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分析了新冠疫情下，各国向民众发放现金的举措对未来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影响。尽管想要真正实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似乎还很遥远，但未来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尝试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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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泽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提出一项“自由红利”计划。如果他成功当选，他将每月向所有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现金。这种非正统的想法使他脱颖而出，成为众多候选人中的另类。约两年后，杨安泽在纽约市长竞选中领先，他向50万纽约人提供现金的计划感觉远没有那么激进，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计划比原来的计划更保守。
虽然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在很多方面受到质疑，但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支出的激增，已经改变了要对福利国家彻底改革的讨论基调。就像许多政府疫情期间采用的现金转移支付，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满足各种社会需求的高效的方式。
在疫情期间，很少有向所有人提供定期付款的计划。然而，尽管全民基本收入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新冠疫情的考验可能会使它更近一步。
新冠疫情使人们重新关注全民基本收入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论点一直很盛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认为，地球是共有财产，每一个使用地球土地和资源的人都欠社会一笔“地租”，这笔钱应该用来平均地分给所有人，以便补偿全人类自然遗产的损失。全民支付的计划，以及略有不同的最低收入保障的理念，在20世纪的福利辩论中反复出现。然而，到本世纪末，由于对欧洲大部分国家吃白食和高失业率的担忧，福利变得越来越少，改革也更多地着眼于就业。
对不平等的担忧，以及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能很快使很多人（尤其是技术型人才）下岗的观念，导致了2010年代人们对基本收入的重新关注。然而，尽管杨安泽勇敢地竞选总统，但符合现实的建议却很少。2016年，瑞士就一项向所有成年人每月无条件支付约2500美元收入的计划进行了全民公投，结果遭到了强烈反对，近80%的选民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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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新冠疫情爆发。对人们活动的限制使很多人陷入了严重而紧迫的经济窘况，各国政府用大量现金应对疫情。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超过11亿人收到了现金拨款，大部分拨款都被批准了，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政治反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现金转移支付占所有疫情相关的社会保护政策的三分之一。美国国会在2020年3月通过了一项新冠疫情救助法案，其中包含一项条款，以近乎全票通过的方式向大多数成年人发放最高1200美元的无条件支票(去年年底又发放了第二轮支票)。
香港居民收到了价值约1300美元的款项；日本居民收到了约950美元；大多数新加坡成年人收到了约425美元。一些国家的政府尝试通过代金券（如马耳他）或预付卡（如韩国部分地区）等只能在当地使用的拨款方式，但大多数政府还是发放现金。
新冠疫情中的补贴≈全民基本收入？
然而，这些方案中很少有真正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在富裕国家，大多数现金减免计划都是一次性的转移支付，目的是刺激消费和缓冲收入冲击。在贫穷国家，转移支付更接近于基本收入，因为它们往往是经常性的。但大多数方案都是针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
在其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计划中，巴西政府在2020年12月之前，每月向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提供补贴。多哥的计划则是，每两周向处于封锁状态地区的非正式工人的手机钱包转账一次。
但是，随着疫情最紧张阶段接近尾声，正常的经济活动慢慢恢复，仍在实施的救助方案正在减少。只有7%的政策得到延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些政策平均只持续了三个月。在美国，拜登总统的经济刺激法案正在国会审议，该法案规定了第三轮支票发放政策，尽管收到支票的人数将少于2020年。
疫情救助本身不会演变为持续性的基本收入计划，但世界各国在新冠疫情上的经验仍然有望使其成为现实。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和欧洲的年轻人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也都表示支持扩大美国儿童税收抵免，这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无条件现金。虽然对高收入者的福利会逐步取消，但该计划（是拜登待定的新冠救助法案的一部分）接近于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基本收入。
应对疫情的经验为实现基本收入计划提供了证据
在韩国，定于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将演变成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公投。京畿道知事李在明（Lee Jae-myung）曾监督一项地区性的基本收入计划，他建议韩国应采用每年50万韩元（43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标准，并最终提高到每月同样的数额。（可能的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理丁世均反对这一计划)。
应对疫情的经验也为现金转移计划的效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为回应人们对全民基本收入兴趣的激增，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其中有一些在疫情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产生效果。例如，芬兰在2017至2018年进行了一项试验，每月向随机抽取的2000名失业的芬兰人支付一笔不大不小的收入，与失业救济金大致相当，在试验期间，这笔收入是有保障的。
2018年的一项法律收紧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条件，这让实验的证据变得模糊不清。即便如此，结果还是耐人寻味。与全民基本收入相关的最大担忧之一是，它可能会使受助人不想找工作。然而，领取无条件收入的参与者实际上比领取救济金的参与者工作得更多。实验组报告的幸福感大大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相比，受助人报告的抑郁和压力程度更低，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社会信任度也更高。
芬兰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实验的结果基本一致。时任斯坦福大学基本收入实验室的丽贝卡·哈斯戴尔（Rebecca Hasdell）对2009年至2019年间发表的16项基本收入研究进行了回顾，这些研究涵盖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这些研究一致证明，基本收入对教育程度和身心健康以及减少贫困都有积极影响。并且，基本收入对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较小，有一半的研究没有发现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她写道，其余的大多数研究都发现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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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下降的地方，往往与女性照顾子女的增加有关，这可能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回归家庭女性的增加往往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降低相关。在一些研究中，基本收入似乎也会降低年长员工的参与度。
在某些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的有益影响似乎在疫情中持续存在。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就开始在肯尼亚进行大规模试验，并能够在疫情期间监测其表现。受助人报告的幸福水平虽低，但明显高于对照组。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并不明确。但是，受助人更有可能从事冒险的商业活动。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收入为其提供了保险。这表明，即使基本收入阻碍了某些类型的工作，但也可能会鼓励其他可取的活动，如创业。
有益证据鼓励更多的基本收入试验
根据这些发现进行推断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对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的长期制度的研究，如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投资石油收入并向公众分配红利），也表明向全民支付对就业影响似乎很小（而且很可能是积极的）。但是，从地理或时间范围有限的方案中得出的结论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大规模、永久性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对社会的影响。有关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人们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反应，带来的结果好坏不定。
随着更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丰厚的收入，人们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变化：也许是因为“社会乘数效应”，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更多的人参与某些活动，这些活动会变得更加有趣。也就是说，在芬兰实验中，全民基本收入的受益者可能更倾向于找工作，因为当大多数人都有工作时，有工作会更有吸引力（而不工作则不那么有吸引力）。但如果全民普遍获得收入，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并且，全民基本收入试验令人鼓舞的结果可能会鼓励更多的试验。它们也可能为其他与其有共同特点，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福利政策提供支持：比如福利覆盖的普遍性，在工作激励问题上采取宽松的方法，或者像杨安泽现在提出的那样，为某些群体提供收入保障。这是因为全面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最艰巨的障碍仍然是资金这个“小”问题。
例如，杨安泽最初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每年的成本约为GDP的14%，尽管这个成本可以通过合理化其他福利计划来降低。(相比之下，2019年联邦整体支出占GDP的21%。)无论是短期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还是应对疫情的大规模现金转移，都没有要求政府承担为福利国家的大规模扩张提供资金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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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援助都是由政府的新借款来实现的，包括拜登的提议。尽管过去一年市场对政府借贷一直很宽容，但如果融资问题最终得不到解决，全民基本收入的梦想就不太可能实现。
基本收入计划的现实推进
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李在明估计，韩国的小规模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可以通过调整现有预算来支付，但他也承认增加支付将需要更多的钱。土地税、碳排放税和数字服务税是他首选的筹资机制。杨安泽则认为，把控制低效率支出和慈善捐款相结合，可以支付他提议的现金转移支付（只覆盖最贫困的纽约人）。
20世纪中期福利国家的大扩张，是因为在大萧条和战争中形成的团结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得新福利的税收融资在政治上成为可能，而现在人们对现金转移支付的新热情则更多地归因于对政府借贷的全面放松。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这种放松的态度可能也会改变，至少在某些政治派别中是这样。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了解到，在通往全民基本收入都道路上，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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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美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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