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区作为五代古都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了历史丰厚的馈赠，保存了较多的文物。概括地说，东城文物具有数量多、品级高、内容丰富三大特点。到目前为止，全区境内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15项。其中仅国家级就有15项，占全市43％，这中间故宫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3项，占全市24.7％；区级57项（包括7通石碑）。
这些文保单位中既有宣告新中国诞生的天安门，又有洒满革命志士鲜血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地；既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带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恨辞世的纪念室，又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为追求革命真理到北京住过的简陋小屋；既有历代皇帝住过的皇宫，又有民居四合院；既有王府、衙署、仓储，又有名人故居和学府……真是丰富多彩。
对这些历史遗迹，区委书记许海峰同志在几年前就指示过：“要充分利用这些文物资源，要让死文物为活人服务，成为活教材。”因此，我们特占《东城区文史资料》一席之地，分别介绍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瑰宝，本期介绍部分名人故居。
蔡元培故居
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的蔡元培先生曾在北京有三处住宅，一处在宣武区绳匠胡同，一处在西城区背荫胡同，另一处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而只有东堂子75号被作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下来，这是为什么？原来，这处住宅与“五四”运动有关系。1919年5月，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非常悲愤。
于5月2日在北京大学饭厅召开学生代表会，在100多人参加的会上，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本来决定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但在5月3日，已有消息传出：“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汪大燮（曾任交通、外交总长、署国务总理）得此消息，万分焦急。
有人建议将此消息通告蔡元培。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蔡元培家。当晚蔡元培就召集北大部分学生代表罗京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到家，告知此消息。代表们连夜讨论，认为事不宜迟，于是第二天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后来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在一次纪念“五四”运动的会议上还提到这件事。
他说：运动原订于5月7日举行，后因事不宜迟，国际压力已来，于是提前了，这消息是蔡先生传来的。当“五四”运动发生后，许多爱国学生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蔡元培不顾威胁，联络北京14所学校校长前往总统府、教育部、警察厅请愿，要求保释被捕学生。当被捕学生返回北大时，蔡元培亲自在欢迎会上祝辞，勉励学生，而反动政府对蔡元培的攻击和威胁也逐步升级，他们认为北大学生“闹事”是受他的唆使，扬言要刺杀他，还要烧掉北大的房子。
蔡元培出于对北大学生安全的考虑，决定离校。这使学生又掀起了“挽蔡运动”。反动政府迫于压力，只好请求蔡元培复职。在学校欢迎会上，蔡元培希望学生永远保持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与“自动精神”，为中华民族幸福而奋斗。因东堂子胡同75号有这段历史，故尽管简陋，所以还是定为“蔡元培故居”而保留下来。
这所房子是蔡元培1917到1919年前后租用的。原有东、西各3进院落。大门原在中间，红色，面阔1间，马车可以直接进去。现在分成75、77两个院落。大门已改成一间住房，75号在东边又开一小门。进门西的5间倒座房是蔡元培寓此时的客厅。第二进院北房3间，前带走廊，左右各带1间耳房，南房4间，东西厢房各3间，北屋西耳房原有门通西院（77号）第3进北房5间，前带走廊，西边2间现在属于77号。
蔡元培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但他后来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情维新派。190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团体，宣传排满革命。后留学法国，辛亥革命后回国。历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他主张新旧思想兼容并包，他是著名的教育家。“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1932年与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移居香港，拥护国共合作。
1940年3月，他在香港病逝，周恩来曾为他作一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茅盾故居
茅盾，这个名字在中国稍有些文化的人中间都不会陌生，中学课本就选过他的作品《白杨礼赞》、《春蚕》等，当然，如果看过《子夜》、《林家铺子》等小说的，就更会钦佩这位文学大家了。他不仅写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也有许多文艺论著，还翻译介绍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文学巨匠。
现在北京的茅盾故居严格说来不能算故居，他是1896年在浙江省桐乡出生的，故居应在浙江。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至于为什么叫这么个怪笔名，还真有一段经历呢，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后，他的名子被列入国民党通缉名单内。那时他从武汉回到上海，一时无以为生，朋友劝他写稿出售。于是他不到2个星期写成了《幻灭》的前半部，打算先给叶圣陶看看，就随手写了个笔名“矛盾”（因为以前用过的“玄珠”、“郎损”等此时都不能用了）。
为什么取“矛盾”呢，因为在“五四”以后，到大革命失败他看到许多社会矛盾，也看到自己思想、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因而取此二字。但小说交给叶圣陶后，第二天叶就找到沈雁冰，说写得好，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但这笔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就不好办了，不如干脆在“矛”字上加个草字头，成为“茅”字，《百家姓》中有“茅”这姓，可以蒙混过去。
茅盾后来说：“这当然有点近乎‘掩耳盗铃’，不过我也没有一定要反对的理由。”于是“茅盾”这个笔名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北京的茅盾故居在东城后圆恩寺13号，是1974年12月直到他去世的寓所。这是一座极普通的两进四合院，既没有气势宏伟的大门，也没有雕梁画栋的建筑，更谈不到楠木装修、假山花园。这院里只有20几间阴阳合瓦的平房。一间大门，进门影壁上镶着邓颖超同志题的“茅盾故居”金字横匾，院中间有一座茅盾半身石雕像。
前院北房3间，东西厢房各3间，倒座房6间，西厢房原为会客室和藏书室，东厢房为饭厅，其余为家属和服务人员住房。正房东侧有一通道，可进入后院。后院较窄，有6间北房和2间西房。北房前有2棵太平花。这北房就是茅盾生前的工作室兼卧室。
前院现在开辟了两个陈列室：正房3间为第一陈列室，东厢房为第二陈列室，分别陈列着他从青年时代到全国解放前夕以及解放后直至逝世这两段时期的实物和图片，介绍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情况；实物包括手稿、作品初版本、信件，手迹以及他主编过的文学刊物等400多件。
从陈列室中，可看到他不平凡的一生：作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先驱者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从17岁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但不幸的是1928年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尽管如此，他仍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
1930年同鲁迅一起参加并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亲自主编《文艺阵地》杂志，号召人民起来抗日，推动抗日文艺的发展。抗战胜利后，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积极参加反独裁、反内战运动。解放前夕，参与筹备并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逝世前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后院北房，完全按茅盾生前样子陈列，迎门第一间是起居室，一排书柜占据了整整一面北墙，但这远远不是他藏书的全部，其它书，包括他自己著作的各种版本，已收藏在起居室西边专辟的“茅盾文库”中。书柜前有一对单人沙发，室内东侧临窗的大写字台，就是他的工作台。工作台上除纸笔外，还有一个翻开的台历：1981年2月19日，这是他病重入院前亲手所翻的最后一页。
起居室东有门通卧室，站在卧室门口使人简直不能相信，这位有着40卷文集1600多万字著述（还不包括翻译作品和古籍选注）的文学巨匠，晚年读书、写作、休息的房间竟是如此简朴：室内正中横放一张小床，床左侧案几上有许多布缝的小口袋，里面装着他平时亲手收集的剪报资料，几上还堆放着写回忆录备查的旧时期刊和经常阅读的书籍。
靠北墙的衣橱、七斗柜都是式样陈旧的几十年前的旧物。左侧靠墙的小衣柜上，放着一个黑漆缕花骨灰盒，这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女士的。她也是中共早期党员，几十年来与茅盾一起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又共同到延安接受党的雨露阳光，他们还一起承受了失去爱女的痛苦，并共同迎接了新中国的曙光。然而在1970年，正值“文革”高潮中，在茅盾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离开丈夫去了。
茅盾此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几十年相濡以沫朝夕相处，使他不忍让孔德沚独眠在荒漠孤坟中，因此将其骨灰盒带在身边，一起于1974年住进后圆恩寺13号院，骨灰盒就放在卧室里，伴茅盾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卧室里还有一件引人注意的满是补丁的毛巾睡衣，挂在小床对面的柜子上。这是茅盾生前穿的。就是这位穿破睡衣的老人。为繁荣祖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把25万元人民币稿费全部捐献出来，用于设立“茅盾文学奖”，开我国个人设奖之先例。面对这简朴的卧室，面对这补丁睡衣，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四人帮”当然不会放过，“文革”一开始，茅盾全家就从东四头条203号文化部宿舍中赶了出来，下放劳动。1974年落实政策被安置在现在这个院中。在这里，茅盾仍孜孜不倦地工作、写作，接待国内外一些知名作家，会见了不少教师、编辑、记者及研究人员；在这里他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我走过的道路》。
这是一部长篇回忆录，关于这部书，他说：“人到了老年，自知来日无多，回忆过去，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一时都如断烂影片，呈现脑海，此时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写出来的意念……”遗憾的是，该书还未完成，他便与世长辞了。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他还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中共中央，请求党审查他一生的经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另一封是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要求将自己25万元经费捐给作奖金。
他于1981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根据他病危时的请求，于同年3月31日作出决定：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81年算起。
1984年，党和人民为纪念这位文学巨匠，将后圆恩寺13号确定为“茅盾故居”对外开放。1986年又在院内立了白色大理石茅盾半身胸像，表达人民对他的怀念。
田汉故居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首三十年代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像狂飚一样风靡全国，尤其当时正是我国抗日战争的生死关头，这首歌曲曾激发多少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冒着敌人的炮火，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又使多少人高唱这首歌，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献身。
今天这首歌已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还在唱着这首歌在通往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这首歌的词作者田汉早年即投身革命，他和历史上许多文人巨子一样，在中国的文化宝库中留下了巨著鸿篇。他创作的剧本达130多部，其中《丽人行》、《名优之死》等脍灸人口的名篇屡演不衰。
值得东城人骄傲的是，这位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住在东城区细管胡同9号。
田汉在京的这所住宅，是195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购置的。当时田汉和夫人安娥及秘书寓此。这是一个两进四合院。前宅倒座房7间，东厢房3间由秘书居住。过厅7间，里院北房3间，左右各带1间耳房。东西厢房各3间，全部带走廊。里院就是田汉起居，写作、会客的场所。田汉寓此不久，就把80多岁的母亲从湖南老家接来同住。
这个院子虽不大，却点缀着不少花草树木，期间西北角还种了一棵梨树。听熟悉田汉的人介绍，这棵树是田汉亲手种植的，说起来还有一段笑话。他刚搬进这院时，总想美化一下环境，有一天他在街上买了一棵据说是“绝好的梨树苗”，回来兴冲冲地种下，每天殷勤地浇水。功夫不负苦心人，几年后梨树上果然结出了不算小的果实。
他高兴极了，又不忍独享这份美味，于是邀了几个朋友共同分享。当大家举起梨子恭维一番开始品尝时，却都不说话了。大家目瞪口呆。过了一会才噗哧一齐笑了出来。田汉咬了一口也连呼“上当”！原来这梨味同木屑，是老百姓称之为“木屑梨”的树种，必须嫁接才能结出好的果实。朋友们也一直将此事作为笑谈。
田汉的老母亲到京后，经常侍弄花草，老人常在花丛中晒太阳，做针线活儿。田汉也常常到院中陪陪母亲，拉拉家常，小小的院子里充满了宁静与温馨。
在这个小宅院居住的十几年中，田汉创作了话剧《朝鲜风云》（《甲午风云》）三部曲之一）、《关汉卿》、《文成公主》、《十三陵水库》；改编了京剧《白蛇传》、《金鳞记》（原名《追鱼》）、《谢瑶环》、《西厢记》及越剧《情探》《杨八姐盗刀》等。其中最能体现他的艺术成就和斗争精神的就是《关汉卿》。
这是他所有戏剧创作中的最佳珍品，也是建国以来戏剧创作的瑰宝。解放后，田汉曾历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首当其冲，被作为“四条汉子”（指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而揪出来隔离审查。从此，他便被迫离开了那座充满温情的宁静小院，再也没有回来。
被隔离后，他的老母亲，当时已年逾九旬，曾几次请求去探望他，均被拒绝。于是她天天坐在迎门的椅子上，望穿秋水，等待着儿子回来。1968年田汉瘐死狱中，人们不忍把这消息告诉老人，所以她还坐在那儿引领而望，直到1972年她101岁去世。
据阳翰笙同志回忆，在被隔离的日子里，他和田汉关在一起。田汉在楼上，并不知道阳翰笙在楼下。阳翰笙是凭听觉知道的。他听到“四人帮”爪牙折磨田汉，他听见田汉的咳嗽声，可是突然一天夜间，听不见了，一夜，两夜……，楼上寂然无声了。尽管他屏住呼吸倾听着，却永远也听不见这位老友的咳嗽声了。
1979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文化部大错案彻底平反消息，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平反。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等参加了追悼会，为田汉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文化部长沈雁冰在悼词中说：“田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不断追求光明与真理的一生……。”在他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却有一篇精致的《义勇军进行曲》歌篇和一支如椽大笔。
田汉曾在《关汉卿》中写过：“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迭，长与英雄共魂魄！”其实这也是他本人的写照。
田汉去世后，他的夫人安娥仍寓此。但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她在大门影壁处搭防震棚、不慎从凳子上跌下来、猝死。现在此院仍为戏剧协会宿舍，院内主要建筑基本保护原貌。
老舍的“丹柿小院”
提起老舍，差不多的人都能数出几个他笔下的人物：程疯子、祁老太爷、大赤包、虎妞、祥子……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值得东城人民自豪的是，这个受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就住在东城丰富胡同19号。
这是一座极为普通的北京旧式小院，两扇小小的黑漆门座西朝东，进门后是一个小门房院，只有两间南房。西边还有一个小院，北边为一个三合院，这是该院的主要部分，被老舍夫人胡絜青称之为“丹柿小院”。一进这院，就有一座现在已很少见到的木影壁，转过影壁，一条扫得干干净净的砖石甬道直通上房。甬道两边种满了花草，有许多是老舍亲手栽种的。
百花丛中还挺立着两棵柿子树，这是老舍刚搬来时与夫人一起种植的。每年春夏季节，院内绿枝抽芽，花木绽蕾，使不大的院子充满无限生机。尤其花开以后，香气随风播散到小院的四面八方，令人陶醉。那时老舍每当写作疲倦时，总是和夫人到院子里整理花草。当深秋时节，一些草木凋零时，柿子树却显出精神来了，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红黄的柿子树叶铺在地下，给小院更增添一些情趣，难怪胡絜青给这院起了“丹柿小院”这么个别致的名子。
到了冬天，尤其是春节前后，丹柿小院又把她“老北京”的风貌呈现出来：在这里可以看到木影壁上的“抬头见喜”；正房门口倒贴着“福”字。客人如果说：“唉呀，福倒了！”那就正中主人下怀——本来就是福到了嘛！这种喜气洋洋的气氛，使人一进院就感到了这是北京的春节，北京的讲究，这充满浓郁北京味的丹柿小院就应该是老舍的。
院里正房3间，左右各带1间耳房，西厢房3间，为儿女住，东厢房3间为饭厅。正房是老舍先生的主要活动场所：明间和西次间辟为客厅；东次间为卧室；西耳房就做了老舍的书房兼工作室。这间房子虽不大，却有两个门，东门通客厅，南门通西厢房北山墙前的小天井。书橱被嵌到西墙上，弥补了屋子小的缺憾。
对着东门的是一张镶大理石的硬木书桌，原来桌上除日常用具外，还有几件老舍心爱的物品：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冯玉祥将军送他的玉石印泥盒；还有一方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用过的古砚，砚上刻有“笠翁李渔书画砚”，这是老舍自己收藏的。书桌底下地面上还有一件“奢侈品”——一块小地毯，因老舍有腿疾，每天要在这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工作很长时间，总觉得脚凉，因此夫人特为他作如此安排。
在这间简陋的小屋子里，老舍写下了著名话剧《方珍珠》、家喻户晓的《龙须沟》、脍灸人口的《茶馆》及《西望长安》、《全家福》；为纪念其父而写的《神拳》等。此外还写了大量的曲艺、散文、诗歌、论文、杂文以及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客厅里则摆满了书，南面朝阳的窗台和茶几上摆放着一些盆景、盆花。
其中老舍亲自培养的昙花、山影、蟹爪莲、令箭荷花、银星海棠等，至今仍在争奇斗艳。西墙上挂着些字画。据其家人说，老舍生前时，这些字画隔几天就要换一次，每次更换时，他总要细细地品味。他与齐白石还是忘年交，白石先生的代表作“蛙声十里出山泉”等作品的真迹就收藏在他家里。这个小客厅，接待过许多中外客人。郭沫若夫妇、赵树理等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
一些画家、警察、演员、裱画工等也都是老舍的好朋友。老舍夫人曾深情地回忆起老舍和演员们在一起的情景：每当老舍写好一个剧本，他就把人艺的导演、演员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由老舍亲自朗诵作品，然后虚心征求意见。大家没有顾忌，畅所欲言，小小的客厅里洋溢着友谊与真诚。当然所有宾客中，最令他们难忘的是周恩来总理。
1959年，一天下午，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突然来了。与老舍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并出人意外地留下来吃晚饭。总理的到来，既带来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也给他们带来了欢乐。那天总理坐过的沙发是放在客厅靠右边窗户下的，几十年来一直没动过，直到前几年胡絜青搬入政府分给她的新居时，才带走。
丹柿小院其实不是老舍的出生地。他1899年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今改名为小杨家胡同），原名舒庆春，舍予是他的字。他小时家境贫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上了学。先读私塾，后又进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作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后来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回国后一边当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一边从事创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了团结、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主持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6年又到美国讲学。1949年底回国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连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了一系列主要职务：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等等。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是他1949年从美国回京后买的。1950年3月全家迁入。他在这里住了16年。1966年8月24日早上，老舍因不堪忍受“文化大革命”带给他的痛苦，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小院，他拿着手杖和一卷亲手抄录的毛主席诗词，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这小院由老舍的大女儿居住，虽然老舍不在了，但走进原先的工作室，看到那张写字台，仿佛见到那位辛勤、宽厚的老人在那间斗室里笔耕不辍；看到院里的花草，仿佛看见他在花草丛中微笑。
历史永远是无情的，但又永远是公正的。1978年6月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他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第一室。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也能在九泉下瞑目了。
叶圣陶故居
在长长的古老的东四八条胡同中间路北有一座小院，两扇小小的黑门，极普通。要不是门楼上还保存着较完整的砖雕，过路人大概谁也不会多看这院一眼。就在这不起眼的小院里，曾住过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我国新文化运动最后一位元老叶圣陶。这位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家四代几十口人就住在这个小院里。
这是一个前后三进的院落，前院有5间倒座房，过垂花门进入正院，有抄手廊相通。正房3间，西边带2间耳房，东西厢房各3间。后院有3间北房，左右各带2间耳房，前面有走廊。后院是服务人员（一位保姆及其子女）住。前院正房中间是客厅，东为叶圣陶的卧室，西为他的书房兼工作室。其它房屋由他的儿孙们居住。
客厅内仍保留着清式装修，有碧纱橱隔扇；工作室内陈设极简单，靠窗放一张大写字台，北墙和西墙处有两个老式柜子，很旧，那是跟随了他几十年的老伙伴；一直舍不得扔。虽然住房较拥挤，但他们没有侵占院子和走廊。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使人感到很惬意，尤其是有两棵海棠树，每到春天，枝头缀满粉红的花朵，配以娇黄的迎春花，姹紫嫣红地，掩盖了年久失修的小院的破旧。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后改字圣陶，1894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他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为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他历任出版总署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
他虽然身居高位，又是闻名中外的教育家、作家，编辑出版家，但为人谦和，从不摆架子，加上他慈眉善目的，所以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比他小的作者，都把他看成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早在六、七十年前，他就提携过一大批当时的文坛新秀，如丁玲、巴金、茅盾、沙丁、萧乾等。巴金曾深情地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表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
叶圣陶对别人不遗余力地帮助，但对自己却是极其严格。他写作时，手稿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清清楚楚，没有一点疏忽。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如此，在东四八条住宅他的书房里，在那张靠窗的大写字台上，他写了许多作品，但有谁知道他写作时曾付出了多少艰辛呢？他晚年视力衰退，看书、看报戴上老花镜看不清，加上放大镜仍不行，还需借助“上帝”恩赐的阳光。
但要写作时，就无法两镜并用了，只能是写一句或一行后，拿放大镜检查看是否有脱漏或笔误。叶圣陶对工作如此，在生活上也是严于律己，他一生澹泊，不求名利。晚年体弱多病，几次住进医院。国家对他住院有专门津贴，他从来不领；也不许家人代领。他教育家人，国家很困难，我们不能再增加国家的负担。
因年岁太大，医院伙食不适合他，他只是请家人替他做饭，而决不麻烦医护人员，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把自家的饭菜送给家在外地缺少家人照顾的病友。
他一生作品很多，他创作的《倪焕之》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还有童话集《稻草人》、短篇小说集《膈膜》、《火灾》等。在东四八条寓所，也创作了许多作品，如《叶圣陶童话选》、《〈稻草人〉和其他童话》、《叶圣陶文集》1-3卷，《叶圣陶散文甲集》、《叶圣陶散文乙集》《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等等。
他所居住的东四八条71号院，原是清代为皇宫掌管帘子的一个小官吏住宅。1949年初，他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已解放的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席，后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所房子就是他到北京后政府为之安排的住所。
在这所房子里，他曾接待过新加坡、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家，更有许多国内的著名作家经常来探望他。尤其是每年海棠花开时，臧克家、谢冰心都必在此时看望他。1987年春天，年过八旬的谢冰心老人来此探望93岁高龄的叶圣陶。告别时，叶圣陶送谢冰心到院中，在海棠花下，谢冰心靠近叶圣陶的耳朵说话，请他多保重，两位耄耋老人互道珍重这一动人情景，感动了所有人，随行人急忙用像机拍下了这动人情景，这也是二位老人的最后一面。
叶圣陶寓此期间，党和政府很关心他的生活，多次要为他修缮房屋，均被他婉言谢绝。1987年，当他的曾孙女出国到荷兰留学时，当地公安局的同志们，怕他思念远在异国的曾孙女，特地送他一只小狮子狗，并取名为“佳佳”（因他的曾孙女叫佳佳）。老人有小狗陪伴，十分高兴。
1984年2月16日，叶圣陶因病逝世，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邓颖超及各界人士千余人参加了叶圣陶遗体告别仪式。现在这座住宅为其子叶至善等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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