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黄源尹，一些青年朋友或许会感到陌生，不过，很多老一辈的乐迷却比较熟悉，他是著名的华侨男高音歌唱家，新中国第一男高音。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
这首著名的《思乡曲》(夏之秋曲)，当年就是由黄源尹唱开的，至今在海外华人社会流传甚广，多么优美、感人的歌声呀。然而，这么一位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一生坎坷，颇为传奇，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1921年12月29日，黄源尹(英文名Jamson)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市一个华侨商人家庭。祖籍福建南安，父经营“源锦商行”生意。黄源尹得天独厚有副好嗓子，从小就喜爱唱歌，经常拿着吉他自弹自唱，父亲却希望他继承家业经商。6岁时，他进入棉兰敦本小学，10岁转入苏东中学。13岁那年(1933年)，父亲将他送回老家福建读书，先在夏门同文中学上学，后去了上海，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习，这是黄源尹第一次回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6岁的黄源尹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目睹了日寇在四明银行、闸北对我国同胞的疯狂屠杀，残酷掠夺。举目无亲的他，不得已随一批南洋侨生一起回到侨居地。然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决不做亡国奴的爱国思想却在他的心灵深深扎下了根。
回到棉兰，黄源尹一方面在棉兰苏东中学附小教音乐课，一方面成立合唱团宣传抗战救亡，活动频繁，遭受父亲的反对，大哥源昌则大力支持，认为弟弟具有歌唱的天赋，应该朝音乐方面发展，于是就让他跟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波特维格(Botterweg)学唱。黄源尹勤学苦练，学业大进，一年后，他在棉兰举行独唱会，时为17岁，轰动一时。
1939年，小号演奏家夏之秋主理的武汉合唱团赴南洋一带进行抗战救亡募捐演出，黄源尹从报刊获知武汉合唱团正在吉隆坡演出，十分兴奋，便擅自从棉兰跑到吉隆坡，要求加入合唱团，回国抗战。夏之秋深深被这位爱国青年华侨所感动，听了他的歌唱之后，认为他是个很有潜质的歌唱人才，同意他加入。
当时，夏之秋正写《思乡曲》，请黄源尹试唱，从此，《思乡曲》便在海内外广泛流传，驰誉一时。黄源尹灌唱的《思乡曲》，曾成为1939年在重庆拍摄的影片《吉人天相》的主题歌，名重一时。此曲也成为黄源尹最受欢迎的保留曲目，他那种撩人情丝的优美歌声，至今无人可及。随后，黄源尹满怀爱国的热情随武汉合唱团回到重庆，这是他第二次回国。这次回途历经千辛万苦，一路艰难，没吃没住，在富裕家庭成长的黄源尹没有一点怨言。也巧，路经云南大理时，黄源尹遇见了银行家周苍柏及其夫人董燕梁，当时他们的长女周小燕(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正在巴黎学习声乐，儿子周德佑在抗战宣传中积劳成疾去世。周苍柏是爱才之士，加上黄源尹与周德佑有几分相似，很受周家的喜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黄源尹称呼周苍柏、董燕梁为“爸爸”、“妈妈”，对周家子女就以兄弟姐妹相称，称周小燕为“二姐”，周家称他“小黄”、“小黑灰”(Blackie)，亲如一家。
回到重庆，黄源尹住在周家，一心一意想学声乐的黄源尹就报考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二期)，主考官听完他演唱后，惊讶不已地说：“你别学了，你来教罢！”考生一举变成了教官，在当时乐坛传为佳话。但是，连黄源尹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这半年的“音干班”声乐教官经历(1940年11月－1941年6月)，后来竟使他背了一辈子的历史政治包袱，成了他坎坷一生的祸根。
黄源尹梦寐以求的还是学习声乐，在周苍柏的资助下，1942年8 月，他到了上海，考进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多年的期望，终如愿以偿。在俄罗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斯拉维亚诺芙(Mme Slavianoff)夫人的悉心指导下，黄源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刻苦钻研，成绩斐然，功课总评分是98.50，这是国立音专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备受器重。当年国立音专声乐专业是4年学制，由于黄源尹的学业优异，成绩骄人，学了两年半(1942年8月－1945年3月)，校方特许他提前毕业，并发予毕业文凭，这在国立音专历史上也是一个纪录。
这时期，黄源尹在上海非常活跃，演出频繁，与他同台演出的都是名人名家，如黄飞然、楼乾贵、朗毓秀、马思宏、李德伦等。由于他当时女友沈敏是话剧演员，使他也常常出入话剧界，结识了许多话剧界、电影界的朋友，如乔奇、蓝马、洪深等。后来一些电影演员如周璇、陈娟娟、王人美、王丹凤等还曾跟黄源尹学过唱歌。
二战后，黄源尹到了武汉，住在周家，积极开展他的歌唱生涯，1946年在汉口曾联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举行独唱会，并在武汉、上海、南京、杭州、重庆等地举行独唱音乐会，所到之处，大受欢迎。他的歌声，风靡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当时中国乐坛首屈一指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黄源尹参与了在汉口璇宫饭店举行的音乐晚会演出，出席者有国共停战协定谈判三方首席代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及美国代表马歇尔。黄源尹用原文唱了一组外国歌剧咏叹调，还有一组中国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康定情歌》等，他那悠扬的歌声和精湛的演绎，受到这三位大人物的高度赞赏，张治中还特意邀请黄源尹到大西北巡回演出。于是，黄源尹就联同吴乐懿、马思宏、马思荪、陈丽清等人组成小组赴大西北演出、考察。此行对黄源尹的歌唱事业影响深远，他第一次感受到大西北的人土风情，丰富多采的大西北民歌，给歌唱家增添了不少的灵感，他试唱王洛宾的《草原情歌》(又名《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非常喜爱，并成为他演出的保留曲目。此间，黄源尹还出任兰州市音乐协会音乐顾问，在宣传、推广大西北音乐工作中，不遗余力，成绩卓然。
血气方刚的黄源尹热情上进，1947年，他率领“上海市音乐家协会访问团”赴重庆等城市巡回演出。此时他曾打算到国外深造，也曾筹划过与吴乐懿、马思宏等人组团赴欧美演出，可惜在兵荒马乱的内战年代里，时局不稳，交通不便，经费不足，未能成行，黄源尹一直耿耿于怀。随后，在陈嘉庚资助下，黄源尹、吴乐懿、马思宏等人赴南洋一带巡回演出，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马六甲等地举行募捐义演音乐会，黄源尹还顺道回到出生地棉兰演出，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特别是棉兰华侨更是以黄源尹为荣。说来也巧，这年8月，周小燕从巴黎学成回国，路经新加坡时遇见了黄源尹，“姐弟”俩人一见如故，分外亲切。周小燕听了黄源尹演唱后，赞赏不已。事隔40多年之后,周小燕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他的嗓音是那么柔美，那么富有感情。他的演唱使我惊讶，不仅声区统一，气息运用自如，而且吐字非常清晰准确，传情达意，生动细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8年，黄源尹赴台湾演出，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了一场独唱音乐会。
1949年1月，黄源尹从上海到了香港，继续他的歌唱生涯，应聘为九龙窝打老道基督教青年会(YMCA)音乐部顾问，并在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香港圣乐学院担任声乐教授。他经常在香港大酒店(现为置地广场)二楼和顶楼的礼堂演唱，曲目以中国民歌为主，也用原文演唱一些意、德、俄、英国民歌和艺术歌曲，极受欢迎。也曾在“国立音专留港校友会音乐会”上与女高音歌唱家胡雪谷、男中音歌唱家潘英锋等同台演出。当时香港有三位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伍伯就、田鸣恩及黄源尹，三人所走的道路却不一样，伍伯就赴罗马深造(师从吉利)，田鸣恩去了新加坡，黄源尹则北上。其实，去欧洲深造是黄源尹一生的愿望，1950年他也曾收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任教聘请书，正当他准备赴英之际，突然收到上海“二姐”周小燕及北京老志诚的来信，邀请他回国工作。黄源尹不顾印尼家人的坚决反对毅然放弃了西去而选择了北上，同年11月，黄源尹怀着满腔热情从香港回到上海，这是他第三次回国。
回到上海，黄源尹加入以周小燕为团长的上海音乐工作团(任音乐指导)，成员有王品素、周碧珍、张利娟、李家尧等。黄源尹对新中国、新社会、新时代、新风气很感兴趣，心怀无比兴奋，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除了大量的上街下厂演出之外，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加上他性格开朗，为人风趣，乐于助人，与大家相处很好。翌年，他突然被调到苏州革命军政大学学习，不久，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文艺工作团，性格单纯又直耿的黄源尹完全服从，这是他第一次下放。
当时新疆生活条件艰苦，他任劳任怨，工作积极，努力向民间艺人学习，这对他以后演唱中国民歌有很大的帮助。不出半年，他在新疆的名声唱开了，天山南北谁都知道乌鲁木齐有个唱歌很棒的黄源尹。黄源尹的名字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北京马上派人带调令到新疆，黄源尹连行李都来不及带，就立即赴京报到，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独唱演员兼声乐教师。一个华侨能被安排在部队工作，黄源尹感到无比荣幸，他全心全意投入演出和教学工作，经常随团深入全国各地驻军演唱，官兵们都很欣赏他的演唱，同事们都很喜欢这位黄老师。不过，组织上对他还是“内部控制使用“，如一些出国访问演出，黄源尹也榜上有名，但是，最后政治审查时他都被除名了。
1953年，黄源尹有幸参加赴朝慰问团到朝鲜为志愿军演出，同台演出的有喻宜萱、周小燕、王昆、楼乾贵以及京剧名家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受到极大的欢迎。随笔一提，当时余启英也在观众席中，她非常仰慕黄源尹的歌唱才华，后来成为黄源尹的妻子，这是后话。
也巧，或许这是缘份，1956年，余启英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黄源尹在歌舞团)，黄源尹向余启英展开热情的追求，俩人心心相印。但是，好景不常，不久，“肃反运动“开始了，黄源尹被勒令离隔审查，给他打击更大的是：组织上认为余启英是朝鲜战场上的三等功女战士，不合适与“政治历史背景复杂“的黄源尹相爱，将余启英调到西藏军区文工团。余启英来到拉萨，她很苦恼，也很矛盾，不知怎办才好。他来信越多(平均每三天一封，信多是用爱情歌曲歌词写成，如：一座高高的楼，里面房子紧相连，在其中有一间光线最明亮，里边住着未婚妻……－－格林卡《北方的星》；啊，嘎俄丽泰，嘎俄丽泰，我的心爱……－－新疆民歌《嘎俄丽泰》等)，给她的压力就越大，害怕被人认为她与黄源尹在政治上划不清界限，日日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幸好，一年后,“黄源尹问题“已查清，组织上同意他俩的爱情关系，并将余启英调回北京，更确定他们于1957年5月11日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互相安慰。
1958年，黄源尹被划为“右派“，工资降四级，剥夺歌唱权利，同时调离部队发配边疆，这是黄源尹第二次下放。
同年秋，黄源尹携眷(女儿小钧刚满月)到了青海省西宁市，余启英也放弃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拍片工作而同行。在青海省艺术学校任教半年后，黄源尹又被调到青海省歌舞团，他虽然被列入另册，但工作积极，随团深入县、区演出，认真向民间艺人学习，并收集、记录、整理、研究大量的青海民歌，他真正被“发配“到生活的宝库里来了，这对他以后演唱西北民歌有很的帮助。在团里，黄源尹什么都干，没有派头，没有架子，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他想唱，他要唱，但身不由己。1959年冬，团里排演歌剧《春雷》(陈紫、杜宇曲)，他被分配饰演一个地主角色，没有一点怨言，没有一句台词的他却演得蛮认真、投入呢。1960年，第二个孩子(黄小松)出生，给家庭增添了不少乐趣，生活虽艰苦，家庭却美满。这时期，黄源尹不幸的遭遇很快就传到港澳、南洋一带，国外的亲友多次来信劝他出国，国外的音乐团体也邀请他去演出，但是，忠心耿耿为祖国声乐艺术献身的黄源尹不为所动，一一谢绝了。
1962年，爱才之士肖华(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亲自为黄源尹平反，摘掉“右派“帽子。黄源尹恢复自由身之后，又重回到他热爱的舞台上，再享受歌唱艺术的幸福，这是他最开心的日子。同年，他应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之邀参与“哈尔滨之夏“的演出活动，联同女高音仲伟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歌艺不亚当年，大获好评，他开始又受到人们的注目。次年春，他赴广州举行了三场独唱音乐会，每场都是座无虚席，备受欢迎。另外，他还为广东广播电台录制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朱践耳曲)，作为“每周一歌“播出。然而有谁会知道，这次羊城之旅就是黄源尹最后的公演呢。
此时，广州有关单位邀请他来穗工作，同时又收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调令，北上或南下？举棋不定，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北京，这是1963年的事。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及干修班，他一边教学一边演出，总算做回自己的专业，有机会发挥他的声乐才华。1965年冬，凡是在机要部门工作的回国华侨一律清除调离，于是，黄源尹举家又回到西宁，这是他第三次下放。 演唱权利被剥夺，他就撰写、整理声乐笔记，搜集成《论歌唱艺术》。
黄源尹自小爱好体育运动，擅长羽毛球、游泳、举重(也长于毛笔字、绘画)。期间，他的心脏病时发时好，1972年8月28日，黄源尹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默默地离开了人间，年仅51岁，遗下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小女儿黄越才一岁)。
黄源尹为了祖国的声乐事业奋斗毕生，然而在那个不能选择的年代里，他出众的歌唱才华，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徒有一腔报国热血，也壮志难酬。从36岁开始他就遭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坎坷无尽，他的英年早逝，实为中国乐坛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黄源尹去世后，余启英几经艰苦抚育三个孩子。1977年,她带着三个孩子移居香港，现定居美国。她感到慰藉的是三个孩子学有所成，黄小钧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艺术分院美术系，黄小松肆业于经济专科学校，黄越毕业于美国西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钢琴系。
黄源尹的声乐遗著以《黄源尹论歌唱艺术》为题，1983年由香港新音乐学会出版，很受欢迎，行家赞赏，港澳报刊评价颇高，中国大陆不少人传抄。此书在同类著作中是比较突出的一册,有以下的特点：
一、结合中国传统声乐论著来论述美声唱法（Bel Canto）。如谈及歌唱的呼吸、发声、共鸣、吐字、表现等问题时，都以《唱论》(元朝燕南芝庵著)、《曲律》(明朝魏良辅著)、《闲情偶寄》(清朝李渔著)等经典著作作为论据，重点引用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说，展开详尽专业叙述，有理论，有实践，有依据，有事例，写来较有说服力。
二、十分强调歌唱中的吐词咬字。书中用了大半的篇幅，仔细地论述了歌唱的吐字问题(第6章)。美声唱法中十分重视五个元音(A、E、I、O、U)的运用，而中国传统声乐论著中更讲究四声(平、上、去、入)、五音(喉、舌、齿、牙、唇)、四呼(开、齐、撮、合)及十三辙(发花、梭波、乜斜、姑苏等)。书中结合谱例图表，精辟地说明了歌唱吐字的重要。
三、在《关系声乐民族化的学习方法》一章中，就建立中国民族声乐学派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民族民间唱法的音型只是在发声器官上某个局部的感觉较强，而歌唱的要求则是全面的协调，不强调局部的活动。因而作者说：“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唱法应该是不同于已形成的民族、民间、戏曲等的唱法，它应该建立在一般的歌唱方法上。在掌握民族的演唱方法和特点的同时，汲取欧洲的传统声乐训练方法上的优点，这样才能扎好民族声乐学派的根子。 ”
黄源尹前生的演唱曾留下一些音响资料，散落在中国各地电台，其夫人余启英千方百计收集到了一些旧录音编辑成音带《黄源尹独唱纪念特辑》(2集)，1983年由香港新音乐学会出版、香港通利琴行发行，现翻制成CD。这些录音质量虽不是很理想，却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音响资料，对研究黄源尹的歌唱艺术，很有参考价值。港澳台及南洋一带的电台经常播送黄源尹这些著名的历史录音，如《思乡曲》、《追寻》、《牧歌》、《小路》、《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曾于1995年、1996年、1997年多次评介黄源尹的生平及其录音。
作为中国的歌唱家，要比人家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要唱好中国歌，实践证明，采取美声唱法（Bel Canto）完全可以唱好中国歌，黄源尹是个著名的好例子。重要的是，他的演唱即能达到美声的声音要求，又能做到汉语吐字准确、清晰、自然，善于将字融于声中而化为美的歌唱，字正腔圆，传神地表达中国歌曲的气质及韵味，这是黄源尹的歌唱最可贵之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回忆说：“听他(黄源尹)唱了几首中文歌，字字句句毫不费力地进入我的耳朵，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用美声唱法能将歌得那么清晰的人，实在少有。”
从录音听来，黄源尹的演唱非常尊重声音，遵守美声的准则，不恃声淩人，不滥用声音，而是以音质取胜，抒情见长，始终围绕着旋律婉转地歌唱，如《小路》(内蒙民歌)，运腔连贯，音色明亮，用声不多，寥寥几声就含蓄地唱出了此曲之情境，寓有深意。黄源尹的演唱特别注重连贯唱法(Legato)，关键是他的气息极为稳定且用气非常均衡，不论是字与字、音与音的连接都是那么圆滑、流畅，连贯，没有明显的字、音转换痕迹，气息通畅，共鸣均衡，音色统一，大大加强了声音的表现力，突出了旋律之美。在《白云看见不想走》(青海民歌)、《情歌》(西藏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新疆民歌)等中，可以感悟到他这种歌唱连音技巧之特点。
黄源尹的中声区非常柔美、轻松、自如，Vibrato(颤音)不快不慢，适体适度，均衡稳定，增添了发声的优美感和音乐的律动感。而在高声区唱出的半声(Mezzo Voce)，声音控制微妙，音响效果一流。一般男高音唱《牧歌》(内蒙民歌)末句“爱煞人“只采用假声(Falsetto)提高八度唱出，而黄源尹则是以带有胸声唱出的半轻声，给人以曲尽意犹未尽之感。他那低回婉转美妙的歌声，尤如一幅美丽的草原音画，美轮美奂，堪称一绝，足以傲视群伦。《思乡曲》(夏之秋曲)中末句“故乡“他也以半轻声唱出，更加深游子思乡之情怀。这两首歌曲及《追寻》(刘雪庵曲)成为黄源尹的三大名曲。黄源尹唱中国歌曲或中国民歌不用“关闭“，妙的是，“开“而不散，“前“而不浅，集中明亮，声声向上。
“唱心”，这是黄源尹歌唱的一贯主张，他认为“只有通过艺术表现，歌唱才有感染力”，“歌唱也是一种创作”。因此，他十分注意歌唱的语言和声音的运用，非常强调情感的表达。不论是《思乡曲》中的游子之心，还是《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李巨川曲)中的欢欣之情，他那声、字、情三者融为一体的歌唱，维妙维肖，有声有色，扣人心弦，真有余音绕梁之感。
黄源尹是印尼华侨，用原文演唱印尼民歌，韵味十足。如《划船歌》、《衷心赞美》等，就是他自弹(结他)自唱录制的，唱得热情自在，婉转轻快，声音明亮，有面罩唱法(Mask)的特点，且富于南国之情调。
此外，他用俄文演唱的《列夫科之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五月之夜》)和用德文演唱的《我爱你》(格里格曲)，也显示出他极好的歌唱的美与力。在用声上，有着前苏联男高音歌唱家雷梅舍夫(S.Lemeshev)的影子。
像黄源尹这样自然、轻松、舒服、感人的歌唱，是他留给我国歌唱艺术的一笔珍贵财富，值得广大的声乐工作者认真地去探索、研究和学习。
（以上资料摘自：《20世纪著名歌唱家》 史君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