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在越南杀得太狠了：
“多行杀戮，或积尸为山，或抽肠系树，或煎肉取膏，或炮烙为戏，至有剖胎为二馘以应令者。京路以次受降，其遗民尽掠为奴隶，以转卖去而四散者矣”－－－越南《大越史记》卷九《后陈记》
------活体抽肠，这是把朱元璋发明的特色酷刑，用在越人身上；“煎肉取膏”，是杀越人后再煎取尸体熬成骨膏；至于炮烙为戏就不用说了；为了多取人头以获赏，竟剖开孕妇肚子，取婴儿之首。
其实越南人还说漏了，据明人自己的曝料，明军还大规模活埋战俘。
不光杀人，还抢钱抢女人（不过明军对越南的杀掠规模，远远小于300多年前越南屠掠中国广西，后详）
在越南人眼里，堂堂天朝上国，就像没见过钱，没见过女人似的，穷凶极恶，歇斯底里的干坏事：
“凡有金银矿藏之地，则设官督民淘采，山林之地，强迫百姓前去寻找象牙、犀角。在海滨，则令民下海采珍珠。至若胡椒、香料等土特产，亦令贡纳之。他如鹿、象、龟、雀、猿、蛇等珍禽异兽，无不大肆搜刮 ，带回中国。”（陈重金《越南通史》）
“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
对越南年轻女人随手拥来，陈重金做为越南前首相，治史态度还算平和，他并不待见越南激进份子自吹自擂的官史，吹什么斩首明军动辄5万、6万的抗明神话。
但对于明军大抢他们的女人，陈老很难淡定（“甲午年八月，张辅和沐晟北还中国，虏回妇女甚多”）。
除了女人，仅仅被张辅押到北京的越南能工巧匠就有7700之多，带到南京“学习”的越南才俊子弟亦有1.6万人，至于被阉割后带入明境当太监的越南人又不知有多少。
大明帝国辉煌壮丽的新都北京，宫殿、官衙、城池的营建与设计，多出自越俘阮安之手，可怖的是，他与许多越南同胞一样，幼年就被阉割，再带回明朝供驱使。
在明军疯狂三光下，越南人口锐减，国家倒退，越南社会上上下下生活在恐怖之中。（太多评论说明军杀越南人杀少了，这种言论实在……本人在末尾写了反驳）
最后连受明朝保护的陈朝宗室都看不下去，陈季扩的使者阮表，忍不住怒骂明军：
“内图攻取之计，外扬仁义之师，既许立陈氏子孙，又设置郡县，不惟掠取货宝，抑且残害生民，真虐贼也！”
张辅毫无同情，手起刀落杀害阮表。
话说回来，永乐大帝依仗空前军力，“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也不是凭白无故打越南，越南欠的新仇旧账可不少。
往远了说，越南主动侵略中国宋朝，造成巨大灾难。
越南李朝看到北宋中国，中原之人特别畏惧岭南的瘴疫，所以在广西驻兵极少，越南视为机会，暗中集结10万大军，突然杀入广西，屠光了整整一座南宁城（邕州），当时南宁的宋军只有2000人，抵抗了40多天，歼灭越军万人才告沦陷。越南一举杀戮南宁官民男妇达58000余众，全城屠空，加上在其他地方的屠杀，越南一共屠杀中国10余万人口，又掳掠走78000多人，越史大肆吹嘘，得意洋洋，引为不世战功（“兵民死者十余万口，掳妇女弱小者七万八千口”）。如此惨痛的前车之鉴，未必对新生的明朝毫无触动。
往近了说，永乐登基的当年，明朝边疆思明州所辖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又被越南侵占，“帝谕令还，不听”。两年后，云南宁远州上奏，“安南攻夺，又掳臣婿及女，并人民畜产，征纳差发，驱役百端，臣也奉中国职责，今横被虐害，维朝廷怜悯”（《永乐实录》）。永乐问责安南，安南表面上谢罪，实际上却“所还地十无二三，还地之后，遣贼迁居西平州，劫杀朝廷命官，复谋来寇广西”
还变本加厉向明朝的宁远州强征白银。
越南权臣黎氏不光如此，还袭杀受明朝保护下的安南王陈天平，攻杀明军卫兵，永乐大帝怒张天讨，不可谓师出无名。
明军的报复，打出了中国的威风，是一场压倒性的惩罚，军威所至，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虽然黎氏在越南全国征发15岁以上，60岁以下男子为兵，组织起百万大军，却不堪明军一击。
明军一扫多邦、筹江、困枚、万劫、普赖各城寨，斩首三万七千，溺死无算。又战于富良江，越军“舟联亘十馀里，陆路又以精劲数万来战”，复被张辅击破，“斩获数万，江水为赤”，将黎氏父子及其宗族、百官在内的核心团队一网打尽。
接着势如破竹，连克越南两京：
“俘斩无算，进克东都（河内），辑吏民，抚降附，来归者日以万计。遣别将李彬、陈旭取西都（清化），又分军破贼援兵，（胡）季犛焚宫室仓库逃入海，三江州县皆望风降”（《明史》）
陈季扩在阮表被害之后，愤而举旗反明，同样被一鼓荡平，前后被斩万计，2000多人被明军俘虏后，尽遭活埋（“悉坑之”《明史纪事本末》）。陈季扩与将军、太傅、太保、司马全被俘虏，先后死去。
张辅在镇压陈季扩的反抗中，据说有意识的大开杀戒，似乎对周边一些强横国家也起到杀鸡儆猴的震慑，“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树立起中国不可战胜的天朝威严，安南灭国，东南亚“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永乐“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的目标如愿以偿，也有利于东南亚世界的稳定。
比如，暹罗（泰国）是越南之外另一个恃强凌弱的典型，侵略彭亨（马来亚），欺压真腊（柬埔寨）、满剌加（新加坡），横行苏门答腊，还拘留占城国使。永乐帝对暹罗仅仅一句“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就吓得暹罗心惊胆战，生怕明军又从越南杀过来，给他们也来个“积尸为山、抽肠系树”，只好夹紧尾巴，向明廷上贡并谢罪。满剌加重获自由，主动当明朝的小舔狗，成为郑和下西洋宝船队进入印度洋的基地。明朝也不时以越南的下场警示老挝、占城，一时“南海之地廓然肃清”。
然而，辉煌胜利的表像下，是脆弱和衰朽
朱元璋父子的治国理念，一手造成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大踏步倒退，不论吏治还是军制，都败坏不堪，内政如此，又何力让越南长治久安？更不要说引领越南的进步。
有人说，对越南史料不能偏听偏信。其实但凡稍翻过几页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永乐对待本国臣民，更残忍和歹毒，充满了反文明的野蛮，一支对国人如此残狠的军队，在越南做出这些事也其实也很正常。
首先，明朝只厚养朱姓宗藩，而对一切中国人以奴仆视之，决定了官吏、军人，极为贫穷，近乎于无薪人员，这帮人一到越南，很难干正事。
永乐又好大喜功，连年用兵，又厚赐日本和东南诸番，更加搞得国内官员发不出工资，“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派到越南去的官吏就素质低下，越南各地充斥着明朝两广、云南的岁贡生、落弟举人出身的官员，以及内地发配来的大批戴罪官员（明仁宗一次调凤阳同知王凤等罪官119人发配越南充当州县官员），这些人即使有心为治，也因为不懂律法，不知如何治理。越人“受其重科厚敛，民不聊生”、“州里之征徭重困，闾阎之杼柚皆空”。
越南人口稠密，明朝在越南一口气设了472个衙门，光靠中国的官员根本不够用，又大量任用越南官员，这些人作恶更甚
陈重金饱含着民族悲伤抨击自己同胞：
“安南之人谁个降服明朝且杀掠本国人有功，则赏以官职，其时凶恶之徒是何等得意洋洋？！”
“诸如阮勋、梁汝笏、杜维忠等投降明朝、善于阿谀奉承之辈得做大官，且依仗敌人之势，做下许多比中国人更加凶残之事。时值变乱之秋，则无有义气、不知廉耻的残暴奸恶之徒，更加得志，因而民情极苦，人心怨嗟。”
黄福也斥责越南的伪官们“恃强作势，威胁小民，毒扰贫弱”。
官祸也罢了，还有明朝特色的阉祸，权阉马骐在越南嚣张横行，“尤为不法，土官州县不胜其毒，反着四起”。
乂安知府潘僚，做为越南伪官，本想为明效力，却因为宦官在当地“逼取金银”，愤而率众造反，擒杀明朝官员。
黎利也是越南伪官，后来也不得不抗明到底。
越南官修《越南历史》吐槽明朝的统治一团漆黑：
“仅土地税就比胡朝增加了二倍；他们垄断了盐的买卖，控制了人民的生活。所有从16岁到60岁的民丁每年都要担负徭役，参加倍建城垒、营署或到山区开采金矿、银矿、下海打捞珍珠”
越南潘辉黎的《越南封建制度史》也差不多：
“越南国土在经过将近五个世纪的恢复和巩固之后，现在再一次被中国封建集团统治了。在明朝残暴统治下，越南人民度过了极其黑暗的岁月。在这些黑暗岁月里到处是残暴的抢劫、屠杀和搜刮”
还有强制同化政策，本来中国文明高大上，被明朝搞出一股子LOW逼土霸味儿。
越南脱离中国已有400多年，明廷一方面大量毁灭越南的文献典籍，收罗其书送入内地，一方面又让黄福推行汉化夷俗之政，“一从明俗”，不顾越南已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大肆更张………兴建庙宇，强迫安南人按中国礼俗拜祭，进而从衣冠服饰至学术思想，凡事都强迫依照中国人之制………黄福命令各府、州、县设立文庙和百神，社稷、山川、风云等神坛，四时行祭礼；下令男女不许剪发，强迫妇女按照中国人之习俗穿短衣长裙………在各府、州、县开设学校……明朝皇帝又遣官把《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送至安南，颁发给各州县之人学习”（陈重金《越南通史》）
这种急进政策，好坏参半，一方面深刻的改变了后来的越南，使越南往后几百年，都如同中国传统社会拷贝出来的一般，另一方面也引来反抗。
英国学者霍尔就持批评态度
“假如他们不曾错误地要把他们的语言和风俗强加给这里的人民，使这个国家失去民族性，那么他们很可能已经把安南作为属国并入他们帝国版图了”（霍尔《东南亚史》）
后来即使像黄福这样还比较得人心的官员，还被明仁宗调回去，直接引发越南局面一发不可收，黎利势力趁机坐大。
明朝军队，就是一群变相的流放犯，待遇为历代最差，基本无薪，只能自耕自食，自生自灭，近乎免费为朝廷卖命杀人。
明前期名臣陆容就直指明军兵源，主要来自罪犯，难以存活，逃亡是常态：
“本朝军伍，皆谪发罪人充之，使子孙世执役，谓之长生军。且谪发之地，远者万里，或数千里，近者千余里，南北易调，非其土性，难以自存，是以死伤逃窜者，时常七八，行伍实数，能几何人？”（《菽园杂记》）
朱元璋开国前后那几年，士兵就逃亡了47900多人，那还是兵锋正盛，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起吴元年，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明史》、《实录》）
永乐年间，官员和军队的生存境遇更加恶化，士兵逃亡成风，永乐不得不特敕兵部，“自今逃亡之数论罚，如百户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至三十人者降充总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
因为军队逃亡问题，永乐后期不得不改用广西“土兵”代守越南，结果更甚：
“近年以来，官不得人，（广西土兵）逃亡之数，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贫弱代身，有名无实，是致盗常窃发，路每不通”（《黄忠宜公文集》）
曾经在越南不可一世的明军久拖则钝，前后有三次被越人整建制歼灭，损兵十多万，其中大多是逃亡、主动投诚所致。
不仅逃亡，还有各种困扰，特别是疾疫。
明朝国内，平日从华北、陕西调兵到福建、两广，尚且“水土不服，多为烟瘴所侵，随到随死，不可胜计”（马文升《巡抚事宜疏》），去潮湿炎热的越南作战，病疫之烈可想而知
明朝攻越部队，有大量从北京、山东、河南、江苏大量征调而来，还有许多蒙古人部队，这些人更水土难服。
每逢夏季，明军近乎丧失作战能力：
“今瘴疠大发，军士病且甚，一旗有一二十名者有之，有二三十名者有之，岂可不思处置”（《越峤书》）
明朝军制，一旗有兵50人，仅因疾病原因，明朝在越驻军就有近半丧失战力。
永乐倚重的成国公朱能做为“征讨安南总兵官”走到广西与越南交界的龙州就染疾而逝，年仅37岁。还有明宣宗派去给柳升当副帅的保定伯梁铭、参赞军务的尚书李庆也都在关键的倒马坡之战中病故，疾疫对当时基层的战力摧残可想而知，丧师7万的倒马坡大败，固然有柳升轻敌的原因，而疾疫也是主要帮凶之一。
王通做为后期的征越主帅，面对愈演愈烈的逃亡和疾疫、低下的纪律、低落的士气、日益穷困的国内、黑暗腐朽的吏治，深知明朝无法在越南赖下去。提出与黎利议和撤兵，得到众将领的支持“诸将校以我军相持日久，且瘴疠时作，死亡甚多，遂从通议，与（黎）利连和而擅退兵”。
黎利为表诚意，赠送马匹，帮助剩下的8万明朝残兵、官员和家属回去，几年后，又释放了1万5千明俘，“明之援兵俘获十余万众，亦皆放之”（《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卷一《黎记》），可以说王通挽救了明朝数十万人军民的性命，撤兵是客观条件下的理性之举。
不过，还有约万计的明人被黎利还隐没不放，明宣宗下不了台，只好让越南进贡5万两黄金了事。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明朝所以放弃越南，是自身政治文明倒退和腐朽的必然结果，也是吏治和军事败坏不堪，却无力改变的危机折射。
是管理学的失败，也见证着中国正在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