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随处都能听见她那甜美清新的嗓音。
那会，人人骑着自行车，嘴里都要哼唱几句：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几十年来，邓丽君依然叫人难以忘怀，在歌迷心中的地位从未变过。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邓丽君最初走红并不被主流价值所认可。
有很多人视她的靡靡之音为洪水猛兽，在公开或是正式场合绝对不能提起。
有文件评价《情哥哥》、《欢乐今宵》、《疯狂的周末》等七十八首，有60％的内容是不健康的，认为其他歌曲大多装腔作势，曲调矫揉造作。
而且，在正规音乐学院里，这种流行音乐也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中国音乐界泰斗级女王周小燕，曾经并不看好邓丽君。
她说：
邓丽君原来在港、台是不出名的，大陆一搞，台湾怕她来大陆，就对她大捧。她原来是三、四流水平，香港音乐会堂开音乐会是不让这种人去演唱的。现在大陆一捧，一举成名。
不得不说，以当时周小燕在音乐圈的地位，她对邓丽君的评价几乎算是官方意见。
那会，周小燕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培养了很多获得过世界大奖的歌唱家，比如廖昌永、魏松、张建一等等。
对周小燕来说，她的目标和接受的音乐学习，都跟邓丽君相差太远。她师从多位俄罗斯著名音乐家，在法国巴黎跟世界级大师切磋过，还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独唱。
从周小燕最初站上世界级舞台，就被誉为“中国夜莺”，歌剧女王。
她曾荣获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中国音乐艺术最高荣誉奖——金钟奖，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国家军官勋章。
鲜少有人知道，周小燕的歌唱之路并不顺利，她刚学习唱歌时，经常破音，跟其他人差距很大。
但多年后，她成了站上顶端的那个人。
1917年夏天，周小燕出生在殷实的工商人家。
父亲周苍柏曾在美国纽约大学攻读金融系，回国后进入刚创立的上海银行工作。
抱着这个粉嫩的女儿，该取名字了，周苍柏想了想，就叫小燕吧，希望她以后像燕子一样越飞越高。
当时的上海，银行业还是新兴事物，周苍柏特别有头脑，率先开办一元存折，吸引来很多平民百姓存款，生意一片红火。
才刚满一岁，小燕就离开了上海，跟随回到湖北武汉建立分公司的父亲，住进了周家主屋，这栋房子很大，一共住着父亲的三兄弟。
在家族里，小燕排列第二，后面有很多弟弟妹妹，她性格特别活动，常常带领大家在屋子玩各种游戏，大笑大闹。
吵闹得多了，父亲就在院子里装上两根单杠，想要消磨掉一些她的力气。但有一天，父亲从外面下班回来，发现小燕站在单杠上，左右摇摆地走着，还笑得特开心。
这把父母吓傻了，他们开始担心照这样下去，小燕以后恐怕是做不了淑女的。于是，父亲走进一家卖乐器店铺里，买了把有指板的四弦琴，曼陀铃。这跟小提琴类似，但在乐器中属于配角。
（周小燕父母）
小燕拿到这把琴，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开始每天放学后学琴。在学习中，她又慢慢迷上了唱歌，天天在屋里唱个不停，大家惊奇地发现，小燕唱的歌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就是她的音色并不好，听起来很沙哑。
小燕自己却没有这样的烦恼，她就是喜欢乐器，又学了吉他、小提琴、琵琶和钢琴。每个周末都沉迷看电影。
看多了电影，小燕就带领弟妹们一起模仿卓别林。用床幔当舞台幕布，裹上床单做围裙，还把大人的帽子戴在头上，黏上假的胡须，拿根树枝当拐杖，一切都看起来有模有样的。这一次表演引得周围邻居们都来看，都一致认为小燕很有灵气。
在小燕12岁那年，一次感冒她的扁桃体被切除了，谁知那以后她原本沙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亮。
那会，武汉成立了第一支乐队——雅美管弦乐队，这些业余成员因为爱好聚集到一起，邀请的指挥老师很不错，他认为小燕很有潜力。
小燕顺利进入后，在里面慢慢做到主唱，也就是在这时，父亲萌生了让小燕考上海音专的念头。
18岁那年，小燕再一次踏上曾经的出生地——上海，而这里也将成为改变她命运的地方。
那个暑假，小燕站在外滩的外白渡桥上，虽然不懂得哥特式、巴洛克到底是什么，但她却激动得连连喊母亲，“快来看这个房子好好看”。
逛完外滩后，她就要去上海国立音专考试。
相比较父母的担心，小燕却一点都不紧张，她走进花园式的校园，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学校全名叫国立音乐院，由鼎鼎有名的蔡元培在1927年创办，目的是学习欧洲先进的音乐理论，培养具有国际化的音乐人才，彼时请了多名美国和白俄罗斯的知名钢琴大师来指导。
这一次考试很顺利，老师们一致认定她很不错。
小燕最初选了钢琴系，因为她有在武汉乐队丰富的钢琴演奏经验，又懂得乐理知识。她以为在音专会像在武汉一样，自然成为全场的焦点。
很显然的是，小燕想错了。在30年代的上海，聚集过很多世界级钢琴大师，包括担任过俄国宫廷的乐师萨哈洛夫等等。这些大师教授了很多学生，音专成立后，散落的民间弟子全都进去了。
来自小地方的小燕跟这些名师弟子们相比较，自然就失去了颜色。她除了压力，就是郁郁寡欢，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量，最后决定主修声乐。
学声乐后，小燕很快又遇到了难题，她唱不上高音，每一次高音都是破音。曾经那些娴熟的歌唱技巧，好像根本没有一点用。眼看同班同学个个唱歌流畅自然，小燕心里又急又恼。
她多方打听找到一个叫郎毓秀的同学，知道这个同学非常有天赋，还跟梅兰芳学过京剧，带她的老师名叫苏石林教授。
小燕正式转系后，主动去找了苏教授。苏教授评定她为“次高音”，并开展有针对性地练习。
面对老师的用心，小燕自己却胆怯了。她每一次上课，心情都十分低落害怕，在这种状态下，小燕的练习迟迟没有进展。
直到1937年，放暑假回到武汉的小燕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带领武汉雅美管弦乐队，到处奔走唱歌，为抗战发声。
那时，小燕的大弟弟一直在乐队拉小提琴，还有很多爱国进步主义年轻人一块，天天到各处去表演。
不得不说，对那时的年轻人来说，爱国是真正的行动，绝不是空洞的语言。
小燕每一天都在各个学校、饭店、教堂里，用热烈和激情来呐喊，告诉人们要奋勇抵抗。
也就是在这些满怀热血的演唱中，小燕竟然突破了曾经的畏难——高音上不去的瓶颈。
这个变化让小燕很意外，接下来就更努力的到处唱歌。
或许那句话说得好，当你用尽心力做你想做的事，总有惊喜在后面等你。
这时，国立音专的师兄作曲家刘雪庵找了过来，认为他创作的歌曲最适合她唱。这首歌就是小燕后来被人铭记的经典《长城谣》。
《长城谣》歌词情感浓烈，曲调激情豪迈，是电影《关山万里长》的插曲。
巧的是，在那段特殊时期，刘雪庵的歌曲全部被禁止。而台湾乐坛却一直在唱这首歌，包括邓丽君也唱过。
周小燕唱的《长城谣》，饱含深情，在那样的抗日时期，更能触动人心。也就是在这个关口，小燕发现自己的大弟弟不见了。
原来是大弟弟跟着别人参加了“抗敌演剧七队”，在演出中，因为过度劳累而猝死。
小燕的前半生，就在失去和得到中交织，一边是失去亲人，一边是音乐成就的认可。
那两年，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小燕一直带领雅美乐队到各处演唱，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她的忙碌，让父母有些担心。
父亲认为战争总有胜利的一天，而小燕的音乐学习不应该停下来，如果到国外去进修，等几年回来正好。
经过商量，决定让小燕到法国巴黎学习。
这一次远行，本是为了逃离苦难，可实际上，困难更多。
小燕带着二弟一块儿去的，二弟学习作曲。两人到了巴黎，首先是语言不通，刚下飞机就被人带到豪华酒店入住。
好在两人拿着地图一点点摸索，找到了驻法大使馆，大使顾维钧接待了这对姐弟，帮他们找了住所，又推荐了语言学校。
有大使的帮忙，小燕认识了俄罗斯著名音乐家齐尔品，齐尔品曾经在上海音专当老师，娶了小燕的师姐李献敏为妻子。
齐尔品为周小燕热情地联系学校，介绍她到巴黎音乐师范学校学习。在入校考试的时候，小燕表现特别出色，该校鼎鼎有名的教授布朗热指名要做她的老师。
有名师的指导，周小燕按理说应该成长很快，哪知，却没这么容易。
在教授的指导下，小燕每天要练功7个小时，有钢琴和指挥课等等，随着课程的深入，她的高音又遇到了难题。
不仅唱不上去，破音更频繁出现，每一节课老师都要严厉地纠正她，小燕又惶恐又焦虑，再加上语言障碍，她很多时候只能急得偷偷掉眼泪。
有一次上课，她连音调都唱不准，从学校出来，眼泪一直顺着眼眶滚滚而下。她恨自己千里迢迢跑来求学，但为什么最简单的课程都完成不了。
后来，周小燕忍不住跑去跟师姐李献敏哭诉。听完她的遭遇，齐尔品一眼看穿真相，他认为这个老师不适合小燕，应该换一个老师。
在齐尔品的联络下，周小燕转到了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这个老师让她半年内都不要唱歌，每天只做最基础的发声练习。
周小燕原本几乎已经丧失了信心，认为自己不适合唱歌。但在这种缓慢的教学方式中，又慢慢找到一点感觉。
正当小燕憧憬着一切都将好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苦难又来了。
1940年，德军袭击法国，攻破了马奇诺防线，整个法国瞬间陷入一片恐慌。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忙着逃生，四处躲避。
周小燕姐弟在语言学校认识了一个波兰籍家庭，这家好心人打算让姐弟俩跟着一起逃离。先离开法国南部，再通过西班牙取道回中国。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东躲西藏来到法国跟西班牙交界的地方，不承想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碰上了德国军队。
德军检查到她们没有身份证明，就命令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要不然就给予严厉的处罚。
小燕姐弟只能跟随波兰朋友一家像塞牲口一样被塞进了闷罐车，经过无数的颠簸后，再次回到了巴黎。
那时整个巴黎一片混乱，德军封锁了法国跟中国的联系，姐弟俩没了收入，举目无亲。更难的是，经过这一路心惊肉跳般的逃离生涯，二弟生病了，发烧又咳嗽，病情很严重。
小燕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在巴黎求学的知名学者萧子升知道了这对姐弟的情况，赶来把二弟送到医院。但因为病情的耽搁，加上逃难路上的恐惧和劳累，原本简单的阑尾炎也变得不可治疗。
很快，二弟就这样去了，小燕从医院出来嚎啕大哭，内心更是悲痛绝望，她想回家，但没有路可行。
她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想到他们的日子应该也不好过。
最难的时候，波兰的同学经常来陪她，害怕她做傻事。周小燕虽然悲痛，但想到战争还没胜利，两个弟弟都死于战争，自己一定不能倒下。
在一段短暂的消沉后，小燕通过很多同胞的帮助，慢慢走出了困境，开始重新学习声乐。
她又一次找到那个教她不要唱歌的老师，坚持温习基础。有一天，教授告诉她可以唱歌了，还拿出一本知名的曲谱给她。
小燕站在那里，随着钢琴曲的伴奏，忘我地唱着，她想起两个弟弟的不幸去世，自己回不了国的绝望，饱满的情感就这样流淌出来。
一曲唱罢，教授在旁边热烈地鼓掌，小燕也惊奇地发现，高音的噩梦又一次不攻自破了。
那半年的休息，和一路的苦难，终于换来了这一次的腾飞。
后来的日子，小燕又跟随了法国多位歌唱大师学习，包括乐句的处理，音乐的色彩的调配等等，全都有很大的进步。
4年后，法国巴黎解放，被压抑许久的音乐人迎来很多演唱的机会，周小燕经过几年磨砺，技艺愈发纯熟，渐渐在巴黎音乐圈得到了大量的认可，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几乎每一次大型演唱结束，媒体们夸赞的文章如雪花一般：
称赞周小燕为“中国夜莺”“像白雪般纯净，像钻石样光芒四射”“颤音、断音、经过句、华彩段”处理得圆熟高超。
为了推行中国文化，小燕跟齐尔品一起改编了很多诗词歌剧，比如《桃花店·杏花村》孟浩然的《春晓》，还有云南地方民歌改编的《过年》。
对历劫归来的小燕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像是赚到的。
之前的多次打击中，她不止一次想要放弃，觉得自己没有天赋。
但似乎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她最难时，能帮她重新找到方向。
从1946年开始，周小燕的每一次演出都很成功。
先在卢森堡举行了个人专场音乐会，大获好评。
很快又被邀请到德国柏林开演唱会，吸引了很多欧洲的音乐学家和普通听众。
同时，她又在“布拉格之春”音乐会上一展歌喉，还在捷克五大城市开启巡演。
在频繁的演出中，周小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人们评价她为，中国夜莺唱出了舒伯特的情趣。
但在唱歌结束，周小燕内心并不是真正快乐。
有一天她结束演出回到家，看见父母一封写于几年前的信寄到了，一下子勾起了她的思乡之情。
1942年，她鼓起勇气把二弟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父母，收到这封回信却是5年以后。
父母没有责怪她没照顾好弟弟，只是告诉她一定要保重身体。
（老年周小燕）
看着父母的来信，周小燕对战争的痛恨又一次燃烧起来，她想立即回家。但当时巴黎跟中国并未直通。
她到处打听后得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通往中国的船。周小燕几乎没怎么犹豫，很快就收拾好在巴黎的一切东西。
来到荷兰，她到处打听哪里有船去中国，找了很久，才找到一艘，她也顾不上怀疑，就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
谁知，这艘船到新加坡后就再也不走了。
周小燕又辗转联系了一位父亲的朋友，才买好回上海的机票。
（1947年，女青年募捐大会）
1948年，阔别9年后再次回到上海，周小燕一下子就哭了，看着已经年迈的父母，和两个长大的妹妹，她想起在战争中早早去世的两个弟弟，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武汉人听说周小燕回来了，到处都邀请她开个人演唱会。武汉大学，各种剧院和学校等，周小燕每天都忙不迭在各地演唱。
但在周小燕内心深处，上海是她最想演唱的地方。没想到的是，国立音专的邀请也很快来了，聘任她到学校任教，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老年周小燕）
但那时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一年多，也是上海黎明前的黑暗。
曾在国民政府任职过的父亲又一次面临危机，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游说他们，也只有少数一些人知道，周小燕父亲曾支持过工农军3000大洋。
也在暗地里多次为前线抗战而出力，包括在家里为战士缝制棉衣，赶制军服，还曾帮助运送过大批的救援物资等等。
这些善举，在若干年后的特殊时期，父亲和周小燕都同时受到牵连。
但在当时，周小燕自然是新中国后最在意的人，她被邀请参加“第一届文代会”，还出访了印度和缅甸。
在北京搞文艺汇演的两个多月里，周小燕认识了高大帅气的作曲家张骏祥。
张骏祥比周小燕大7岁，来自江苏，家境优渥，曾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进修。
（张骏祥在美国耶鲁大学）
而且，张骏祥一向眼光很高，挑剔到30多岁还没结婚。
这一次跟周小燕认识，两人几乎算是一见钟情。
后来又一同出访，在朝夕相伴和共同的合作中，两颗心更是被对方深深吸引。张骏祥对周小燕说“就是很遗憾认识你太晚了。”
相比较张骏祥的客观冷静，小燕则有些意气用事。
在印度，他们看见很多贫民的穷苦日子，周小燕觉得很不平，有时吃饭就左右手同时开弓，被张骏祥一通批评。
1952年，周小燕已经35岁，妥妥的大龄女青年。跟张骏祥恋爱谈了一年多，两人决定结婚。
张骏祥问，要不要买一个戒指，周小燕回答，“戒指多俗气，不要。”张骏祥又笑嘻嘻地说：“那你不怕我赖掉？”
周小燕毫不示弱地回答，“我不怕。”
（周小燕跟张骏祥）
这是一次极为简单的婚礼，只请了夏衍、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和小燕的舅舅，一共就10个人参加。
父亲在湖北武汉忙着搞建设，母亲也在为妇女工作而操心，都没来。
婚后，周小燕照样忙于工作，生完孩子刚三个月，当时非常火热的土改活动开始了，她毫不犹豫地给女儿断了奶，就奔赴过去。
作为母亲，周小燕后来多次承认自己是不称职的。
她整日地忙着响应号召，每一个最困难的地方，她都要去，下乡锻炼，鼓舞搞基础建设的工人农民，哪里最苦周小燕就去哪里。
（周小燕慰问演出）
家里的两个孩子，周小燕几乎都没怎么管，日常由她娘家过来的钱婆婆照顾，孩子生病时，张骏祥忙前忙后地照顾。
日常的很多时候，张骏祥跟孩子们关在房间里玩，周小燕就在外面的客厅里教学生。哪怕闹得天翻地覆，周小燕照样沉浸在教学中。
再后来，就是那段特殊时期，周小燕被关进“牛棚”，带上各种莫须有的帽子。
而张骏祥也一样被扣上“外国TW”，进行秘密审查。
最初的时候，周小燕在曾经最喜欢的校园里成了扫地婆，白天拿着扫帚到处打扫，晚上就开始审问她，也不让回家。
旁边是两个孩子上学的音乐学院附小，中间隔着厚厚的篱笆。有一天，周小燕想看一眼孩子，她用手扒拉了很久的铁丝，手割破出血，但还是什么也没看见。
（周小燕和女儿）
后来，周小燕下放到GX劳动。
从学院里出来回到家，她才发现丈夫张骏祥也不见了，她想找，但找不到。只能托钱婆婆去打听。
其实当周小燕在GX劳动了两年多后，有一天她突然发现，有个老头就是自己的丈夫张骏祥，但头发花白，身材佝偻，提着个旧包，差点让她不敢相信。
张骏祥负责养猪，周小燕负责养鸡。两人只能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偷说两句话，多看两眼。
有时为了鼓励对方，就笑称说，一个是“猪公”，一个是“鸡婆”。
大概是因为在GX有丈夫的陪伴，周小燕最牵挂的还是两个孩子。当她来到GX一年，女儿初中毕业，因为家庭原因被分到黑龙江当知青。
得知女儿要去那个遥远又冰冷的地方，周小燕担心从此可能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了女儿了。
她跟领导请假想回去送女儿。
但是，等她从上海乡下一路辗转搭车赶到火车站时，已经晚了几分钟。16岁的女儿坐在车厢里，沉默无语。
看到周小燕的到来，女儿没有激动，只是双眼茫然地看着她。
周小燕知道自己对不起女儿，但还是说不出一个字。
当女儿的火车轰隆隆朝前开去，周小燕看着女儿越来越模糊的影子，站在那里嚎啕大哭。
哭完，她又擦干眼泪，继续回去养鸡。
（60年代一家4口）
没过两年，儿子也初中毕业，但因为家庭原因，不能继续读书，好在儿子能留在上海，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上班。
况且，家里也确实没钱读书，周小燕和丈夫的工资没有了，每一个月只有15块钱生活费。
所以，那几年时间都是钱婆婆在在想办法帮忙照顾。为了省钱，只能在菜市场快要收摊时，买最便宜的蔬菜，或是买很多大白菜做腌菜，长期吃着。
那段苦难的日子在周小燕的记忆里很深刻，她常常只能一边喂鸡，一边偷偷唱几句歌，来安慰一下。
1970年，周小燕父亲病重。
她想请假回去看看，但这一次领导不同意，对她说：父亲死了，母亲组织上会照顾，你不用去。
其实当周小燕去劳动开始，父亲的日子也不好过。
有人说，凭什么他一直这么红火，以前是银行家，现在当官，背后一定有什么势力，或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审问不出来。因为，周小燕父亲在解放后，把自己曾在武汉买的一块地捐给了ZF，并预备打造成一个大型休闲公园。
这块地最初叫苍柏园，后来改名叫“海光农圃”，也就是现在非常受市民欢迎的“东湖公园”。
所以才被任命为主任，主要是管理公园的开发。
但那几年，父亲生病得不到医治，住在锅炉旁的房间里。
在最后时刻，父亲依然惦记这个最有出息的女儿，可周小燕却没法赶回来。
父亲死后，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安葬，母亲找来很多冰块放在遗体周围，最后还是某个大人物出面，才火化放进了公募。
多年后，周小燕谈到这一段就止不住地流泪。
父亲去世后的有一天，她接到通知，要去见一个外国朋友。
周小燕第一反应是害怕，会不会又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见面后，她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她早已被那些看管她的“鸡婆婆”同化了，她看着这个曾经熟悉的儿时伙伴，不知道那句话才符合政策，只能搓着衣角，简单地回答几句。
而这个朋友怎么不相信曾经那个朝气蓬勃的乐队首唱，活泼又聪明的周小燕怎么变成了农妇。这个朋友曾经是雅美乐队里的一员，也是牧师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办人，这一次来中国参观，点名要见周小燕。
这一次相见，无形中帮助了周小燕离开GX。
但她接到正式通知，还是等了一年多，那是1973年末。
就在周小燕已经习惯了天天下地干活，喂鸡扫厕所的日子，突然通知说她可以回家了。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周小燕百感交集，尤其是女儿从黑龙江回来探亲，看着瘦弱的女儿那黝黑的脸庞，周小燕止不住地流泪。
那时，儿子张本因为工作表现不错，被推荐当了驾驶员。
回家后的周小燕已经56岁，但她依然开始了非常忙碌的教学任务，在上海音乐学院当副主任，带了不少的学生，还要经常开会。
（70年代的一家四口）
可不管再忙，周小燕也要尽力弥补对两个孩子的亏欠，她学做好吃的，炖汤给孩子补身体。
后来，女儿调回上海，又通过努力到美国去学习，并考进了大学。
儿子张本在90年代后期也到美国去学计算机了。
虽然孩子们都有了出息，但周小燕依然觉得自己亏欠了太多。
周小燕剩下的日子，几乎全用在了教育学生身上。
面对每一个学生，她的方法都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式教学，无疑是培养人才的好办法。
包括198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廖昌永，他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步步走出来，但相比城市孩子，底子差很多。
但周小燕却一眼看出来廖昌永是一颗好苗子。
果然，廖昌永1994年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歌唱大赛就获得了一等奖，此后连续夺得了多项重磅的世界级大奖。包括“多明戈世界歌剧歌唱比赛”第一名；“挪威宋雅王后国际声乐大赛”一等奖 。
后来，廖昌永母亲用满是老茧又粗糙的手，拉着周小燕的手，止不住地感谢。
也是从那时开始，周小燕渐渐淡出台前，很多人不再称呼她为著名音乐家，而是变成了“廖昌永的老师”。
那几年，老伴张骏祥身体越来越差，为了照顾他，周小燕放弃了一切外出的机会，天天在家做饭，然后拿到医院，陪着说说话，天黑的时候才回去。
（周小燕和张骏祥晚年）
老年的张骏祥耳朵聋了，又不喜欢用助听器，周小燕就对着他的耳朵轻轻说，这种难得的安静时光，是两个人四十多年婚姻中极少有的美好和温馨。
糊涂的时候，张骏祥认不得她，拉着她的手说：
你来晚了，刚才白求恩来过了。
当思维清醒时，又俯下身子，充满担忧地问她：“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996年，老伴张骏祥真的离开了。
周小燕擦干眼泪，默默收拾好内心的悲伤，继续坚持着她的教学生涯，直到92岁高龄还在一线讲台上。
廖昌永曾说过，“先生觉得工作就是生命。”
2016年，周小燕又一次生病住院。廖昌永去看她，躺在病床上的周小燕还抱怨，在医院什么事也干不了，没法教学生，甚至想让学生们到医院来。
当然，医院没有同意。
几个月后，周小燕在医院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享年99岁。
而廖昌永回忆起第一次在校园里看见老师周小燕的样子：
一袭剪裁得体的旗袍，一双精巧的高跟鞋，气质端庄而典雅，款款走在路上，目光中是昂扬，更是激情。
-end-
作者：梁小小
参考资料：
汪建强著《百年夜莺在飞翔：周小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