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3 16:59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王常权
一般人提起老先生，尤其是文史哲的老先生，都喜欢用这样的桥段。叙述者喜欢说在某堂课上，先生来授课，一言不发，在黑板上写下一首诗，也不转身，而是自己对着这首诗，吟诵一遍，然后又念一遍，说：“好！写得真好！”留下身后众多面面相觑的学生。
这样的先生，我在现实和文章里都见过；这样的课堂场景，我想肯定也会存在。也许是诗文教育的缺失，也许是诗文传统的失落，在一个随机的课堂上，因为先生一个偶然的情绪产生，然后让学生和先生能迅速地在某首诗上，达成情感的共鸣，的确有些勉为其难。
因为偶然的运气和机会，儿时受外祖父的教诲，颇学过一些古诗文。后来上了一所有着深厚文史传统的大学，同学们对古诗文也非常熟悉，在课堂上和先生们频繁互动，心有灵犀的事情常有发生，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温馨。
学校地处北京西郊的海淀镇上，周边的地名全带庄和村，像什么中关村、六郎庄、蓝旗营一类比比皆是。上世纪九零年代，出了学校东门，就是成府路。这一片当年满清王族的别业宅邸，为了就近进圆明园、颐和园觐见皇上和皇太后而建，经历几十年的沧桑战火，已经荡然无存。
成府路上，全都是老旧平房，一片土砖黑瓦，纵横着蒋家胡同、薛家胡同、书铺胡同、刘家胡同、北河沿、沙土窝、槐树街、桑树园、前罗锅、后罗锅、柳树井等等胡同小巷。旧城遗民，街坊邻居，妇孺喧嚣，饮食起居，面点小铺，蔬果早市，一派市井气象。
再往外走，就是河沿、野地、小树林，远处能望见西山。从这些荒凉又不失野趣的小路走下去，能到达苍凉的圆明园，以及接待外地游客的颐和园。有时候骑车从郊外过，感觉不像是走在都城的土地上。
大二的下学期，我修了卢永麟先生的《古代文论》，他是古代文论大师张少康的高足，学术修养深厚，上课风格别具一格。古代文论课离不开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一般教授一周四个课时可能就讲完了，卢先生前后讲了两个多月，足足持续了半个学期。
当讲到第二首“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时，他兴奋地在黑板上用行楷的笔法抄了全诗，然后和同学们大声念了一遍。卢先生也是书法家，他曾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书法的译著，我们看了他的板书，都说写得真好。卢先生就再次大声地念了一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和我们说自己每天晚上练字一个小时，为了不受干扰，他会带上一副日本带回来的耳机，而昨晚，他写的正是这一联诗。
一个暮春的下午，他来一教给我们授课。卢先生上到二楼，红扑扑的脸上一派喜悦，他说自己骑自行车来上课，从蓝旗营过来，一路春景美不胜收。接着，他把教案在讲台上一放，念起了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念第一句“孤山寺北贾亭西”的时候，还是先生自己念的，到了第二句“水面初平云脚低”，就是大家一块儿念了。后来学生的声音比先生的响了，再后来几乎是先生听着学生在念了。当时的一教是一幢仿古的建筑，彼时的木窗外，一片树影婆娑。上课前，师生们来一段古诗朗诵，让我想起冰心在《一日的春光》中写的：“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地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我觉得我们在课堂上就是在“吞咽”北国的春天。
当时我正在看温籍旅京作家林斤澜的散文，林先生在文章里写，北京俗话说：“春脖子短”，意思还是“春短”，中间加个“脖子”，妙！杨树刚上叶子，柳树刚吐絮，桃花“暄”，杏花“旧”，都才看见就暴热起来了。
从温州来北京的林先生，初来燕地时，其实是非常怀念江南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但后来，他开始喜欢上北京的春天了，认为是最有爆发力的：“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塞外的葱葱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
说过卢先生，再来说说褚斌杰先生。褚先生是先秦文学的权威，我上大学那会儿，他一般不给本科生开课了，不过每学年也会依系里的要求开选修课。在选褚先生的课程之前，我曾随师兄拜访过褚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褚先生，在他的书房里见面。书房里书很多，有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
褚先生大个子，不胖不瘦，脸上满满的书卷气，但是很和善，一点架子也没有，谈笑风生。几句寒暄之后，刚进门时的紧张似乎就没有了。后来我们告别出门，他一再坚持要送我们，我们一再推脱，他就显得很着急，最后是穿着拖鞋出了门。后来，褚先生开了《庄子》的选修课，我就选了去听。
选修《庄子》是大三学年的下学期，也是春季时分。当时北京路边遍植柳树，每逢春末夏初，路上漫天飞舞着柳絮，非常讨人厌。有天褚先生来上课，说自己一路上都在和柳絮作斗争，烦不胜烦。他说，杜工部说得没错，这真是“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接着，他就和同学们一起背了一遍杜甫的《漫兴·其五》：“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说实话，之前我不会背这首诗，那天课后，我就再也没忘记这首诗。
褚先生是位随时把诗句挂在嘴边的先生。他的研究生写文章怀念他，说褚先生住院，他去看他，褚先生正准备吃饭，见学生来了，就笑着说了一句：“努力加餐饭”。吃了几口，就又睡了。其实当时褚先生病得很重了，学生写道：“病成那样，只要醒来，也没乏笑声笑容，仍旧思维敏捷、健谈风趣，超越了生死。”
还有袁行霈袁先生。在大学里我没有正经选过袁先生的课，上世纪九零年代，袁先生经常出国讲学，在日本、新加坡的大学里，一讲就是一年。我只听过袁先生有关陶渊明的讲座。
那是一场盛大的讲座，原定一个半小时，在同学一再地掌声要求下，袁先生讲了足足两个半小时。那是一场诗歌的盛宴，袁先生从陶渊明讲到了庾信，从庾信讲到了鲍照，从鲍照讲到了李白，从李白讲到了杜甫，从杜甫讲到了张籍，再从张籍讲到了朱庆馀。每讲到一名诗人，他就要背几首这名诗人的诗歌，有几首甚至是用唱的，令人叹为观止。
在这之前，我只听过我外祖父唱过诗。当时小孩子不知道是什么心理，觉得外祖父不用普通话念诗，而是用家乡的土话唱诗，非常老土，每每他老人家要求我也同样唱诗的时候，我总是想方设法地逃避，现在真是追悔莫及。
袁先生的唱诗，突然让我领略了诗歌的魅力无穷。后来我听说，乐清籍教授钱志熙服侍他的导师陈贻焮先生，病榻前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钱先生用乐清的土话，给陈先生唱诗，陈先生认为美妙至极，非常受用。而钱先生也为能给老师减轻痛苦而欣喜不已。
我想，念过大学，不一定代表知识的积累已经完成。就算毕业档案上的分科成绩全是A，如果在课堂上没能和先生同声共气，心照不宣地用一首诗歌来抒发自己当下的情感，那么至少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大学教育就不算成功的。
我想起袁行霈教授那天在讲座上说，他从小就喜欢喜欢陶渊明，在追求自然和朴实的生活中，他一方面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单纯和宁静，另外又向往和追求哲人的那种自省、自觉。因此他用两句诗总结自己了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愉快过程。我想，除了经济和远方，我们学习古诗文，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具有陶渊明风范的人，但应该能让人感受到陶渊明的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