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著有《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近代藏书三十家》等。
《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作者：苏精
版本：中华书局
2018年5月
致敬辞
印刷术的革新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变革之一，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逐步被西式金属铸字印刷取代，使得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降低、传播的速度急剧提升，这对知识界和全社会都产生了震荡性的影响。《铸以代刻》讲述的正是19世纪中文印刷业的变革过程。260余万字的传教士书信手稿和草蛇灰线般的钩沉索引，密布于这部看似饾饤碎细的近代印刷史专著中，它展开了一幅近代中国知识变革的历史长卷。正是那些西洋传教士出于传教便利带来的印刷术，无心插柳地推动了帝国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
我们致敬《铸以代刻》，这部爬梳档案的严谨著作，它不仅还原历史，更带来思考。150年前西洋印刷术的进入，为老大帝国迎来一次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剧变，它不啻一场19世纪的“信息革命”。而如今身处新世纪信息洪流中的我们，也得以从中反思技术进步对于文化传播和文明再造的巨大贡献。
这本书
揭开19世纪中国印刷业的变革
新京报：早在北宋年间，毕昇（970-1051）便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它在中国古代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活字印刷后来没有流行，是否与汉字繁复多变的特点有关？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是否有受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启发？
苏精：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当然是划时代的发明。不过，这种印刷术问世后，虽然陆续有人以各种材质的活字印刷，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印刷的主流技术，比活字先数百年出现的木刻雕版才是主流，雕版印刷的工资低廉、材料便宜、技术成熟、视觉美观等都是主要原因，而中国活字几乎都是逐字雕刻而成，制造技术不够精细，印成的视觉效果也往往不如木刻。若要和西方拼音活字一样以金属铸造，单是几千个常用汉字已极为费时耗工，全部几万个汉字更不易，而且，我们还缺乏像西方那样的铸字技术。
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有无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启发，长期以来是世人关注的问题。身为中国人，我当然也希望确有其事。但就我所知，一向只有情况证据(或间接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断言古腾堡的发明确有中国因素在内。
新京报：19世纪，“铸以代刻”的印刷技术革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苏精：西方活字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原来只是图书生产方法的改变，结果不但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图书文化，进而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工具因素。图书文化包含生产技术、版式形制、书刊类型、出版传播、阅读利用和保存维护等环节，中国的图书文化在19世纪时由于来自西方的技术冲击而改变。
例如，在生产技术方面，活字与石印取代了千年传统木刻成为图书印刷的主流；在版式形制方面，精装和平装的书取代了线装书；在出版品的类型方面，图书以外又出现了报纸杂志等定期的刊物；在出版传播方面，传统上由政府官刻、个人家刻和商业性书坊坊刻三足鼎立的现象，转变成商业经营一枝独秀；在阅读利用方面，过去图书主要由少数读书人拥有的情形，变成通俗而普及社会大众的读物；在保存维护方面，保存方式的改变如原来图书平放架上、封面朝上，改变为直立架上、书背朝外。在这些彼此相关的环节中，印刷生产技术的改变是最早发生变化的环节，这是19世纪一些基督教传教士费了数十年工夫推动的结果。
图书文化的改变，进一步引起中国人传播思想、接受知识信息模式的改变，传播和接受的快速、普及、低廉和多样性都是以往难以想象的，这些情形肯定引起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剧变。
这个人
卖掉房子和藏书，以学术为生
新京报：你在知天命之年卖掉房子和藏书赴英留学，研究中文印刷变局，并手抄260万字的传教士档案，以学术为志业，为何会有这样的决心？中文印刷变局的课题为何如此吸引你？
苏精：当初决定卖掉一切去读博士，老实说不是什么以学术为志业这样崇高的理想，而是因为先前辞去工作读了硕士学位以后，却找不到工作，失业了半年左右，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孤注一掷的结果。
读完博士后，在大学教书，又能继续做研究，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窝”。几年后升上教授，已经凑到可以退休的年资，自己觉得研究的兴趣还是大于教书，就提前退休了，虽然退休金比在职时差很多，但是可以专心研究，而且这样还能策励自己继续前进，否则收入变少，又没有研究成果，岂不成为笑话？退休15年来，我出版了五种书，第六种也即将出版，这种情形大致符合自己退休时的盼望，我也乐在其中。
关于中文印刷变局的课题，我本科学的是图书馆系，会读到关于中国图书形制的变化，后来又在图书馆工作多年，馆内藏书中西式都有，让我觉得中国的书从传统形制改变为西式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看了不少相关的著作，发觉似乎都没能说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这成为我心中多年的疑问，所以当我有机会深造读书，很自然地就以这种改变作为研究的课题了。
这一年
潜心研究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文化交流活动
新京报：能否谈谈2018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未来有何心愿？
苏精：2018年，我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关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完成了一本名为《西医来华十记》的书稿，包含十篇文章。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传播西医的活动起，到20世纪初年为止，西医以基督教传教医生为主大举来华，这本书包含了一些个案研究，也讲述了中国人对西医的反应、接受及学习过程，预计2019年4月出版。
其次，这一年还进行了一些演讲，参加了一些学术研讨活动，涉及翻译史、医学史、教育史，以及印刷出版史，2018年内曾在日本大阪报告论文《关于罗伯聃的新史料》，在上海演讲《仁济医院的创办人雒颉》、在东京演讲《美华书馆二号(柏林)活字的起源与发展》、在武汉演讲《清末传教士档案的史料价值》，以及在香港报告论文《马礼逊与英华书院》等。
此后，我仍当以来华传教士留下的庞大档案作为主要史料，继续研究以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答谢辞
《铸以代刻》探讨19世纪中文印刷从木刻改为使用铸造活字的经过，这看起来只是媒体生产技术的改变，结果却改变了中国人传播思想和吸收信息知识的模式，进而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工具因素之一。由于当年是来华外国人推动这种印刷技术的改变，只有从他们留下的史料下手，才可望全盘了解其中经过，我很幸运有机会利用这些外文史料。当然，要搜集、整理和解读数量庞大的外文手稿并不容易，需要相当多的苦工和耐心，但是，今天能入选《新京报》的年度十大好书，过去多年的辛苦都值得了。我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贾雪飞博士、出版者中华书局、赞助者上海出版博物馆、主办好书奖的《新京报》，以及所有的读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