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疑犯脱逃
3月6日，市局专案组开始对承鸿堂、崇鸿堂进行调查。刑警接触了几个了解这两个堂口最近情况的帮会宿老，得知承鸿堂、崇鸿堂正在为那座有争议的宅院打官司。于是，李宝善就叫上刑警程炽前往法院调查。
崇鸿堂的堂主潘四渊已于去年秋天广州解放前夕病殁。潘四渊对自己的堂叔、老堂主潘仁山的财产落入他人之手一直念念不忘，临终前留下遗言，让其子潘小洲出面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堂叔的遗产。潘小洲还没开始行动，广州解放了。占据争议房产的承鸿堂跟由他主持的崇鸿堂一样土崩瓦解，可那座争议房产却换了主人。
原来，承鸿堂在张友菊的调解下得以继续占据该房产后，堂主汪化通过关系做了手脚，把房产转到其妻马锦花的名下，然后跟马锦花离了婚（其实还是住在一起）。这样一来，广州解放后，汪化虽然逃往香港了，但该房产的产权实际上还是属于他的。马锦花是个有点儿见识的女人，她自己也不住这宅院，而是租给了解放军的一个对外不公开的机关，按月收取房租。潘小洲得知后，心里就像整天堵着一团棉花，恨不得马上一纸诉状告上公堂。可是，当时新政权的法院还没开张，潘小洲只好耐心等待。
过了一个多月，法院开始受理民事官司了，潘小洲就以原户主潘仁山堂孙的身份提起诉讼。那时还没有什么民事诉讼法，各地法院办理民事案件没有统一规范，颇有些随意性，承办法官就把马锦花传去谈话。马锦花不简单，不谈案子，而是反映潘小洲系恶霸潘四渊之子，其父死后被徒众推举为崇鸿堂的新任堂主，人民政府应该将其法办。法官告诉她这个情况已经了解过了，原告本人没有历史问题，其生活靠自己所从事的银行职员工作维持，其父死后虽有徒众推举其为新堂主，但他并未接受，因此他跟广州解放后已经自动解散的崇鸿堂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必为崇鸿堂以前犯下的罪恶承担法律责任。他是国家公民，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如果最终法院调查下来争议房产确实属于遗产范围的话。
马锦花随即又有了一个主意，她已经从报纸上公布的广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看到了张友菊的名字，寻思这老头儿在共产党的天下照样吃香，所以就把张友菊主持调解争议房产的情况跟法官说了。法官说那得提供证据，打官司得凭证据说话。法官告诉李宝善，他在次日找原告潘小洲谈话时也提到了这个情况。
刑警寻思，潘小洲得知法院让马锦花找张友菊取证的情况后，肯定会意识到张友菊如若出面作证，这场官司八成对自己不利。潘小洲或者原崇鸿堂的残余分子是否因此动了灭口的念头呢？
市局专案组决定由李宝善率领朱水生、程炽、麦达荣对此进行暗查。四刑警先去了潘小洲住所所在地陈塘区公安分局，分局治安科长大钟跟李宝善是同乡，两人以前在老区干公安时搭伴侦破过数起命案，当下见面自有一番亲热。大钟一听李宝善的来意，大眼一瞪：“你的耳朵还真灵，我们才摸到一点儿线索，竟然就被你们探听到了！”
李宝善莫名其妙，问下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昨天上午，潘小洲的邻居老邬悄悄来到分局，说要求见领导。那时候领导比较容易见，不过也不是随时随地随便任何人都可以见的，否则还让领导工作不？因此，门卫就问老邬有什么事儿，要见哪位领导。老邬说：“你问我要见哪个领导？这我可说不清，我又不认识你们的领导。哪个领导管对付土匪的事儿我就见哪个吧。我看见惯匪‘海上飞’了，这家伙混进广州来啦！”
门卫是个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老兵，北方人，不知道什么“海上飞”，不过一听“惯匪”两字，寻思该是治安科管的（当时刑侦归治安部门领导），便说那该找钟科长。大钟是知道“海上飞”的——这主儿是海盗出身，后来被官方的追剿和内讧逼上了岸，纠集了一伙土匪，起了个匪号叫“海上飞”，意思是从海上飞来陆地的。这伙匪徒作恶多端．血债累累，臭名昭著，广州人都知道。大钟是北方人，不过干着治安科长的活儿，所以也知道这厮的名号。那么，老邬要向大钟提供关于“海上飞”的什么线索呢？他说，他亲眼看见“海上飞”两次进出邻居潘小洲的家门。
老邬是个铁匠，三十七岁，二十年前他还没满师时，跟着师傅和一个师兄走村串乡揽生意，曾在南海边的一个小渔村被“海上飞”匪帮拉夫。当时“海上飞”刚从海上逃到陆地拉起竿子，枪支不够就用刀子凑数，命令老邬师徒三个给他们制作长刀和匕首。老邬就这样跟这个惯匪见了几面，一直把对方的那副尊容记在心里。
2月22日年初六，暮色初降时分，两辆黄包车停在老邬邻居潘小洲家门口，下来两个穿着阔绰的男子，手提礼品，叩门而入。老邬当时正在附近的朋友家下象棋，对方来时没有看见，下完三盘棋回家时正好看见潘小洲送客出门，远远看去心里便是一个激灵：这人怎么看着像“海上飞”啊？他生怕“海上飞”还记得自己这个当年被拉过夫的小铁匠，不敢走近，隔着十几米距离看着“海上飞”两人跟潘小洲告别后朝另一方向去了。
老邬心里纳闷儿，寻思这小潘先生是银行职员，一向斯斯文文，怎么会跟“海上飞”这样的惯匪交往呢？回家跟老婆一说，老婆说小潘先生他爸不是承鸿堂的堂主吗？听说他爸以前专跟江洋大盗交朋友，没准儿小潘先生跟“海上飞”是哥们儿呐！不过，因为当时天色晚了，老邬离得又远，不敢确定自己看见的一定是“海上飞”，也就没向政府反映。到了前天，也是傍晚，那棋友到老邬家下棋。两人下得难解难分时，老婆从外面进来招呼老邬出去一下。老邬走到外间，老婆朝外面一努嘴，他从窗口望去，正看见潘小洲送客出来，这回是一个客人，老邬看得真切，确是“海上飞”其人！次日，老邬便奔分局反映来了。
“海上飞”韩云是列入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首批缉捕名单的要犯，这个名单早在广州解放前就已经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定下了。大钟送走老邬后，立刻向分局领导报告，领导非常重视，让治安科安排侦查员昼夜监视潘小洲家所在的柳树巷，留意潘家进出的所有人，并严令暂时保密，等把情况搞清楚了再报告市局。大钟没想到的是，刚刚过了一天，竟然让李宝善知道了，带了三个刑警登门拜访，那架势摆明了是想抢案子嘛！
李宝善听大钟如此这般一说，解释说这是误打误撞正好碰着了，遂将张友菊命案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说此番登门是为了调查潘小洲是否跟命案有涉。但是李宝善又补充：“我们原不知潘小洲跟‘海上飞’有来往，现在听你老兄这么一说，倒是要特别关注一下了。看来这个案子你们得让一让，换上市局专案组的同志接着调查，毕竟我们这个案子是省厅督办的，听说北京也发过话哩。当然，具体如何协调，咱还是听市局领导的。”
李宝善返回专案组把情况向组长谭祖德一说，谭祖德立刻向主抓本案侦查的陈坤副局长报告。陈坤指示陈塘分局撤出对潘小洲线索的暗查，由市局专案组接手。
从3月7日凌晨开始，市局专案组派出多名刑警昼夜秘密监视潘小洲的住所。当天上午，市局专案组又通过派出所出面跟潘家女佣黄妈的儿子小姜联系，做通其工作，答应动员其母协助政府进行调查。午后，小姜前往潘宅，找了个借口将母亲带到外面。专案组长谭祖德出面跟黄妈谈话，打消了她的思想顾虑，随即向黄妈了解“海上飞”两次去潘家的情况。
黄妈听说过“海上飞”，却不知两次登门、自己为其端茶送水的那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就是广州尽人皆知的江洋大盗。刑警问她“海上飞”跟潘小洲谈了些什么。黄妈说潘小洲最初是在客厅接待被称为“韩先生”的“海上飞”的，吩咐她上茶，当她把茶水、零食送去时，主客却已转到书房去坐了。她来到书房外面，听见“海上飞”在说：“老四，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然后是那个跟“海上飞”同去的汉子的粗嗓音：“放心，我马上安排，准定办妥。”黄妈推门而入后，三人不再开口，只是抽烟喝茶。黄妈当时感到“海上飞”看她的眼光似有几分警惕，但也并未在意。不过，3月5日“海上飞”再次去潘宅时，潘小洲就不再叫她上茶，而是自己往书房拎了个热水瓶。
市局专案组对此情况进行了分析。“海上飞”韩云是广东省公安厅通缉的要犯，广州解放前的国民党警察厅、广州解放后的广东省公安厅的通缉令都曾贴遍广州市的大街小巷，坊间可以说是无人不知。而潘小洲却还在跟“海上飞”来往，光这点就可以逮捕判刑了。因此，他跟“海上飞”的交往肯定有重要目的，联系到他跟汪化前妻马锦花的房产诉讼，以及黄妈听到的“海上飞”与其部属的对话，不能不使人将其跟张友菊命案联系起来。“海上飞”的那股匪帮虽已作鸟兽散，不再作为一个帮伙公开活动，但匪首“海上飞”安排个职业杀手杀害张友菊并不是什么难事。当然不会白干，潘小洲肯定是需要支付一笔酬金的。
黄妈挺得力，当天晚上就让儿子小姜送来了一条情报。潘小洲四岁的儿子在玩玩具枪时告诉她，潘家藏有枪支弹药，孩子说就放在他父母睡的那张大床下面，他听爸爸对妈妈说，是韩伯伯的。“韩伯伯”，那不正是“海上飞”韩云吗？
谭祖德、李宝善正在研究这条情报，监视潘小洲的刑警又报来一条消息。潘小洲今天从银行下班后，去了“小南园饭店”，进了一个小包房。大约过了一刻钟，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也进了包房。化装叫卖香烟火柴的刑警小曹推着一辆自行车在饭店附近监视，一小时后，老刑警覃君前去换班。覃君化装成三轮车夫，在饭店斜对面佯装修车，小曹向他通报了跟踪情况。覃君听说和潘小洲一起吃饭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心里一动，便问身材。小曹说是个瘦高个儿。覃君寻思别是那个杀害张友菊的凶手吧，就让小曹进饭店探看。正说着，潘小洲和那男子出来了，那男子果然是个瘦高个子，穿一身黑色西装，头上扣着一顶薄呢礼帽，遮住了大半张脸，隔着一条马路，看不清相貌。
潘小洲扬手正要叫覃君的三轮车，一辆空三轮从旁边巷子里拐出来，那男子就上了车。覃君正要上车跟踪，潘小洲却指着他叫“三轮车”。覃君不假思索立刻佯称“车坏了，正修理呢”。潘小洲便叫了另一辆路过的黄包车走了。等拉着潘小洲的黄包车远去，覃君连忙跳上三轮车，向瘦高个儿的方向追去。覃君身强力壮，拉的又是空车，不过两三分钟就把两车的距离缩短到十来米。正暗自高兴，不料脚下“咔嚓”一声，链条断了，三轮车真的坏了！就这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载着瘦高个儿的三轮车消失在巷子里。
另一刑警小曹骑着自行车跟踪坐黄包车回家的潘小洲倒挺顺利，一路无话，一直跟到潘宅，把目标交给在那里监视的战友，这才返回市局交差。
谭祖德和李宝善交换了意见，认为瘦高个儿如果确是潘小洲向“海上飞”雇佣的凶手，两人今晚在“小南园饭店”见面，可能是潘小洲向他支付酬金。这个猜测倘若准确，那么瘦高个儿将不会再跟潘小洲联系。所以，现在要考虑是否下手逮捕潘小洲了。这个决定，市局专案组是不能作主的，谭祖德立刻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连夜去见陈坤。可是，陈坤却不在办公室，秘书科值班员告诉他，陈坤和陈泊局长一起去市委参加紧急会议了，几时回来还不知道。没办法，这份报告只好放到天明后再说了。
次日上午，黄妈的儿子小姜来报告，黄妈今天一早就被潘小洲打发到郊区鹤潭泉，去照料在乡下休养的潘小洲的母亲。接着，监视潘宅的刑警又来报告，说快九点了，潘小洲还没出门，今天是星期三，他应该去其供职的银行上班的。谭祖德感到有点儿为难，如果黄妈没去乡下，可以通过小姜去打听潘小洲不去上班的原因，现在怎么办呢？他跟李宝善商量了一下，决定请法院帮忙开一纸公函，刑警化装法官去潘宅走访当事人，了解一下其不去上班的原因，先稳住他，这边则立刻把昨晚那份批捕报告送陈坤副局长，如果获批，立刻实施抓捕。
那时的法院是没有制服的，一律便服，通常以中山装或者列宁装为主。专案组刑警刘明道穿了身中山装，去区法院拿了公函，借了一辆挂有法院标牌的自行车去了潘宅。没想到，潘家人告诉他说潘小洲不在家。刘明道暗忖，专案组刑警两人一班整夜盯着潘宅，上午换班后到现在更是没敢松懈，哪里看到过这厮的影儿？肯定是在宅子里躲着。可是，他此刻的身份是法院民庭的法官，没有搜查民宅的权力，只好悻悻离去。
这时，陈坤副局长已经批准立刻逮捕潘小洲，市局专案组接到刘明道的报告后，谭祖德、李宝善当即率领一干刑警出动。到了潘宅，随即进行搜查，果然没有发现潘小洲的踪影。黄妈所说的潘小洲夫妇卧室床下藏着的东西倒是搜出来了，是十支崭新的美制左轮手枪、六百多发子弹，还有一箱美制高爆手雷。这种手雷众刑警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听说过，竟然只有乒乓球大小，后来请兵工专家鉴定时试爆了一颗，威力相当于二战时日本甜瓜式手雷的两三倍。
谭祖德寻思，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呢？若说是“海上飞”那厮藏的吧，他一个海盗出身的惯匪，从哪儿能弄到这么些美制武器弹药？而且都是崭新的。这明明是特务用的玩意儿嘛！放下这些先不说，潘小洲昨晚是坐黄包车回家的，跟踪的刑警亲眼看见他进了家门，之后再没出过门呀！况且，大清早的时候潘小洲还让黄妈去鹤潭泉乡下照料老太太。莫非这家伙会隐身术，青天白日就在监视人员的眼皮底下开溜了？刑警把潘家人——潘小洲的老婆、姑妈和两个妹妹叫来，分别询问，最后得知潘小洲昨天午夜就从后院爬墙出逃了，逃往哪里不清楚。至于今天早上吩咐黄妈去鹤潭泉，那是潘小洲的妻子发的话，她说这是昨晚丈夫关照的。
潘小洲这一逃，市局专案组上下头都痛了，谭祖德和李宝善只得把潘家人都带进局子，让她们交代潘小洲的所有社会关系，好歹也要把他抓回来。
六、错疑
回过头来，再看看省厅专案组的调查进展——
省厅专案组从张友菊生前众多社会关系中排查出王振寰、贾思大、刘怀谷、曹化铁、赵慧雯五名对象，初步调查下来，王振寰、曹化铁两人可以排除，其他三人似有涉案嫌疑。
前面说过，贾思大跟张友菊是世交，两人的父亲就是好友，贾氏父子用祖传的医术为张氏父子祛病延年，那份友谊自是非同一般。因此，张友菊跟贾思大可以说是一对无话不说的挚友。那么，张友菊受命前往香港去执行特殊使命之事是否向贾思大透露过呢？张友菊已死，贾思大此刻还不能惊动，刑警便向张友菊的家属询问——因为张友菊身负的特殊使命是连其家属都不知道的，所以不可能直截了当询问，只能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可是，并无收获。但张家人提供，贾思大的大女婿岳吉祥是国民党特务，供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少校军衔。而且贾思大与岳吉祥的关系甚好，翁婿俩以前经常吃吃喝喝，广州解放前夕，岳吉祥携家眷逃往海外前两天，贾思大还在“大鸿运酒楼”为女儿女婿设宴饯行，那一次，张友菊也应邀参加了。
这一情况自然引起了省厅专案组的重视。张友菊与贾思大关系密切，而他又认识岳吉祥，贾思大如果知晓张友菊去香港“探亲访友”，是否会请其给女儿女婿捎信或者捎东西？张友菊一旦跟岳吉祥接触，那就难免会引起敌特方面的注意。
省厅专案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侦查员打听到贾思大夫妻关系不睦，贾在外面有个情妇，就通过该情妇的两个小姐妹做通了她的工作，悄悄取出了贾的日记，审阅下来，发现贾思大并不知道张友菊去香港之事——这说明张友菊还是具有一定保密意识的。如此，省厅专案组就把贾思大的涉案嫌疑排除了。
另一个嫌疑人刘怀谷出身南拳世家，一手祖传的南拳出神入化，连香港、澳门甚至南洋都有武术爱好者慕名前来切磋拳艺。功夫练到刘怀谷这等程度，自然有若干徒子徒孙，还有同门师兄弟，往上还有师伯师叔，等等。这些人都在广州，所干的营生五花八门，三教九流都有，其中有几个还是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武术教官。军警宪特学员学的是实战本领，所以还要进行实战训练即所谓的“喂招”，刘怀谷这样的拳术好手经常会被他们邀请去点拨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刘怀谷的那几个担任过反动军警宪特武术教官的师伯师叔和师兄弟，凡是有国民党政权委任的官职的，都被逮捕，有几个手上有血债的还给枪毙了。刘怀谷并非正式教官，只是客串几回喂招，再说也没有其他历史问题，所以人民政府没有找他麻烦。可是，他却并不领情，时不时会爆几句粗口指桑骂槐发泄不满，并数次拒绝省公安厅警察学校、部队侦察干部训练班和省市体委的邀请，坚决不为新政权贡献自己的一技之长。
上述情况当然不能作为刘怀谷涉案的依据，省厅专案组之所以怀疑他，是因为他知道张友菊去香港“探亲访友”的事情，还写了两封信请张捎给其在香港的两个师弟。两个师弟一个姓罗，一个姓王，张友菊把信函送到了罗姓拳师手里，因为王拳师已经去了新加坡，所以，给王拳师的信只能由罗拳师转寄了。据调查，罗拳师在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军统”广州地区特工培训班的国术教官，抗战胜利后还受到过“军统”的奖励。至于之后是否跟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有什么联系，那就无法查明了。
省厅专案组认为没有理由排除由刘怀谷捎信引起敌特方面对张友菊的香港之行产生怀疑的可能性，尽管不一定是刘怀谷的主观故意，但有可能成为敌特获知张友菊怀有秘密使命的触点。如果这个推测被证实，就解决了专案侦查中一直困扰侦查员的作案动机问题，同时也找到了侦破本案的渠道。
按照规定，省厅专案组将侦查进展情况向省公安厅厅长陈泊每天一报。涉及刘怀谷的情况送上去后，陈泊召见省厅专案组组长唐博，指示这条线索不必往下查了。为什么不查了？陈厅长没有说。后来才知道，张友菊赴港执行特殊使命，其中一个环节就是通过罗、王二拳师了解那个工作对象的一些情况。张友菊并不认识罗、王，所以组织上让他故意向刘怀谷泄露自己要去香港“探亲访友”的消息，料定刘怀谷肯定会借此机会请其给罗、王捎信，张友菊自然就会结识那两个拳师。那么，那位跟张友菊见面的罗拳师是否会向敌特方面告密？或者虽未告密，但无意间透露了与张的接触从而引起敌特方面的怀疑呢？在张友菊被害后，北京方面对此启动了海外调查，结果是罗拳师到香港后从未跟那些在海外的原国民党政权的朋友来往，所以可以排除这种推测。
第三个涉嫌对象就是抗战时期曾为“军统”当过地下交通员的赵慧雯。这个被张友菊夫妇当女儿看待的离婚女子是一家南洋华侨开的贸易公司的职员，跟老板有些亲戚关系，所以老板有事外出时，就把公司一应事务交给她处置。省厅专案组对她进行调查的这段时间，她正担任临时老板。由于是外围调查，所以省厅专案组侦查员李先君、杨登山先去赵慧雯供职的那家公司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问了问，得知她的住所离公司不远，属于同一派出所的管辖范围。不过，派出所的两个管段民警（住所和公司两个地段）对赵慧雯其人竟然都没有什么印象。这下李先君、杨登山奇怪了，暗忖赵慧雯曾是“军统”地下交通员，按照军管会颁布的规定应该到公安机关登记，不管她是去市局、分局还是派出所登记，最后都得让管段民警知晓，这二位兄弟怎么会不知道呢？双方一交换信息，都感到意外——派出所方面竟然根本没掌握赵慧雯曾经当过“军统”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在广州解放后并没有向公安机关登记自己从事过“军统”特务工作的经历。
然后，派出所方面就协助省厅专案组对赵慧雯进行外围查摸。管段民警下到巷子里一了解，得知赵慧雯这一阵似乎有点儿不安分，具体表现就是跟两个脸相凶狠一看便知绝非善类的男子来往。最近半个月，那两个男子至少进出赵慧雯独居的住所五六次，邻居听见他们说一口粤语，应该就是广州本地人。接着，管段民警又应李先君、杨登山的要求，把赵慧雯供职的那家贸易公司所在商务大楼的看门人老徐悄悄唤到派出所。李、杨跟老徐谈下来，得知那两个同样被看门人认为“不像好人”的男子还曾去过赵慧雯供职的公司。商务大楼的管理一向比较严，一直有访客必须向门房登记的规矩。据老徐说，那两人的名字很好记，一个叫陶大弟，一个叫陶小弟，来自羊城南郊乡下的龙湾村，好像是一对兄弟。
侦查员查阅过工商局的公司雇佣人员登记材料，知道赵慧雯正是龙湾村人，陶氏兄弟和她同村，是不是亲戚不清楚。李、杨两人向省厅专案组组长唐博汇报上述情况后，唐博让他们二赴派出所，请派出所民警配合他们进一步调查赵慧雯的人际交往、生活状况。李先君、杨登山来到派出所，刚走进院子，就听见屋里传出一个女人穿透力甚强的吵嚷声，进去一看，接待室里那个指手画脚跟民警吵嚷的女人正是赵慧雯。
赵慧雯到派出所来干什么？原来，商务大楼的看门人老徐回去后，并没把民警叮嘱他的“必须保密”放在心里，有人问他刚才去哪里了，他随口就说被派出所找去了。对方自然要问派出所找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历史问题啊？那时候，人们对“历史问题”这个说法颇为忌讳，老徐急赤白脸地要表白，便说是民警调查四楼某某公司的那个赵女士……说到这里，意识到是泄密，急忙咬住了舌头。可是已经晚了，一转眼这消息就传遍了全楼，当然也传进了赵慧雯本人的耳朵。这个平时看似很有教养的知识女性竟勃然大怒，二话不说便直奔派出所质问民警：“陶氏兄弟是我的亲戚，贫苦农民出身，进城来看看我难道也犯法？值得你们警察偷偷摸摸地调查？”
这是省厅专案组下来调查的案子，派出所民警不便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赵慧雯。一干民警正没奈何，李、杨二位到了，所长急忙把两人扯到另一间屋里说了情况，问应该如何处理。两个侦查员商量了一下，说干脆就由派出所出面了解陶氏兄弟跟赵慧雯的关系，做一份笔录。如果她拒绝回答，就说这是因为她没有按照市军管会的要求将自己的“军统”特工经历向公安机关主动登记，所以警方要进行补充调查，料她也不敢抗拒。
派出所长担心民警应付不了赵慧雯，就亲自出面跟她谈话。赵慧雯听了之后果然不敢再吵嚷，申辩说她当时为“军统”做地下交通工作是为了抗战，而且并非“军统”正式人员，既没有填表，也没有军衔，所以没有向政府登记。至于陶氏兄弟，是她娘家龙湾村的两个表弟，他们的母亲和她的母亲是嫡亲姐妹。他们准备进城做海产品买卖，不知门道，所以请她相帮找内行朋友给点拨点拨。
派出所长把赵慧雯的这番话转达给侦查员，李、杨两人说既然到这一步了，那就让赵慧雯说出陶氏兄弟目前在哪里，把他们找来也做个笔录。一问赵慧雯，她说把两个表弟安置在朋友的一处空房子里暂住着。派出所长随即派人把两人唤来，两人的说法跟赵慧雯一致。
陶氏兄弟一现身，侦查员看着，觉得果真面目凶狠不似善类，便打电话给省厅专案组组长唐博，要求立刻派人把逍逸园的花匠老韦、清洁女工黄妈接到派出所，让他们暗中辨认这二位之中有没有案发那天出现在现场的那个瘦高个儿。老韦、黄妈看了又看，最后摇头否认。陶氏兄弟的杀人嫌疑被排除了。警方把两人连同赵慧雯打发走的时候明确告知，乡下农民进城做买卖可以，不过，必须去乡政府开证明，另外，在广州市内不管是买房、租房还是在亲朋好友处借住，都须按规定到管段派出所办理临时户口。
对于派出所来说，这桩活儿算是结束了。可是，省厅专案组好不容易查摸到赵慧雯这个嫌疑对象，还没查出个结果来呢，唐博哪肯轻易放弃？老唐办案经验丰富，他在派人把老韦、黄妈送到派出所辨认陶氏兄弟的同时，又安排另外两位侦查员周镇、吴诚信前往龙湾村所在的金龙乡，找公安特派员了解情况。
金龙乡的公安特派员告诉他们，陶氏兄弟跟赵慧雯确实是表姐弟关系。赵慧雯出生于龙湾村，三岁时就过继给在广州城里开粮行的伯伯。伯伯每年数次回龙湾村老家都会带上赵慧雯，所以赵慧雯对自己的出生地并不陌生。上学后，寒暑假时赵慧雯总要回龙湾村住上一段时间，跟陶氏兄弟一向处得很好。陶氏兄弟出身贫苦，虽然天生一副凶狠之相，在乡里倒并非作奸犯科之徒，二十几年一直规规矩矩。总之，两人的一贯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安分守己。
唐博听了侦查员的上述情况汇报，马上做出判断：这件事的背后十有八九有问题。老实本分的两个青年农民，哪来的胆量、勇气和本领敢到广州市里搞海产品经营？再说，他们是贫农，又何来本钱？唐博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马上决定对陶氏兄弟和赵慧雯进行秘密监视。
监视的第一天，侦查员发现赵慧雯上午八时许出门，在其住所附近的人力市场叫了一个挑夫，回家后让其一根扁担两头各挂了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旅行箱，让挑夫随其离开住所前往汽车站，坐车去了金龙乡。在她家附近执行监视使命的侦查员小王初时不知她准备去哪里，待到上了汽车，听见她向售票员买两张去金龙乡的车票，方才知道她是要回老家。这下，小王有些为难，尽管他是化了装的，但似乎不便一直尾随其到龙湾村，那样的话过于显眼了。但这时候肯定来不及汇报了，小王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跟上再说。
车到金龙乡，赵慧雯下了车，这里到龙湾村还有三里多路，还得让挑夫出力。可能是挑夫说肚子饿了，赵慧雯便带他去路旁的面摊上吃面。就在两人吃面的时候，小王忽然发现被唐博派到乡下来监视陶氏兄弟的三个侦查员之一——老郝。老郝是广州郊区人，地下党出身，广州解放前跑交通时就经常化装成各色人等，此刻化装成走乡串村的泥瓦匠也是惟妙惟肖。他是到乡政府来打电话汇报监视情况的，出门后一眼就发现了小王，顺着小王的视线朝旁边一扫，看到正在吃面的赵慧雯，马上明白了小王朝他使眼色的用意，当下微微点头知会小王：你离开吧，由我继续盯着目标。
谁也没有料到，老郝等三位兄弟竟然失手，让赵慧雯和陶氏兄弟溜走了！
老郝化装成泥瓦匠师傅，带着化装成徒弟的侦查员小江、小闵，由龙湾村农会主席安排进村执行监视使命。他们特地在陶氏兄弟家附近选了家农户搭建猪舍，一边干活一边盯着陶家大门。老郝尾随赵慧雯来到龙湾村，看着陶氏兄弟出门从挑夫手里接过行李，赵慧雯掏钱打发了挑夫后进了门。哪知，赵慧雯并未在陶家停留，和陶氏兄弟一起直接从后门离开了！
老郝这边，三人已经把猪舍盖成了，看陶家仍无动静，就去找农会主席请他安排人去探看。一看，家里早没人了。
好在侦查员机灵，随即找到了赵慧雯的娘家人，将其父母兄弟姐妹都带到村委会，分别询问，终于得知赵慧雯已由陶氏兄弟护送去了番禺南沙海边的小渔村。赵慧雯要偷渡前往香港，陶氏兄弟是送她上船的。船是赵慧雯事先联系好的，具体情况家人并不清楚。
省厅专案组随即全体出动，一路到赵慧雯的住所搜查，另一路则去番禺，总算赶在天黑前把还没等到接应船只的赵慧雯以及陶氏兄弟逮捕。在市区搜查赵慧雯住所的侦查员却并无收获，赵慧雯的贵重细软都装在旅行箱里带走了。去小渔村抓捕的侦查员搜查了旅行箱，并没有发现涉案物品或者可以证明赵慧雯与敌特有联系的证据。
那么，赵慧雯偷渡香港又是怎么回事呢？省厅专案组对三人进行讯问后，得知赵慧雯前不久遇到一个从香港来广州的朋友，告诉她其前夫姜蔚已经离开了“保密局”，在九龙开了家饭馆。他没有再婚，与一个女人同居了一段时间。两年前那女人去了新加坡，嫁了一个华侨老板。赵慧雯听了不禁心动，想去香港跟姜蔚复婚。这些日子，赵慧雯一直在暗暗寻找能够帮她偷渡的蛇头，把娘家两个表兄弟找来就是托他们跟在广州的龙湾村老乡打听这方面的消息。后来，还是她自己找到了曾和前夫一起在“军统”混过的一个哥们儿，此人姓郭，现在已经离开特务机关做起了生意。通过老郭介绍，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她偷渡的渔民。
赵慧雯对偷渡之事供认不讳，但侦查员问及张友菊命案，她一概摇头。省厅专案组讯问了整整一夜，最终排除了赵慧雯涉案的嫌疑。
七、真凶落网
3月9日，省厅专案组排除赵慧雯涉案嫌疑的当天傍晚，市局专案组在太平区长虹巷的一个小尼姑庵里抓获了潘小洲。
一天前潘小洲失踪后，市局专案组对潘家四口进行了讯问，根据她们交代的情况作了一番分析，列出了十七个潘小洲有可能前往躲藏的地点，长虹巷的那座尼姑庵便是其中之一。
这座尼姑庵很袖珍，就三间平房、一个花园，外面是黄色围墙红漆庵门，‘庵内只有一个尼姑，法名静珠，三十二岁。这静珠本名陆清姝，出身富家，自幼聪慧，十九岁从省师范学校女子班毕业后，当了一名高小教师。其时教育部门为解决师资缺乏，推出“师生同升级”的临时措施，即初小老师随同其所教的学生一起升到高小，高小老师随考取初中的学生一起进入初中当中学老师。当然，老师升级必须得有一个前提：本身业务素质出众，足能承担升级后的教学工作。陆清姝具备这份素质，所以教了两年高小就升级去教初中国文。教了一年初中，她遇到了从外校转来的初二学生潘小洲。跟班升到了初三，这对师生竟然玩起了师生恋。最后的结果是，陆清姝怀孕打胎，辞职出家做了尼姑。
潘小洲与陆清姝的这层关系，被侦查员从其老母口中挖了出来。市局专案组通过秘密侦查，终于吃准潘小洲藏匿于尼姑庵，于是将其捉拿归案，陆清姝涉嫌窝藏，也一并进了局子。讯问之下，潘小洲供出了真相，虽跟张友菊命案无关，却也令一干刑警大吃一惊。
原来，潘小洲竟是“国防部保密局”的潜伏特务，受命潜伏后，根据上峰指令将与其父潘四渊颇有交情的惯匪“海上飞”等六名土匪发展为特务，最近正准备接受台湾秘密指令，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潘小洲出面跟马锦花打官司争夺房产，系受上峰指使，本意倒并非为钱钞，而是从安全计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一个对财产斤斤计较之徒，应该不会当特务的，因为当特务的一旦暴露必须即刻滑脚开溜，要房产干吗？
潘小洲特务案上报市局后，领导让转交给政保部门接着往下侦办，市局专案组继续张友菊命案的侦查工作。
这时候，市局专案组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不得不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曾在张友菊命案现场出现过的瘦高个儿男子身上。3月12日，市局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对瘦高个儿在逍逸园附近那家小面馆出现的情况进行走访。那家面馆正好地处三个派出所管段的交界处，所以这次走访的范围比较大。大伙儿从市局出发时，谁也没想到运气已经悄悄降临了。
市局专案组副组长李宝善和刑警小段去了紫云里派出所。派出所指导员葛任辛把李宝善和小段让进办公室，沏茶递烟，刚聊开个头，外面来了个群众，说要找派出所领导反映重要情况。这是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者，说话跟公鸭有一比，偏偏嗓门儿又大，那音质扰人耳鼓可想而知。他在外间一开口，里面李宝善和葛任辛基本上就不能开口了，说了也是白说，只能听他的。
接待这个老者的是留用警察老苏。在旧社会，即便算不上恶警，也不可能对老百姓和颜悦色，现在不同了，跟人家说话得特别耐心。老苏忍着对方的公鸭嗓听下来，终于听明白了，原来那老者这两天外出时，总觉得后面似乎有人盯梢，就怀疑有人要对他图谋不轨，不是谋财就是害命。老苏乍一听暗吃一惊，忙请对方坐下，递上一杯水，请教对方贵姓。老者说免贵姓钱，草字永显，原住太平区，年前刚搬到附近的大福巷16号居住，户口还没迁来呢。然后就说到正题，说来说去就是有人盯梢，至于是什么人、几个人、凭什么认定是盯梢，则一概说不上来。
老苏便换了个角度提问，钱老先生您是干甚营生的？以前是否有仇人？是否得罪过什么人？钱永显说自己是广州本地人氏，六十二岁，干典当行营生，十六岁时从学徒做起，一直到典当行首柜（高级店员）。两年前回家赋闲，一向安分守己，胆子小得树叶掉落都怕砸破脑袋，从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且向不过问政治，更不结交官府、帮会，连和尚道士也不打交道。钱永显说完后问老苏：“你看我这样的一个小老百姓，在旧社会尚且没人跟我过不去，现在解放了反倒有人盯我梢了！民警同志，您看这不是奇怪了吗？”
钱永显觉得奇怪，接待他的老苏同样感到不可思议。想来想去，他怀疑这位来访者可能是脑子出了问题，哪根神经短路，于是便耐心诱导，指望经过婉转的点拨使其从云里雾中回到清明现实中来。老苏的用意挺好，可是钱老先生却不肯领情，见民警不信他反映的情况，就着起急来，越着急，声调就越高，公鸭嗓震得里间外间的人耳膜嗡嗡作响。
李宝善寻思跟葛任辛谈不下去了，遂起身告辞。哪知，李宝善注定是要撞好运的，他和小段走出葛任辛的办公室，正好和那位钱老先生照面，不禁一怔——乍一看，这老头儿长得竞跟被杀害的张友菊一模一样！他回头想示意小段，看他是否有同感，小段正睁大了眼睛盯着钱永显，嘴巴大张，像是含着一个问号。
钱永显见李宝善从办公室出来，以为是派出所长，当即撇下老苏向他求告，声称自己受到威胁，如若政府不问不管，那肯定不是丧生就是破财。
李宝善事后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对方酷似张友菊，他肯定会跟老苏一样，怀疑此人精神不正常。可是，因为钱永显这张脸跟张友菊酷似，所以他就对这个老头儿产生了兴趣。当下便朝葛任辛使个眼色，本意是想让老葛先以派出所领导的名义出面把对方稳住，至于自己是谁，那就不必介绍了，对方认为是所长也好，副所长也好，将错就错，先跟他谈谈再说。哪知葛任辛领会错了意思，没说自己是派出所指导员，反而指着李宝善说这是分局刑侦队李队长，是下来检查基层治安工作的。钱永显一听大喜，便缠着李宝善反映情况，把已经对老苏说过的那些话又复述了一遍。
不过，李宝善不像老苏那样只听对方陈述，而是边听边启发引导，这样一来，对方所说的内容就显得有些靠谱了。比如，钱永显说最近五六天里，他出门时不管是步行还是叫黄包车、三轮车，都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超越他，那辆自行车是六七成新的日本“富士山”牌，他以前供职的典当行也有一辆，所以一眼就认得出。至于骑车者的模样、身高，他却说不上来，因为对方是从后面超越他的，他来不及细看就已到前面去了。不过，到了前面对方却又不加速了，用和他差不多的速度行进。由于对方没有下车，他也不知对方身高多少。从那人的背影以及踩车的动作估计，应该是个介于青年和中年之间的男子。
钱永显还告诉刑警，在这期间，他曾去戏院看过一场京戏，幕间休息时想想觉得不靠谱，决定回家。他是个戏迷，广州的大戏院家家都熟，是从后门溜出去的。出去后，为印证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又返回戏院前面，在停着的那几十辆自行车周围转了一圈，果真发现了一辆六七成新的日本“富士山”牌自行车！至于是不是之前跟踪者骑的那辆，那就说不准了。那辆车没牌照，不知是根本没上牌呢，还是车主故意把牌照卸下来了。
钱永显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市局专案组的重视，当天晚上，全组刑警开会讨论此事。众人反复看过钱永显和张友菊两人的照片，除了越看越觉得此公的相貌跟张友菊酷似之外，找不出丝毫钱永显被人盯梢的理由。钱永显历史清白，没参加过国民党和日伪政权的党政军警特和反动会道门，老实本分，遇事以和为贵。钱有三个子女，都已成家独立，有稳定的工作，家庭也和睦。如此，众刑警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张友菊可能是被凶手当成钱永显错杀的，至于对方为何要冲钱永显下手，那就需要继续调查了。
正讨论到这里时，陈坤副局长来了。他听了最新案情的汇报后，指示顺着这个方向秘密调查，同时安排便衣刑警保护钱永显，这也是查摸那个跟踪者的一条途径。
从3月13日开始，市局专案组刑警化装对钱永显提供保护。派出所出面跟老头儿取得沟通，告诉他，您的反映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公安局已经采取措施，您尽管放心活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保证您安全无恙，另外对您老府上也作了安保布置，绝对不会出问题。
刑警对钱永显和其住宅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也就仅仅一天，即当天晚上九时许就发现有人骑着那辆“富士山”牌自行车出现在钱家附近，转了两个圈子就离开了。刑警程炽化装车夫蹬三轮载着李宝善进行跟踪，却未能成功，因为载人三轮车的速度跟自行车是没法比的。众刑警自然感到惋惜，还有点儿担心被对方发觉。不过，这份担心却是多余的，午夜过后，“富士山”再次出现在钱永显住所附近，鬼鬼祟祟转悠片刻，进了旁边的小巷。刑警蹑足悄行闪至巷口，借着另一头射入的路灯光一瞥，只见那厮已把自行车靠在钱宅一侧的院墙边，支好撑脚架，正往车上爬。三名刑警待他上了自行车正往墙头攀爬的时候直扑过去，当场连车带人扑翻，在他身上发现匕首一把，腕上还戴着一块金表。
押解市局讯问时，最初这厮一口咬定他是想进钱宅行窃，直到专案组长谭祖德派刑警驾车把张友菊的家属、逍逸园花匠老韦、清洁工黄妈接到市局，经辨认确认金表系张友菊生前之物，被捕者正是命案发生之前及当天都曾出现在现场的瘦高个儿男子后，他才交代了作案情况——
案犯名叫齐高舟，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人氏，三十五岁，父母早亡。少年时出家七年，练得一手南拳。十七岁入粤军陈济棠部当兵，因擅长散打擒拿，且生性机灵，被选人陈济棠的特别卫队。特别卫队其实并不承担警卫勤务，只负责执行暗杀、绑架、爆炸、纵火之类的特别使命，相当于后来“军统”的行动处，所以，齐高舟接受的都是行动特工的那套训练。
1936年，陈济棠联络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发动“六一事变”，失败后逃亡欧洲，其特别卫队遂作鸟兽散，齐高舟于是在江门做了一名小贩。不久，娶妻生子，过着一份清贫但还算安逸的小日子。从1936年到1949年这十三年里，齐高舟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尽管身怀特殊技能，完全可以施展出来谋利，可是他一直没有出手，这可能跟没有人登门劝其出山也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不速之客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此人名叫朱义淳，是当初齐高舟在陈济棠特别卫队时的排长，和齐高舟拜过把子，后来跟着陈济棠去了海外。抗战爆发后，陈济棠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委员，朱义淳却留在香港当了资本家的上门女婿，跟着岳父做起了生意。抗战胜利，老朱回广州探访亲友时跟齐高舟见过面，送了义弟一份厚礼。广州解放后两个余月，1950年元旦前，老朱又回来一次，这次是特地来找齐高舟的，他要求义弟为其办一件事儿——杀一个人。
朱义淳告诉齐高舟，要干掉的那人名叫钱永显，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原在典当行，现已回家养老。为什么要杀他呢？老朱生意场上的挚友老马的岳父是南洋富商，晚年移居香港与女儿同住。这富商终生未娶，所谓女儿是抗战初期香港尚未沦陷时在交际场上逢场作戏认下的。不过，老马夫妇对富商照料得很好，这后面当然也有着一份觊觎其财产的用意。不久前，一向健康的老人查出患了肝癌，惊惧之下精神崩溃，癌症倒是得到了暂时性的控制，却成了精神病人。
根据法律规定，老人虽然尚未去世，但因患精神病，所以即使立下遗嘱也是无效的。因此，老马的妻子只要准备一应材料证明她确系老人的干女儿，待老人去世后就可继承遗产了。可是，老马聘请的律师在进行相关准备工作时却意外发现老人在移居香港前是立过一份遗嘱的，言明其身后将一半财产赠予其表弟钱永显，附加条件是只给钱永显本人，其家属无权继承；另一半财产倒是留给干女儿的。老马夫妇面对这个意外情况感到难以接受，便动了把钱永显干掉以独霸财产的念头。
老马把这事跟朱义淳一说，朱虽然愿意相助，可其时他已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胖子，当年的身手不再，不可能亲赴广州干掉钱永显，于是就想起了义弟齐高舟。此次前来找齐高舟，言明老马那里愿意为这桩活儿支付黄金十两，先付定金三两。齐高舟既重义兄之情，又贪图那十两黄金，再说这活儿也不难做，就答应下来。
朱义淳给了齐高舟一张钱永显的照片，那是从十年前老马的岳父去广州时与钱永显的合影上裁剪下来翻拍的单人像，地址却没有，不过提供了一条线索：钱永显是典当行老手，对古玩鉴定颇有一手，所以他经常去广州市古玩业公会与一班古玩发烧友交流。朱义淳让齐高舟去古玩业公会守候，必能守到。
齐高舟这一守，却遇到了长相与钱永显酷似的张友菊。张友菊是广州颇有名气的古董玩家，他也喜欢光顾古玩业公会，跟那班行家神聊。中风康复后去得少了，哪知年初五古玩业公会接财神菩萨时应邀去露了一下面，恰恰就让齐高舟撞着了。齐高舟见他的长相、年龄都跟朱义淳说的一样，又暗暗对着照片反复核对，最后认定此人就是目标，便跟踪到了张友菊的宅第。之后，连续数日跟踪，摸清其每天早晨要去逍逸园晨练的规律，就在2月27日下了手。
行凶后，齐高舟扔掉凶器混在现场人群里看热闹，哪知听人说死者姓张而非钱，更不是从事典当业的，便知杀错了人。这厮胆子甚大，且具有职业杀手的素质，马上决定重新开始，非要把正主儿干掉不可。几天后，他再去古玩业公会守候，果然让他撞到了钱永显，故伎重演，仍旧跟踪到其宅第。之后又连续跟踪了几天，发现这个目标的活动没有规律，只好夜晚入室行刺，不料却被刑警蹲守拿下。
1950年6月9日，齐高舟被广州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文章来源：转载自《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