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希望：寻找中国经济新机遇（上）

封面专题上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生产要素边际回报递减，经济增速都会回落至常规水平

*本文共8890字，预计阅读23分钟

你将会在这篇文章看到：

❶ 积极信号！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稳定在合理区间

❷ 李迅雷：跑得慢才能跑得远

❸ 王小鲁：救经济是当务之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政策？

编辑：黄治军

来源：尊品传媒（ID:jumping_mag）

▎在经历4月份的“倒春寒”之后，5月和6月中国经济迎来积极变化，“恢复”成为关键词。

目前可能是一个宝贵的政策“窗口期”。用好这个窗口期，中国经济有望重回正轨。

概括来讲，我国疫情形势整体好转，企业复工复产，经济活跃度提升。

具体表现的一方面是疫情对生产、物流等限制减弱，畅通内循环的条件转好；

另一方面则是需求有所修复，外需仍有韧性支持我国出口增速回升，内需也有所改善，使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有所增多。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战，尤其是总需求不足，消费仍然偏弱，就业压力较大。

但是，国民经济运行呈现恢复势头，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而市场主体有信心与动力，稳住经济大盘就有坚实的基础。

在极其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呈现恢复势头，再次证明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没有变。

对中国经济大趋势，我们始终保有信心。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

积极信号！

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稳定在合理区间

▎整体上看，近期疫情形势整体好转，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减弱，随着稳住经济一揽子措施落地实施，实体经济也出现一定好转迹象。

在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如何稳住经济基本盘备受关注。

国家先后出台了一揽子针对性强、有力有效的调控举措，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稳住经济基本盘政策

根据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6方面33项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财政及相关政策。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

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等三项社保费政策延至年底，并扩围至其他特困行业，预计今年缓缴3200亿元。

将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扩大至所有困难参保企业。对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加大扩岗补助等支持。各地要加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水电气费、房租等支持。

今年专项债8月底前基本使用到位，支持范围扩大到新型基础设施等。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再担保合作业务新增1万亿元以上。

二是金融政策。

将今年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增加一倍。

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货车车贷、暂时遇困个人房贷消费贷，支持银行年内延期还本付息；汽车央企发放的900亿元商用货车贷款，要银企联动延期半年还本付息。

将商业汇票承兑期限由1年缩短至6个月。推进平台企业合法合规境内外上市。

三是稳产业链供应链。

优化复工达产政策，完善对“白名单”企业服务。保障货运通畅，取消来自疫情低风险地区通行限制，一律取消不合理限高等规定和收费。

客货运司机等在异地核酸检测，同等享受免费政策。增加1500亿元民航应急贷款，支持航空业发行2000亿元债券。有序增加国内国际客运航班，制定便利外企人员往来措施。

四是促消费和有效投资。

放宽汽车限购，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600亿元。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优化审批，新开工一批水利特别是大型引水灌溉、交通、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引导银行提供规模性长期贷款。启动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改造。支持发行3000亿元铁路建设债券。加大以工代赈力度。

五是保能源安全。

落实地方煤炭产量责任，调整煤矿增产能政策，加快办理保供煤矿手续。再开工一批水电煤电等能源项目。

六是保障基本民生。

做好失业保障、低保和困难群众救助等工作。视情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这次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增强紧迫感，狠抓落实。有关部门要对一揽子措施尽快逐项细化并公布实施。国务院将对地方落实稳经济举措进行督查，地方政府要抓紧出台符合地方实际的稳经济政策。

在经历了4月份的“倒春寒”后，中国经济在5月份迎来积极变化，主要指标多数出现改善，“恢复”成为关键词。

出口等指标改善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5月份消费虽然还是负增长，但降幅大幅收窄。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6.7%，降幅比上月收窄4.4个百分点。

出口增速大幅反弹，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6%，增速比上月加快9.5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增长15.3%，加快13.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益于外贸物流逐步改善，外贸企业生产恢复，前期积压外贸订单释放。

投资平稳增长。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2%，保持基本稳定，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增速比1-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专项债券发行前置支持基建投资增长，今年已下发的3.45万亿元额度要求在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力争在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有望对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形成持续支撑，基建投资预计将保持较快增长，有望成为今年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此外，工业生产由降转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4月份为下降2.9%；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6%，比上月上升2.2个百分点。

温彬分析，这主要由于疫情形势整体好转，企业复工复产，经济活跃度提升。一方面，疫情对生产、物流等限制减弱，另一方面，需求有所修复，外需仍有韧性支持我国出口增速回升，内需有所改善。

为什么除了中国，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通胀？

再来看就业和物价民生指标，就业方面，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9%，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是6.2%，比上月下降了0.4个百分点。

物价方面，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涨幅与上月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9%，也和上月持平，表明市场价格基本稳定。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显然在通胀，但是主要经济体里，中国是显著的例外。为什么全球陷入了通胀？

触发因素是疫情，在疫情不断肆虐的时候，原材料供应不上，劳动力短缺。但是2022年后，劳动力短缺开始消退。美国失业率回到了2020年2月的水平，3月劳动参与率62.4%，接近2020年2月的63.4%。劳动力不是全球通胀的因素。

通胀的根源显然是原材料。

许多初级商品翻了1-3倍。相比疫情前，美国塑料价格高了71%，欧洲112%。美国钢铁高了76%，欧洲184%。LME铝的现货价格高了98%。中国到北欧航线的波罗的海指数，高了822%。

像越南这样进出口增长不错的国家，5月已经出现了逆差。印度5月逆差2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美国4月货物贸易逆差1077亿美元，3月是1268亿美元，年度逆差将爆表。

中国和资源国家的顺差却大增，中国前5月顺差2904亿美元增长50.8%。俄罗斯发动了战争，但顺差惊人，前五月经常项目顺差1103亿美元。沙特阿美成为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原材料的通胀，是供应短缺，但更是货币现象。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国，以及资源国，对于主要消费国的货币已经没有了信心。

印钞买货，等于白占便宜，结果只会是涨价。资源国可以增加供应，中国可以扩大生产，但是不太可能去平息通胀，再怎么增加供应也赶不上印钞的速度。

全球货币的基础已经动摇，信心一旦失去，很难恢复。现在，还有哪个主要经济体在严肃地讲财政纪律？除了中国，都在大幅发债。

中国和资源国，天然就是关系密切的经济伙伴，大宗商品进口基本都是世界最多，制造业产出最多。

原材料涨价、中国生产涨价都是正常的，不是世界通胀，而是过去不通胀很奇怪。现在，中国的高效率，只会压自己的通胀，不会管消费国了。

生产效率低，又要进口原材料，只会印钱，只能靠别人来压通胀，这些“别人”还被狠狠攻击，加离谱的关税。然后大半年前还说不会通胀，这是有多大的自信？规矩已经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通胀不是加息能解决的。

美元指数可以105创20年新高，因为日元欧元也是疯狂增发的。但是原材料价格打不下去，货币泛滥没有解决如果可以买到，中国会用巨额顺差买下原材料，而不是买入美国国债，长远来说很容易知道结果。

中国的通胀水平降低，物价总体稳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5月份，经济运行确实出现了积极变化。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改善，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现，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有所增多，主要指标多数出现改善，部分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地区，经济出现了反弹。

前期受疫情冲击比较大的长三角地区和东北地区生产明显改善。5月份，长三角地区和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下降3.2%和1.1%，降幅比上月收窄超过10个百分点。

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呈现恢复势头，也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市场信心。6月15日，A股三大股指上涨，沪指重回3300点之上。

清华ACCEPT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表示，通过综合施策，下半年经济增速有望稳定在合理区间，中国经济仍将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综合中新财经、雪球、财税小技巧）

李迅雷：跑得慢才能跑得远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生产要素边际回报递减，经济增速都会回落至常规水平。

今年四、五两个月被封在小区里防控疫情，因为小区的弯道太多、路面太硬，远不如外面的健身道跑起来畅快，所以配速也就降下来了，但同时跑的时间却大大延长了，毕竟早起后不用像过去那样卡着时间赶去上班。

五月份我的跑量创下历史记录，达到378公里，即便一个早上跑个20公里，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配速比我之前降了不少，故运动心率也明显下降。

回想起来，我过去长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既要完成任务，又要追求速度。结果就是筋疲力尽地跑完十公里就算完成任务了。

我从小学到大学，体育还算过得去，100米、200米、400米、跳高及三级跳远都曾不止一次地拿过第一名，但800米以上的比赛就不行，说明我的优势在于爆发力，但耐力不行，故不适合长跑。

随着年纪的增大，爆发力也消失了，之所以坚持长跑，目的纯粹为了健身，根本不是为了参加比赛。既然不参加比赛，却为何总是在追求配速呢？

由此，联想到中国经济。我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在意本国的经济增长率了，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今年5.5%的目标能否实现。

但西方国家的人大部分都只是关注失业率和通胀率，本身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个GDP的目标。

纵观历史，发现极少有国家能够保持经济增速的长期正增长。

我曾经在2016年查找2006-2015年全球各国的GDP数据，发现除了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名义GDP都出现过负增长，其中美国表现最好，只在2009年出现过一次负增长，而五年前增长势头强劲的印度分别在2008年和2012年出现过两次负增长，德国和韩国均出现三次负增长，日本则更惨，2005-2015年中有四年负增长，其中2015年的GDP总量还低于2005年的水平。

到了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暴发影响，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负增长。因此，经济负增长并不是件不可理喻的事。

假如经济增速为零或负，只是表明经济在匀速或减速发展，并不是指经济停滞了。

例如，去年你的平均配速为6分钟/公里，共跑了1000公里，今年还是这个速度，增速为零，但跑量还是1000公里，这就是零增长。

如果配速仍然为6，但共跑了1100公里，则说明跑量增长了10%，同时跑步时间也增长了10%，但效率并没有提高。

如果要想在跑量增加10%，但跑步的时间不变，那就需要提高配速，即从6分钟/公里，提高到5分24秒/公里。这就需要增强各方面的训练，如提高心肺能力，增强肌肉力量，提高体脂率，或者纠正跑步姿势等。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配速每年要提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实，经济增速的持续提升也不容易。

我国经济曾经连续保持30多年的高增长，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奇迹。那么，为何能创造这样的高增长奇迹呢？

首先是改革开放释放出制度红利，其次是中国恰好完美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难得机会，第三是改革开放的起始点与人口红利（1963-1975年的婴儿潮开始转化为劳动力）的起始点与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起始点完全吻合。

第四是工业化和土地资本化。

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资本红利”。例如，1992年的时候，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为26%，欧盟为33%，中国只有2%，到了2021年，中国提高到18.1%，美国降至23.9%，欧盟更是降至17.8%。

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

但是，中国经济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增长，树不可能涨到天上去。因此，早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就提出中国经济要从高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为何要把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下来呢？

因为维持高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即投入产出比下降，同时债务压力上升。

就像长跑，尽管可以通过增强肌肉力量、提高心肺功能等提高配速，但当实际配速已经超过潜在配速时，则可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如肌肉、膝盖受损、心脑疾病、免疫功能下降等，得不偿失。

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要素主要有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进步等。

在2011年之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30多年的高增长，正是因为有这些生产要素的交替发力。但之后这些要素的贡献率开始慢慢消减。

我们把经济增长的贡献归结为：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密度贡献，发现过去30年来，劳动力素质对GDP增长贡献的变化相对不大，而资本密度（资本/劳动数量）的贡献度持续提升，当然增速在2011年到达最高点后，便持续下降。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加权之和的差额，我的理解是通过各项改革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

好比两个原本身体素质都一样的人，一个请教练科学训练长跑，一个自己拼体力盲目长跑，一段时间之后的水平差异就叫“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97年之前非常高，之后则逐步回落；2007-2010年间又有所回升，2011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显著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觉得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劳动参与率又在下降。十年前，我发现只要自己的月跑量增加，配速也会相应提升。

如今，我的月跑量即便提高到十年前的两倍，配速的提升幅度也非常小了。毕竟岁月不饶人，而且基数也已经提高了不少，增速自然就会下降。

中国自2021年就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

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无效资本规模扩大。我们发现，资本密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上升，尽管增速在下降。

这说明中国经济在进入到2000年以后，增长模式主要靠投资拉动了，而2000年之前，有一句比较流行的口号叫“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

如今呢，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采取逆周期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周期要下行，靠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来阻止下行，于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大幅增加，基建投资前置，给企业减税降费加退税。

长期依赖于投资拉动的最终结果，是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占比一直维持高位，目前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但这些形成的资本，不全是有效资本，不少属于低效资本。就像长跑运动员的体脂率上升了，显然不利于提高成绩。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在强调财政支出要提质增效，要提高效能，因为只有形成“肌肉”才能增强推动经济的力量，而形成“脂肪”这类的无效资本，反而成为发展的累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类体能达到峰值的时候是在28－30岁，可以看看那些专业的马拉松选手，基本上顶尖的马拉松运动员都在30岁左右时创造最好成绩，达到人生巅峰。

科研出成绩的黄金年龄段要宽一些，赵红洲（1991）统计分析了1501-1960年全球杰出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黄金）年龄区”，指出其在25-45岁之间，这与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生产要素边际回报递减，经济增速都会回落至常规水平。

例如，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不变价格）来看，中国（2020年）相当于美国的1940年、德国的1963年、日本的1970年、韩国的1991年、新加坡的1989年、中国台湾的1994年，而这些经济体在当时经历了9%以上的高增长后，经济增速均出现了大幅回落，表现比较好的也回归到5%附近。

换言之，一方面，我国的经济高增长时代过去了，增速会下移；另一方面，我国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却处在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2500美元）。

这就需要我们调整好发展节奏，优化结构，不要把肌肉绷得太紧，不能以准备冲刺的姿态来完成下一段漫长的行程。

我在跑步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高手善意提醒我：身体不要摇晃、水平摆臂、步幅小一些。于是，我努力按他们的建议去做。

记得我在跨越50岁的时候，曾经颇为得意地在微博上写下“过五破五”，即10公里最好成绩跑了45分钟，配速小于5分钟/公里。

如今即将奔六，但已主动把配速降低，为的是健康，能够跑得更远更久。

因此，作为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的国家，不能以170的心率去追求5的配速，不能以牺牲长期健康而完成短期目标。

而且，要吸取某些新兴经济体得而复失的教训，稳中求进，调整好姿势，完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王小鲁：救经济是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政策？

▎各地政府需要着力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不公平竞争，减少各种繁文缛节的约束和政府审批，创造企业自由发展的空间。

从近期经济走势看中国很难实现5.5%的经济目标。但关键不在于能否实现目标，而在于能否稳住经济、保住民生、解决实际问题。

因为消费不振，在疫情频繁多发的情况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都难以恢复正常，企业面临严重困难。

有些地方防疫采取了不少超过合理范围和非必要的土政策，对正常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影响很大。

目前的某些统计数据也值得研究。例如，1-4月份公布工业增加值增长4.0%，但规上工企营业收入用PPI进行价格平减后只增长1%，9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62种负增长，接近2/3。

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固定资产投资在扣除价格因素后都是负增长，4、5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服务业都在低于50%的区间，服务业更差。

4月份社消零售下降11.1%，平减后下降12.9%。固投下降0.8%，平减后显然也是负增长（同月PPI是8.0%）。

财政政策要优先于货币政策

稳增长，国务院已制定了33条措施，包括方方面面。哪些是重点？下面说说我的理解：

第一，财政政策要优先于货币金融政策。

现在不是货币不宽松，是贷款放不出去。4月份M2增长10.5%，相对于当前经济增长而言已经相当高。

问题是企业面临市场萎缩和生产受阻，不敢贷款。再多放货币，必然进一步导致金融泡沫、结构失衡。为此财政政策减税降费为企业脱困应优先于货币金融政策。

第二，财政政策重点不应放在扩大政府投资，首先为企业减负，和改善民生、启动消费。

政府投资不能代替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很多领域已经饱和，一定要找投资项目，必然大量上马无效低效的项目，导致无用投资，浪费资源，扩大负债和泡沫，反过来会挤压企业需要的资金来源，挤压居民消费。

一个重点是保障失业人群基本生活。很多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但领不到保险金，要扩大保障范围，简化手续，应保尽保。

还有很多人未能参保，财政应额外拿钱对未纳入保障者发放失业救济。目前小微企业纷纷倒闭，对倒闭的小微企业也应进行紧急救济。

有些人主张发消费券，可以发，首先要发给失业者，作为失业救济的一部分。

第三，防疫措施要精准有效，避免形式主义，避免一刀切，去除那些防疫效果有限，但严重影响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的措施。改善企业营商环境。疫情是危害，经济垮了是更大的危害。

财政政策要从重投资

转向减税费、重民生

只有经济活动恢复正常，才会有正常消费。上述扩大失业救济和保企业、保就业的措施将会直接起到稳消费的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需要调整。财政政策要从一贯的重投资转向减税费、重民生，启动消费。

政府支出结构要调整，把投资的主动权还给企业，政府支出重点解决民生问题。城镇两亿多常住人口没有安家落户，很大部分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这是政府支出需要重点解决的领域。

帮助企业就等于

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如何降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不少省市正在积极探索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的措施。

其实消费不能只靠刺激。企业受疫情影响停工停产，随着影响持续扩大，很多小微企业面临生死一线，失业率会上升，工人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来源。所以现在帮助企业就等于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为了给企业解困，除了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还需要化解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增加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简化手续、降低成本，但不要搞大水漫灌的货币刺激，不要把贷款重点放在中长期的大型投资项目上，更不能刺激房地产和股市泡沫扩大。

各地政府需要着力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不公平竞争，减少各种繁文缛节的约束和政府审批，创造企业自由发展的空间。

此外，各地政府还应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生活困难的失业者，特别需要关注大量没有纳入失业保险、又面临失业、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群体。

在他看来，政府出政策解决这些人的困难，发放消费券可以是一种手段，但关键要针对面临困难的失业者，不要无目标的撒钱。消费不是能刺激起来的，如果老百姓收入不受影响，他会主动消费。当前需要的是改变结构失衡。

（综合网易研究局、搜狐智库，作者为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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