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大成面粉厂8号仓被拆除，面粉厂本体建筑得到保留。这是招商局为蛇口工业区引进的第一家外资独资企业，开办于1980年4月。这里曾作为第六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展场。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进化地标）
身着统一浅蓝色工服、戴头巾、骑单车去上班的三洋女工成为蛇口的一个时代映像——当时的三洋是工人最多的企业，鼎盛时期在职员工约有六千人。
老蛇口人林小静最近搜集到一件宝贝。
那是段历史视频，由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一名日本高管提供。视频记录下1980年代生机勃勃的蛇口工业区，也是彼时中国的一个截面：百废待兴。
1985年，这个满心好奇的日本人从蛇口码头甫一下船，便举着摄像机一路拍摄。镜头里，码头开阔平坦，工业大道刚刚建成，两旁树木低矮，还未像如今这样高大，碧涛中心已经落成，金融中心还在动工，三洋工厂整洁明亮，水湾头的菜场里，市民热闹地买菜。
林小静很喜欢这段视频。1969年，6岁的林小静跟着父母从深圳南头搬到蛇口。长大以后，她第一份工作是在蛇口工业区当打字员，从事过保密员和机要员工作，余生在蛇口落地生根。
3年前，为迎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设的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启动展品征集，林小静成了博物馆爱心顾问。
2019年是蛇口工业区成立的第40年。这是招商局全资开发的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率先引进外资和技术，常被认为是对外开放迈出的第一步。
蛇口曾经的年轻人大多已近暮年，回忆起那段日子，林小静形容“充满希望”。
既“封闭”又“开放”
1970年代末，深圳西南角的蛇口公社成为中央驻港企业招商局的青睐之地：滨海位置优越，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又隔水相望，水路距香港中心区约二十海里，陆路距深圳市30公里。
这也是时代对蛇口的青睐。尤其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后，对外开放的进程在这里拉开序幕。
响应改革开放号召，驻港央企招商局开始在香港扩大经营范围，以期增强与国际垄断组织竞争的能力。但激烈的竞争、昂贵的地价、不菲的劳动力，都成为制约多元化经营的瓶颈。
招商局欲在广东寻找地皮，蛇口被选中了。1979年1月最后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赞成了这一设想：“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地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
《袁庚传》对当时的场景有更具体的描述：当（时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看见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划了30平方公里土地时，他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只有0.2平方公里。
公开资料显示，经过前期测量，蛇口工业区最初的面积是2.14平方公里。林小静是蛇口工业区最早一批员工之一。她记得，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最初只有十余位员工，借住在蛇口公社办公楼，人员增多后，又征购下8栋蚝民房。
工业区是封闭的。人手一张的出入证是蛇口人的身份凭证。林小静回忆道，“工业区的日常用品和建筑材料都是进口的，工业区内的东西是免税的，所以进出都需检查，设有两道关口。”
但它又是真正开放的。厂房次第建起，港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蜂拥而至，它们在土地、劳工、房屋、工商管理、税制等方面，享受着内地没有的优势，“到处都在施工”，道路越修越宽。
一份完成于198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1981年8月，蛇口工业区吸收投资达五亿多港元，两年内有5家工厂可以投产。工业区1981年的各项收入预计可达2500万港元以上。到1981年7月，蛇口基本实现“五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公路、通航、通电讯及平整土地，距一期基础工程动工仅过去两年。
荒滩秃岭上长出一个崭新的特区，并秩序井然地开始运转。
崭新的观念、制度和经济关系
招商局充分发挥了国家赋予的自主权，前述报告中的几个故事足以说明这一点。
按合同规定，第一期码头工程必须在1980年2月底竣工，但施工进度一度被木材、钢材短缺所阻滞。按往常惯例，承建单位大可心安理得，而经济合同的效力迫使着承建单位积极解决困难，确保工程进度。工业区开发期间，指挥部同各承建单位间建立起一种完全的经济关系。
分配制度上，承建码头工程的交通部四局二处，在车队工人中推行定额劳动、超产奖励的制度。实行这一制度后，生产效率得以提升，运输量普遍由每天三十多车次增到102车次。
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常见。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用人制度，都是崭新的，观念也是。竞争、效率、时间、市场、契约等观念在蛇口落地。
工厂带来了人，尤其是年轻人。
年轻人白天努力做工，晚上结伴上夜校。一到傍晚，夜校门口便密密麻麻停着自行车。“学会计，学英语，像海绵一样汲取新知。”林小静回忆。
她在培训班上认识了翁纯贤，后者是1982年入驻蛇口的凯达玩具厂招收的第一批女工。
翁纯贤是在抵达凯达厂的瞬间决定留下的。她从未见过这样明亮的灯光，绿色的地板上看不到半点灰尘。自然更未预见之后的情况——先进的管理制度，优渥的工资，丰富的物资，还能边工作边玩洋娃娃。“物资匮乏的年代，肉都吃不上，更别提玩具这些‘奢侈品’了。”翁纯贤说。
更多知名企业来了。1983年，日本的三洋电机成为工业区首家日资企业。也在那年，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成立，这个崭新的机构替代原先的建设指挥部，履行管理工业区的职责。
三洋公司有日企特有的管理方法和培训体系。“公司会发加班补贴和全勤奖，年轻人每天早上八点准时从公寓来车间工作，无论刮风下雨，一秒也不能迟到。”三洋电机第一批技术人员汤礼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工人多为女工。身着统一浅蓝色工服、戴头巾、骑单车去上班的三洋女工成为蛇口的一个时代映像——当时的三洋是工人最多的企业，鼎盛时期在职员工约有六千人。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时，看到了蛇口的一块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在一次讲话中肯定了这一观念。
这意味着该观念在中央层面被认可。此前，由于事关“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这块标语反复被挑战，历经了拆除和重竖。
1984年确是一个加速的转折点。前一年底，蛇口和深圳的四权之争惊动中央，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下发31号文件，对争议问题做了明确规定。
这份文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蛇口管理局成立，企业成立审批权下放至蛇口，效率明显提升。1984年后5年，区内工厂从八九十家增至四百余家。
直至1990年9月，蛇口管理局被撤销，南山区政府挂牌成立。两年多后，75岁的袁庚离休，蛇口工业区的自治管理权收归深圳。
“将蛇口建设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转变是逐渐发生的。1990年代后期，工厂开始外迁，工人渐少，工业式微，外贸、金融、科技等企业涌入。
老厂房大多有同样的命运。原三洋塑料厂厂长罗沛在回忆录中概括了工厂和蛇口相互的关系：“合同还未满，蛇口的生存环境已经不适合三洋的发展，工业也不适合蛇口的胃口，和其他的厂家一样，迁出是必然的。”
当初的工人很多在日后成为其他公司管理层，或是自己创业。“当时只要是在三洋公司做过，拿着工作证到其他公司应聘，不用考试，直接上岗。”汤礼钦回忆道。
蛇口工业区就这样在许多个体身上留下痕迹。
2006年，汤礼钦离开蛇口，到了东莞，先后和新加坡、中国香港的企业家合作经商，又回到蛇口经营自己的旅游公司。翁纯贤从三洋调往南玻，后因能力出众，受邀至其他公司负责销售。
21世纪初期的蛇口经历了一轮产业和人员换血。
如今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南海意库，前身便是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业厂房。建筑外墙“SANYO”的红色字母仍然醒目，这是三洋留下的标识，代表蛇口一段抹不去的过往。
2010年时，招商局宣布投资600亿元再造新蛇口。
2015年12月12日，主题为“城市原点”的第六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在经过改造的蛇口原大成面粉厂开幕。 （资料图/图）
在升级后的新蛇口，旧日的“开放”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这里是深圳最多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店铺招牌、地下车库前的英语标注醒目细致。经过改造的老厂房和办公楼，从低端制造业基地摇身变为产业创意园区。
不过精致的街道上、商场里，人并不多，不复昔日“劳动密集”年代的熙熙攘攘。
2015年4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随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挂牌。前海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注册企业实现增加值增长19.3%；实现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3.7%；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2%；实际利用外资25.33亿美元，增长12.1%，占全市58.5%、全省20.7%、全国3.7%。
即便在新蛇口，林小静仍能清晰描述，这儿原来是一条河流，那儿是一片木麻黄树林防风带，再过去就是汪洋大海。新收获的视频资料又唤起了林小静的记忆。她说起年轻时，每个蛇口的年轻人都被袁庚的那句愿景所鼓舞：“将蛇口建设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 实习生 任淼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