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总有一些精忠报国，无私奉献且劳苦功高的人物，默默无闻，被历史湮没。
例如孙洪范先生。
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官民百姓普遍为填饱肚子费尽心力的艰难岁月，这位从中州河南下南洋的华侨植物学家，从1935年起，便开始在新加坡植物园采集标本，每样存三份，自存一份，寄回母校河南大学和福建省博物馆各一份，先后寄了一千多份。
1951年，他在印尼与国内植物学界老前辈钱崇澍、陈焕镛建立联系，然后跑遍千岛之国山山水水，自费采集各种植物标本和种子标本，再把这些种子 一 一编号注明，陆续邮寄，或辗转托人带回祖国。
孙洪范寄给国内的种子和标本，每一份都有信封和照片留存。
到1966年回国时，孙洪范总共花费31年时间，先后将2万份植物标本和1万多种果实、种子标本带回国内。分别提供给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广州华南植物研究所，以及原中科院华东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等单位，还带回数百册图书资料。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孙洪范先生当年寄回到许多植物标本在这里引种成功。
他同时也向厦门华侨引种场、华南垦殖局、华南植物园、云南大学、华南农学院等单位提供了许多热带经济植物的种子、苗木。这些物种，至今仍是我国植物学区系及资源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此期间，孙宏范为采集并寄回这些“宝贝”，不仅变卖了自己在万隆的房产，以筹措经费；还经历了妻子难忍离别之苦，坚决与他离婚，劳燕分飞使其孑然一身的痛楚。
这是何等炽热的爱国情怀！多么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
但时至今日，有多少人知道，当年数十万印尼归侨中，有孙洪范先生这样一位人物呢？在他于1979年默默告别人世，到现在42年过去，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贡献！
二
如果不是前不久去厦大南洋研究院参加一个交流活动；如果没有认识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博士张行先生，我这个长期在印尼从事华人传记写作的文史爱好者，其实也对本文开篇提到的孙洪范先生毫无所知。
我是怎样与厦大搭上关系的呢？说来也是“曲径通幽”。
因为这个公众号的原因，我认识了福州的杨宏云老师。杨宏云厦大博士毕业，现为福州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他读博期间，曾两次赴印尼调研，写了一部《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史》专著，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东南亚华人社会与经济，以及海外闽商研究。
今年4月29日，杨老师约我与他同去其母校厦门大学，应邀到该校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座谈一番。
设在厦门大学“南安楼”的国际关系学院与南洋研究院外景。
厦大南洋研究院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学院有几位专家教授曾是杨宏云的师长或同学，其中操办并主持这场交流活动的副院长施雪琴教授，系杨宏云在厦大历史系读博士的同门师姐。
令我稍感惊奇的是，热情爽朗地施院长一见面，就拿着一本我写的华人传记，告诉我这是她前年去印尼带回来的《李湘生：那一生山高水长》。
与诸位研究南洋华侨的专家老师在学院楼前合影。从左至右：沈燕清、杨宏云、聂德宁、笔者、施雪琴、张行、曾伟富。
那天在厦大参与交流的，与我和杨宏云老师进行交流的，除施雪琴教授外，还有聂德宁教授、高艳杰副教授、沈燕清副教授、许可副教授和一位来自泰国玛希隆大学的曾伟富博士。施教授还邀请了同在厦门的华侨大学讲师张行。1987年出生的张行，也是厦大毕业的博士，是上述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能有机会认识这些大学老师，与之交流座谈，对我而言甚感荣幸，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体验。大家聚在一起，围绕印尼华人研究课题相互探讨，畅所欲言，气氛热烈，也鼓舞了我在印尼继续从事华人文化工作的信心。
在学院教师会议室进行的座谈交流。
在学院图书馆获赠图书资料并合影留念。
访问结束，我和杨宏云老师去厦门北站坐动车，年轻的张行博士要返回华大，刚好与我们同行。张行在路上说，他这段时间正在进行有关“华侨植物引种史”的研究。他告诉我，厦门有个植物引种园，很多珍稀植物都是建国后，由爱国华侨首次从国外引进并驯化出的成果。
“这其中，当数印尼归侨科学家孙洪范先生功劳最大，他一生从国外寄回了三万多份植物与种子标本，填补了国内植物研究的许多空白。”
张行感慨：“可惜如今很少人知道孙洪范的贡献，网上资料也寥寥无几。如果我们从事华侨研究的专业人员不去整理发掘，那这段珍贵的历史很快就被湮没了！现在连一张孙洪范先生的照片都很难找到。”
他对我说：“丁老师，或者我把已有的资料发给你，请你写篇文章，让大家对孙洪范先生的引种事迹有个初步了解。”
我欣然答应。下面，便是根据张博士所提供资料梳理的有关内容。
三
1931年，一位自河南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年轻学子，告别开封古城，辗转福建厦门，从这里搭乘荷兰轮船来到南洋新加坡。
此人正是孙洪范，他大约出生于上世纪之初，具体年月未详。
河南地处中原，从古至今，很少有人下南洋当华侨。孙洪范只身一人，没有同伴，为何要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呢？
原来他早就知道，这万里遥远的小岛，居南洋心脏，人文荟萃，有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博物院，许多自然科学的专著和动植物的珍奇标本，都收藏在史坦福律（STAMF ORD RD）和道南学校。而新加坡植物园广植热带植物，遍布奇花异草，在东南亚也是久负盛名。
孙洪范为所学专业着想，心向往之，便不顾一切投奔而来。他先是应聘在道南学校任教，后来又去吉隆坡的尊孔中学担任教务。公私兼济，既解决了生计又满足了研究的志趣。
早在孙洪范南渡星洲七八十年前，英国有个动植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华侨又译为华勒斯 ），于1854年动身前往新加坡，后又往返于马来亚、婆罗洲（加里曼丹）、苏门答腊、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在莽莽热带雨林，华勒斯一路披荆斩棘，“不顾拓荒人到处设有老虎陷阱，山猪窟穴，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和一般伐木工农群，背着斧刀，大家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经过历时8年行程长达1.4万英里（约合2.3万公里）的研究，华勒斯重新回到英国，并成为继达尔文之后最为著名的生物学家之一。
油画中的华勒斯坐在标本桌前，背景是热带雨林景象。
这位英国学界前辈华勒斯，乃孙洪范生平最为崇拜佩服的专业大咖，打从上大学起，便决心效仿。
半个世纪之后，历尽磨难痴心不改的孙洪范，终获”南洋华裔的华勒斯“称誉。
1975年1月，新加坡热带经济植物研究出版社，出版了星洲生物学同道吴体仁（不息庐主）先生编著的学术人物小册子，书名就叫《南洋华裔的华勒斯—孙洪范》（见下图）
此番承蒙华大张行博士寄赠于我，方对孙洪范先生的事迹有所了解。
吴体仁先生在这本书中，对华勒斯和孙洪范两人做了一番比较：
华勒斯当初由皇家地理学会推举，并得英国与荷兰政府资助，始到东方南洋来踏上这块地广人稀，郁郁苍苍，万绿丛莽，生物资源丰富繁殖，得天独厚的大自然土地，本其所学和爱好，研究采集，务使资源利用，达成他学以致用理想……他怀著壮志雄心，和天赋情趣，好像鱼跃鸢飞般活动著，自由自在，纯任自然，无牵无挂的工作著。
孙洪范从河南大学修毕生物学系后，在一九三一年从大陆南渡，没有公家的鼓励、奖助，全靠自力，孑然一身，四顾苍茫，个人情绪上的感受，不同于华勒斯的优越心境，有恃无恐。……在孙洪范来南洋工作之前，有没有同志替他前导带路？谁为之先？只有自发主力，没有从旁助力。在自然科学疆场上，孤军奋斗，意发觉得难能可贵了。
据吴体仁在书中介绍：在孙洪范前后，当年来新、马或南洋其他各地从事研究的生物学者大约有30人左右。这些人各尽所能，各放异彩，各奔前程，蜚声于新马和南洋，甚至在国际学术界露其峥嵘头角，发展奇才专技，拥有崇高地位的，也有将近半数左右。
各位方家在南洋调研考察，“有的住得较久，有的只是偶一临存，有的困限一地，聘约期满，使命完成后，便飘然远引以去，纵有跋山涉水，到处搜集实物，采集标本者，大抵别有主要目的。而毕生以生物学研究为主，能始终其事，专心一志，四十年在南洋工作谋生，一有空暇便置身于大自然怀抱，登高山，入旷野，不避险阻，不计安危，预立遗嘱，以备万一，安排身后，出售私屋，放弃室家之好，实践力行，公而忘私，历年之久，奔波之广，为学之诚，赴事之勇者，唯孙君洪范先生一人也！”
1937年，孙洪范前往印尼苏门答腊，在棉兰苏东中学担任生物学教师。四年后他来到首都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到巴华中学教生物。1942年，日军南侵占领印尼，孙洪范被迫躲避城外山野，靠种菜为生，和众多华侨一样艰难度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重新回到椰城，出任福建学校校长。一年后，又到万隆在华侨中学当生物老师；1948年，前往巴厘岛和龙目岛采集标本。
1949年至1951年，孙洪范进入印尼中央农业实验场，在茂物植物园做自费研究员。他到实验场所属各个农业园学习有关热带经济作物的播种繁殖技术，如：金鸡纳、油棕、胡椒、咖啡、可可……
享誉全球的茂物植物园，坐落在印尼西爪哇茂物市区，建于 1817 年，建在格德山麓和山腰上，面积约 100 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植物园。图为园内的半根巨树。
1952年，到苏拉威西岛采集标本， 并创办组建“印尼华侨生物学会”，从此每年带领会员开展一次大规模有计划地采集植物标本活动。
孙洪范在四处奔波的考察中，除了编译写作研究心得，每到一地，必将采集到的实物标本和作物种子，想方设法邮寄或托人带回国内各植物研究机构。他深知祖国百废待兴，人民缺吃少穿，急需引进国外优良植物和作物种子。孙洪范把满腔心血结晶都献给国家，毫无个人牟利之私，仅赠送北京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就有4500种之多。
1957年，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孙洪范的收入无法满足外出采集标本的需求，又筹集不到经费，他不得不卖掉自己在万隆的房产，以此供给研究费用。
在此之前，他已将妻子和两个儿子送回国内，安顿在广东定居。他自己又一个人返回印尼，减少生活成本，矢志专心于研究采集工作，舍家别子，放弃享受家庭温暖和夫妻人伦之乐。
1962年，孙洪范前往印尼爪哇南岸的NUSANBANGAN荒岛采集标本。这年又受恶性通货膨胀重压，不得已再卖掉自己日常所用的摩托车，将私资挹注公用。
这是华侨大学研究华人历史的张行老师找到的1971年寄来的稻种。
这一年孙洪范回国到广东探亲，没想到遭遇家变，太太不堪忍受寂寞离别之苦，便哭诉抱怨，反而怪他在外面到处旅游享乐，不顾家庭。因此坚持要和他离婚，孙洪范有苦难言，央求好友劝解无效，遂含泪与妻子分手，从此妻离子散。
1966年，苏哈托军人政权上台，印尼爆发空前惨烈的反华排华运动。孙洪范遭到迫害，被劫持两次，当年8月不得已离开茂物植物园和研究所，于1967年初回到祖国母邦。
当时正值文革灾难年代，孙洪范与祖国人民一起度过那不幸的岁月。
1972年，他被安排到厦门福建亚热带植物所工作，参加该所植物分类室的组建。据他的同事张永田先生回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孙老心情舒畅，七十高龄仍忘我工作，直至卧床不起，于1979年与世长辞。
这是孙洪范1967年8月在广州三元里华侨接待所写给北京植物研究所的信函。
四
总结孙洪范先生的一生，吴体仁先生这样说道：
“其人其事，在南洋教育界、学术界，虽不能说是绝后，但不能不说是空前的；其人，不止是为华裔表率，其事也不止在南洋各区域，各新兴国家中，足以影响学风士气，有关世道人心的壮举盛事！笔者写到结论，惟有对他赞叹！自勉以勉后生学人。”
这位新加坡的吴体仁先生，比孙洪范先生更年长，想必早已不在人世。
但值得庆幸的是，吴先生46年前写的有关孙洪范的一本小册子，为后人对其的研究纪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若不然，孙洪范一生足以彪炳千秋的业绩，就早已被时代洪流淹没，永远无影无踪了。
行文至此，我也不胜唏嘘，竟联想到自己在印尼所从事的写作和华社历史研究。诚然，与孙洪范先生的伟大贡献相比，我所做的，不及百万分之一，但同样在没有公家支持，孤身一人，奔波异国他乡的相似背景，使我更能理解这位前辈的心境。
“随风远飘，前面远望路遥遥；人生必须奋斗，烦恼怎会少！同苦与甘，谁管甘苦知多少。谁知我心？难道你还未明了……”
如今撰文记述他的事迹，也感动了我自己。尽管对于当今复杂的经济社会和人情世故无能为力，但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永不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