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窑、弟窑、龙泉窑为什么复杂？
哥窑、弟窑、龙泉窑，谁的名声最响？当然是哥窑。
哥窑青釉鱼耳炉 高9、口径11.8、足径9.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哥窑以典雅肃穆的造型、纵横交错的开片纹（金丝铁线）、润泽如酥的胎釉（紫口铁足）而著名，历来被藏家乃至皇权青睐，以致在明代还被捧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只要提到哥窑，有四个概念无法回避：一是清宫遗存哥窑器，现藏于两岸故宫博物院和其他一些著名博物馆，它们独占鳌头、光鲜亮丽，如今似乎已成判断一件藏品是否为哥窑的“标准器”，业界给它们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称——“传世哥窑”，它们的窑址至今没找到或没明确，但明显不是龙泉地区烧制的；二是文献记载的哥窑，按文献描述的特征似乎是产于龙泉地区的龙泉黑胎青瓷，业界也创造了一个名称——“龙泉哥窑”，黑胎青瓷的窑址已在龙泉地区找到；三是一些哥窑瓷器，其釉色、造型与南宋官窑并无多大差别，很难判断它们到底属于哥窑还是官窑，把它们看成官窑也行、看成哥窑也未尝不可，当前业界把这类哥窑归为“官窑型”器；四是由于哥窑的典型特征——开片纹很漂亮，很受世人喜爱，历史上也曾被传得神乎其神，但事实上工艺并不复杂，因此在元、明、清三代有众多窑口争相仿造，尤其明、清两朝竟然有朝廷官窑奉旨仿造，有的达到以假乱真程度，当前业界把这类哥窑叫做“仿哥窑”或“哥窑型器”。在现代，各路专家学者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颇有见地、有的信口雌黄，更有的占据业界高位抱残守缺，对新发现的证据视而不见，固守陈词滥调，把“哥窑”的概念搞得模糊不清。所以，前文所说“复杂”二字，皆因哥窑而起。
龙泉窑三足炉 高12.4、口径14.5、足距9.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弟窑之名皆因一个“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的传说。传说是否靠谱本不难判断，但历史偏偏就出现了以“弟窑”即为龙泉窑、龙泉窑就是“弟窑”的荒诞论断，导致后世形成以偏概全、以点论面的尴尬局面，始终难以自圆其说。
龍泉窯青瓷鳳耳瓶 高25.5、口徑9.4、足徑9.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不愧为我国著名青瓷窑，历史悠久，自五代之前建立，随着越窑衰败而兴起，参与过越王钱氏政权烧“贡瓷”进贡中央朝廷，也参与过南宋初期祭祀礼器（祭器）用瓷的烧造，曾一度成为中国出口瓷器的大户，烧造技艺精湛，有着极其辉煌的历史，但他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庞大的民窑群体，专门文献记载并不多。如果不是哥窑这个”网红“所带，龙泉窑名声也许还没这么响亮。
龙泉窑黑胎青瓷鬲式炉
真实的历史往往被传说扭曲、带偏。我的论述也将从历史最悠久的龙泉窑展开，把被章氏兄弟传说粉饰得面目全非的青瓷名窑——龙泉窑给大家介绍清楚，同时将哥窑、弟窑问题以及他们与龙泉窑之间的相互关系给大家做个交代，力求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被传说演绎得扑朔迷离的“历史”中，正本清源，还原青瓷名窑的历史真相。
哥窑八方贯耳扁瓶 高14.9、口径4.6-3.7、足径4.8-6.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正式开讲之前，我还想从社会风气和治学精神的高度，来吐槽一下陶瓷界为什么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有人说，哥窑问题之所以复杂，仅仅因为窑址没有找到，如果”传世哥窑“窑址找到，问题、争议也就消失。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不对，造成诸如此类问题繁杂的根源是很深的，既有社会不良习气所扰，也有治学精神浮躁所致，还有封建传统思维束缚，说白了，陶瓷界本身存在的痼疾不少。就哥窑这个事情来说，即使窑址找到、眼前问题解决，也只能说标治好了，但本因还在，正所谓“治标不治本”。那么，造成哥窑等类似问题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功利主义绑架陶瓷历史的挖掘和研究。这种氛围几乎弥漫全国。比如对一些历史名窑、名瓷的挖掘，如果能够被认定为“官窑”，或者断代于唐宋的几大名瓷，则大受地方政府的欢迎，瓷器收藏界、拍卖行更是拍手称快，皆大欢喜，藏品市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泡沫飞溅；如果既沾不上“官窑”的边，又挨不上唐宋，则灰头土脸，好像考古工作者“没本事”；要是发现某窑原来错误断代于唐宋，如今要还原真相，重新断代于元、明，则会得罪一大批人，地方政府不高兴，收藏界死缠烂打，各方压力接踵而至，甚至出现利益群体鼓动部分专家学者对讲真话的人士实施围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虚假研究、虚假鉴定屡屡发生，将错就错、人云亦云就更司空见惯。
明?龙泉窑白胎青釉刻花卉纹瓷瓶 高28.9、口径6.1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第二，学术江湖化，研究学者、收藏鉴定者、利益代言人界限模糊不清。这是我在涉及陶瓷文化研究以后，发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何谓江湖化？就是世俗化。江湖中充满着等级尊卑、利益交换和无原则的附和盲从，说陶瓷界有江湖气氛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业界众生相。比如，某些博物院（馆）等机构观念陈旧，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像钧窑断代那样，明知某权威、某前辈的观点是错误的，也不敢挑战，更不敢纠正，创新无力、一潭死水，不仅贻笑大方还误导社会；某些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出镜率高，做节目评委、为商业活动站台代言，拿着巨额出场费睁眼说瞎话，打压真相，混淆是非；学术迎合市场，论文、论著的研究名为与市场接轨，实则充斥着”铜臭味”，观点随着利益转；老板“学术化”，一些商人为自身声誉或利益，著书立说，名为学术研究，实则沽名钓誉以获取更大利益，有的井中之蛙、有的歪理邪说，误导世人。学术研究江湖化是学术界的坏习气，更是一种严重堕落。
五代 定窑白釉刻“易定”款碗 高6.8、口径19.8、底径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专业划分过细，研究者站位不高、视野不宽、思路狭窄、知识不全面，往往按专业画地为牢。这也是我自研究陶瓷文化以来，所发现陶瓷专业界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陶瓷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相伴而行，各个时期的陶瓷，既是时代的见证者，又被时代所刻上深深的烙印。研究古陶瓷，绝不是仅仅看看釉色、摸摸胎体、赞美器型那么简单，需要结合当时的统治者意志、科技文化状况、朝野消费习惯来统筹考虑，把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社会氛围当中，你才能做出不跑偏、不出笑话的解读。所以，古陶瓷文化研究是个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就陶瓷讲陶瓷，视野窄、思路也难以开阔，说得好听点是庖丁解牛般深入（如分析胎釉成分、结晶体——当然这也很必要），说得不好听就是盲人摸象、井中之蛙。比如，我在研究《中国白瓷的拐点——定窑》时关注到一些定窑瓷器底部有“易定”二字问题，就查阅了很多资料，竟然发现有很多篇专门对此进行考证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也相当奇葩，其中某著名博物馆馆长的考证引发了我的笑点，他说“易定”应该是“陽定”——曲陽定窑之意，碗底只刻了“陽”字的一半。其实，稍了解点历史就知道，定窑所在地曲陽当时曾被晚唐时期的“易定节度使”管辖，这些瓷器只是“易定节度使”官邸的订购瓷而已，再简单不过。再比如，一些专家大谈特谈唐代的茶壶，只要先稍稍了解一下唐代人是怎么喝茶的，就不会出这样的笑话。
元代 磁州窑“仁和馆”点绿釉四系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四，一些专家学者治学不严谨、研究不深入，简单臆断、妄下结论，导致研究成果南辕北辙、漏洞百出。比如，我在《中国白瓷的拐点——定窑》提到的“仁和馆”白定瓶事件：明朝晚期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妮古录》卷四中记载：“余秀州买得白锭瓶，口有四钮，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他写的是一个白色纱锭形状的瓶子（上图，属磁州窑器），但清朝大学士陈元龙在《格致鏡原》中照抄陈继儒的话时，把“白锭瓶”错改成“白定瓶”，这一字之差，谬误大了，从这之后近代、现代专家学者据此对陈继儒口诛笔伐，说他如何如何不认识瓷器，把磁州窑当成定窑，制造了一个大的“冤案”；我在写《曜变的紫霞——钧窑》时，发现193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对钧窑瓷器的断代草率而且很武断，不切实际地把属于元、明的钧窑瓷器确定为北宋，令世界瞠目结舌，至今还没有纠正；我在写《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时，发现专家、学者在解读南宋人叶寘和顾文荐在其书中“袭故京遗制（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这句话时都跑偏，把它理解为“依照故京（徽宗）官窑的模式（体制）在修内司设置官窑”，其实只要了解北宋宋徽宗赵佶、南宋宋高宗赵构对祭祀天地的重视程度就很清楚，这个“遗制”原意并不是指官窑，而是指宋徽宗时期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宣和博古图》不仅规定祭祀所用的器具名称、形状、样式等规制，还规定了大小尺寸，并要求严格执行，南渡途中曾将此图册丢失，高宗赵构紧急动员力量重新编制，并且在此后的大型祭祀活动中使用，祭祀用器本应多用青铜制作，条件不具备时也可以用瓷、陶甚至竹木制品替代，但形状、大小等必须依据《宣和博古图》进行规制，这也就是修内司、郊坛下官窑在制作祭器（礼器）时为什么要“澄泥为范”。如此等等。
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
第五，古代文献惜字惜墨，不仅记载不勤、不全，还过于精炼，让后人不太容易理解，或者二义性较多，同一句话似乎可以用几个意思去解读，容易引起误解，甚至给心术不正之人以可乘之机。
抱歉，扯远了。
龙泉窑概述
龙泉，地处浙江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北与遂昌、东与云和、南与庆元等县接壤，西南与福建交界。据光绪龙泉县志记载，龙泉原为扬州永嘉郡松阳县龙渊乡，唐武德三年（620年），因避高祖李渊讳，改龙渊乡为龙泉乡，乾元二年（759年）升乡为括州龙泉县，自宋代后归属处州府。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因避讳龙字曾改名剑川县，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恢复龙泉本名。今为县级市，归属浙江省丽水市管辖。龙泉地处偏僻，陆路交通不便，境内河水湍急、森林茂密、燃料充足、瓷土资源丰富，是瓯江主要发源地，水路交通便利，是一处理想的置窑地域。
左：陕西法门寺出土的越窑秘色瓷碗 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龙泉瓷盘
我在《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一文中讲到，龙泉一带从三国起就已有陶瓷窑，唐代以前窑址相对集中分布在丽水、庆元、松阳等县市，且数量较少，规模不大，制品做工粗劣，质量较差。从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来看，其生产的制品大多为满足当地百姓生活需要，业界有人把这种土窑也称作龙泉窑。从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看，此时的龙泉窑深受瓯窑、越窑影响，但产品品质远不及瓯窑、越窑。事实上，无论是龙窑结构、制品种类和型制、装饰工艺等，唐以前的窑与后来的龙泉窑有本质的区别。真正的龙泉窑起点应该在唐末到五代这段时间。
元代龙泉窑青釉净瓶 高48.2、口径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的发展经历过三个机遇期。第一个机遇期是随着吴越王大规模制造高质量青瓷——秘色瓷进贡中央朝廷等需求，以越窑系为核心的江浙青瓷窑系得到轰轰烈烈发展，吴越统治下的龙泉地区青瓷自然也跟着得到发展；第二个机遇期是吴越国被削藩归属中央朝廷，越窑失去贡瓷市场而逐渐衰败，而龙泉窑趁势兴起，发展成一代名窑；第三个机遇期是北宋灭亡、南宋在杭州建立政权，随着南宋社会从百废待兴到稳定发展，龙泉窑获得极大发展机会，上升到鼎盛期。龙泉窑鼎盛期历经南宋和元代。到明朝时，伴随景德镇窑的兴起，龙泉窑由盛转衰，到清代前期完全衰败殆尽。
龙泉窑堆塑蟠龙莲瓣纹盖罐 高22.6、口径6.5、腹径11.35、足径6.65cm 上海博物馆藏
自晚唐开始，越窑青瓷——秘色瓷开始在长安、洛阳展露头角，有陆龟蒙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为证。随后，越王钱镠从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吴越国起，历经晚唐、五代十国和北宋共72年，期间吴越钱氏政权一直以大量的金银、丝绸、瓷器向中央朝廷进贡，以求保全割据政权的安危。进贡品中包含大量高品质青瓷瓷器，这直接推动着越窑青瓷的迅猛发展。据史料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秋八月二十三日，越王钱氏进贡中原朝廷瓷器共达十四万件！如此大规模地制造进贡用的高质量青瓷器（一匣钵只装一器），决不是余姚上林湖一地所能够烧制的，必须动用整个吴越国所有窑场，否则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当时正处在吴越国统治之下的处州龙泉窑，可能而且应该参与这项“宏伟”工程！这应该是龙泉窑的第一次发展机遇期。
庄绰（庄季裕）著《鸡肋编》 卷上记载龙泉窑生产过秘色瓷
根据北宋笔记作家庄绰在《鸡肋编》 卷上的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证明，我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庄绰，字季裕，是北宋晚期著名笔记作家，在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前后还在世，横跨北宋、南宋，他和著名书法家、也是宋徽宗的书友——米芾是至交。《鸡肋编》记述的史迹旧闻及各地风士、考证古义、传闻琐事，内容翔实，颇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大多为世人所公认。但如今陶瓷界不少专家学者对这段记载嗤之以鼻，认为庄季裕在胡说八道。果真如此吗？当然，他说的秘色瓷都取自龙泉显然是错误的，但至少说明龙泉窑参与过贡瓷制造不是空穴来风。作为与米芾关系很好的朋友，也是北宋皇帝宋徽宗的间接朋友，庄绰说话不至于信口开河。他这段话有两点是非常符合当时情形的，也是可信的：一是吴越时钱王不惜动用全国之力烧造进贡瓷器，作为当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民窑——龙泉窑对这样具有使命感的国家大事能无动于衷？如果真无动于衷、不愿为国效力的话，越王也不会放过龙泉窑！二是根据史料记载，从宣和年间开始，宋徽宗在天下推行《宣和博古图》，凡祭祀等重要场合使用的礼器，都要严格按照博古图的式样、尺寸等规制进行，否则禁止制造，擅自烧制是违法的。这就是“制样须索”的真实来历，如果想要制造礼器等重要瓷器（包括青铜器等），必须要按照朝廷颁布的《宣和博古图》上的规制进行，其制样需要向朝廷申请（索要）。宣和年间正好是庄季裕生活在世时间。所以，庄季裕说：“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是符合实际的，他接着说“益加工巧”，表明此时龙泉窑制作水平在提高，做工越来越精细、精巧，这也符合龙泉窑当时的实际发展状况。虽然龙泉窑在北宋得到发展，但和享有盛誉的秘色瓷和随后的南宋官窑相比，还是逊色不少，正如叶寘在《坦斋笔衡》中“窑器”条的记载：江南还有处州龙泉窑烧造青瓷，但瓷质比较粗厚。
龙泉窑青釉鬲式炉 高11.3、口径14.4、腹围47cm 上海博物馆藏
龙泉青瓷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期是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也就是第二次发展机遇期。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正式削藩归属大宋中央朝廷，从此进贡瓷器的需要就逐年减少，直到停止。从史料分析，越窑最后一次进贡“秘色瓷”是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在失去贡瓷这个巨大的“官需”之后，越窑由于生产方式和成本等原因，在民品市场无法和普通民窑进行竞争，从北宋中期起窑场数量和规模逐年减少，到南宋时期完全衰落。与此同时，烧制淡青釉瓷器的龙泉窑却逐渐兴旺起来。虽然越窑开始衰落，但因龙泉窑的兴起，浙江地区的陶瓷市场却呈现越来越繁荣的景象。据南宋人周密在其著作《云烟过眼录》中记载，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六月，宋太宗赵光义补任殿前承旨赵仁济为杭州瓷司务一职，这个时期正处于越窑由盛转衰、龙泉窑逐渐兴起的时期。《云烟过眼录》是一部以著录私家藏画为主要内容兼录南宋皇室部分藏品的著录著作，书中所载南宋皇室部分收藏，均为作者身经目历，内容包括庋藏、保管、装裱情况，并论及宋徽宗、高宗的用印特征等，具有很高的文化参考价值。赵仁济的到任，说明北宋朝廷在加强对浙江瓷业的管理，也说明吴越国归入中央朝廷后，尽管越窑在衰落，北宋朝廷对浙江的青瓷生产仍然十分重视。
宋·周密著《雲煙過眼錄》卷四中提到，太平兴国六年，殿前承旨赵仁济补任杭州瓷司务
现代各项考古发掘证据也证明，越窑的消失就像有序搬迁一样，把越窑的龙窑构造、胎釉技术整体转移到了龙泉窑，使龙泉窑的制瓷技术水平获得迅速提升。龙泉窑青瓷无论器型还是装饰都酷似越窑青瓷，很好地保持着越地文化的延续性和统一性，也说明越窑窑工的主要归宿是去往龙泉窑。在继承越窑技术的基础上，龙泉窑还不断吸收北方汝窑和南宋官窑技术并创新突破，生产出高质量的乳浊釉、粉青釉、梅子青釉等著名龙泉青瓷。至此，龙泉青瓷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窑场数量逐渐增多，慢慢形成一个向周边辐射的瓷窑体系。龙泉青瓷因产品质量和数量的不断提高，除民间用瓷外，官府甚至宫廷对龙泉青瓷的青睐和需求也不断提高，这些都刺激着龙泉窑的迅速发展。另外，从北宋开始的海上贸易日趋活跃，外销瓷逐渐增加，导致龙泉青瓷开始远销海外。
龙泉窑青釉弦纹三足炉 高9.3、口径14.5、足径5.5、足距7.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建立。随着辗转南渡、宋金议和定都临安（杭州）之后，南宋很快从战乱中恢复元气，社会经济、文化又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龙泉窑再次迎来极好的机遇——第三次发展机遇期——龙泉窑趁势发展到鼎盛期。我在《南宋官窑——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窑》中讲到，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都十分重视祭祀，特别是在与金国作战和南渡的十几年奔波途中，宋高宗赵构都不忘举行隆重的祭祀天地活动。祭祀天地所需的祭器，数量巨大而且必须符合《宣和博古图》的规制。靖康之难中，北宋朝廷的所有祭器都被金军掠夺殆尽。自南渡开始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之前，每次祭祀所用的祭器都是从各地府衙搜集或者由各地府衙按照古制进行制造，在原材料缺乏或条件艰苦的时候，一些原本应该使用青铜、玉石制造的祭器也可以用陶、瓷、竹、木代替，但式样尺寸必须符合古制。而且，费尽周折收集到一些祭器总是因为战乱而丢失殆尽。在这段时间陶瓷祭器的制造数量巨大，从史料记载分析，龙泉窑应该参与过这段时间的瓷质祭器的制造。
南宋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了陶瓷祭器烧制地方
据南宋朝廷礼部太常寺纂修的《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绍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苏迟等言，堪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州军县镇，具见管的确数目椿管抵备将来大礼供使，窃恐州县并不尽数供申及有损坏，名件亦不备整有误使用裕乞朝廷特降旨指挥下两浙江东路转运司责限雅饰修整先行开具的确数目供申朝廷下本寺相度合用数目津发赴行在使用照依……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这说明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祭祀所需要的祭器用具，都是由朝廷打足损坏等富余量，把需求总数下达给两浙东路，由两浙东路具体下达到所属的各州县去准备或制造。因祭器数量巨大，两浙东路所辖的越、婺、衢、明、台、处、温、严八府都应该有任务，其中处州龙泉窑自然不会不参与陶瓷礼（祭)器的制造，这从南宋时期龙泉窑的一些瓷器器型特征可以看出来。祭祀礼器的胎都是深颜色的，即黑胎，以体现庄重肃穆。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出现新机构“礼器局”
当然，祭器的制造任务并不是恒定的，开始时需求数量大、时间紧任务重，之后如果没有遗失、损坏的话，大部分祭器可以重复使用，每年只需做一些新器来补充损毁，所以需求量逐年会减少。几年后陶瓷祭器基本上仅由临安府来安排制造，具体任务基本落到杭州、余姚等附近地区的窑口，龙泉窑制造祭器的任务或许不多了。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开始，由于宋高宗赵构不满意这些年由越州、余姚、平江、临安府等各地生产的祭器，开始建立“礼器局”来专门负责设窑制造祭器（礼器），这就是南宋官窑的来历。礼器局自绍兴十四年前后成立后，十分忙碌，参照绍兴十三年由秘书省修订并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和一些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根据《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宋高宗对宰执官下达谕旨说，祭祀乃国家大事，所用祭器要相适宜，如郊坛祭天须用陶瓷祭器，宗庙祭器也当用祖先的式样规制，你们可以访求通晓礼器之人来做这件事。于是，寻找到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晋锡三人，委以重任。礼器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的。礼器局的运作是段拂领衔，礼器由段拂、王鈇二人讨论器样、尺寸后，交给王晋锡去把关制造。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旧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宋会要辑稿》也记载有这件事。据《宋会要辑稿》第十六册“礼一五”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侍王晋锡（对高宗皇帝）说：“恭承处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彦能等省记大礼朝享太庙合用礼器。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意思是对照御府《博古图》，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认为王晋锡很懂尊罍等祭器，于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讨论，让王晋锡负责制造。
龙泉窑青釉琮式瓶 高25.2、口径6.2、足径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朝廷认为浙江地区民间瓷窑制造的礼器不合格、不满意而不得不亲自设窑制造，但当时参与过朝廷礼器制造应该也属于一个莫大的荣耀。有此经历的龙泉窑，此时期瓷窑数量迅速发展，器物质量也极大提升。后来，除生产传统的青瓷（即白胎青瓷）之外，龙泉窑凭借当年制造过朝廷礼器（祭器）而获得的经验，开始按照当时礼器的规制制造瓷器投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龙泉黑胎青瓷的来历，也是后来在明朝被章氏兄弟传说误导为“哥窑”的黑胎青瓷。黑胎青瓷在工艺、形制、胎质、釉质、釉色、纹饰上均与南宋官窑器非常相似，这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已得到印证。
龙泉窑双龙耳直壁瓶 高17.1cm 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1950年遗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南宋立国后，百废待兴，急需增加财政收入，陶瓷贸易是补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外继续推行市舶司体制，大力发展陶瓷贸易。龙泉窑抓住机遇，凭借水路外运顺畅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产品进一步畅销国内外，窑区也由龙泉扩展到周围的几个县，形成了一个更加庞大的龙泉窑系。由此，龙泉窑终于在南宋和元代迎来了自己的最鼎盛时期。
南宋龙泉窑胆瓶 高21.3cm 罗杰斯基金1917年购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鼎盛时期的龙泉窑，取得多项成就，特别是美如青玉的梅子青、粉青厚釉、薄胎厚釉瓷器，其釉质之粉润、釉色之青翠、形制之高雅，堪称青瓷之巅，不仅为龙泉窑获得天下美名，并随着瓷器的出口把美名带往世界各地，还把中国陶瓷烧造水平历史性地推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是龙泉窑博采众长，注意学习吸收越窑、南宋官窑的技术、造型、制作工艺，利用本地具有的高岭土、紫金土和竹木草灰，从胎土、釉料的淘洗炼配到制坯修胎上釉，都进行了改进，既精益求精又不乏艺术品位，特别是来自青铜器的礼器（祭器）造型，典雅庄重。二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探索发明出石灰碱釉，使龙泉瓷器与越窑秘色瓷相比，釉质更接近玉石，加上采用厚釉的施釉方法和1280℃左右的高温，使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的釉质达到了如冰似玉的质感。三是龙窑以及装烧方法、窑具的改进，使龙窑体积更大、装烧更科学，提高了产量，已发掘的大型龙窑一窑竟可烧四、五万件瓷器；广泛使用匣钵和支钉、垫饼、垫圈等窑具，减少杂质、污染、挤压、粘连等窑病，提高了成品率。
南宋龙泉窑琮式瓶 粉青厚釉褐胎 高26cm 大英博物馆藏
南宋龙泉窑凤耳瓶 粉青厚釉朱红胎 高27.6cm 日本常盘山文库藏
如今业界评价一个瓷窑，总是把“官窑”二字带在嘴边，以为只要属于“官窑”，就会荣耀无边。事实上，从窑系发展本身来说，成为“官窑”未必是好事。由于官窑的“客户”很少，产品数量不多且需求断断续续，器物制作往往不计成本而市场竞争力不强，产品和技术不流向社会，窑工受剥削和压迫深重，一系列问题和原因导致官窑往往是短命的，不连续的，持续发展无从谈起。比如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明清景德镇官窑等，其中，郊坛下官窑由于燕器和官府祭器同时造，祭器不忙时大造燕器，发展才得以勉强维持，明代景德镇官窑发生过多起窑工暴动反抗盘剥和压迫。历史上发展得很好、艺术造诣很高的瓷窑，几乎都是民窑，如越窑、邢窑、定窑、汝窑、龙泉窑等等。龙泉窑在南宋没有纳入官窑范畴是非常幸运的，在南宋自由发达的经济环境之下，束缚较少，可以极尽所能，为国内外市场源源不断生产日常生活用、摆设用和殡葬用瓷器，将我国陶瓷推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特别是龙泉窑通过瓯江水路和温州、泉州、明州、广州等重要港口和发达的航海贸易，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龙牙门（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林加群岛和海峡）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花面（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 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旧港（印尼巨港）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麻里噜（吕宋岛西部）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记载：在琉球、无枝拔（马六甲）看见过处州（龙泉）瓷
龙泉窑对外输出应该是从北宋就已经开始，在南宋、元朝时进入大规模出口时期。汪大渊是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元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1339年)返回泉州。他一共航海过2次。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岛夷志略》涉及龙泉窑的记载，说明当时龙泉窑已在东南亚流传甚广。综合其他资料，自南宋到明代，除上述地区之外，龙泉窑瓷器还流传于朝鲜（高丽）、泰国、日本、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亚丁等地，几乎遍及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日本的全国各地都发现龙泉窑瓷器或瓷片遗物。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一百八十五：嘉定十二年，朝廷强制用瓷器等物品对外进行“易货贸易”
龙泉窑瓷器对外贸易之所以得到巨大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南宋朝廷将丝绸制品、炊具、瓷器、漆器等作为对外贸易中的对等易货贸易商品，强制让对方接受。可以判断，由于经济发达，南宋这个时期大量进口国外商品，导致出现“钱荒”。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志第一百三十八）记载：“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锜、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宋代的官方语言中“博易”就是贸易之意。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有大臣说用金、银去买国外的物品，把金银就这样给外国，太可惜。于是宋宁宗赵扩下令有关部门制止用硬通货（金银）去跟国外做生意，换之以丝绸、炊具、瓷器、漆器等商品与国外进行贸易，不管贸易多大，如果对方不答应易货交易，则不和他做生意，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这样政治经济背景下，龙泉窑的对外出口大幅增加。从这段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南宋作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上存在不小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朝廷也在注意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商品对外出口以减少逆差。这颇有当今美国的情形。
龙泉窑粉青釉开光露胎贴塑八仙纹八角瓶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爵士藏
龙泉青瓷对外贸易，也极大影响着龙泉窑的窑址发展和分布走向。龙泉青瓷的最早产地主要分布在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玉湖、安福，丽水县的黄山、石牛等地，在大量龙泉青瓷输出国外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龙泉青瓷瓷窑的增加，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以方便于使用水路运输。除龙泉县境内的窑址以外，还扩大到庆元县的竹口、枫堂一带。在云和县的赤知埠，永嘉县的蒋岙、来涂等地，因此而形成了一个龙泉县为中心，包括云和、丽水、庆元、永嘉等地区在内的更加庞大的龙泉窑系。各窑口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青瓷对外贸易的需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烧窑技术不断改进，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元?龙泉窑青瓷罐 高24.5、口径23.2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龙泉窑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在元代，龙泉青瓷大量经由泉州港转运出口运销海外，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样一来，必然刺激福建沿海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这些瓷窑学习和模仿龙泉青瓷的烧窑技术，制造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可以说，福建沿海地区的大量青瓷瓷窑，就是在龙泉青瓷的直接影响下兴起和发展的，有人把它们叫做仿龙泉窑，我看也不为过。
明?龙泉窑刻花缠枝莲纹青瓷炉 高15.6、口径23.4cm 南京市博物馆藏
到了明代，龙泉窑在技术上继续探索，于明永乐、宣德时期曾生产过一大批为宫廷和贵族所用的精美青瓷，并有巨制大型瓷盘行销于东南亚一带，成为明代外销瓷中非常有特色的品种。但是，根据文献资料，自明永乐开始，龙泉窑呈加速衰败之势，产品开始呈现粗制滥造现象，窑区萎缩，对外出口急剧减少。分析龙泉窑之所以衰败，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消费观念转化，当时人们已逐渐转向喜爱蒸蒸日上的青白瓷、青花瓷、粉青、甜白等，对龙泉青瓷已经出现“审美疲劳”；二是福建沿海众多仿制龙泉窑的窑口已具规模，在市场上对龙泉窑形成直接竞争，市场份额被抢夺；三是朝鲜、日本等国出现大量仿造越窑、龙泉窑青瓷的窑口，导致中国瓷器出口被取代；四是明朝实施越来越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海上贸易渠道日益阻塞；五是叶宗留起义，导致龙泉窑所在地区陷入战乱。
明?龙泉窑印花宝杵纹青瓷盘 高2.95、口径21cm 南京雨花台区郎家山明永乐十六年宋晟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馆藏
在南宋就已初具规模的景德镇，经过元代的快速发展，到明初发展势头不减，迅速崛起而超过天下所有瓷窑，成为中国的瓷都。景德镇窑当时的主打产品影青、青白瓷、青花瓷等，声誉日趋高涨，逐渐取代龙泉等青瓷而成为人们日常用瓷的首选，并形成消费习惯。人们对龙泉青瓷似乎已经厌倦，龙泉窑走向衰败趋势已不可逆转。
明万历?龙泉窑香炉 高21.5、口径28.2、足距2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元代龙泉青瓷大量外销瓷经由泉州港转运，导致福建沿海地区众多瓷窑仿造龙泉窑，有的规模巨大而形成了自己的窑系，如同安窑系等，业界称为“土龙泉”。这些通过仿龙泉青瓷起家的“土龙泉”们，到明初时已经具有很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抢占了龙泉窑的市场份额，包括出口份额，龙泉窑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同样对龙泉窑乃至整个中国的瓷器出口造成影响的，还有高丽、日本本土制瓷技术的崛起。据北宋徐竞在《宣和奉使髙丽图经》记载，高丽国（朝鲜）在北宋时就已经具有很高的制瓷技术水平。日本的制瓷技术主要由我国和朝鲜国传入，到明初时，已经形成巨大规模，抢占并挤压了中国瓷器在他们国家的市场。
明天启?龙泉窑香炉高28、口径27.5、足径2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混战。在战争中失败的封建诸侯，组织武士、浪人（即倭寇）、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明太祖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就已经颁布法令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但并不严格。到 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加剧，海禁政策愈加严格，民间贸易、渔船已几乎不能出海，造成龙泉窑等瓷器外销几乎停滞。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英宗本纪”和卷一百六十五中关于叶宗留作乱的记载
龙泉窑在明正统年间呈急速萎缩状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造成丽水地区十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包括龙泉窑业在内的所有手工业、矿业几近被毁。叶宗留是个自诩会武功的矿工领袖，在福建福安采矿谋生，后违反朝廷禁令，在浙西、闽北仙霞岭地区私采金、银矿。明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官府武力禁采、剿捕矿工，叶宗留因此率众起义并称王，附近矿工、农民和其他起义军、土匪纷纷参与，将暴动蔓延到福建、江西、浙江交界地区多个县市，征剿官兵与起义军的作战持续11年之久，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才得以平息。龙泉地区正处于战乱中心，龙泉窑生产自然受到很大影响，起义平息后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大伤，景况已大不及从前。还有，明朝中晚期日益严重的苛捐杂税，也加速了龙泉窑的衰落。
明·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二中提到“今龙泉窑世不复重”
明代博物学家、诗人、万历年间任工部屯田司员外郎、天启年间任广西右布政使的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中记载“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说明龙泉窑此时已无法与景德镇窑相项背。进入明朝晚期的龙泉窑，与之前相比，器物式样减少，纹饰呆板，胎骨转厚，胎面粗糙，釉色灰暗，装烧方法简单粗暴，一片衰败的景况。
清代龙泉窑梅兰纹帽筒 高23、口径12、底径11.5cm
清初 龙泉窑瓶 高21.4、口径10、底径7.2cm
到明末清初，一代名窑——龙泉窑终于彻底陨落，退出了历史舞台。时间不长，龙泉窑的地面遗迹也很快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殆尽。
雍正版《浙江通志》卷二十一记载：龙泉窑已废
龙泉窑的考古发掘
在沉静了将近300年之后，龙泉窑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清光绪年间，德国传教士奔德将一件粉青釉龙虎瓶带往德国，在欧洲引起轰动，导致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在清朝末民国初先后来到龙泉地区搜寻青瓷。随后，大批古董商蜂拥而至，一时间引发龙泉地区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在国内外掀起一股“龙泉热”。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天，著名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到龙泉县实地考察。陈先生实地察看和走访大窑、竹口、溪口等二十几处古龙泉窑遗址，取得大量窑址、瓷片等一手资料，写出并发表了多篇关于龙泉青瓷文章，引起轰动。从此之后，陈先生八次来到大窑等丽水地区龙泉窑址考察研究，一次比一次深入，写出了大量的考察资料，对此我在《明净的碎片——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一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陈万里先生龙泉考察手稿及大窑村遗址为陈先生立的塑像
以陈万里先生等学者的调查为基础，从1956年起，浙江省和国家文物管理、研究等部门，对龙泉青瓷窑址进行过多次比较全面的调查，包括1957年对龙泉大窑到高祭头路段及溪口和庆元县境内窑址、1958年对龙泉东区及云和紧水滩水电站规划淹没区窑址、1959年对丽水宝定区域窑址及碧湖何氏家族墓等进行系统调查和清理；1960年对大窑、金村窑址进行考古发掘；70年代中期对紧水滩电站工程建设淹没区窑址进行第二次考古调查，并于70年代末期在库区范围内开展历时5年的大规模窑址发掘；1982一1983年对龙泉县双平乡源口林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2006年对龙泉窑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发掘；2010—2011年对龙泉窑溪口瓦窑垟、小梅镇瓦窑路等著名黑胎青瓷窑址进行考古发掘，等等。通过调查、发掘，在龙泉、丽水、云和、遂昌和永嘉等地，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古代窑址。这一系列发掘，涵盖从五代到明朝中后期、从白胎青瓷到黑胎青瓷，细致、全面，而且一次比一次科学、严谨。从大量的遗物堆积来看，这些窑址都同属“龙泉窑系”，其中分布最密集、特征最典型的都集中在龙泉市。
大窑龙泉窑（溪口片）遗址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龙泉窑遗址近三百处。在龙泉市的大窑、金村、竹口、溪口以及东部的梧桐口到武溪一带，都密布着窑址。特别是在大窑地区，西起高际头，北迄坳头村，在沿溪十里的山坡上，共有窑址五十三处，每处窑址上，窑具和瓷片堆积如山，产品之精致为龙泉其他窑址所不及。这么多的瓷窑，哪一个是后来明代传说中所指的所谓“章氏兄弟窑”？恐怕不好断定。
龙泉南区窑址分布及青瓷龙窑遗址
通过对龙泉的大窑、金村和丽水的宝定等窑址的发掘，获得场房、砖池、住宅、窑室等建筑资料和大量的瓷器标本。1960年，在发掘大窑和金村两地的古窑址时，清理出9座龙窑和作坊遗迹，发现在北宋窑床的下面有五代的瓷片堆积层。这说明此地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是龙泉窑窑址了。
大窑龙泉窑遗址
出土文物特征表明，五代龙泉窑是继越窑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受到瓯窑的影响。受越窑影响的五代龙泉窑址，共发现十余处，主要分布在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王湖、安福，丽水县的黄山、石牛等地，出土器物以碗、盘、壶为主，其他为盆、钵、罐，器物工艺细致、胎骨均匀，器身装饰有纤细花纹，系用刀和箆状器刻划而成，线条粗放、构图筒洁，图案以水波纹、童子、秋菊、缠枝等为主。烧造技术和前期的越窑相比有改进，但还存在胎壁厚、釉层薄、釉色青中泛黄等问题，因使用喇叭形垫座和环状圈托，承托面小，造成器底大多内凹，釉面极易粘附砂粒和杂质。
五代 龙泉窑牡丹纹贴塑鸳鸯耳盘口瓶 高31.5、口径10、足径9.5cm
受瓯窑影响的五代龙泉窑青瓷，仅在金村的三座窑址中发现，出土器物有碗、盅、盘、壶、罈、花盆和五管瓶等，呈灰白色，质地细腻，表里施水青玻璃釉，圈足微微撇出，外底留有托珠和托环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