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毕业前，我们开始构思一篇以“读中文系的人”为主角的文章。这并不是一个新题目，许多人都书写过、或是讲述过他们所经历的中文系，他们往往是我们的前辈、师长，他们的书写和讲述，或多或少构成了我们对于中文系最初的想象。
这四年，那些文章中、师友口中的回忆与故事，也逐渐走入了我们的现实。这之中有复现有叠映，也有新的画面与色彩。而这篇文章想要呈现的，便是我们这群的“读中文系的人”，在新的时代境遇之中，会面对什么，又如何选择。
我们采访了将近二十位“读中文系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同学，大都今年毕业。采访最初，我们希望寻找一个答案，关于“中文系的意义”的答案。但我们越是与不同人聊天，就越是发现，归结出一个答案是困难的；或者说，这里没有答案，只有许许多多“人”的故事。这些同是读中文系的人，讲出的故事却小同大异。我们花费了许多精力，才勉强把这些不大相同的故事缀连在一起，勾画出一个四年的轮廓。
也许一年后、两年后，乃至十年后，这些故事再度被讲起，会大为不同；也许故事会逐渐变成回忆，变成想象，并最终凝结成意义。而现在，这篇文章可以作为一份记录，也作为一份祝福——记录这些人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祝福大家“望道四方”，也幸福快乐。
朱刚老师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以“望道四方”作为临别赠礼
中文系何为
1977年，陈思和老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在第一节课上就说“中文系没有培养你们当作家的义务”，陈老师记得“当时很多人傻了，回到寝室发牢骚，觉得报错专业”。四十年过去，仍有不少怀有“文学梦”的同学进入中文系，他们同样被告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他们不再对这个问题过分纠结，“虽然不教，中文系仍然是离文学最近的地方。”
“中文系培不培养作家”是个老问题。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对“中文系何为”的讨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如闻一多、王力、程千帆等都加入了这场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中文系应不应该教创作。当时，“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为了塑造中文学科的专业性、知识性和科学性，这种话语有其历史语境。而当今天再说起“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就更像是一种“中心”的宣言，即我们究竟应该对中文系抱有怎样的想象、何种中文系学生的生活是最值得过的。
“中文系不教创作，偏重学术。”这句话常被用以回应外界的疑问，但学术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对于初入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仍是个问题。
何本华记得“诗骚精读”课上蒋文老师重释“诗无达诂”，她说“诗无达诂”的原意并非通常理解的“诗歌没有最恰当的解释”，而是说没有一个解释能够通达到所有人，“达”是通达的意思。但这不代表不存在客观正确的解释，对于“真义”的追求始终应该是研究诗经的起点。蒋老师讲《诗经》，几乎没有文学赏析，仅仅是训诂词义，从较早的毛传郑笺孔疏，到清代马瑞辰、王先谦等人的考据，再到现代学者的研究，那些绵延千年的争论，对“真义”的孜孜追求，让他感到学术研究的求真有着无穷的魅力。
晨璐上大学之前并不怎么了解语言学，以为语言只是文学的载体。进入中文系、接触语言学之后，她发现语言本身是一个独立而复杂的系统，“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她随陶寰老师出去做方言调查，晚上老师学生们在一起聊天，陶老师说：“对我们来说，至高无上的是事实。”这句话晨璐记忆至今，“我当时就觉得被触动了，感觉这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去发现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寻找规律、建立理论。”
语言学的老师同学们在宁波象山进行方言调查
对于进入中文系的同学来说，由兴趣阅读向专业学习的转变是重要的一步。社会关怀、人文精神、自由意志、追寻真理，这些最初吸引着我们的宏大命题诚然重要，但是作为专业学习者，还是要本于那些看起来形而下的学术训练。
俊铭是文学专业学生，但他第一次“做学术”是在语言学领域，依靠方言词典做自己家乡方言同音字汇的编纂工作。中期答辩时，他被质疑“做的事太基础，没有创见”，感到十分沮丧。散会后，他的指导老师盛益民老师对他说：“没有脚踏实地做过基础性的工作，所谓的‘理论创新’都是空中楼阁。”这句话对俊铭的影响很深，“感觉一下子被攫住了，我想学术研究都应该如此。”俊铭第二次“做学术”回到了文学领域，他下了很大功夫阅读并分类抄录原始材料、再做成统计表。这次的指导老师是侯体健老师，俊铭记得当时和侯老师讲自己的思路，他一边滔滔不绝，一边惴惴不安，“但侯老师居然耐心听完了，并且立刻给了我三个方面的建议。”侯老师的谦冲随和及强大的专业素养也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动力。
“但最后能有多少人走学术道路呢？”小T则认为中文系的学术导向对于许多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意义。斐婕也曾为此感到困惑，上大学之前，她对任何专业都没有概念，只是觉得中文系的课程更合自己口味，就放弃了大多数人都更看好的经院，高分报考中文系。进入中文系之后，她一度感到很迷茫，她不打算做学术，不知道学的这些知识究竟有什么用，最困惑的时候，她忍不住在班群里发问：
“如果我们无论学什么以后都是做与专业无关的事，那我们大学四年究竟在获得什么？”
回头看来，在大一就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很勇敢的。在任何时候，追问而非自我合理化，都是迫近答案更好的方案。
在圣光中沉醉，或为大地烦忧
斐婕发问之后，一位学姐引了一段太宰治的话作为回答：
“学生们，请牢记自己的特权，请为这特权骄傲。你不会永远拥有这种权利，啊，光阴真是倏忽即逝，因此请务必好好珍惜，切勿玷污了自身。待你们从学校毕业，地上的瓜分之事自会找上门来，纵使厌恶也必须接受。你们会成为商人，成为编辑，成为官员。但在神的宝座上与神并肩而坐这种事，走过学生时代便不会再有，错过后便永不再来。”
发问与回答的人都是真诚的。中文的确不是就业导向的专业，来到这里的人，大多是依循爱好与理想，就好比席勒《地球的分配》一诗中的“诗人”，在神明的圣光中沉醉，遗忘了大地之上的烦忧。
之艺回忆起大一时诗社聚餐，一位学长没喝多少就醉了，拿起筷子边敲桌子边唱歌，其他的人就跟着一起起哄、一起唱，结束后一群人又在夜色里游来晃去。
“你可以散漫地与朋友无节制地聊天，通宵达旦；可以恣意投入无边无际的学问的天地，望尽野眼。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能去驰骋想象的，没有不能去尝试实践的，没有不能去思考表达的。……那其实就是‘自由’两个字。”这是陈引驰老师描述的他所经历的中文系，晨璐到现在都还收藏着这篇致辞，四年来，中文系很少让她失望，“正是因为这群同班同学、这些师长，我对中文系的想象才得以实现。”
殳简从初中开始读苏轼，她每次去杭州，都要沿着苏堤从这头走到那头，“西湖里的水似乎是从宋朝流过来的，我在堤上走，彷佛能够体会到苏子撑船在河里游的感觉。”她往往能够从古人那里寻得某种微弱的陪伴，“人都是需要陪伴的，我的陪伴比较容易在古人那里找到，在我孤独的时候，那些东西趁虚而入。”
“但那时读苏只是停留在表面印象，其实难以产生持久的亲近感。”殳简说，朱刚老师对于苏轼苏辙的研究带她真正进入了那个世界。
殳简印象最深的是听朱老师讲苏辙的《管幼安画赞》，这篇画赞作于苏辙生命的最后一年。管宁少年时回避东汉乱世，晚年也不加入曹魏政权，苏辙说他“少非汉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他不属于任何朝代，是个活在天地之间的人。朱老师说，通过苏辙对于“天之逸民”的赞颂，彷佛能够了解他为何自号“颍滨遗老”，他是觉得自己不再属于眼前这个时代，只属于门前的这条颍水。当时朝廷尊奉王安石“新学”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对司马光、程颐、三苏等人的著作严加封锁，面对如此荒唐的局面，苏辙以这样的方式保持着清醒与倔强。早年的苏辙非常主动地投入他的时代，晚年却认为自己不再属于这个时代。殳简记得，当时朱老师讲到这里，长长地喟叹一声：“判若两人啊！”
不少人都还记得开学第一课的情景，那是汪涌豪老师的“中国文学传统”。第一节课那天，老汪踩着铃声进门，不知是谁带起了头，教室里顿时掌声雷动——课前鼓掌的情形可并不多见。老汪第一节课没讲“文学”，也没讲“传统”，而是讲了许多题外话，他和大家聊人生的意义，他引用莎士比亚的“人生如同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没有任何意义”，但随即说：“但我们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挖掘出一点人生意义，如果你找到了，欢迎找我聊聊。”教室里不时响起掌声和笑声。
汪涌豪老师在讲课
老汪代表了一种对于中文系课堂和大学老师的想象，冷峻幽默，率性风流。阮方怡当时也选了老汪的“中国文学传统”，她印象最深的是听老汪讲“刊落浮华”，当时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追寻的中文人的“风骨”，但她后来渐渐觉得，老汪可以这么洒脱，大概也是有一些优越条件的。倚楼也有类似的感受：“中文系老师、同学想事情会很理想化，老师对我们总是有美好的期望，但实际上达到那种状态是很难的，给我的感觉是‘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
事实上，那些“烦忧”并不会等到毕业才找上门来。中文系学习的“门槛较低，堂奥极深”，无边无际的知识会让人望而生怯，身边的“大佬”会让人倍感压力，那些热忱与热爱，也终要在一场场并不畅快的阅读与写作体验中经历磨炼。
在现有的评价体系内，那些“烦忧”最为具象的表征，是绩点。复旦规定每门课A类成绩不能超过30%，想要拿到好成绩，仅仅做好自己是不够的，还要超过别人。晓宇觉得，作为学生“我们不是不想让别人好过，只是想让自己好过”。谈起期末，每个人都有一些“独家记忆”，雅芸写论文压力最大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心律不齐的症状，当时她还和室友开玩笑说：“如果我撑不下去了，请你帮我把论文交给老师。”晓宇的记忆里，一到期末，寝室里24小时总有人醒着，通宵背书的时候，整个复旦都在夜晚的黑暗里，这时宿舍楼、通宵教学楼的灯光就显得格外明亮，像两个孤岛浮在茫茫的海面上。
而在茫茫的现实面前，那些自由浪漫的理想也显得有些孤弱。前面那位学姐的回答，刘斐婕看到之后很感动，但是感动之余，她隐隐觉得“这不一定是我要走的路”。斐婕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有了“复旦”这个标签就什么都能干好，她希望能为自己留好“后路”，转专业不成，就去修会计专业的二学位，对她而言，就业、出路，这些与情怀理想距离遥远的词汇，永远是最切身的、无法忽视的“现实处境”。
从远处回来
骆玉明老师的“《世说新语》精读”的最后一次课上，他讲到《世说新语》里的一段：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骆老当时说：“我愿意将谢安的这一段称为‘从远处回来’，当你从远处回来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眼前的一切对人的影响有多大，站在旷远的立场上，眼前的悲哀就会变得渺小。”
骆玉明老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
当时俞玮婷在3108的大教室里，她听到了这一段，但并没有多大感触，对她而言，眼前的悲哀才是最切实的，骆老师的话并不能带来安慰。
整个大一大二，对课程和老师的“不适应”一直困扰着她，不适应中文系老师们天马行空的上课方式，也不适应国内大学一学期十多门课的快节奏，以至大二时一度深陷抑郁的情绪中，常常很早醒来，再也无法入睡。课程、绩点，将来的方向，全都如在雾中。
转折点是大三，她花了一年时间远赴美国加州和英国爱丁堡交流。在国外，一学期只有三五门课，但每门课的任务都很明确，她每一天都过得非常规律，和老师同学的讨论交流也更多。这让她觉得自己不再是被灌输知识，获取知识和做研究都很有成就感，于是找回了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兴趣，也重拾心灵的安静。疫情期间，她在爱丁堡大学，校园逐渐变得空旷，宿舍楼里的人也越来越少，每天课程结束之后，就不再有多余的社交。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彻底孤独的，但这种孤独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宁静。她宿舍楼附近住着一只狐狸，每天散步时，偶尔能看到这只狐狸慵懒的身姿，春天的樱花树下，它旁若无人地挠着脖子。有时她会去附近的山上，有一次很晚了，还是大着胆子上了山，在山上可以俯瞰整个爱丁堡的夜景，那时她觉得，自己是如此爱这座城市。
春天樱花树下的狐狸
对一座城市产生归属感，有时也是很后知后觉的事情。善长在新加坡待了四个月，那时常坐公交，望着新加坡的街景，读着托尔斯泰的《童年》，有时会有思乡的冲动。而一别坡国后，新加坡的阳光、草地、天空，就成了新的乡愁。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选了一门有关《红楼梦》的课，临近中秋的时候，这门课的刘晨老师组织了一次非常规的授课，当时大家聚在一起，仿照《红楼梦》玩占花令的游戏。具体的游戏他已经记不清了，就记得刘老师吟了一首小诗，内容有关她远赴重洋求学，以及对学术的热忱和期待。她念诗时，善长觉得在座的老师同学们的距离变得非常近。
国外的教学模式与国内差别很大，交流的同学大都有类似的感受。乐琰大二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交流时，每周也是只有四五节课，但是每门课的文献阅读、小测、讨论带给她的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大一的时候，她什么都想探索，社团、学生组织、实习，加上一学期十几门课的压力，让她觉得自己无法面面俱到，时常感到挫败。她回忆起来，在国外那半年规律而有目的性的生活，让她整个人安静下来，也让她学会了如何学习，如何安排时间。
在异乡求学，其实也不仅关于学业，人与人的际会总能给人意外的感动。天天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交流的学期快结束时，系主任突然送她一套书，“明明之前和这位老师也只是偶尔聊过”。送的书是科幻小说，《Earth Sea》,老师说：“里面每个东西都有一个真名，比如窗外的那棵树，只要你叫它的真名，它就会活过来。”他说这话时，那棵树在窗外摇摇晃晃，临近黄昏，夕阳的光洒在枝叶间，天天对这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刻。
善长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时，常常翻苏轼的集子，他很喜欢那篇《记游松风亭》，国内的学习有时给人感觉很像是文中写的“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仿佛始终被催逼着前行。国外的半年就像是一次暂停，教人领悟“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直言与沉默
2020年冬天，那场常常被表述为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危机”的疫情爆发了。那些天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是一天天上升的确诊、死亡人数，一座座封锁的城市，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令人心碎的消息……以及一个没能返校的学期。
阮方怡身在疫情漩涡中心的武汉，亲身经历了疫情初期的那些混乱和不安，封城前两天，她站在阳台上，看着许多车辆匆匆出门，逃离这座城市。在为日常物资担忧的那些日日夜夜，她也关心着这座城市的命运。她的书桌正对着窗户，每到晚上，对面楼层只有寥寥几个窗户还亮着灯，那时网上有很多人说武汉是“死城”，夜晚寥寥的灯光仿佛印证着这一点。除夕那天晚上，她原本以为会是一个死寂的节日，但忽然间，窗外有烟花绽放，一簇簇烟花照亮了夜空，一个念头在她的脑海中涌现：“这个城市还活着。”
疫情封锁了城市，隔绝了人与人的交流，当一切变得失序时，人们才意识到“平常”的可贵。孙晗玫形容疫情在家的那段时间像“温水煮青蛙”，一点点蚕食着以往的生活状态——有活力的状态。卫生间瓷砖上的水汽，不那么寒冷的地板提示着春天的到来；可局限在这个空间里的交流，隐身于线上的朋友们又提示着这个春天的与众不同。人与人的线下沟通因其缺席而显得格外重要，就像杨乃乔老师在“比较文学导论”的直播课上一遍遍强调的：“同学们，请让我看到你们的在场！”这句话一度超越了“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成为了大家对“比较文学”最深刻的印象。
那一学期，同学们除了学习，也发起过募捐，也参与过报道，也发过声，有过行动。郜元宝老师也曾写过文章讨论疫情期间的写作与发声，其中有一句是：“抗议直言的勇气永远可嘉，保持沉默也有其值得理解的权利和理由。”
这句话用在中文系同学上，很有概括性。老教授陈允吉先生常常说，复旦中文系有“斗士传统”，这传统现在是否尚是主流，应该很有疑问，但无论如何，斗士的背后，永远有沉默的大多数作为底色。
老H因其经历和性格，大概是属于“抗议直言”的一类。19年以前，他觉得自己所接触的社会现实，在那种“美”的文学观念中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路径。直到读了《资本论》，才第一次感觉找到了分析世界的钥匙。他越发觉得那种有关“纯文学”的中文系想象太“高贵”了。疫情期间，他做了一些调查，也尝试过发声。他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但这个社会需要“斗士传统”，对他而言，行动的方式就是面向现实的思考与写作。K君也认同“斗士传统”，在她看来，个体的生命历程或多或少包含着压迫，“发声”不只是对于社会的责任，也是对于个人的责任，而斗争的形式、方法、路径会随着时代有一定变化，“所以我们会读些跨专业的书吧，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都得读点，总想找些新的可能性。”善长也曾听说一桩趣事，说是某学期有同学去旁听哲学系张双利老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典”，落座以后愕然发现，在座一半的同学竟都来自中文系。
当然，系内的政治观点也自成一光谱，有呐喊工人权利的，有在被采访时以雨伞杵地，大谈“中国应该回到贵族政治”的，也有整日痛心于“中国启蒙事业之未竟”的……
不过，更多数的同学大概如郜老师所说，“保持沉默也有其值得理解的权利和理由”。他们也关注公共事件，保持着基本的善良与同理心，但出于谨慎，并不过多参与公共讨论。疫情期间，殳简也关注社会新闻，但她总是避免过多介入，疫情让她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她不希望居高临下地发表议论，但她偶尔会开脑洞：“如果苏轼去做鄂州知州，想必事情不会这么糟糕吧？如果苏辙做右司谏，一定会大骂武汉市长。”
而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外界讯息中，仍能保有内心的平静，大概是“沉默”最为积极的意义。疫情那个学期，马晨璐尽管也参与了一些防控服务的工作，但总觉得自己和外界是割裂的，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件大事，个人的责任悬在头顶上，却总好像落不到实处，社会中的个体的存在像是空白。最烦闷的时候，晨璐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闭关读书翻译，心情会平静不少。
疫情开始前她刚结束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交流，带着奔赴世界的远大理想回来，但疫情在家的半年她逐渐明白，人还是需要去珍惜一些真实可感的东西，比如亲情，比如平凡生活里微小的幸福，比如时代洪流里难得的平静。
莫忘曾经是书生
重返校园时，已经是大四的学生，孙晗玫焦渴的相机捕捉了许多学校里的花花草草，被疫情围困在家的大半年，加上即将到来的离别，使她格外珍惜在校的时光。但大四更像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里行色匆匆的结尾。“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在毕业、升学或就业间像陀螺一样奔忙，大四好像也没有那么特殊；在还意识不到的时候，别离忽然就近在眼前了：拍毕业照、聚会、道别，“每道一声再见，就会死去一点点”。有的人寻到了偶然中微小的确定性，有人还将继续徘徊不定。但无论如何，那些延宕四年的犹豫与怀疑，也都暂时有了一个结尾。
最后一次班级生日
从事学术研究曾是许多同学理想的出路，胡雅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一个，度过一两年的迷茫期后，她找到了文献学这个“可以抓手的点”。文献学是注重实证的学科，她觉得很契合自己的个性；四年里，她也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和信任，这些给了她继续读下去的动力。雅芸觉得可能人就是有不同任务的，“有的人是将这个世界推动向前，但也需要一些人，来保存过去时代的东西。”她知道未来的道路不会轻松，“读一辈子书”是迷人却遥远的梦想，但做学术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也需要面对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
阮方怡也曾有做学术的理想，但四年过后，她将离开校园，进入体制。毕业前善长与她在光阶聊天，那时接近晚上十一点，光华楼还有星星点点的灯光。善长想起在好几位博士学长的论文后记中都提到相似的故事：每当深夜，行至光华楼前，看到导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就会受到鼓舞。谈话间，阮方怡忽然说到：“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是很好很好的，只不过可能不适合我吧。”
文学研究与文学爱好之间的张力，也一直延续到大四。孙晗玫填报高考志愿时把中文系作为她唯一的选择，不过她的兴趣在于创作，而非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她不免在晦涩的理论中晕头转向，也曾纠结是否要继续深造。但她从未后悔。她热爱文学，“就算被它折磨也不会放弃”；她也热爱中文系，中文系也给了她阅读与思考的空间。在她看来，“社会学与心理学往往强调的是人如何更好融入社会、与这个社会和谐相处；而中文系教给我们，如何不被这个容易改变的世界改变。”她最终决定离开学校，“继续读研和未来想做的事情还是背道而驰，我需要有更多的社会阅历，来写出更满意的作品。”
还有那个早早被提出来的疑问：我们大学四年究竟在获得什么？四年后，刘斐婕离开中文系，去一所财经类院校读研。她曾经期待中文系能带给她“博雅教育”的体验，但四年过后，她觉得中文系许多课“没必要上，最终只是背背讲义”。“中文系能提供一些宝贵的东西，但对于许多现实的问题，它是无力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文系使我们获得什么”，或是“中文系的意义何在”，在刚刚提出时，大多数同学会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这是一个需要短暂停留的问题——
沈彦诚会从人文传统那里寻找答案，他提到20世纪的几位最伟大的文学研究者，巴赫金、奥尔巴赫、钱钟书，都身处于一个没那么好的时代，却能够从文学中、从人文主义传统中获取安身立命的力量，“面对时代的纷扰，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寻求稳定的依靠，但不是说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我而言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时代与个人彼此‘闯入’，又各自独立。”
庆园也有相似的感受，她无法想象在大学期间不接受文学教育，在中文系，她可以沉下心来读书，看那些伟大的人是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历史的风浪的，那些伟大的作品是如何被写就的，“他们如同精神导师在给予我们力量”。
而倚楼在短暂思索之后，说：“中文系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倚楼说完这句话自己笑了起来，这样的“意义”听起来有一些脆弱，“做一个好人有什么意义呢，我也说不来，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好人。”
晓宇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她回忆起大一时上张新颖老师“沈从文精读”时的场景，张老师上课不让学生用手机、电脑等一切电子产品，教室里非常安静，只有他自己说话的声音。有一次课，外面下着雨，张老师在教室里读着《湘行书简》里的一段文字：
“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窗外的水声、文字里的水声，虚虚实实，混在一起。教室里人影晃动，晓宇坐在其中，神思晃荡，想起张老师曾说过，他特别讨厌那句“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世俗的生活同样是值得过、值得被尊重的，人是值得被爱的。晓宇回过神来，心中好像也彻悟了一些。
石页记得大一快结束的时候，那年毕业的学姐在宿舍楼下的黑板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家总要成，钱总要挣，奔走红尘，莫忘曾经是书生”——这句话最初是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陈正宏老师题在某届研究生的毕业纪念册上的。与即将分别的同学们聊天的这些日子，她又想起了这句话。“莫忘”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一定有普适的答案。在纷繁多歧的“现实”道路之中，尚有值得铭记的某些事物，或许是一些价值，或许是一些知识，或许仅仅是这段时光。“莫忘”本身是一种祝福。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文 | 闫力元、殷硕
图 | 感谢马晨璐、俞玮婷等提供配图，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审核 | 天天
编辑 | 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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