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导语：实话实说，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实在是有些滑稽（如果你真地不觉得有点可悲的话）。你一定听说过特朗普总统为确保最后2500名美军士兵在今年5月1日之前完全撤离阿富汗与塔利班达成的那份协议吧？这对拜登政府来说已经构成了一场潜在的危机，媒体在过去数周里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无论情况如何充满不确定性，“2500”这个数字的确是清清楚楚写在那里的。毕竟是总统亲自签署的协议，在驻军这件事上谁会比我们的三军总司令更了解实际情况呢？虽然此前曾发生过“某些官员向特朗普总统保证所有美军已经撤离叙利亚而实际上仍有700多人留在那里”的事件，不过我们暂且最好还是不要旧事重提了吧。
然而就在几天前，《纽约时报》果然报道称美军在人数统计上出了“一个小纰漏”。这篇报道指出，如果把所有“未登记在册”的特种部队和各种“执行过渡任务”的人员都计算在内的话，实际上留在阿富汗的美军总人数约为3500人（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个准确的数字）。情况之糟糕还不止于此，《纽约时报》的几位记者在报道中指出，“从叙利亚到也门再到马里”，许多美国军人为了这场灾难性的全球反恐战争走上战场，然而与阿富汗的情况类似，他们并未被登记在册，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未获得应有的承认（similarly off-the-books and unacknowledged）。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教授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W.McCoy）2021年3月21日在美国TomDispatch网站发表了评论文章：《以为自己可以永远主导世界是华盛顿的妄想——中美两国就亚欧大陆这个世界权力中心所展开的博弈》
在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总统以入侵阿富汗为开端对大中东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发动“战争”20年之后的今天（用时任国防部长的话来说，在理论上这是美国对60个国家发动的一场“战争”），我们看到白宫的主人换了又换，但美国在上述地区的战争却始终未能画上句号。美国已陷入灾难性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漩涡，而这个国家的军事首脑们却很显然认为一切尽在掌握，那位最高司令长官是应该为此下地狱的。
最为奇怪的是，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各地被卷入各种冲突，忘记我们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忘记新世纪以来我们所进行的那些四处入侵和军事干预行动。在这个国家里，“美利坚合众国”从未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哪怕在今天也没有人说美国是“衰落中的帝国主义势力”）。至少在主流媒体上，他们从未给这个国家赋予这样一种形象。如果没有人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帝国主义力量（an imperial power of the first order）的话，那么历史学家们研究人类历史或美国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是幸运的，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W.McCoy）教授是一位专门研究帝国历史的学者，他已经为本网站提供了多篇稿件。在他此前出版的专著《在美国世纪的阴影中：美国全球霸权的崛起与衰落》（In the Shadow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Global Power）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与帝国主义有关的许多历史的解读。在今天的这篇文章里，阿尔弗雷德·麦考伊教授就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统治全球：世界秩序与灾难性的变革》（To Govern the Globe:World Orders and Catastrophic Change）为我们提前披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这本新书的内容涉及从17世纪至今的帝国主义历史，并且对帝国主义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作者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气候不断变暖的世界上，“帝国主义”一词未来可能不会再具有过去那样的含义。这本新书将于2021年10月出版，下面让我们通过此文先睹为快吧。
以为自己可以永远主导世界是华盛顿的妄想——中美两国就亚欧大陆这个世界权力中心所展开的博弈
【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教授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在人类历史上，帝国的生与死往往与他们对自己产生的想象有关。想象自己获得霸权的样子可以激发出一个帝国攀登权力巅峰的欲望，而幻想自己无所不能也会让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帝国加速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20世纪50年代的大英帝国是这样，如今的美利坚帝国也是如此。
在1956年之前的10年里，英国为了让经济尽快从二战的废墟中恢复过来，一直对自己的全球性帝国地位无耻地加以利用，而且英国希望在此后的数十年里继续维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不过就在这时，一位名叫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名不见经传的埃及陆军上校夺取了此前由英法两国掌握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英国政界极为震怒（这种愤怒情绪中也带有一些种族主义色彩）。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Antony Eden）与法国和以色列组建了三国联军并派遣了六艘航母前往苏伊士运河附近海域，埃及的坦克部队在西奈沙漠地区被击败，而埃及空军也几乎全军覆没。
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对大国地缘政治理论有很深的理解，而英国领导人却似乎早已把地缘政治学忘得干干净净。苏伊士运河是英国的战略中枢所在，它把英国与波斯湾油田以及通往新加坡的航道等英国在亚洲的帝国利益联结在一起。纳赛尔总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地缘政治办法，他下令把几艘装满石头的锈迹斑斑的货船沉到苏伊士运河的入口处，这样埃及很容易地就使英国的战略中枢陷入了瘫痪。这场战争最后以英国屈辱地接受失败告终，艾登首相被迫撤回了英国军队，随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镑体系濒临崩溃。仅仅一夜之间，英国人心中的帝国身份认同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
在中国问题上持续长达20年的错误观念
与英国相似，华盛顿也为自己的傲慢自大付出了代价，因为中国已经制定了把亚欧大陆打造成全球最大经济区的宏大战略。在过去20年里，中国通过一步步努力获得了今天的全球大国地位，而在这期间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却被“美国必须永远掌握军事霸权”这一高于其他一切目标的欲望遮蔽了双眼。从比尔·克林顿政府到如今的乔·拜登政府，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体现了美国政治家在中国问题上从“充满幻想”到“受到遍及两党的谬见支配”的转变。
2000年，当时的克林顿政府认为，北京一旦加入WTO就会严格按照华盛顿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参与全球贸易。可是中国却使出了“偷窃专利”、“操纵汇率”等咄咄逼人的手段。而在精英人群中颇有影响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当时却认为，“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指责毫无意义，华盛顿应避免与中国爆发全面贸易战，华盛顿应学会尊重两国之间的差异并寻求实现共同利益”。
仅仅3年之后，由中国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因此倒闭的工厂遍及全美各地。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指责北京以低于市场价格向美国非法倾销商品。而当时的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却以“缺乏确凿证据”为由未予理会，海量的中国商品因此得以继续毫无阻碍地进入美国市场。
最为关键的是，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存在，他们把精力花在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实施“便于美国长期控制中东巨大石油资源”的战略上。2011年华盛顿从巴格达撤离时，美国已经在这场不明智的战争上浪费了5.4万亿美元，而此时页岩油革命却使得美国已接近实现能源自主。不但如此，与木材和煤炭等化石能源一样，未来石油被当作能源利用的日子应该并不会太长久，这意味着中东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势必会大大下降。
就在美国人在沙漠中抛洒鲜血、燃烧美元时，中国人却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于是中国开始推动一项名为“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希望通过这项倡议启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进而把亚欧大陆紧密连接在一起。为了对中国进行反制，奥巴马总统非常大胆地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把美国分散在全球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亚太地区，并且通过签署一系列新的贸易协定在贸易领域把亚欧各国拉拢到自己身边。“重返亚洲”虽然在理论上看是非常高明的，但这一战略很快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陷入了困境。在战略实施的初期，华盛顿发现要实现美军从大中东地区的战争泥潭里抽身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这个中东乱局恰恰是美国自己制造的）；在另一方面，由于工厂倒闭、收入增长停滞，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美各地，这导致奥巴马政府与世界各国签署贸易协定的想法已变得几乎不可能实现。
其实，奥巴马总统低估了中国对美国全球霸权所构成的挑战的严重性。奥巴马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后来曾这样写道：“无论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哪个位置，美国外交政策圈子里的人都认同一个很基本的观点，那就是以美国的实力和霸权地位，我们完全有能力轻而易举地让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然而我们都错了”。
不过唐纳德·特朗普却不同，他并没有接受上面提到的那个“很基本的观点”。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上花费了两年时间，他认为自己可以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最后人们发现他的手段只是加征了一些关税）让北京屈膝投降。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飘忽不定，但令人惊讶的是有一点他是始终如一的——他一直认定中国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观察者网注）曾指出，华盛顿正在让一个国家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这个国家不仅决心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而且还意图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与我们构成竞争关系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治理模式”。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也在一份报告中警告称，北京“志在取得霸权”，北京的目标是“取代美国的全球最强国家地位”。
最终，特朗普还是在现实面前屈服了。2020年1月，由于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对美国的农业出口造成了严重打击，美国的贸易供应链也因此损失惨重，白宫不得不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以换取北京“采购更多美国商品”的不具约束力的承诺。
乔·拜登的帝国幻想
即便现在，在经过民主、共和两党长达20年的对华政策失败之后，华盛顿的政客们依然陷在帝国幻想中无法自拔。拜登政府和他的外交政策专家们似乎认为，中国与新冠肺炎疫情一样，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无论特朗普政府做什么，只需反着来就可以了。2020年12月，建制派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文章写道：“也许有一天，美国回顾与中国交锋的这段往事时看中国的感觉会与我们今天看苏联的感觉差不多，两者都是很危险的对手，不过在他们表面那些显而易见的优势之下隐藏的却是体制的脆弱和发展的停滞”。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国事务部门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指出，中国也许正在多个经济指标上超越美国，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不过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远超美国的程度。“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债务规模不断膨胀，而且政治也非常僵化”，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状况都十分脆弱，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保障其海上重要运输线的安全”，何瑞恩说。
在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前的几个月里，奥巴马政府时期前国务院官员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就已开始为自己被提名担任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所扮演的新角色进行预热，他在这一期间也表达了与何瑞恩相似的观点。杰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也许“在经济上比苏联更加强大”，不过华盛顿仍然可以塑造“一种与其稳定共存而且对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均有利的双边关系”。杰克·沙利文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正努力“确立世界领袖的地位”，但美国“仍然有能力确保在竞争中守住这一地位”，只是美国决不能再犯下特朗普的那些“伤害美国自身的错误”了。
不出所料，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下属，杰克·沙利文的观点与其未来的领导乔·拜登的观点完全一致。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活动中已经阐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方向。他指出，“为了赢得与中国之间这场争夺世界未来的竞争”，美国必须“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优势并与全世界各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
上文提到的都是有着丰富国际经验的很老练的外交政策专家，不过他们似乎对全球性大国的地缘政治基础（the geopolitical foundations for global power）并不十分了解，而中国领导人以及此前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却似乎仅凭直觉就能掌握其关键。与20世纪50年代的大英帝国一样，今天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在超级大国的位子上坐得太久，以至于他们似乎已经忘记美国是怎样获得这个位子的了。
二战结束之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领导人很清楚，与此前的大英帝国相同，美国的全球地位也有赖于对亚欧大陆实施牢固的控制。在此前的400年多里，每一个全球性霸权都要尽全力掌握这片广袤大陆的控制权。16世纪，葡萄牙在从里斯本到马六甲海峡（这条海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一条通道）的漫长海岸线上一共控制了50座港口；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海军基地分布在从斯卡帕湾（位于苏格兰地区最北端的一片半封闭水域——观察者网注）一直到新加坡的漫长海岸线上，从而实现了对海洋的控制。
葡萄牙的战略是控制海上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而大英帝国则受益于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对地缘政治学的系统性研究。哈尔福德·麦金德认为，要想获得全球霸权，就必须控制亚欧大陆，或者扩大一些来说，必须控制由亚洲、欧洲和非洲所组成的“世界岛”。然而，即便在那些世界霸权最鼎盛的时代，他们中也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控制亚欧大陆的两端，因此也就没有实现对全球的真正主导。直到美利坚合众国走上霸权的历史舞台，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围绕亚欧大陆控制权而展开的冷战斗争
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获得全球霸权的第一个10年里，华盛顿开始目的非常明确地着手打造强大的军事集团，以便实现对庞大的亚欧大陆的控制。数十年之后，美国通过层层部署的军事力量以及不断扩张的军事基地网络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的“遏制”，为此打造的铁幕横贯亚欧大陆，从德国的柏林墙一直延伸到了韩国首尔附近的非军事区。
通过对日本、德国等在二战中战败的轴心国的占领，华盛顿在亚欧大陆两端获得了大大小小许多军事基地。以日本为例，从最北端的三泽空军基地一直到最南端的佐世保海军基地，美国在日本共拥有100多处军事设施。
可是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随后朝鲜战争也于1950年6月爆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68号文件”（1949年，由于苏联首次成功爆炸原子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迅速兴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杜鲁门于1950年1月指示国务院、国防部重新审议美国的整个防务及外交战略。4月14日，以保罗·尼采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完成了文件的起草，并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就是《美国的目标与国家安全计划》，也被称为“NSC-68号文件”。它是说明美国冷战政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为美国提供了“从1950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期间美国对苏冷战的军事蓝图”——观察者网注）中明确指出，实现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战胜共产主义的关键。文件起草者在这份基础性文件中指出，“苏联正在致力于实现对亚欧大陆的主导”，而美国必须加强军力“以尽可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进行威慑，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的挑衅行为或受到苏联支持的其他国家的军事行为”。
为了实现“NSC-68号文件”中提到的战略目标，五角大楼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把军事预算从135亿美元提高到了482亿美元。从西德的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到位于菲律宾吕宋岛附近的规模庞大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再到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基地，华盛顿很快就构筑起了由500多处军设施组成的庞大的亚欧大陆包围圈。
从欧洲的北约（NATO）到南太平洋的囊括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美澳新安全条约（ANZUS），众多军事基地的建立意味着美国成功构筑起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链条。沿着被称为“太平洋沿海地区”（the Pacific littoral）的面向亚洲大陆的战略岛链，华盛顿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签署双边防务协定快速巩固了自己的战略优势地位。
在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铁幕两侧，北约的25个现役师与由苏联主导的华约组织的150个师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配备了大炮、坦克、战略轰炸机和核导弹。为了在亚欧大陆漫长的海岸线上执行巡逻任务，华盛顿动用了包括核潜艇和航母在内的大量海上军事力量，其中第六舰队在地中海游弋，而规模庞大的第七舰队负责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巡逻任务。
在此后的40年里，作为华盛顿的冷战秘密武器，中央情报局（CIA）在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进行了自其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隐蔽战争（covert war）。20世纪50年代，为了刺探中苏关系的弱点，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西藏和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入侵行动；60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了在老挝发动秘密战争（secret war）动员了多达3万名当地赫蒙族民兵；80年代，中央情报局针对阿富汗红军发动了规模庞大、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隐蔽战争。
在同一时期，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中国的扩张在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进行了少有的两场热战。从1950年到1953年，为了阻止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南下跨过北纬38度线，有近40000名美国军人死在了朝鲜半岛（死亡的韩国军人数量不详）；从1962年到1975年，在东南亚，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到北纬17度线以南的南越地区，有近58000名美国军人死在了越南战场（另有数百万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死亡），然而美国并没有实现越战目标。
到了1990年苏联即将解体时，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军事大国。美国的军事存在横跨亚欧大陆，其中包括7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1763架战机、1000多枚弹道导弹、600多艘军舰（包括15个配备核武器的航母战斗群），所有这些武器都通过各种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和侦察卫星连为一体。
本文作者阿尔弗雷德·麦考伊撰写的《在美国世纪的阴影中：美国全球霸权的崛起与衰落》（In the Shadow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Global Power）一书封面
虽然名为“全球反恐战争”（the Global War on Terror），这场美国于2001年发动的战争事实上与冷战一样，都是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进行的战争。除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实施的入侵行动，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花费了10年时间通过由60个收割者和捕食者无人机专用基地组成的网络（范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锡戈内拉海军航空基地到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对亚欧大陆南部边缘地带构建了包围圈。不过，上述一系列失败的、永远无法停止的反恐战争说明，对亚欧大陆进行“遏制”、约束和支配的传统军事战略显然已经失败（the old military formula for“containing,”constraining,and dominating Eurasia was visibly failing）。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发动的这场全球反恐战争其实是英国灾难性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当代加长版。
中国的亚欧大陆战略
虽然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然而华盛顿这一代领导人似乎与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领导人一样，他们都对帝国的地缘政治极度缺乏敏感性（blindingly oblivious to the geopolitics of empire）。具体来说，如今的美国领导人对北京用经济手段通过整合“世界岛”来取得全球霸权的战略是极不敏感的。
其实，中国人并没有采取什么秘密战略。2013年，中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曾鼓励中亚地区与中国一道努力，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通过贸易活动和基础设施“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这片有30亿人口的广袤大陆将成为“有着无与伦比潜力的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这一发展计划很快就获得了正式名称——“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这个大手笔的计划将在经济层面实现亚洲、欧洲和非洲这个“世界岛”的整合，总投资规模有望超过10000亿美元，这是美国在二战后为重建欧洲推出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投资规模的10倍。此外，北京还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法定资本高达1000亿美元，成员国数量达到了103个。最近，中国还与亚太地区14个贸易伙伴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就此诞生；另外，在华盛顿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中国和欧盟最近还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中国的这些投资活动无一带有军事性质，却正在用跨洲的道路网络和油气管道网络快速把东亚和欧洲连接起来，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起来，而且所有这些道路和油气管道都与中国相连通。与16世纪葡萄牙沿着漫长海岸线控制50座港口的做法惊人相似的是，北京也通过贷款或租借等手段在其今天划定的“世界岛”沿岸获得了40多座海港的使用权，范围从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环绕非洲大陆，再到希腊的比雷埃夫斯和比利时的泽布勒赫。
随着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中国还建成了一支蓝水海军。截至2020年，中国海军已经拥有360艘军舰，在背后为这支海军提供支撑的是岸基导弹、喷气式战机和规模仅次于美国的覆盖全球的军事卫星系统。这支日渐壮大的军队很显然是中国手中可以用来刺破美国对亚洲包围的一支矛。为了切断美国沿着战略岛链部署的军事设施链条，中国在南中国海里的8座小岛上（基本都是填海建造的岛屿）构筑了军事基地并在东中国海部分区域强行划定了防空识别区。为了挑战美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长期主导地位，中国还在东非的吉布提建设了军事保障基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基地。此外，中国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建设了现代化港口，这些港口应该都具有潜在的军事价值。
局势发展到今天，如果华盛顿那些外交政策专家们没有被自己的帝国傲慢心态遮住双眼的话，他们应该能看清北京的地缘战略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到底是什么了。华盛顿政界那些圈内人士一直无视“全球性大国的地缘政治以亚欧大陆为核心”的不变铁律，如今他们进入拜登政府，却仍然幻想未来有战争可以打、有竞争可以发起、有比赛可以参加。然而，就像上世纪50年代的大英帝国一样，历史的机会早已错失了。
北京的地缘政治逻辑是通过洲际基础设施在交通、能源、贸易、金融等领域把拥有全球70%人口的亚欧大陆整合在一起，而华盛顿用战机和军舰构筑起来的亚欧大陆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变得有些多余甚至毫无用处。
如果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能在2月庆祝自己的160岁生日的话，他也许会说，美国之所以能够主导世界70年是因为美国控制了亚欧大陆。如今，中国正在接手这片具有战略价值的大陆的控制权，掌握全球霸权的日子当然也不会太远了。不过，中国接手的这个新世界与过去400年的世界并不相同。
或早或晚，华盛顿毫无疑问不得不接受上述不变的地缘政治铁律，最近的全球权力变化正是以此铁律为基础的。美国也将据此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财政支出优先次序进行调整。
即便如此，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霸权旁落危机与历史上英国的先例仍然有所不同。化石燃料一直在发挥推动帝国崛起的作用，而如今我们的地球所发生的变化对任何大国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无论这个大国多么有权势或上升多么迅速）。或早或晚，华盛顿和北京都会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新世界上，如果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不能进行全球合作以遏制气候变暖的趋势，我们的新世界会因此分崩离析，任何既有的地缘政治铁律也都会在历史中湮灭。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1年3月21日美国TomDispatch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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