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南开大学的一代大家罗宗强先生故世了，从我的微信朋友圈看，引发了极大的震动。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是我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最早精读的几本学术著作之一，罗先生思辨之敏锐、文字之富赡，令初涉学林的我惊为天人。那时，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同样是我推崇的心爱之书，而罗先生和傅先生遂成为我彼时的学术偶像。我无缘得见罗先生，但后来却有幸得到傅先生的亲炙，而罗、傅二位先生是学界的“管鲍之交”，堪称当代学林相濡以沫的典范。我无力也无资格撰写怀念罗先生的文字，只想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罗先生写给傅先生的信札入手，聊志一个晚辈的缅慕之忱。
信封
我曾侥幸得到罗宗强先生写给傅先生的一封毛笔信札，是1991年11月1日所写，2日发出，3日即到北京，带信封。兹将信的全文迻录，再略加分析。
傅先生：
信到，非常高兴。原久未见信，十分不放心，当时考虑，不外二端，一是出远门，一是身体不适，现在算是放心了。
十一月中来津，望即来电话，以便详谈，我可以去接你。
系主任事终于推不掉，今日正式上任了。实在没意思之极，任期三年，待工作稍上轨道，弟即超脱，由两位副主任具体办理，挂名即可。
新加坡大学汉学会之论文集，弟目前收到通知，谓此事正在进行中，问论文是否须改动。
此间昨日计算机系一位四十余岁、平时身体甚健壮之教师，忽在教学楼之过道处倒下，心肌梗塞，送去抢救。人生事，实在难测。弟近日请一位中学时老友，写了一条幅，录话剧《天下第一楼》结尾之一副对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颇爱闲时吟诵，觉趣味盈然也。
匆匆，但愿身步健，而诸事稍顺遂，不至太伤脑筋。
颂秋安！
弟 宗强 上
十一月一日
此信用毛笔写在旧式笺纸上，罗先生的字颇有骨力，因系老友间书札，故显出潇洒疏放之姿态。当罗先生自称时，都用小字右侧写，以表谦逊，细节亦逗露老辈文人之素养。信先写久不得老友消息的悬想，还有对傅先生来津的期待等；而其中关于任系主任事，最堪玩味。罗先生以六十花甲，出任南开中文系系主任，从“终于推不掉”“实在没意思之极”等话，看出罗先生的本意实是“敢告不敏，摄官承乏”（《左传》语）。当时的南开中文系，罗先生是当然的学术翘楚，学校要借重名学者，原可理解。
罗信第一页
有时造化弄人，越“不愿论簪笏”，越事与愿违。没想到罗先生上任不久，就碰到了令他焦头烂额的事，什么事呢？其实是大学中一直以来最常见的烦恼——评职称。在另一封信里（1992年1月10日），罗先生直言：“弟近日焦头烂额，评职称，矛盾百出，实在是无法控制，僧多粥少；而大家于此又甚为在意，有一种疯狂的心态，真不知如何是好。这三年不知如何挨过。”的确，对一个不愿做“学官”的书生而言，碰到此种涉及同事利益的敏感事，最觉棘手。其实，这种话，是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而罗先生愿意向傅先生倾吐，足见二老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越三年，罗先生表示：“弟今年10月任期届满，决念‘归隐’小楼，集中精力写书，瞻望前景，光明可见，心向往之。”（1994年5月12日）由此可见，罗先生丝毫不恋栈，渴望“归隐”，他的淡泊是一以贯之的，是发自内心的。适逢罗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即将杀青，故心情格外愉快。1991年11月1日信中提到的话剧《天下第一楼》是北京人艺的名作了，从罗先生喜欢的对联，亦可见他那时的心态。罗先生还有一句名言——“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后记》），而傅先生极倾心此句，屡为揄扬。结合书信，我们可以理解，罗先生是个很纯粹的读书人，清风明月，孤檠著书，才是他理想中的生活。
罗信第二页
还有一件事，很能看出罗先生的超旷。1991年，南开大学曾为叶嘉莹先生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而开会祝贺，罗先生作为系主任，自然要张罗，但罗先生给傅先生的信里却透露：“其实毫无开会之必要，相当于一学部委员而已。有谁为一学部委员开会庆祝者？”（1991年11月22日）然而，正如村上春树所言，“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给寂寞的人文学者增添一点庄严的仪式感，优礼褒奖，何乐而不为？因此，笔者并不赞同罗先生的观点。不过，“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原不可强同，亦不必强求。但由此可知罗先生的为人和性情，是偏于内敛和恬淡的。
罗先生在信的开头，一般都是真诚的问候，譬如1991年11月22日信之起首言：“今日忽接兄信，知兄患胃溃疡，甚为忧念，不知化验结果如何？万望赐以数语。不知能否住院疗养一段时间？兄近年实劳累过度，好人多灾，自古而然，此亦一例。盖皆全身心以为他人，而置己之身心于不顾故。”又有一信的开头是：“这一次检查胃镜结果如何？甚念，便中盼告。但愿没什么大事，老天应保护好人才是。”（1992年1月10日）无不殷殷存问，而傅先生观信，是会感到融融暖意的。
北京、天津相隔不远，想来无论是罗先生赴京，还是傅先生到津，两人都是要“面叙契阔”（罗先生信中语）、“联床夜话”（傅先生文章语）的，这两个词极传神，最能体现二老莫逆于心，时有春树暮云之思。罗先生屡屡在信中表达了对傅先生来津的期待，傅先生到南开讲学和主持博士论文答辩，自是常有之事。
1994年，罗先生在台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道家道教古文论谈片》（文津出版社），特地送给傅先生，从送书这件小事，也可见罗、傅交谊之深，罗云：“弟在台出一论文集，只给十本书，送校图书馆、系资料室三本，今日寄一本给你，一本给王元化先生，国内不再送了，一是文集小，一是样书少，兄为知友，什么样的书都要面呈的。十年辛苦，只这小小一册，唯兄知然。”（1994年10月30日）人文学者著书之艰辛，于最后一句毕现。作为晚辈，我真是感同身受。
在罗、傅通信中，随处可见罗先生的态度之谦诚和治学之严谨。兹举一例。当今唐诗研究的权威陈尚君先生，也出现在罗先生的信中。罗云：
今年初，陈尚君同志数次来信，说《二十四诗品》非图作，此举实石破天惊，近说已成三万字，送给你了。此事因涉及改修拙著，故弟正在翻书，自宋起，一本本翻，进展极慢。如找不出确系图作之证据，则弟当在修改时采取陈尚君兄之论点。然自目前所翻到者，则可证王官谷之自然景物，尚可提供撰《诗品》之条件。待积以时日，翻到一定程度再说吧！（1994年10月30日）
《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乃晚近唐代研究之一大公案，由陈尚君、汪涌豪二先生创发。尚君先生虽是晚辈，但可看出罗先生对他的新论点极重视。罗先生要修改的书，是其名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他更欲以“竭泽而渔”的态度去翻古书，表示如找不出确证，就采取尚君先生的论点。从信中可知他不但从善如流，而且花极大的功夫去爬梳浩如烟海的文献。令我感动的不仅是态度，还有躬亲力行。
我在细读了若干封信之后，深深感到，罗、傅二老之间，看不到任何庸俗的东西，有的，就是君子之交淡若水的恳挚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切磋。这种纯粹的学术友谊，表现为相视而笑、谊切苔岑，是极珍贵的。求诸当下，尤为少见，亦堪提倡。
罗、傅两位先生惺惺相惜的一个表现，是互写序言。傅先生给罗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作序，劈头就说：“宗强兄是我的畏友。我说这话，一是指他的学识，一是指他的人品。”真正的学术知音，才会如此开门见山，爽朗如光风霁月。罗先生在给傅先生《唐诗论学丛稿》所作序言中，最令我动容的，是下面这句：“上天真也不公，浮滑钻研而富贵寿考者往往有之；而勤谨耕耘者，却常常贫寒困顿，英年早逝……”罗先生其实是有感而发，傅先生曾有文感慨学者吴汝煜的英年病逝，而罗先生乃由此唏嘘语言文字学家郭在贻的中年弃世。其实，从司马迁开始就表现出对所谓“天道”的疑惑，此种深沉的慨叹，罗、傅二老皆有之。
罗宗强与傅璇琮两位先生，相差只一岁，罗是1932年生人，傅则1933年。我以为，两人相交之密、相知之深，乃是缘于同辈学人的那种风雨晦明、升沉遭际。我不禁思及唐人李频的一首《勉力》：
日月不并照，升沉俱有时。自媒徒欲速，孤立却宜迟。尽力唯求己，公心任遇谁。人间不得意，半是鬓先衰。
罗先生和傅先生那一辈人，历经坎坷，傅先生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从北大“左迁”到出版社，校雠古书，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而罗先生1964年从南开研究生毕业，即被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亦无用武地，十一年后得好友帮助，才重返南开。两位先生的学术基础都极好，却因时代的缘故，青年即遭困厄（傅先生更为蹇舛），俯仰屡变，一直熬、耗到中年，才在新时代的学界出人头地、大放异彩。窃以为，他们在“升沉俱有时”上，必定有着惺惺相惜的默契和感慨。我忽又想到，罗、傅两位先生总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而像裴斐、沈玉成等同辈人，就更加坎壈侘傺了。“人间不得意，半是鬓先衰”，当一心向学之学人吟此一联，能不洒一掬之泪？
傅先生《濡沫集》书影
在2004年第5期《文艺研究》上，有一篇罗宗强先生的访谈录，题目是《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用这么个略显拗口的题目，或许是罗先生的本意。对于一般人，自强不息就不容易做到了；而罗先生却更进了一层，要委运任化，足以说明先生是有“慧根”的，已豁然“悟道”矣。这或许也是罗先生的学术能超越群侪，进入高妙境地的缘故？
傅先生的《唐诗论学丛稿·后记》有云：“本来，我服膺于‘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这两句话的，但在目前我们这样的文化环境里，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觉得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也实在是一种相濡以沫。”我每读及此，即为之动容。又，傅先生有一本学术散文集，书名即《濡沫集》。罗先生和傅先生的交往，声应气求，胸无宿物，亦可视为学术上的相濡以沫。
傅先生送给我的《濡沫集》
总体而言，罗、傅二老是学术知己，罗信毫不隐讳，坦露心迹，极见真诚，故很值得一谈。想来罗先生家里也藏有不少傅先生的书信，我突发奇想，如果将来能出一本小册子——《罗傅往来书信集》，岂不是好？然而，傅先生家藏之信札已然四散矣。覆水难收，思之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