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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华人造就阿萨姆红茶后,竟被投入集中营,无家可归!

马金,印度的小镇

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Assam),紧挨着喜马拉雅山南麓,是印度最大的产茶区所在地。在阿萨姆邦的最东端,零星点缀着几个被当地人称为“小中国城”(China Patty)的村镇,其中最大的一个镇子叫Makum,意为“会晤地点”。如果你能幸运地找到Makum镇仅剩的几位华人,那他们会告诉你,镇子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金”。

没有人知道曾经居住在这些小镇里的华人的准确数字,按照阿萨姆邦政府当年的记录,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大约有2000到3000名华人,是印度境内除了加尔各答和孟买这两大都市以外最大的华人聚集地。马金镇里不仅有中国餐馆和杂货铺,还有一所华文学校和一个华人俱乐部。然而,这群华人的命运随着1962年的中印战争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今,仍然居住在这些“中国城”的华人后代几乎已经屈指可数了。

阿萨姆红茶的诞生

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两年之后,缅甸战败,英国人吞并了原属于缅甸贡榜王朝的阿萨姆地区,将其并入了英属印度的版图。英国人布鲁斯兄弟——哥哥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和弟弟查尔斯·布鲁斯(Charles Bruce),在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一个景颇族寨子里,发现了一种专供部落酋长喝的饮品。布鲁斯兄弟将其中泡着的树叶状植物带回加尔各答检验后,确定了那是一种茶叶,一种类似于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产的古树茶。

印度阿萨姆邦有800多个茶园,阿萨姆茶区是印度最大的茶区,面积和产量约占全印度的55%左右。

加尔各答的商人们欣喜若狂,认定阿萨姆的茶叶将打破中国人在茶叶种植领域的垄断地位。然而,从英国市场反馈回来的消息却泼了他们一头冷水,英国的茶叶鉴定师们认为,阿萨姆的茶叶太原始,喝上去一股土腥味,根本不可能在大不列颠打开市场。

不过,加尔各答的商人们并没有就此死心,茶叶不好?但土壤还是可以的。他们商议后决定,成立加尔各答茶叶委员会,委派查尔斯·布鲁斯负责,从中国引进茶种,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畔开辟实验茶园,将阿萨姆茶与中国茶进行杂交,栽培出适合英国人口味的茶叶品种。几年后,布鲁斯在实验茶园里种出了令人满意的“栽培茶”,然而,当茶叶委员会决定大面积种植这种茶叶时,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阿萨姆的当地土著粗鄙懒散,根本不会种茶,遑论产业化加工,即使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培训,茶叶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

于是,布鲁斯决定,不仅要引进中国茶种,还要引进中国“茶农”!毕竟,中国是茶叶种植的鼻祖,中国人种出的茶叶具有一定的品牌可信度。于是,19世纪30年代初期,查尔斯·布鲁斯将一批中国“茶农”带到了阿萨姆的茶园。1938年,第一批阿萨姆红茶试销英伦,并一炮打红。这批标榜为“真正的中国茶农在帝国阿萨姆生产出品”的茶叶甫一亮相拍卖市场,价格便扶摇直上,很快便供不应求了。

英国人请来的“茶农”

之所以“茶农”要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些人原本并非茶农。在那个年代,大清帝国没有劳务输出制度,普通中国人也不可能自由出入国境。实际上,查尔斯·布鲁斯带到阿萨姆的第一批中国人,来自另一块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马来的槟榔屿和新加坡。他们大多是下南洋讨生活的广东人,有的是船夫,有的做苦力。查尔斯明知他们并没有种植茶叶的经验,但他相信,无论如何,中国人都要比阿萨姆的土著更守纪律,更好培训,而且,至少他们是中国人,不违“中国茶农出品”的广告宣传。

关于查尔斯带到阿萨姆的这些华人,英国人并没有留下多少详细的记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印度裔教授沙马(Jayeeta Sharma)在其著作《帝国花园》(Empire's Garden)一书中,提到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位名叫阿蒙(A Mong),他是第一位到达阿萨姆的中国人。在茶园建设初期,他为英国人出了不少力,也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报酬。他后来从英国人手里买下了一座茶园,却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另一位名叫“兰夸”(音译,Lamqua)的人,曾经是加尔各答华人社区里的医生,因为有些文化且英文流利,被布鲁斯雇来做茶园的经理兼翻译。

这些“茶农”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单身男性,对他们来说,在荒蛮之地开辟种植园不是一件轻松的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受不了阿萨姆潮湿闷热的天气和茶园工作的艰辛,很快就跑掉了;另一些人则感染上了热带疾病,不久便死去;少数坚持熬下来的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女子结婚生子。几代人之后,他们穿上了隆基,说着一口流利的阿萨姆语,除了屋里供奉的祖先牌位,已经很难分辨得出他们与当地人有什么不同了。

此后的一百年间,先后又有几批华人前来投奔,他们大多是在大陆兵荒马乱的年代逃难到缅甸或马来的华人。他们经亲友或乡人介绍,辗转来到阿萨姆。他们以不同的茶园为单位,逐渐形成了数个华人社区。

战争改变命运

发生在1962年的那场中印战争,彻底改变了这群华人“茶农”的命运。在中国军队单方面宣布停火的一个星期后,11月29日的夜里,马金的华人被全副武装的印度士兵从家中拖出,押送到不远处的一座监狱。他们被告知,政府只是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只需待上两三天,除了证明身份的文件,不得携带任何东西。

然而,几天以后,这些华人又被押解上一辆闷罐子火车,送到了两千多公里以外的拉贾斯坦邦沙漠中的迪奥利(Deoli)集中营。据华人们后来回忆,那是一场漫长的苦难之旅,老人、儿童、病人、孕妇,统统被关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旅程,自东向西穿过几乎整个印度大陆,很多人在到达集中营的时候,已经虚脱到无力支撑自己的地步。

迪奥利集中营里关押了来自加尔各答、孟买、阿萨姆等地的将近一万名华人,据说,相比于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华人,阿萨姆的华人更难被识别,因为他们已经与当地人通婚几代了。印度政府逮捕他们时,主要靠邻里之间的举报,或者靠面相辨识,长得偏向中国人的,一律先抓起来再说。这样的关押拆散了很多家庭,华人丈夫被带走,阿萨姆妻子则被允许留下,子女当中,那就要看你继承了谁的基因更多一些了。

1963年,印度政府决定遣返集中营里的大部分华人。中国政府先后派出三艘轮船,陆续将这些华人接回国内,并安置他们在广东湛江或云南鹤庆的华侨农场里工作。留在集中营里的人在随后几年陆续回到了阿萨姆,最后一批人于1967年被释放时,已经在集中营里生活了四年半了。然而,回到阿萨姆的华人却悲哀地发现,家里的房屋、财产被印度政府没收拍卖,他们不得不投靠亲友,原本小康自足的生活没了,现在他们沦落到了寄人篱下甚至家破人亡的境地。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阿萨姆中国茶农的后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渐渐移民离开了印度,新加坡、加拿大、香港、澳洲……都是他们的目的地。而留在阿萨姆“小中国城”里的华人则已经寥寥无几了,马金的华人商铺和俱乐部早已不复存在,当年的马金小学已经成为印度政府的公立学校,校门上的中文匾额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乡之路

五十多年后,阿萨姆的印度女作家绰乎丽(Rita Chowdhury)在香港偶遇了一位华人茶农的后人,才知道自己家乡发生过这样一段被印度政府长期掩盖的历史。她随后追踪采访了一些仍然在世的阿萨姆华人,并受邀到香港的阿萨姆华人社区参加他们的聚会。她在聚会中发现,这些华人之间仍然使用阿萨姆语交流,晚会上的节目也是华人们演唱阿萨姆民歌,表演阿萨姆舞蹈。他们说,无论移民到了哪里,他们都不能忘掉自己来自印度的阿萨姆。

2010年,绰乎丽出版了以阿萨姆华人身世为主线的小说《马金》(Makam),成为当年印度的畅销书,获得了多项印度文学大奖。2015年,《马金》又出了英文版,让更多的印度人及外国读者了解到这一段尘封往事。

绰乎丽在各种签名会和文学交流活动中反复呼吁,印度政府不仅欠阿萨姆华人一个道歉,还应该退还当年没收他们的财产。她将印度政府对待华人的行为,与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关押日本裔美国人的事件相比较,美国政府后来向日裔美国人做出了郑重的道歉,而印度政府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2013年,59岁的阿萨姆华人梁林芝找到了分散53年、现居中国的父母。她请求印度政府帮助她与父母见面。

绰乎丽还走访了阿萨姆邦长和邦议会,请求政府出资,接这些流落在外的华人回乡看看。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13年10月,十名现居香港的阿萨姆华人回到了他们出生的地方,印度阿萨姆邦马金镇。当他们踏上分别五十年的故土时,不禁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