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印度的小镇
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Assam），紧挨着喜马拉雅山南麓，是印度最大的产茶区所在地。在阿萨姆邦的最东端，零星点缀着几个被当地人称为“小中国城”（China Patty）的村镇，其中最大的一个镇子叫Makum，意为“会晤地点”。如果你能幸运地找到Makum镇仅剩的几位华人，那他们会告诉你，镇子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金”。
没有人知道曾经居住在这些小镇里的华人的准确数字，按照阿萨姆邦政府当年的记录，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大约有2000到3000名华人，是印度境内除了加尔各答和孟买这两大都市以外最大的华人聚集地。马金镇里不仅有中国餐馆和杂货铺，还有一所华文学校和一个华人俱乐部。然而，这群华人的命运随着1962年的中印战争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今，仍然居住在这些“中国城”的华人后代几乎已经屈指可数了。
阿萨姆红茶的诞生
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两年之后，缅甸战败，英国人吞并了原属于缅甸贡榜王朝的阿萨姆地区，将其并入了英属印度的版图。英国人布鲁斯兄弟——哥哥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和弟弟查尔斯·布鲁斯（Charles Bruce），在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一个景颇族寨子里，发现了一种专供部落酋长喝的饮品。布鲁斯兄弟将其中泡着的树叶状植物带回加尔各答检验后，确定了那是一种茶叶，一种类似于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产的古树茶。
印度阿萨姆邦有800多个茶园，阿萨姆茶区是印度最大的茶区，面积和产量约占全印度的55%左右。
加尔各答的商人们欣喜若狂，认定阿萨姆的茶叶将打破中国人在茶叶种植领域的垄断地位。然而，从英国市场反馈回来的消息却泼了他们一头冷水，英国的茶叶鉴定师们认为，阿萨姆的茶叶太原始，喝上去一股土腥味，根本不可能在大不列颠打开市场。
不过，加尔各答的商人们并没有就此死心，茶叶不好？但土壤还是可以的。他们商议后决定，成立加尔各答茶叶委员会，委派查尔斯·布鲁斯负责，从中国引进茶种，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畔开辟实验茶园，将阿萨姆茶与中国茶进行杂交，栽培出适合英国人口味的茶叶品种。几年后，布鲁斯在实验茶园里种出了令人满意的“栽培茶”，然而，当茶叶委员会决定大面积种植这种茶叶时，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阿萨姆的当地土著粗鄙懒散，根本不会种茶，遑论产业化加工，即使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培训，茶叶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
于是，布鲁斯决定，不仅要引进中国茶种，还要引进中国“茶农”！毕竟，中国是茶叶种植的鼻祖，中国人种出的茶叶具有一定的品牌可信度。于是，19世纪30年代初期，查尔斯·布鲁斯将一批中国“茶农”带到了阿萨姆的茶园。1938年，第一批阿萨姆红茶试销英伦，并一炮打红。这批标榜为“真正的中国茶农在帝国阿萨姆生产出品”的茶叶甫一亮相拍卖市场，价格便扶摇直上，很快便供不应求了。
英国人请来的“茶农”
之所以“茶农”要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些人原本并非茶农。在那个年代，大清帝国没有劳务输出制度，普通中国人也不可能自由出入国境。实际上，查尔斯·布鲁斯带到阿萨姆的第一批中国人，来自另一块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马来的槟榔屿和新加坡。他们大多是下南洋讨生活的广东人，有的是船夫，有的做苦力。查尔斯明知他们并没有种植茶叶的经验，但他相信，无论如何，中国人都要比阿萨姆的土著更守纪律，更好培训，而且，至少他们是中国人，不违“中国茶农出品”的广告宣传。
关于查尔斯带到阿萨姆的这些华人，英国人并没有留下多少详细的记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印度裔教授沙马（Jayeeta Sharma）在其著作《帝国花园》（Empire's Garden）一书中，提到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位名叫阿蒙（A Mong），他是第一位到达阿萨姆的中国人。在茶园建设初期，他为英国人出了不少力，也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报酬。他后来从英国人手里买下了一座茶园，却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另一位名叫“兰夸”（音译，Lamqua）的人，曾经是加尔各答华人社区里的医生，因为有些文化且英文流利，被布鲁斯雇来做茶园的经理兼翻译。
这些“茶农”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单身男性，对他们来说，在荒蛮之地开辟种植园不是一件轻松的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受不了阿萨姆潮湿闷热的天气和茶园工作的艰辛，很快就跑掉了；另一些人则感染上了热带疾病，不久便死去；少数坚持熬下来的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女子结婚生子。几代人之后，他们穿上了隆基，说着一口流利的阿萨姆语，除了屋里供奉的祖先牌位，已经很难分辨得出他们与当地人有什么不同了。
此后的一百年间，先后又有几批华人前来投奔，他们大多是在大陆兵荒马乱的年代逃难到缅甸或马来的华人。他们经亲友或乡人介绍，辗转来到阿萨姆。他们以不同的茶园为单位，逐渐形成了数个华人社区。
战争改变命运
发生在1962年的那场中印战争，彻底改变了这群华人“茶农”的命运。在中国军队单方面宣布停火的一个星期后，11月29日的夜里，马金的华人被全副武装的印度士兵从家中拖出，押送到不远处的一座监狱。他们被告知，政府只是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只需待上两三天，除了证明身份的文件，不得携带任何东西。
然而，几天以后，这些华人又被押解上一辆闷罐子火车，送到了两千多公里以外的拉贾斯坦邦沙漠中的迪奥利（Deoli）集中营。据华人们后来回忆，那是一场漫长的苦难之旅，老人、儿童、病人、孕妇，统统被关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旅程，自东向西穿过几乎整个印度大陆，很多人在到达集中营的时候，已经虚脱到无力支撑自己的地步。
迪奥利集中营里关押了来自加尔各答、孟买、阿萨姆等地的将近一万名华人，据说，相比于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华人，阿萨姆的华人更难被识别，因为他们已经与当地人通婚几代了。印度政府逮捕他们时，主要靠邻里之间的举报，或者靠面相辨识，长得偏向中国人的，一律先抓起来再说。这样的关押拆散了很多家庭，华人丈夫被带走，阿萨姆妻子则被允许留下，子女当中，那就要看你继承了谁的基因更多一些了。
1963年，印度政府决定遣返集中营里的大部分华人。中国政府先后派出三艘轮船，陆续将这些华人接回国内，并安置他们在广东湛江或云南鹤庆的华侨农场里工作。留在集中营里的人在随后几年陆续回到了阿萨姆，最后一批人于1967年被释放时，已经在集中营里生活了四年半了。然而，回到阿萨姆的华人却悲哀地发现，家里的房屋、财产被印度政府没收拍卖，他们不得不投靠亲友，原本小康自足的生活没了，现在他们沦落到了寄人篱下甚至家破人亡的境地。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阿萨姆中国茶农的后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渐渐移民离开了印度，新加坡、加拿大、香港、澳洲……都是他们的目的地。而留在阿萨姆“小中国城”里的华人则已经寥寥无几了，马金的华人商铺和俱乐部早已不复存在，当年的马金小学已经成为印度政府的公立学校，校门上的中文匾额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乡之路
五十多年后，阿萨姆的印度女作家绰乎丽（Rita Chowdhury）在香港偶遇了一位华人茶农的后人，才知道自己家乡发生过这样一段被印度政府长期掩盖的历史。她随后追踪采访了一些仍然在世的阿萨姆华人，并受邀到香港的阿萨姆华人社区参加他们的聚会。她在聚会中发现，这些华人之间仍然使用阿萨姆语交流，晚会上的节目也是华人们演唱阿萨姆民歌，表演阿萨姆舞蹈。他们说，无论移民到了哪里，他们都不能忘掉自己来自印度的阿萨姆。
2010年，绰乎丽出版了以阿萨姆华人身世为主线的小说《马金》（Makam），成为当年印度的畅销书，获得了多项印度文学大奖。2015年，《马金》又出了英文版，让更多的印度人及外国读者了解到这一段尘封往事。
绰乎丽在各种签名会和文学交流活动中反复呼吁，印度政府不仅欠阿萨姆华人一个道歉，还应该退还当年没收他们的财产。她将印度政府对待华人的行为，与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关押日本裔美国人的事件相比较，美国政府后来向日裔美国人做出了郑重的道歉，而印度政府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2013年，59岁的阿萨姆华人梁林芝找到了分散53年、现居中国的父母。她请求印度政府帮助她与父母见面。
绰乎丽还走访了阿萨姆邦长和邦议会，请求政府出资，接这些流落在外的华人回乡看看。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13年10月，十名现居香港的阿萨姆华人回到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印度阿萨姆邦马金镇。当他们踏上分别五十年的故土时，不禁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