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嗣杰在“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悼念同事
文 吴志菲
1955年1月新婚后，作为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记者的钱嗣杰拿着相机记录新中国历史，每天照样忙前忙后；身为北京丰台铁路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的妻子陈惠嫣以病人为中心加强护理，服务周到，工作出色。左邻右舍都说钱家夫妇是一对事业型夫妻，在工作上很要强。看到他们幸福的生活、努力的工作，大家都竖起大拇指。
就在这时，钱嗣杰接到新任务：赴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采访亚非会议。
1个月前，也就是1954年12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得到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一致同意，5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这对于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的席位且被许多国家孤立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喜讯。周恩来总理即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之中国决定参加亚非会议。随后，参加亚非会议的具体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作为中央新闻组记者的钱嗣杰被通知即将前往印尼，采访亚非国际首脑会议。
兵分两路赴雅加达
亚非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市召开。谁去，怎样去——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商谈着亚非会议有关事宜。
毛泽东手中夹着一支烟，含笑向周恩来问道：“恩来，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国家会议的成员都定了吗？”周恩来掏出一份名单递给他，说：“我同陈老总已经商定了一个名单。主席，你看看这些同志行不行？”
“可以嘛，我看挺好的。”毛泽东看后点点头，接着说：“恩来，去万隆参加会议，美蒋都虎视眈眈，这次肯定是个危机重重的行程，你们打算怎么走。今天瑞卿在，大家好好商量一下，一定要确保安全。”
毛泽东、周恩来等都知道：帝国主义的态度十分明显，其中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美国就捏造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美国的意图是，即使不能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也要给会议制造种种难题使其“分裂而瓦解”。
周恩来生前卫士长成元功接受笔者专访时回忆说：当时，他被安排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出席万隆会议，正当在紧张为周恩来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中国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
情报确实、可靠。情况十分严峻！到底还去不去，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恩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他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尼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单程要走1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尼。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可用，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正在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他突患急性阑尾炎，不得不于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出院后，医生对他作了几次身体检查，恢复很好。
中国正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恩来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将安排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埃及和阿富汗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研究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总理对中国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
国际社会对周恩来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但周恩来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并未让外界知晓，只有印度尼西亚大使莫诺努图最早得知周恩来的行踪。
中缅尚未通航，如何去缅甸？一是按原计划从中缅边境坐5天的汽车过去，一是加紧试航。两个方案，都必须从西南边陲的昆明出境。
于是，中国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当时中国与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划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雅加达。
不久，周恩来会见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并讲话。在讲话中，周恩来讲了与会的目的、重要性及要求、注意事项，如何在会议期间做好各自的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服好务。
全团人员约30人。钱嗣杰在这时才知道新华社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前方报道的工作人员是：沈建图为中国记者团团长，全面负责万隆会议的前方报道工作，黄作梅、李平（原名李炳衡）负责会议文字报道，自己负责摄影报道，刘茂俭负责译电工作，雅加达分社彭迪、钱行、谭岱生负责会外报道。他们相约在印尼见。
会后，代表团成员到东交民巷28号的“红都服装店”，每人订做两套中山装，一套灰色，一套黑色，此外还各订制两件衬衣。中山装的缝制，除直向缝合用缝纫机缝制外，其余各道工序大都用手工缝制。缝制时边缝边烫，工艺精细。钱嗣杰和同事在这里量好尺寸后，过了两天才拿到服装，试穿起来，感受中山装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爱不释“身”。
钱嗣杰(站立者右二)等与外国记者在万隆会议期间
与死神擦肩而过
因为还要补充采购一些摄影器材，钱嗣杰得提前动身到香港转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到雅加达。他带上了心爱的“禄莱”120、“徕卡”135相机和一些闪光灯泡。向有身孕的妻子告别时，钱嗣杰一步三回头，一再叮嘱妻子好好照顾自己，陈惠嫣则叮嘱丈夫在国外注意安全，注意劳逸结合。
于是，在中国记者团出发前，钱嗣杰和译电员刘茂俭作为“先遣队”于4月1日抵达香港。香港文化和历史遗迹遍布每个角落，有传统的祖先宗祠、新界氏族围村，以至坐落闹市的庙宇。钱嗣杰想借在香港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之余感受一下香港建筑物的中西文化荟萃特色，然后再与后期而至的记者团会合乘飞机去雅加达。
可是，待钱嗣杰和刘茂俭采购一些摄影器材和记者团所需物品采购好有关设备和物品后准备逛一逛的时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通知他们两人，说：“你们的行程有些变化，外交部有两位信使要去万隆，随身携带了外交文件、礼品等很多重要东西，需要你们陪同保护前往。”一听，钱嗣杰无奈地对刘茂俭摇了摇头，两人心照不宣，清楚在香港多看看、多走走的计划泡汤了。这时，黄作梅补充说：“你们把采购的东西都交给我吧，我来替你们办。”
于是，钱嗣杰和刘茂俭两人当天不太情愿马上离开香港，硬着头皮作启程赴万隆的准备，一个晚上闷闷不乐。第二天天一亮，有情绪的他们便乘荷兰的“芝万谊”邮轮起航了。
4月7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成元功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由于当时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总理去昆明。
与此同时，一个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他们盯住了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断定周恩来必走香港无疑。
在周恩来一行登乘伊尔—14飞机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到，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阅后，极为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月8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昆明，等待中缅航线的开通。
次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可以由昆明飞仰光，省得总理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晚9时多，周恩来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我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邓颖超设法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邓颖超把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转告罗青长后，罗青长便找到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告知有关情况。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新华社香港分社。
4月10日上午9时半，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通报有关情况，并告诉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即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没有得到落实，并于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人专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他通报有关情况。印航经理将信将疑，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1个小时，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中方人员严正交涉后，这位印航经理表示届时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新华社香港分社才释怀。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恩来、陈毅和中国代表团在昆明的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该飞机终于安全离开了香港。
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会场内景（钱嗣杰摄）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成为一生的痛
到了下午6时左右，北京打来的第二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了通讯联系，且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这一下，大家放下的心都又提了上来。周恩来十分关注，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行失事人员。
晚上，北京打来第三次电话，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已失事。据境外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等11人全部遇难。
原来，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台湾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香港情报站选择能够自由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的清洁工周驹实施爆炸计划。
因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安排钱嗣杰和刘茂俭提前去万隆，而让他们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钱嗣杰他们两人坐了7天7夜的船先期于4月8日到达了雅加达，4月11日他们二人到了万隆住进旅馆，在旅馆里焦急地等待飞机到来，可左等右等都没有中国代表团的消息。
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等11人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他们是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还有中外记者7名，分别是：新华社对外部第一任主任沈建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对外部记者李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郝凤格，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和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斐德。此外，包括印度机长贾塔尔上尉在内的大部分印度机组人员同时遇难。
该机空难发生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空军闻讯派出军用飞机在出事地点搜寻。英国皇军空军、海军派出多架飞机和多艘军舰前往出事地区营救。仅其中的3名机组人员被英国皇家“丹波尔号”驱逐舰在一个小岛被发现而营救出来。
此时，钱嗣杰还不清楚，却一直在等待新华社的同事来万隆会合。当天下午，他和新华社雅加达分社首席记者彭迪、钱行前往雅加达玛腰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可是过了飞机预定的抵达时间，左等右等不见飞机的踪影，便请彭迪询问情况。就在当天下午，旅馆方面的说，听说有架飞机爆炸了。钱嗣杰听后心里一震，不久得到中国使馆的消息，证实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发生空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蓄谋破坏所致。
这次空难中丧身的3位新华社记者都是与钱嗣杰有过交往或很深交情的：大他13岁的沈建图1951年至1952年曾任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长。小他1岁的李平，就是原来的李炳衡，1951年与1953年曾两次赴朝鲜参加战俘问题和停战谈判的报道，且多次与自己出生入死在朝鲜。已任6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是他让自己逃过了一劫，要自己和刘茂俭提前乘“芝万谊”邮轮离开香港的。当时，自己不理解而带着怨气前往万隆的。
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革命公墓，至今仍然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晚年，一谈起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失去的朋友，钱嗣杰的声音总会不由自主地低沉下来。他说：“要感谢黄作梅，要不是他，我们就葬身海底了。然而，黄作梅走了，殉难了，那时他的妻子已经怀了9个月身孕；沈建图，很了不起，他是中国对外新闻的开创者之一，最擅长写英文稿，又快又好——我们从朝鲜战场就一直在一起合作，他躲过了敌人的明刀明枪，却没能防备特务的暗箭伤人；李平，年轻热情的好同事，临走时，他答应我，到了万隆就帮我写照片说明、总洗胶卷……要是他们还在，该多好啊！可惜他们都魂归大海。”
这些年来的清明前后，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揣着鲜花来到芳草萋萋的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的一块石碑前，久久伫立。他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幸免于难的新华社老记者钱嗣杰。在这里，他似乎还能看到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浮现在面前，还能感受到那天噩耗袭来时的巨痛。岁月流逝，头发已由青丝变成白发，但钱嗣杰难以释怀这段生死情。
编辑｜安吉
中华儿女
家国天下，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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