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工业文明大量涌入，中国经济受到冲击，中国军事面临挑战的时候，一批清朝大臣站了出来，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自救的朝臣代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为先。曾国藩开办安庆内军械所，开辟了中国军工厂的历史。左宗棠开办兰州机器织呢局，与"洋货"直接叫板。张之洞为了缓解官军新式武器不足的难题，创立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湖北枪炮厂等。
李鸿章在同治四年（1865）创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而后他又大力推动"官督商办"，促成了一大批企业的落成。
六十年代，在李鸿章的认知中，"中国的富商大贾必有仿求洋机器以求利益者"。故而他在洋务运动初期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壮大朝廷的武装实力。这个阶段他所推动建立的企业，基本都是与政府所需物资密切的行业，诸如枪械制造。
到了七十年代，他才开始对于"工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意识到了工业才是此刻能够让中国走向富强的关键。不过中国古来就是农业大国，国家税收大量依靠农业。所以李鸿章发现，要增加税收，切实发展国力，就必须学习西方振兴商业，将轮船、纺织、电报等行业发展起来。
在李鸿章看来，要把商业发展起来，就需要不断加强人才建设。要有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拥有商业能力的人才，传统的私塾自然不再适应需要。故而出于对人才的新认识，李鸿章推动了西式学堂的发展。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正有李鸿章出的一份力。
而在向西方学习技术的同时，李鸿章认为我们还得向外"输出"，即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作为清朝的肱骨重臣，他认为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其实并非一件于中国不利的事。他甚至认为中国当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与外国进行足够的贸易往来。
同治十年（1871）年底，清廷发生了一场延续数月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正是对外贸易与造船业。而这场辩论的导火索是内阁学士宋晋的一封奏折。宋晋在进言中提出了停办现有的船厂，然后将已经造好的船拨给富商，朝廷再向富商收取船租的建议。
宋晋的提议，正包含着"招商养船"的意蕴。且当时诸如福州船政局等正陷入财政困难，中央和地方朝廷都急需找到合适的"养船"之法。所以李鸿章趁热打铁，开始大力推动轮船招商的活动。同治十一年（1872），他将有关租赁轮船事宜的章程抄送给曾国藩，并吩咐津海关道陈钦"随时函商"在上海推动轮船招商的沈秉成。随后，"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
轮船招商局充分体现了李鸿章的经济管理思想。它的形式是"官督商办"，还借用了西方股份制公司的模式。而李鸿章让唐廷枢入主招商局，也体现了他对待新式人才的态度。
朝廷支持，时世正需，轮船招商局如鹏鸟一般乘风而起，不仅在上海立稳了总部，在天津、烟台、汉口、香港，甚至日本横滨、新加坡等地都设立了分局。
光绪元年（1875）冬，招商局组建起旗下的保险招商局。光绪八年（1882），招商局投资开平矿务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招商局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新中国建国后，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1985年，在香港招商局的基础上招商集团正式成立。1987年，招商银行正式成立。
如今的招商银行，在2019年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2019全球银行1000强"，以753.9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规模位列全球第19位；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2019年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凭借224.8亿美元品牌价值名列全球第9位；在《欧洲货币》杂志"2019年卓越大奖颁奖典礼"上荣获"中国最佳银行"大奖；连续八年入榜《财富》世界500强，名列第188位，同时入榜《财富》中国五百强，以2485.55亿营业收入位列第38位。
当初为了拯救清廷，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艰难的无奈之举，反倒为中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1991年，江主席为招商局题词："继承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李鸿章当初救国的理想，虽未由自己完成，但终究也有他的一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