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韩国正处于经济的腾飞期，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合称“亚洲四小龙”。
在这一阶段，这个三面环海的国家靠着大力发展远洋渔业，获取了可观的利润。
但是，海上作业非常辛苦，很多韩国人根本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短缺，韩国高薪雇佣了大量东亚、东南亚的外籍劳工。
1996年6月16日，一艘载着25人的远洋渔船“佩斯卡玛号”从西太平洋提尼安岛出发，前往南太平洋的菲尼克斯群岛海域捕捞金枪鱼，为期两年。
这艘船上载着7名中国朝鲜族船员、10名印尼船员和8名韩国船员。
谁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航行，却成了所有人的噩梦……
一、远赴异乡
佩斯卡玛号是一艘远洋渔船，于1996年建造完成并投入使用。这艘船总吨位271吨，长27.7米，宽8米，由韩国太阳公司在洪都拉斯注册。
佩斯卡玛号的船长是韩国人崔基泽，其余的副船长、甲板长、轮机长等管理层均由韩国人担任，中国和印尼的17名船员则是普通船员。
船上的七名朝鲜族船员都来自吉林通化。
其中，只有44岁的全在千出过海，其余六个小伙子都只有20多岁，海上工作经验几乎为零。
远洋航行是个辛苦活，一去就是一两年，也没什么机会上岸。
但是酬劳丰厚，在当时东北朝鲜族人民眼里属于一种赚快钱的方式。
全在千之前曾经跟着韩国渔船出海过，14个月包吃包住，赚了5万元，在90年代算得上一笔巨款。
但他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这笔钱贴补家用后便所剩无几。
于是，全在千琢磨着，趁着年轻再干两年船员，攒点钱就可以回家做些小生意。
而村里几个胆大的小伙子也跟着他上了船。
这些小伙子家境普遍十分贫困。
其中，李春胜刚刚结婚，家里盖房子欠下了一屁股债。而白忠范则是为了给小儿麻痹的儿子看病。
其他的人情况也差不多，都是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来干这份苦力活。
上船之前，每个人缴纳了2万块钱押金，这是为了防止他们中途反悔。
只有干满两年，这笔钱才会退还。七名朝鲜族船员东拼西凑，才勉强把钱凑出来。而且，他们还要自费来韩国釜山。
可以说，为了这份工作，每个人几乎都已经倾家荡产了。
好在韩国公司给出的薪酬足够优厚，上船后他们每个人可以领到150美元的月薪，约等于1200多人民币。
1996年6月16日，“佩斯卡玛号”载着25名船员出发了。
刚上船的7名朝鲜族船员怀着挣大钱的美好愿望，对这次航行充满期待，却没想到这是一场死亡之旅。
船上的10名印尼船员，对朝鲜族的船员都十分友善。
虽然语言不通，但大家相处得很和睦。而韩国船员却个个都是不好惹的。
韩国籍的甲板长姜仁浩，是个身高一米八，体重两百六十斤的壮汉，曾经做过海军陆战队的班长。
在这艘渔轮上，他担任的便是类似“打手”的角色。
而船长崔基泽，早就有过殴打船员的前科。
在这次航行前，他曾经因为打伤印尼船员而遭到了印尼大使馆的警告。但由于韩国公司的势力强大，只手遮天，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或许也正是这种放任不管的行为，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二、噩梦之旅
而面对七名中国朝鲜族船员时，他们不仅不顾及同胞之情，反而变本加厉地打骂他们。
“佩斯卡玛号”刚刚开出海，便遇到了恶劣天气。
由于从未出海过，面对海上的颠簸和风浪，许多中国船员都出现了晕船呕吐的现象，整夜睡不着觉，吐得黄水都出来了。
此时，本应该停船让船员们休息一段时间，但船长崔基泽却不准停船，故意折腾他们。
第二天一大早，崔基泽又闯进了船员们的休息室，将他们赶上甲板，命令他们马上开始训练绑鱼绳。
此时船员们都精疲力竭、十分虚弱，再加上之前从来没干过，速度很慢。
由于海上的颠簸，他们个个站都站不稳，早饭也全吐了出来。
而甲板长姜仁浩却不顾船员们的身体情况，狠狠地踹了他们的屁股几脚，还肆意辱骂他们。
一开始，船员们只能忍气吞声。面对韩国人的辱骂，只能假装听不见，陪着笑脸。
可是，他们的虐待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在船上，中国船员是拿固定工资的，而韩国船员是拿分成的，捕捞得越多，他们的收入也就越高。
因此，他们巴不得中国人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
姜仁浩每天都在催促中国船员们干活，一旦干得不好，轻则辱骂，重则拳打脚踢。
在短短几天里，除了全在千干活麻利，没被挑出毛病，其他六名中国船员和一些印尼船员都遭受了姜仁浩的暴打。
除了辱骂、殴打船员外，姜仁浩还经常羞辱他们，并以此为乐。
一次，姜仁浩突然叫住李春胜，问他：“你有孩子吗？”
李春胜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有，老婆刚怀上。”
姜仁浩又问：“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
李春胜感觉很奇怪，便说：“当然是从我老婆的肚子里。”
这时，姜仁浩突然哈哈大笑，拍打着李春胜的脑袋说：“难道不是从你家母狗的肛门里掉出来的吗？”
面对这般侮辱，李春胜气得咬牙切齿，但最终仍是选择了忍耐。
中国船员的忍耐，反而助长了韩国人的气焰。
他们认为中国人软弱好欺负，可以随意拿捏，于是更加嚣张。
没过几天，他们将全在千叫出去，姜仁浩故意找茬说他出来得慢，狠狠给了他脸上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还骂骂咧咧地说：“你以为我前几天不打你，以后也不会打你了？”
此后，白忠范因为数错了篮子里的鱼，被姜仁浩活活打晕，连吐了好几口血。
为了杀鸡儆猴，船长崔基泽命令所有外籍的船员跪在甲板上，用木棍抽打他们的屁股，蓄意羞辱他们。
打完后，船员们准备离开，姜仁浩又突然向他们掷了一个塑料箱子，打得他们头破血流。
自此，这样的流血事件每天都会发生。
三、船员爆发
没过多久，外籍船员们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便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全在千对朝鲜族船员们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韩国船长是会经常打人，却没见过打人这么狠的！你们年轻还能撑一撑，我怕是撑不到半年就得被打死。要想想办法。”
几番商量过后，他们决定写一封信交给船长，劝说他改变策略，以打人的方式来管理船员是行不通的。
6月26日，全在千写完了信，将信交给韩国船员李仁锡。
这个船员是唯一一个对他们比较友善的船员，全在千很信任他，希望他能将信交给船长。
但是，由于害怕船长的暴力手段，李仁锡并没有第一时间将信交上去，而是打算拖几天，等船长心情好再说。
第二天，船员们没有等到船长的回应。
在甲板上投绳时，姜仁浩突然暴起，拿着棍子将朝鲜族船员崔锦浩打得头破血流。而船长崔基泽嫌白忠范将鱼饵挂歪了，先是用鱼猛砸他的后脑勺和背部，又将他踹倒在地。
李春胜往那边瞥了一眼，却引来了姜仁浩的不满。
他随手拿起一条大鱼砸向李春胜，将他打得鼻血直流，又继续要砸。
这时李春胜躲开了。而姜仁浩却更加愤怒，他拾起一根钢管便开始追打李春胜。
这时，李春胜忍无可忍，便夺走姜仁浩手中的钢管，并将他锁喉。
韩国船员们见了，纷纷拿起杀鱼刀和木棍聚拢过来。
可此时外籍团员们也团结起来了，他们拿起武器，站在了李春胜这边，与韩国人对峙起来。
眼看着这场冲突就要演化成一场械斗，全在千和李仁锡连忙站出来劝阻。
全在千说：“船长，你们打人太狠了，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赚钱。”并提出不要两万元押金，要求下船。
见此，印尼船员们也纷纷提出不干了。
看到船员们全体罢工，崔基泽马上换上一副和善面孔，表示只要大家能完成任务，以后便不再打人。
朝鲜族船员们信以为真，便答应留下了。
而有3名印尼船员坚决要下船，乘坐着其他渔船返航了。
然而，3名印尼船员离开后，船长将所有任务都分配给了剩下的印尼船员和朝鲜族船员们，变着法子地压榨他们。
虽然不再有打骂，但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后，大家的身体都撑不住了，便再次决定向船长提出下船。
但是，7月28日，送印尼船员卢比返航时时，全在千无意中听到了崔基泽对返航的船长说：”这个卢比竟敢拿刀反抗我，把他弄死扔进海里吧。”
全在千大吃一惊，觉得自己和船员们都有生命危险。
之后，他们反复与崔基泽交涉下船，最终崔基泽终于松口同意了，却要求他们签一份申请书。
船员们兴高采烈地签完字，却中了他的圈套。
原来，在申请书的背面写着一行字：中国船员不服从管教，随心所欲工作，并企图杀害船长，决定驱逐出船。
崔基泽拿着这份申请书，马上翻了脸，得意地表示要将这些船员留在西萨摩亚岛，并向当局报告。
到时候，这些船员就会被警局拘留3个月，所有费用都要自己出，不付完钱就只能永远呆在那里坐牢。
中计的船员们，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他们试着找船长求情，全在千还拿出了珍藏的朝鲜族补药，但船长不为所动，船朝着西萨摩亚岛疾驰而去。
8月2日凌晨，6名中国船员聚在一起借酒消愁。
借着酒劲，他们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决定先下手为强，将所有韩国人杀死。
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当晚，全在千将船长骗进了操作室。
三个手持杀鱼刀的中国船员埋伏在那里，等他一进来便连刺四刀将他杀死，把尸体丢进了大海喂鱼。
此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其他六个韩国船员，只留了对中国人比较友善的李仁锡一条命。
在此过程中，有三名印尼人被打斗声惊醒，目睹了他们杀人的场面。
于是，全在千等人逼迫他们杀人，成为同犯。
第二天早上七点，全在千以取鱼饵为名，将这三个印尼人和一个一直讨好韩国人的朝鲜族船员崔万峰骗到冷冻室中，想要冻死他们。
但冷冻室设备故障，温度只能维持在零度，他们苦苦支撑了好几天。
最后，8月7日晚，这四个人被全在千扔进了大海。
思前想后，全在千等人准备偷渡去日本，便让唯一会开船的李仁锡掌舵。
但李仁锡看到他们准备的救生船，认为他们很可能会弃船逃生，便决定自救。
8月24日晚，他借口渔船重心不稳，将中国船员骗到了鱼舱整理货物，而后与剩下的印尼船员一起封死鱼舱大门，将他们控制住了。
之后，船上的人发起了求救，最终被一艘日本军舰救回。
至此，这场惨案才算勉强告一段落。
四、审判船员
这起案件曝光后，震惊了整个韩国社会。
为了维护本国人，韩国媒体用“屠夫”、“恶魔”等词语来形容六位中国船员，却只字不提他们在船上遭受的种种虐待。
不知实情的人们纷纷谴责这他们的暴行，要求判处死刑。
虽然全在千在法庭上进行了自我辩护，称：“韩国人每一天都对我们又打又骂，用钢管打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但在群情激奋下，1996年12月，釜山法院还是以“犯罪者手段恶劣，死亡人数众多”为理由，判处了六人死刑。
之后，六个人均提出了上诉，全在千还写下了一份万字陈情书，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根本没有韩国媒体报道。
主流舆论早已经将他们钉死在了杀人狂魔的耻辱架上，此时任何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了。
但事情不久后出现了转机。
一个月后，这份陈情书传到了中国，引起了朝鲜族同胞的不满。
他们认为判决不公，纷纷竭尽所能、展开救援。
而一名朝鲜族的教师赵峰，联系上了一位韩国律师，请求他为船员们辩护。这名律师就是后来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当时，43岁的文在寅是釜山当地有名的人权律师。
他与恩师卢武铉一起开了一家律师所，经常为弱势群体维权。
文在寅自己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当时工厂密集的釜山，只要提到劳动律师，便是卢武铉和文在寅。
在听赵峰说了案件实情后，文在寅果断地答应了为他们辩护，并表示：“我愿意做，我会全力以赴。”
在二审中，文在寅将船员们在船上遭受的虐待和毒打逐一陈述，据理力争，认为船员们是在精神崩溃下采取的报复手段，不应该判为海上强盗杀人罪，而应视作一般杀人罪。
在演讲中，他的一句：“人有像人活着的权利！”实在是振聋发聩，最终动摇了法院的决定。
二审后，除了主谋全在千外，其余五人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在辩护期间，文在寅还在经济方面援助了这几位船员。并且协助船员的家属从中国来到韩国探监。
后来，卢武铉执政时实行特赦，全在千也由死刑改为了无期徒刑。
迄今为止，这六名船员仍在韩国监狱中服刑。
通过文在寅的辩护，不少韩国人认清了真相，对朝鲜族船员们产生了同情。
但是，也有很多人仍然固执己见，甚至将文在寅称作是“中国人的走狗”、“叛徒”、“卖国贼”。
他的这次辩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竞选总统的结果。
2012年韩国总统大选，文在寅对上朴槿惠，许多韩国媒体就翻起了旧账，指责文在寅为杀人犯辩护，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减刑。
最终文在寅输了这场总统大选。
呈现在世人眼相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文在寅始终恪守自己的原则——“干干净净”，只为将真前。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文在寅也多次提到，自己对那场案件的看法从未改变。
同时，他也坚定地认为：无论是谁，是否犯错，既然站在法庭里，就都有接受辩护、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受到人权保护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