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是你吗——有人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赶时间写周报；有人全家在美国，孤身从硅谷回杭州工作；有人每周回北京为了赶末班飞机快速过安检，周末从不系皮带。
阿里正在从杭州走向全世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才，正在涌入充满机遇与活力的杭州。
工作在杭州，生活在上海北京，出差在全球各地——这是很多阿里工程师们的常态。
但是，告别深夜为你留灯的家人、告别一起深夜撸串的朋友，来杭州为梦想打拼，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我们采访了几位“杭漂”工程师，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生活。
有人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赶时间写周报；有人全家在美国，孤身从硅谷回杭州工作；有人每周回北京为了赶末班飞机快速过安检，周末从不系皮带。
每周五晚20：45，我心里那个看不见的闹钟会咔哒一声，提醒我，该出发回家了。但我总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工作再拖一小会儿，最晚卡着21：00准时出门。
家在北京，我在杭州，末班飞机是22：15，追赶它的旅程正式开始。
行李只有一件，就是我的双肩背包，里面装着电脑和换洗衣服。 出租车已经提前叫好等在楼下，高速上用手机软件值机，选好座位，等车停在距离安检最近的入口，把手机页面调到电子登机牌的二维码页面，抓起包，跑。
一边跑一边提前摘下手表，和所有其它杂物一起放进外套口袋。要穿运动裤，这样不用扎皮带——安检的时候仪器不会叫，可以节省10秒。没有充电宝，再省5秒。飞机起飞前15分钟关闭机舱门，我好多次都是提前16分钟跑到登机口。
过去4年中，我的里程数到了40万，一共飞了325次，飞行时间747小时，相当于整整一个月都呆在飞机上。
除了往返北京和杭州，我还要时常飞去堪萨斯和东南亚国家出差。习惯了精简行李，我和我的双肩包一度在海关遭遇过边检人员的怀疑目光，差点被拦截：“这是出国，你只带这些？”
其实这就是我和我们团队成员的常态。
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人，分别base在北京、杭州、上海、新加坡和堪萨斯，时差可以玩一把24小时接龙。
同事们习惯了英语交流，讨论产品，研究技术，唱歌和互相调侃。团建撸串时，一道风景就是有口音的同事飚自带风格的英语，另一旁的同事一边笑一边拍小视频。
我从小在新疆长大，后来考入人大计算机系，留在了北京工作，一度以为这座城市应该就是我奋斗的终点了，但没想到，我在杭州发现了人生新高度的可能性。
我们是做生物识别研发的，比如在餐厅里点餐，在超市刷脸结账，在火车站刷脸进站，又或者坐在家里完成各种认证，办理贷款。
老人们不必再像候鸟一样，每年必须从子女居住的城市返回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因为不论身处哪里，只要在支付宝上刷脸，就可以继续领取下一年的养老金。这些老人里，还有一位已经有107岁高龄的，这让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我在杭州和上海之间最匆忙的一次奔波，是今年3月19日。这天是我小女儿的生日，我答应她，要回家陪她去一趟上海迪士尼乐园。
18日晚上7点多，我从杭州办公室出发。那天实在是太疲惫了，没有幸福大巴，我也没有力气开3个多小时的车，只能乘坐地面交通，再赶火车。折腾了4个小时之后，晚上11点左右，我终于回到家里。
第二天，我如约陪女儿在迪士尼乐园里跑了一整天。她很开心，我却累成了狗。等结束后，我只想在家睡个整觉，因为第三天早晨5点，我又要起床，赶最早一班动车回杭州上班。
这种奔波的日子久了，我养成一个习惯。提前买一张相对晚一些的火车票，不管时间是否合适，到了点儿，人站到检票口门口了，再想办法改签。如果来不及，就跟检票口商量一下，不要座位了，只要能用最快的方式回家，我站着都可以。
对于我来杭州这件事，我的妈妈特别不能理解。
我在上海长到33岁，念书，成家，生子，还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她担心她的儿子在杭州吃不好睡不好，更重要的是，她觉得我没必要吃这个苦。相比之下，我太太就成熟得多。她更关心996的工作模式，我能不能坚持下来。
事实证明，996只是互联网公司的一种说法，我最近的工作时长，加起来根本就不止996。虽然疲惫，但是我很享受，因为我们敲下一行简单的代码，可以对整个互联网行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阿里巴巴和别的互联网公司是不同的，它有一种自下而上的能力。一个底层工程师的可以影响整个公司的技术决策，甚至可以影响一次双11的成败。
去年双11，我们组一位职级不算太高的同学，对某个数据库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当用户同时抢购某一商品的时候，系统可以支持更多人完成这一动作。
这样用户在清空购物车里的iPhoneX时，不会再再碰到“系统忙，请稍后尝试”的画面。能否抢到最优惠的手机，可以单纯取决于各自的网速和运气。之前，如果抢购的人数太多，很多人连进入系统的机会都没有。
他的修改非常有用。零点过后，天猫智能手机的销售用了90分钟，就打破了去年14个小时创造的记录。
互联网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高，变化也越来越快。在我们的团队里，很可能今天有一个需求，明天就想看到demo，后天就希望能上线。团队leader最常说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大家要“all in”。
所以，杭州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那个慢节奏的旅游城市了。在附近咖啡厅随便一坐，很容易就能听到隔壁的人在讨论如何用体感设备在家里和朋友相约跑步、踢球。
我在公司的花名是NASA，美国宇航局的缩写。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喜欢探索未知的世界。虽然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宇宙飞船，但至少每两周就会坐一次飞机，自从选择了在杭州工作，我就开始了北京、杭州两头飞的生活。
我一般会订22点左右的飞机，保证时间可控。周五晚上的末班飞机，经常是被阿里同事“包机”的。
有次一位同事迟到了，登机口喊他的名字，“XX先生，您乘坐的某某航班就要起飞了，请抓紧登机。”一刷朋友圈，发现好几个人同时发了状态，原来大家都在这趟飞机上。
阿里人是很容易辨认的。搭眼一看，T恤，双肩背包，脸上挂着很疲惫的表情，就有一半儿概率了。上了飞机，如果还开着电脑处理钉钉消息，或者打开邮箱回复邮件，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最具标志性的场景是，有人会一直开着电话会议，直到起飞前最后一分钟，才对电话那头说，“不好意思，我要先挂了，要飞了。”
我打赌他在飞机进入平流层以后，一准儿再次打开电脑，开始写周报。
我愿意在杭州生活，不止是因为工作。我们的公司就在西湖附近，时常有人即兴约起西湖夜跑，或是爬北高峰，这是在北京和上海无法想象和享受到的小兴致。
有时候加班到夜里12点，走回出租屋，两边都是绿色，能听到流水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传过来一阵花香，整个人会一下子松弛下来。
比起钢铁水泥铸造起来的北京，这里更有温馨的感觉。我现在和同事一起合租，一起加班，一起吃饭，虽然远离家人，但我并不觉得孤单。
杭州没有适合我妻子的工作，孩子们也已经在北京上学，这些都是迫使我们两地分居的重要原因，也代表了很多从北京、上海来的同事的情况：大多已结婚生子，也都有北京、上海的户籍，论教育资源，还是要明显好于杭州。
大家的普遍选择都是，把家人和孩子留在北京、上海，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把自己的奋斗新目标搬到了杭州，周末回家。某种程度上，我们把北京、上海变成了杭州的“后花园”。
在蚂蚁的工作也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暂时的奔波和分别都是值得的。
“如果一个人持有美国绿卡，要去第三国出差，从台湾转机的话，杭州边检会不会放行？如果小孩在国外定期打疫苗，回国之后要怎么操作，到了什么阶段该继续打什么？”
这些关于“国际事务”的问题，会不时地从我的一个群里蹦出来。这个群是两年前成立的，叫做“大圣归来”，所有成员都是从硅谷回到国内工作的工程师。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在硅谷，尤其在谷歌，一位资深工程师可以拥有很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很多人甚至开始在自家院子里种菜种花，过上田园生活。
现在，自己孤身回国工作，意味着我要开启双城生活模式，留下妻子和孩子们在美国。
吸引我回来的，是蚂蚁金服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颠覆性创新，以及能触达所有人日常生活的巨大平台。仅就支付宝来说，Paypal主要用于线上交易，但国内已经在用支付宝解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问题了。
在硅谷，我们做项目时可能会有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周计划，然后按照这个计划有条不紊地去实行。但是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变化太快了，它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这里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这周我们开会决定了一件事情，定下了项目规划，下周大家就发现全盘计划必须要变，否则这个项目就挂掉了。
也因为这种快速变化，对我这种双城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在太平洋上空仍然处在工作状态。
和这种快速变化契合的，是快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行业。
在一两年前，人们对大数据的应用还限于在一些有限的场景下进行一些试验性的工作，但到了今天，太多太多的具体场景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这种更快速的节奏，让我觉得生命的价值翻倍了。同时能在如此大的平台上做，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有莫大的动力。
我觉得未来的公司肯定会越来越全球化，这种地球村的生活模式可能也会越来越普遍。
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一起度过。今年我小儿子出生正好是我们制定整个财年计划最忙的时候，我希望以后哪怕工作再忙，我都能抽出时间一定去参加他的家长会。
8年前加入支付宝时，我办公地在上海，那时根本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过上每周上海往返杭州的双城生活。
这8年间，我陪伴着支付宝从线上走到线下的拓展步履，生活重心也随着战役的推进而改变，到杭州的频率越来越高，朋友们都调侃我现在是杭州人，因为我90%的时间是在杭州度过。
我在上海工位的窗外就是世界顶尖的高楼大厦群；在杭州工作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工位窗外是老和山，如果下了大雪，能看到山顶上的雪在闪光。
有时到了中午，约上三两同事，爬一段山，微微出些汗，再去浙大留学生食堂来份性价比超高的午餐，回到公司继续干活，神清气爽。
每周最幸福的时刻，是每周五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幸福大巴，我开始期待即将到来的周末。下了大巴，老公已经等在小区门口接我，帮我拿行李。
回到家里，有女儿的腻歪，有父母给我准备的夜宵：小米糕、酥烧饼、鸡汤面……还有我妈妈自己做的甜酒酿。每年春天的时候，如果能弄到一些鲜嫩艾草叶，还有艾米果吃，咬上一口，能吃到春天的味道。
下午5点多，西溪园区里各个楼层都有一群人像是接到了一个没有声音的讯号，会收拾好自己的双肩包，脚步轻快地下楼赶车。
园区门口，大巴车一溜儿排好。车是免费的公司福利，需要提前预约。但我经常忘记预约。为了不错过，有热心的同事建了一个群，群主总会在周三和周四提醒大家记得约车。
我们的群还有重要的转让空位功能，有人预约了位子，又赶上加班，可以转给需要的人。
作为一个老阿里人，我见证了阿里人从基本都是浙江人，到越来越多周边省市的同学加入，接下来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也开始来人了，并且越来越越多，再接下来是来自全球各种肤色的同学……
开往上海的幸福大巴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今年1月份，大巴一个月就发车266辆，比去年1月多出107辆。
即便车次越来越多，大巴也几乎没有空位的。因为一周的奔波和疲惫，3个小时高速路上，很少有人发出声音，天色从明到暗，一直到完全进入黑夜，路灯一盏一盏晃过去，大多数人睡得很沉。
我不习惯在大巴上睡觉。这3个小时，多数情况是用手机钉钉处理各类公事。我还有个习惯，上了大巴，总会不时打开高德，选择「我的位置——家」的路线查询，默默计算离家还有多远。
杭州的工作节奏是快速而紧张的，所以日常并不会感到孤单。但是在家人需要我而我不在身边的时候，无助无力情绪会让我深深自责。
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现在我不知道女儿每天在学校里学到什么，做了什么，她的困惑是什么，都不再能事无巨细地了解。只能利用每个在一起的时刻，跟女儿商量分析问题所在和可以做的改变尝试。默默地耐心等待女儿的变化和成长。
前几天，女儿忽然对我和丈夫说，爸爸妈妈，我给你们弹一首曲子吧。我忘记了她弹的是《卡农》还是《菊次郎的夏天》，但我感觉，我等这样的时刻已经等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