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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公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整体性转变，推动“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坚持全方位赋能，构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坚持革命性重塑，引导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城市。
数字化将怎样全方位赋能上海，提高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市民生活品质、现代化治理效能？围绕相关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市政协委员、中国电信集团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安民。
李安民
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电信集团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先后任职上海市电话局副总工程师，上海电信东区电信局局长，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无线产品部副经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天翼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业务事业部（兼信息安全部）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电信集团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政协头条：城市数字化转型，上海有什么优势和短板？如何扬长避短？
李安民：我们所说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是有一系列重要文件规范和定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1年1月4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国际数字之都建设形成基本框架。到2035年，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意见》在总体要求部分明确，要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上海“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攻方向之一，从“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的全局出发，统筹推进城市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率先探索新经验，用数字化方式创造性解决超大城市治理和发展难题；率先应用新技术，用数字化场景牵引技术创新和广阔市场空间；率先转换新动能，用数据要素配置链接全球资源、大力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潜力，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创造人民城市数字化美好生活体验，打造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奠定扎实基础。
对照上述要求，我认为城市数字化转型，上海主要有以下三大优势。
一是政策定位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于上海发展高度重视：“要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要有勇创世界一流的志气和勇气，要做就做最好的，努力创造更多世界第一。”在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讲话中，总书记对上海的“四大功能”——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从这个定位出发，进一步具体考察，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是各产业、各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和发展助力：“全球资源配置”是在数字化环境下的“配置”，而“数据”本身就是当今重要的资源；“数字化”不仅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本身也是“创新”的重要领域；“数字化”不仅是产业实现高端化的重要途径，本身也蕴含着众多高端产业机会；而数据的开放和安全合理流动，也是实现高水平开放的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四大功能”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极大施展空间，“城市数字化转型”为“四大功能”赋予了时代特征。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上海无可比拟的优势。
二是区域站位的优势。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区位上看，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前沿，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最有条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而上海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
这样的优越条件，将极大丰富上海城市数字化的内涵。上海的数字化转型对于践行数字中国战略，必将具有很强的标杆示范作用。
三是信息综合的优势。上海在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消费规模、信息相关产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信息综合优势。以5G和千兆固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城市”的重要硬件基础。去年底上海在全国率先实现移动通信网络、固定宽带网络接入能力均达到1000Mbps,千兆用户渗透率全国第一。根据上海市经信委提供的资料，5G基站数量不仅领跑全国，还超过了首尔，居全球第一。
特大型城市巨大的人口基数、频繁的内外交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利于产生海量有价值的数据。毕马威等海外研究机构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对新科技产品的兴趣和购买比例远高于全球，约91%受访中国消费者表示愿意向企业提供个人数据以换取利益，高于其他全球受访者75%的比例。综合上述因素，可见上海“城市数字化”环境比较宽松。
上海还有扎实的科技和产业基础，也拥有数字化转型所迫切需要的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比如集成电路产业、芯片产业人才占全国的四成，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便于达成“应用—产业”链式反应，实现“聚变效应”。
至于上海市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短板，首先是当前上海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对比中央对于上海的期待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在数字产业以及产业数字化能力仍需提高，主要体现在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龙头企业较少，代表数字经济前沿的关键产业不够凸显，创新技术集群不够显著等。还有就是机制体制的灵活度、力度不够，“闯创干”的氛围还不够浓厚，尤其是在新兴领域人才引进、保留的政策上，仍然存在政策多而不聚焦、力度不足、人才感受度不强的问题。
政协头条：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出建立“人均算力”等上海数字化转型的评价指标。能具体介绍一下这方面内容，以及上海如何提升吗？
李安民：计算是当前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主要方式，是“数字化”的底层活动。算力是对计算能力的衡量，可以理解为设备为实现特定目标对数据进行处理的实际能力。
通过围绕若干核心指标建立评价体系，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建立社会共识、指导资源配置，是行之有效的经验。例如电话时代、数字移动通信时代，以电话、移动手机拥有人口占比，互联网时代的人均带宽，百兆城市、千兆城市等，这些核心评价指标很好地推动了城市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进程。在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非常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人均算力”作为衡量区域整体数据处理能力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与“带宽”“网速”等传统信息化指标相比，具有“算力、云化、智能”等使能赋能性特征，更代表了新时代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根据罗兰贝格等知名咨询公司数据，新加坡、美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人均算力”较高，巴西、哥伦比亚、南非在内的国家“人均算力”较低。“人均算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具有显著的一致性。
通过对多个行业的案例分析发现，在算力上的投入，不仅会直接带来 ICT 行业的增长，还能对制造、交通、能源、零售、农业等诸多行业带来创新改变，推动经济增长。可见“人均算力”作为未来智能社会阶段性演进中的重要标志，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综合国力发展水平，相当适合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代表性指标。
如果上海建立以“人均算力”为基础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指标体系，将有利于便捷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便于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形成集群效应，促进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民生事业等领域的融合应用，提升市民感受度。
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快“人均算力”对于城市发展促生机制的研究，针对区域算力和经济活力的深层互动关系和影响机制，建立衡量和评估城市数字化转型新体系；二是将5G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边缘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组合起来，构建数字化能力的新底座，提升算力协同产业创新与集聚发展，助力上海数字化转型新发展；三是促进算力协同产业与城市建设管理、社会治理及各行各业融合应用，推动个人生活、家庭社区、产业、政府管理智慧化，形成智慧社会的基础，支撑城市高效率运行、市民高品质生活；四是引导客户、行业伙伴、开发者携手合作，加速算力协同产业生态的建设，构建多元算力协同生态，有效促进计算产业发展，提升上海“人均算力”水平，推动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
政协头条：城市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社会变革。怎样才能让这个过程获得市民更多支持？
李安民：上海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将坚持整体性转变、坚持全方位赋能、坚持革命性重塑，实现“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构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引导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城市。这意味着“数字”将渗透到城市方方面面，与每个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缺少市民的理解、支持，这场变革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城市数字化转型，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城市数字化转型，将构建起一座城市的“虚拟空间”“数字空间”，这同样是一座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从群众的视角确定数字化转型“做什么”，用群众的语言描述数字化转型“怎么做”，以群众的感受评判数字化转型“好不好”。
城市数字化转型，一定要坚持“数字向善”“数字为民”，围绕老百姓最普遍、最突出、感受最深的需求和应用场景，打造一批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标杆。通过标杆的示范、引领、推动、促进作用，让“数字城市”更贴近普通市民的生活。通过标杆的探索与试点作用，进一步把城市数字化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感受联系在一起，让人民对于数字城市“伸手可得”“举目可见”。通过不断积累提升标杆项目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实现有生命力的城市数字化体系的目标。
例如“申程出行”这个打车APP，通过“一键叫车”服务，就解决了很多老年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打车难的问题。它不仅为老年人搭建了一条通往数字生活、平坦便利的通道，也为我们了解老年人需求、行为模式，进而改进产品提供了机会。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及时完善数字鸿沟填补、信息安全保障、法律规则建设等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的推广、公共事务和生活服务线上办理日益广泛，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矛盾，存在着如何认识和管理的问题。如何将其纳入法律法规的管辖，在实践中往往遇到困难。这就需要培养既懂法律，又懂数字技术；既有宏观前瞻眼光，又能具体回应现实关切的专家群体，不断健全数字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为老百姓提供数字领域的法治协助。
要坚持让老百姓参与数字化转型工作，让数字化转型充满温度。把“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要求，融入数字化转型工作中，构建人民的城市数字空间。
在数字化产品设计过程中，真正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于城市数字转型全过程和各方面，让数字化转型充满温度，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实实在在的提高。
政协头条：能预测一下基于新一代信息网络、5G技术的“决定性爆款”应用何时、最可能在哪些领域率先出现吗？
李安民：“决定性爆款”应用的出现，受市场规律变化、政策导向、营商环境改善、技术创新突破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有一定突然性。基于新一代信息网络、5G技术的“决定性爆款”应用可能在哪个领域较快出现，业界已形成一定共识。
首先需要明确，这里所指的“5G”，不是狭义的5G移动通信，而是广义的“5G+”。除了5G本身具有的高带宽、低延时、广连接的三大本领以外，5G与云计算、人工智能、VR、大数据等技术的结合，提供了更广泛的外延和更多的可能性。
在社会管理领域，即业内所说的“2G2C”方面，“决定性爆款”应用已经露出端倪。比如“健康码”“行程码”，就是针对疫情防控需求，整合了基站定位、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效果，这就可以算是“决定性爆款”的应用。
随着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通过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系统地实现了城市的智慧大脑。而“城市大脑”要服务市民生活，二者之间需要大量应用来建立关联：比如上海作为老龄化城市，数字技术不仅仅要消除数字鸿沟，更要为老人带来数字红利。谁能打造出好用的适老服务，可能就是下一个“决定性爆款”应用。
其次，5G技术在企业及产业场景化应用方面，也就是“2B2C”方面，出现“决定性爆款”应用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这里我认为有四个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是在企业的产品开发方面，数字化要大力助力企业顺应满足智能化产品的趋势和需求；二是在企业的生产制造方面，数字化要助力企业顺应和满足“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的趋势和需求；三是在企业的市场营销方面，数字化要助力企业顺应满足“场景化、IP化、社交化”线上营销的趋势和需求；四是在企业管理方面，数字化要助力企业顺应满足“云化、数据化、智能化”的趋势和需求。在顺应满足以上四个方面的趋势和需求的过程中，会孕育产生“2B2C”的5G技术“决定性爆款”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