴望舒的合作，分头翻译，互相帮助，把中国当代作品介绍给法国人。
高长虹的《中国矿工》大约也在同一时期通过《人道报》到达古久里手中，即使寄到《世界》周刊，巴比塞也会交给古久里处理，他们是老战友。艾田蒲一个人应付不了不要紧，周围有一班读汉语的同学，有需要的同学还可以趁此机会赚点稿费，改善生活。
古久里这一年开始与妻子分居，继而离婚。1937年9月与一位《人道报》女记者结婚，一个月后去世。这时高长虹已经返回中国，正准备出版新集子《政治的新生》，噩耗传来，为了纪念这位法国朋友，临时插入一页题赠，令这本书成为一本双题赠的书。
《世界》周刊发表作品，本应鼓励高长虹的写作热情，然而他却跑去荷兰，这次旅行至今没有找到直接他证，只有他本人留下的两个痕迹，一是在《政治的新生》序言的两句话：“一九三四年在荷兰创办救国会，编印《救国周报》，于对日作战，略有陈述”，另外，还有一首题为《变戏法歌》的短诗：
路遇一个魔术家，
他我都把戏法耍，
他的戏法耍得好，
银钱一赚一大把，
我的戏法耍得坏，
腰中不剩一个大。
问我戏的什么法。
新法发明第一家，
能使中国变强国，
能使荒木变衣架。
劳动家能变执政，
军阀能够变军人，
富人变得行好事，
官僚政客变书生。
煤变金来金变纸，
也如理论信用使；
仇敌可以变弟兄，
变戏法的变兵士;
谣诼侮蔑变歌颂，
戏法变成真的事。
旧作，在荷兰
朱梅此时已经去了比利时读书，他也听到高长虹荷兰之旅一些消息：
他对于政治也很热心，从巴黎特别去到荷兰，因为想做一点救中国人的运动，但被荷兰政府把他驱逐了。以后再回到巴黎［……］
单枪匹马到陌生的荷兰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充足的经费。可是高长虹在法国没有工作收入，生活朝不保夕。何况荷兰华人数目很少，1933年荷兰警察总局统计只得1974人（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要大显身手也不会到那里去，除非背负团体交给的任务。然而，那时法国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仍处于酝酿期，谈不上到其他国家去传播。那么他的旅费从何来？杨玉清回忆文章有一句话引人注意：
我有时私人帮助他一点钱。以后商定免费送他回国，但是几次把他送走了，又回来。
大使馆救助留学生是常见的事，但是“送他回国”只限买好船票或火车票，不会派人押送。当时的车船票可以退票换钱，票到手后，何去何从，就凭当事人决定。高长虹显然接到过大使馆的回国帮助，但无意返国，于是跑到荷兰去了。他被驱逐回到法国后，继续同样的工作，“做一点救中国人的运动”：
一九三五年负责旅法救国会工作，一二八纪念日在巴黎创刊《中国人民报》，对民族总动员，有较具体的意见发表。（高长虹《政治的新生·序》）
在当时抗日呼声日益高涨情况下，中国大使馆没有理由对这样的人苛责，所以才会出现“几次把他送走了，又回来”的情况。
那么“几次”的第二次在什么时候呢？朱梅的通讯说：“以后再回到巴黎，住了不久便去瑞士”，大约在1935年夏初，6、7月份之间。像旅法救国会这类民间团体，都是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只有大使馆才能让高长虹再次远行。
3
日内瓦《东西文化》（1935—1936）
高长虹去瑞士只是权宜之计，前路不明，但他不改作家本色，一踏足瑞士，就在日内瓦和瞿里希（苏黎世）两地，写下三首感怀诗《日内瓦》《文西》和《来梦湖》，无论用字、韵律和意境，都富有创意。然后，他去德国钻图书馆：
前年的夏天，我在Frankfort中国学院看到Senica上有一篇文字讲。大意说，中国还没有新哲学原因是，中国人还没有消化了欧洲的学术上的滋养料。
这是他的文章《实验的国防科学》的几句话，1937年1月2日成文于巴黎，“前年”就是1935年。他去的地方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那里是法兰克福学派左倾哲学家的大本营。1924年该校设立汉学教授席位，聘请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德国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担任。传教士出身的卫礼贤是著名的汉学家，他翻译的《易经》被誉为最佳西方语言译本之一。他上任之后，在1925年创立“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中文官式称呼是“中国学社”，旨在促进中德文化交流。
高长虹读到的出版物Senica应为Sinica（拉丁文“中国的”），全名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研究所在1928年由傅斯年、顾颉刚和杨振声创建，同年开始出版集刊，从南京到台北，坚持数十载，直到如今，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相当名气。
高长虹从德国回到瑞士后，开始研究和写作中国文化的特点：
同年［1935年］夏秋旅行瑞士德国间，草《行动，科学与艺术》一书，分上下两部。上部论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下部为国防政策。后译入德文，西友见者，不无重视。惟因种种缘故，除一二篇英德译文零星发表外，全书终未公布。（高长虹《政治的新生·序》）
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的馆长室（1937年，瑞士私人收藏）
瑞士是一个出名严格执法的国家，高长虹选择作为栖居地因为可去地方不多，剔除德国、荷兰和法国，只剩下比利时、意大利和瑞士三国。比利时太近似法国，意大利语言不通，瑞士却可使用德法英语。国联选择在日内瓦设立总部后，这个城市在1930年代成为世界外交中心。1933年7月，由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倡议，中国政府在文化界人士支持下，在日内瓦开设了一间大型的中文图书馆，宣扬中国文化。1934年8月开始出版学术月刊《东西文化》（Orient et Occident），高长虹在1935年4月首次在该刊发表作品。这时他应该仍在法国，无论直接投稿，或是译者代庖，这家图书馆的存在和杂志的出版无疑影响了他对目的地的选择。在高长虹的海外日子里，无论在日本或欧洲，图书馆都占有特殊位置，除了写作，图书馆几乎就是他的全部生活。沈静在1941年11月的《记长虹》里写过：“回国以后，他告诉我，仅仅说大部分时间费在图书馆里。”
把热血的人变得沸腾,
图书馆的全称叫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La Bibliothèque Sino-Internationale, Genève），主馆设在日内瓦，收藏和提供古今中文书籍，李石曾带头捐赠了一批中国古书。分馆位于中国上海，以介绍西方出版物为主。日内瓦主馆由留学德国的胡天石（1901—198？）主理，馆务表现活跃。除了提供中文图书阅读，还开设中文语言班，举办中国文化艺术展览和讲座，出版杂志和书籍。由于藏书不断增加，曾经两迁馆址以扩大面积。1937年日本侵华，上海分馆关闭，日内瓦馆继续运作，直至1948年结束。1950年，李石曾把藏书转移至南美乌拉圭国家图书馆，1991年由该国交还台湾中央图书馆。胡天石本人在1949年返回中国，在北京外语学院教授德语，1980年代中期去世。
该馆出版的杂志有两种，《东西文化》是文字刊物，面向西方读者，因此以外语出版，保留作者使用的不同语言，英、德、法三种文字混印。作者群源自中外学者和官员，以及中外大学的博士生，文章中不乏学位论文。杂志出版两年后停办，共得24期，因为馆方要集中力量，发展晚一年创刊的《中国画报》（La Chine illustrée）。这是一本以图片为主体的刊物，读者群比文字刊物更广泛，更有利传播中国文化。
高长虹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1935年4月《东西文化》第1卷第9期上，这是一首诗歌的法译，诗题《给巴黎的中国学生》（Pour les étudiants chinois à Paris），回国后入集《政治的新生》，另立题《中国》。法译根据中文原诗翻译，两者相比，基本直译，质量相当好，忠实于原诗而且达意，偶有翻译中常见的小调整，另外诗中有两段的位置互换，但不影响全诗意思。现把中文原诗和根据法文版还原的中译如下列出：
中国
正义和牺牲，
你们把着臂，
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
巡行了去吧！
到小旅馆的小房间里，
使有血的血热，
使热的血沸腾，
你们巡行了去吧！
你们使沉默者言
而言者行
置旁观者于中路
巡行了去吧！
到饭馆和咖啡店里，
散布不安到舒服的胃：
这必须争一口气！
你们巡行了去吧！
别讨厌谨饬之士，
怯懦是勇敢的未成阶段，
是要苦行的时候，
你们巡行了去吧！
看！艺术家还在顾影自怜，
给琴曲以奔腾的旋律，
涂画布以肉搏的幻象，
你们巡行了去吧！
课堂上掀起爱国的篇页，
睡眠中吹送捐躯的梦，
变散步为进军的步伐，
你们巡行了去吧！
今天，明天到后天，
你们将普受赞美，
你正义和牺牲，
巡行了去吧！
到敌人绝迹的时候，
到独立完成的时候.
我们将要巡行着歌颂你，
正义和牺牲的名字。
一九三五年，作于巴黎
给巴黎的中国学生
正义和牺牲，
你们可知中国人住处？
你们把着手，
巡行了去吧！
走进小旅馆的陋室，
把温血的人变得热烫,
把热血的人变得沸腾,
你们巡行了去吧！
把犹豫者带上路中央，
让沉默者开腔，让多言者行动，
以羞耻的鞭子抽打正直的人，
你们巡行了去吧！
到饭馆去，到咖啡店去，
让所有肠胃塞满不安，
思想需要新鲜的空气！
你们巡行了去吧！
让冷漠谨饬的书生
愈来愈害怕发抖,
怯懦与勇敢不过一槛之隔,
你们巡行了去吧！
让课堂谈论中国的解放,
让睡眠吹送捐躯的梦,
让漫步变成进军的步伐,
你们巡行了去吧！
顾影自赏的艺术家何在？
让他们把轻歌变成激荡的节奏,
让他们把悸动的血肉涂满画布,
你们巡行了去吧！
今天，明天和后天，
你们到处受到称颂，
正义和牺牲，
你们巡行了去吧！
当敌人消声灭迹,
当独立自主实现,
我们其他人去巡行,
歌颂你们的光荣：正义和牺牲！
长虹
这是一首宣传救亡运动的诗歌，显然写于为旅法救国会工作期间，成诗日期不会晚于1935年2月。法译发表时，杂志的目录没有作者的名字，只有内文署名Tchan Houng。该年12月的总目录则署作者全名 Gao Tchan Houn，可见编辑是中国人，认识高长虹，知道他的姓氏。
这年秋天10月，《东西文化》第2卷第3期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行动与诗》（Activity and poetry），这是一篇英文文章，署名Changhung。无论标题或内容，都很像他同年完成的《行动，科学与艺术》的一个章节。如果属实，让人窥见此书不是长篇的理论研究，而是一本随笔文集。高长虹的文章强调从远古到当代，中国诗人一直积极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行动。“行动”是他从日本时期就开始探究的题目，1938年回国后，仍念念不忘。除了在文章中不时讨论行动与文化的关系，例如1939年9月在汉口作《中国文化的行动成分——从战时文化的发展到国防文化的建立》，又在1940年4月试图发起组织行动学社。他先写了一篇文章《行动学社缘起》，接着在6月间发表了《行动学》的第一章开头断片，但最终没有下文。
他的第三篇作品《中国绘画与行动》（Chinesische Malerei und Tat），刊登在1936年2月《东西文化》第2卷第7期。单看标题，就知道这是《行动与诗》的姐妹篇，论述范畴从诗歌移至国画。发表文字使用德文，署名高长空（Gao Chang-Kung）。校对不严是《东西文化》的弱点，Kung与Hung只相差一个字母，但是目录及内文使用同一拼写，无法确定是否误排，因为有另一个可能，这是德文译者自创的拼写。
高长虹在这本杂志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使用法语、英语和德语，证实了他本人和朱梅所说的话，在朋友帮助下，他的作品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这是任何旅欧中国作家或留学生都没有过的经历，经济条件不好不仅没有妨碍他的文学创作，也没有影响他与西方文学界的活跃交往。
高长虹在瑞士的居留日期大约在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整整一年时间，这令人想起他在弗里堡的好朋友阎宗临。这个城市离日内瓦不远，140公里左右，有铁路相连，见面很方便。梁佩云女士跟随阎宗临在1934年返回瑞士读书，高长虹外甥言行二十世纪末访问她时，没有提及这个时期两人曾否见面。然而，阎守诚的《阎宗临传》有一段话与日内瓦图书馆有关：
［1934年］父亲回到弗里堡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主要是给学生讲中国近代思想史。期间，曾在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做过两次学术报告，一次题为《中国文化概观》，另一次题为《老子的哲学》。
虽然没有提供这两次报告会的日期，但是《东西文化》刊登过阎宗临以法文撰写的两篇文章。第一篇《中国现代文学》（La Littérature moderne chinoise），在第2卷第1期和第2期连载，时为1935年8月及9月；第二篇《中国文明概观》（Aperçu général sur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发表在1935年11月的第2卷第4期。
两文中，《中国文明概观》与阎守诚所记载的报告会讲题之一《中国文化概观》一致，因此这两篇文章应当是两次报告会的讲稿。由此推算，阎宗临到日内瓦演讲的日期，与高长虹的居留时期交错，除非他刚好去了德国法兰克福，否则两人必定会见面。事实上，他们的交情十分深厚，在阎宗临第一篇文章《中国现代文学》里就能找到例子。文章的第四节列出新文学运动四位代表诗人，前三人是徐志摩、郭沫若和冰心，第四人就是高长虹：
长虹（Chang Hon）。他在1926年领导过一场诗歌运动。从各方面看，运动没有成功，因为读者看不懂不常用的词语。长虹的诗歌晦涩神秘。每个句子隐藏着一个特别意义，经常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这些黑色笔划下面有何奥秘。他抱怨读者缺乏深度，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诗歌虽然不通俗，但他的一些作品，例如《献给自然的女儿》和《给……》，却是最出色的作品。
阎宗临把高长虹列为中国四大诗人之一，不能不教人猜疑与私人交情有关，但是他持论公允，不偏不倚，十分学院式，不能说徇私作弊。
4
致罗曼·罗兰三封信（1936）
高长虹在瑞士的作品相当多，显示他没有经济困扰，生活无忧，能够专心写作。《高长虹在瑞士》最后一句话透露了其中缘由：
据说他最近每年得到一千元官费，故他现在去瑞士也可以马马虎虎的生活，而继续写他的作品了。
作者朱梅当时在比利时，没有见到在瑞士的高长虹，只是把留学生间流传的消息写进通讯。本来官费指政府供给留学生的费用，高长虹从未在大学注册，而作家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因此他的官费性质还有待澄清。
时间飞速过去，踏进1936年，“每年官费”只剩下几个月就结束，能否再次得到是一个未知数，高长虹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也因此产生离开欧洲的念头。在这节眼上，他在1月18日发出给罗曼·罗兰的第一封信。这是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瑞士门德里西奥（Mendrisio）小镇的黑白风景，高长虹使用罗曼·罗兰的“标准”地址。最早使用这个地址的中国留学生是敬隐渔，来自罗曼·罗兰给他的第一次复信，四五年后，敬隐渔抄给李又然，李又然抄给阎宗临，阎宗临抄给高长虹。信文精简到无可再简：
亲爱的罗曼·罗兰大师，
如允拜访，请赐数言。
问好！
长虹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
日内瓦
马依大道22号
汉尔特转交
所有中国留学生写信给罗曼·罗兰都用法文，包括李又然，他曾习英文，初到里昂时，不谙法文，宁可请人代笔。高长虹以英文书写，罗曼·罗兰对英文不如德语精通，英文书信一般由他的妹妹玛德兰代办，她有英语教师高级文凭。此外，此信署名Tchang Hung（长虹），虽然高长虹在《再讲一件小事》曾经宣称，“我的习惯是只写名不写姓”，可是这有违中国人写信给长者的传统规矩，何况这是第一封信，高长虹在这里表露出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
罗曼·罗兰虽然尽量每信必复，但面对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没有任何自我介绍，就像跟蒙面人打交道那样。何况这封信请求登门拜访，由于写作和社会活动繁忙，他只有星期天才能见客，因此每次都严格挑选，都有目的，不是为了闲谈。高长虹不可能接到回信。
他等了三个月，寄出第二封邮件，仍然和第一封那样与众不同。档案现存一个信封和两份附件，没有信函。其他人的书信收藏都是巨细无遗，看来这封信也完整无缺。寄信时间要看信封上的邮戳，1936年4月3日。信封背面写着寄信人的名字长虹（Tchang Hung），地址在日内瓦哥兹－莫南街二号。这个地方与第一封信不同，可见他在此期间搬过家。
信内两份文件是他的两篇作品，已在《东西文化》发表。第一篇是诗歌《给巴黎的中国学生》的法译，这是一页使用蓝色碳纸的打字副本，大约是译者给他的。诗句与署名和《东西文化》所刊完全一致，但他没有注明曾经发表。
第二份是《东西文化》的剪报，从原刊裁切出来，两页，页眉上印着杂志的名字。文章使用英文，标题《行动与诗》（Activity and poetry），文末署名 Changhung。纸张和印刷的质量都很好，至今完好如新。
高长虹寄给罗曼·罗兰两页剪报的《东西文化》（1935年，作者收藏）
在这封信后不久，高长虹接着寄出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继续独树一格，使用一张瑞士琉森湖的风景明信片，没有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也没有日期，从邮戳才知道在1936年4月10日投邮，距离上信刚好一个星期：
罗兰先生伉俪，
今天往访安娜－梅里莎·格拉芙小姐。她外出未归，我改天再访。
我可能这个月从威尼斯前往奥德萨，因为听说这条路线最便宜。
我在新世界有几位朋友，不过我希望罗兰先生能够给我一些“信息”。我只有稿酬用来支付旅行费用！干草原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旅途终点。从阿尔卑斯山到喜马拉亚山的旅程非常艰难！
此致文化与和平的敬礼！
长虹
信中提及的安娜－梅里莎·格拉芙（Anna Melissa Graves，1875—1964）是美国一位女教师和作家，曾周游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多国，包括中国在内。她除了教授英语，还是一位活跃的和平主义者，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的重要成员，在1930年代国联时期经常到日内瓦活动，与罗曼·罗兰时有来往。高长虹本人没有留下欧游生活的任何回忆文字，无法知道他与格拉芙夫人在何种情况下相识。
这封信以Changhung署名，与第一封Tchang Hung不同。信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他计划离开欧洲，前往苏联或者美国。但是旅费只有稿费来源，因此暗示罗曼·罗兰资助。这也解释了他上一信寄上两篇文章的用意，以此作为自我介绍，让罗曼·罗兰知道他的作家身份。
在明信片背面，高长虹加上两句附言，和信文一样，使用英文：
长教授（Prof. Chang）翻译过罗曼·罗兰倡议的《精神独立宣言》，目前imprisonal！能否赐告巴黎《欧洲》杂志的地址？
高长虹在欧洲没有当过真正的大学生，在这里却以第三者口吻自称“长教授”，大概为了引起大师的注意。他使用了一个自造的英文字imprisonal，表示“无法动弹”。
他没有成功与罗曼·罗兰建立通信，更没有见过面，写信时机不适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尤其第一封信，信到时离罗曼·罗兰七十寿辰的1月29日只有几天时间。这一年的庆祝规模媲美十年前的1926年六十寿辰，只是换了庆祝者，不再是来自全世界的作家和学者，而是一大群左派政治人士，法国共产党、社会党、人民阵线政府，还有斯大林的苏联传媒，他们为他戴上国家英雄的冠冕，为他开大型公共祝寿会，他自己也认为坚持多年的和平主义理想和对苏联的支持，终于得到法国人民的认同。庆祝活动及余波持续了好几个月，可以想象在这股热潮中，仅有两句话的高长虹明信片，早已被洪水滔滔的信件和电报所淹没，能够幸存下来，已经是难得的运气。
罗曼·罗兰一直努力回答所有人的来信，但高长虹的信实在特殊，因此档案和日记都没有发现有关痕迹。高长虹在《高尔基和他的金言》使用“通信”这个词来形容他和罗曼·罗兰的交往，即使曾经接到回信，罗曼·罗兰也没有满足他的“信息”要求，无论苏联或新大陆的远游计划都没有实现，大约在6月份就离开瑞士，折返巴黎。
5
《欧洲》余音（1937—1939）
巴黎的华人世界在他离开期间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国内的抗日呼声在这里引起巨大的回响。国内来的知名人物不断在这里出现，有些来开会，有些来避难，有些仅仅路过，留学生和华侨社团忙于大大小小的欢迎会和演讲会，救亡运动迅速升温。
高长虹虽然个性孤高，但对抗日和国内政治的大是大非却毫不含糊，积极参加活动。余敢（1906—1995，原名余宗范）当时担任法国反帝大同盟主席，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在1987年的《回忆在巴黎的抗日活动》（刊《淮阴文史资料 第六辑 拳拳爱国心》），提及高长虹是反帝大同盟的成员，称他为“同志”，曾与他讨论过和方振武将军联合的问题。
杨玉清的回忆文章也观察到他这方面的表现：
在巴黎留学生活动的中心，有一个叫“中国书报社”，负责的是广西人谢康。谁都可以做社员，但得缴纳会费。我也是社员，每月交会费20法郎。陈铭枢、陶行知、徐寿轩、胡秋原、高长虹等，也常以此地为活动之所，开过多次座谈会，有时事座谈会，有文艺谈话会等。1934年10月10日在中国馆万花楼聚餐，陶行知等讲了不少的话。
1939年9月8日高长虹《读〈去国草〉后感并悼礼锡君》有一句：“礼锡君我常以为他是一个青年外交人才，在国外相谈时很不少。”王礼锡是当时英国最活跃的中国救亡运动代表，相信高长虹就是在这类的场合与他见面长谈。救亡运动到1936年9月达到高潮，由欧洲多国华侨社团组成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成立，高长虹与王礼锡当选为宣传部的干事，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从这个时期到1937年上半年，他忙于宣传抗战，个别作品后来入集《政治的新生》，还有更多有待发掘。他看到周围的留学生纷纷回国，同赴国难，在瑞士产生的归国愿望越发强烈，流露到笔尖下面。最先在这年1月的《实验的国防科学》说，“如我今年能够回到中国”，到了3月，归心似箭发展为一首诗《欲归不得，俚歌解闷》：
一只云雀天上飞，
我不爱她还爱谁？
一只云雀飞下地，
我要娶妻单娶你！
不爱云雀好身材，
不爱云雀声和谐。
最爱此雀落地时.
一片云从日边来！
理想之死本来少，
已经有人抢去了。
求爱得生若非假，
我待飞行君待架。
一九三七年三月作于巴黎
他还要耐心一年才实现回国愿望，1938年3月，他前往伦敦，从那里坐船返国，没有人知道他从何处拿到旅费。轮船的目的地是香港，他上岸后没有落脚的地方，流落街头，有一天白日在路边入睡，被偶然路过的潘汉年认出叫醒，这时已是六月天。这幕场景恍如黄粱一梦的结局，然而高长虹经历的欧洲梦一点也不虚无，他跑过很多地方，实地认识了西方世界，在图书馆尽情沉浸，写成的作品令多少留学生羡慕。他孑然一身，却像几个人那样生活，外文名字收集起来有八个之多：Tchang Hung，Tchang-Hung，Tchang Houng，Changhung，Chang Hon，Gau Tchang-Hung，Gao Tchan Houn，Gao Chang-Kung。如果说这是梦，这是一场多姿多彩的梦，人回国后，梦还在后面延续。
《欧洲》月刊发表的高长虹两篇文章（1937—1938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就在1938年3月高长虹离开欧洲的同时，罗曼·罗兰创办的《欧洲》月刊在第183期“艺术评论”栏目下，发表了他的文章《中国绘画中的象征主义》（Le symbolisme dans la peinture chinoise）。这是一篇法文稿，署名Changhung。作者引经据典，介绍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从唐代李思训，直到清朝诸家，然后分析山水画五大类别的象征功能：土壤、休闲、失意、阳刚和有生命的自然。
1939年2月，他回国已一年，又有一篇文章《中国新文化》（La nouvelle culture chinoise）刊登在《欧洲》第194期上，放在“中国来信”（Lettre de Chine）栏目下。文章在法国写成，返国前交给翻译者，中文原题是《中国新文化的个性》，在1937年1月写成的《实验的国防科学》，高长虹曾经提及：“为什么中国不需要新哲学，也不能有新哲学产生，我在《中国新文化的个性》一文中已约略讲过了。”在法译里不难找出这句话的来源段落，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中国新文化运动会产生新哲学吗？肯定不会。这不是一个搀杂或同化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中国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已经逐步抛弃哲学。
在给罗曼·罗兰最后一封信中，高长虹询问过《欧洲》杂志的地址，可能希望得到大师推荐。因为他知道，在这本一流刊物发表文章是很多人的追求，因此选稿门槛很高，基本上只采用名家来稿或特约稿件，很少新人能通过投稿发表。在中国留学生中，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和另外两篇文章由罗曼·罗兰亲自护驾，盛成唯一的一篇也是通过同样的路径，梁宗岱两首诗由作家朋友普雷沃直接带到杂志社，他当时是杂志编辑。无论自行投稿或第三者推荐，首要条件是文章的水平。谢冰莹的《从军日记》也由罗曼·罗兰推荐过，但最后还是被编辑部放弃。
高长虹显然没有这几位留学生的运气，但他的写作才能不低于他们。他的第二篇文章署名Tchang-Hung，与前一篇所署的Changhung不同，可见法译者不是同一人。当年中文在西方并不流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名字有如天书，敬隐渔《阿Q正传》第一部分刊登时，鲁迅译名Lou-Siun在目录印成Lou-Tun。如果寄稿人不作说明，编辑部接到Tchang-Hung的稿件，很难猜出就是一年前的Changhung，他们只是凭作品本身作取舍。两篇文章连续发表显示出高长虹长年埋首图书馆，不仅研究有成，而且掌握了向西方人解释中国文化的技巧，写出的文章达到法国大刊的要求。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发表渠道是自行投稿，由本人寄出或者译者代劳，没有依靠第三者推荐。
高长虹在欧洲艰苦地生活，在多个国家游荡，漫长的六年多时间，居无定所，但是他心中的文学探索火焰始终热烈燃烧。路不空行，时不空过，虽然这个时期的作品还未完全发掘出来，所知数量不及国内时期，但已十分丰富，而且刊登在主流杂志上。他重视向西方读者宣扬中国文化，面对语言屏障，仍千方百计把作品变成各国文字，并且坦然承认，不像某些人那样遮遮掩掩。这种进取精神和开阔的胸怀，让他在欧洲留下的文学印痕，不会轻易被时光抹掉。
（本文刊《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