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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贸易作掩护的红色交通站,两根金条起家,90年后成万亿资产集团

1931年4月,随着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原中央特科人员大部分暴露,上海原有的地下交通站必须放弃。

事实上,所谓的交通站,就是上海街头的小店铺。一方面,以做生意的形式,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接头。另一方面,还可以筹措经费,为地下党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

危急之际,特科新负责人陈云,在上海南京路附近一座不起眼的弄堂小宅里,约见了秦邦礼。

地下交通站

秦邦礼,又名杨廉安,是当时党内临时负责人秦邦宪(博古)的胞弟,江苏无锡人,1908年8月生,14岁开始在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云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两根金条,交给秦邦礼,严肃布置了第一个任务:以这两根金条做启动资本,建立新的交通站,并为党筹集经费。

秦邦礼很快开办了一家米铺,把老家无锡的大米运到上海出售。

这是新特科开办的第一家店铺,有了它作掩护,特科在租房子或者营救被捕人员的时候,就可以出面“打保单”。

借助以前在钱庄、店铺的工作经历,加上出众的商业天赋,他把米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很快就赚了钱。

一年内,他又陆续开了家具出租店、糖坊、南货店和文具店。秦邦礼认为,“开店有风险,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敌人破坏了一家店,损失不会太大,联络也不会中断。”

一次,地下党正在家具店开会,突然遭到中统特务、国民党军警搜查。大家迅速将秘密文件藏在家具夹层中,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麻将,让特务空手而归。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共成员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瑞金之间。

从上海到瑞金,要走“汕头-大埔-上杭-汀州”路线,跨越白区、半游击区和苏区,前段全是水路,后段尽是山路,路途遥远,坎坷艰辛。

为了保证上海与中央苏区交通的安全顺畅,有必要在汕头建一个交通站。

按照陈云的指示,秦邦礼在汕头开办了“中法药房汕头分店”,分3批转移200多党员干部,前去中央苏区。

其中,护送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李德是德国人,外貌特征十分显眼,一路上不断遭到检查盘问。

秦邦礼想尽了办法,先是把李德乔装成外国游客,乘坐英国轮船到汕头。

从汕头出发后,秦邦礼又把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待到大浦后,又将其化装成传教士的模样,身穿一袭黑长袍,胸前佩戴十字架,成功避开国民党军警的多次盘查,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

抗战期间,白求恩等多位外国医生、记者,上千名华侨青年,取道香港,在秦邦礼等人的护送下,前往延安。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香港沦陷。秦邦礼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在港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转移到内地和海外,以免他们落入日军之手。

解放前夕,1948年9月至1949年初,秦邦礼根据中央指示,分4批将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等300多名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安全护送到解放区,为确保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色贸易

中央红军反“围剿”时期,秦邦礼奔波于上海、汕头、瑞金之间,提供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其间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多少生死坎坷,一言难尽。

抗战爆发后,为掩护、协助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陈云指示秦邦礼到香港开设公司。

1938年,秦邦礼带着“八根金条”的启动资金,来到香港,在铜锣湾希云街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阁楼上,创办了一个小公司。因为在无锡方言中,“联合”与他的化名“廉安”发音相近,他便将公司命名为“联合行”。

联合行的公开业务是经营南北杂货,实际却是秘密采购陕甘宁边区急需的药品、发电机、汽车配件、电子管、 X 光机、鞋袜、军毯等物资。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秦邦礼撤回内地,只留很少的员工在港运营。为了将经费送回延安,他缝制了一件特殊的马甲,马甲内侧有一个个小口袋,把钱装进去,外面再穿上一件袈裟,从广东经广西,靠步行和坐船,通过日军的重重盘查,终于抵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这半年,他一路化缘,党的经费不曾动用分文,而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则与难民一起留在湛江,直到抗战胜利才举家团聚。

1942年,根据组织安排,秦邦礼以侨商身份,回到华南,先后在广东曲江、广西桂林、贺州八步区开展商贸活动,经营西药、纱布、食盐、无线电器材等商品,为党秘密采购各类物资。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为尽快打通东北解放区与香港的海上贸易通道,陈云再次指派秦邦礼前往香港,建立外贸桥头堡。

1947年春,秦邦礼化名杨琳,在香港德辅道中贸易行大楼,开设“联合出口公司”。

最初的联和公司,仍旧是秦邦礼和妻子黄美娴的二人“夫妻店”。组织上缺少资金投入,黄美娴便将父亲留给她的花园洋房的一部分,租给两位英国人,靠收房租来维持公司的日常开销。

1947年东北农业大丰收,但由于战火纷飞,解放区的黄豆运不出去,农民无奈之下,直接拿黄豆烧火取暖。秦邦礼租了两艘3000吨的轮船,昼夜不停抢运,将东北6百万吨黄豆运到香港,转口出售。

公司还在大连租用苏联船只,往返于大连、罗津、香港之间,运出山货、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买回解放区急需的棉花、药品、医疗器械、化工原料等。

当时,解放军穿的布鞋,下一点雨就湿透了,而且很容易坏。因为香港靠近橡胶产地,秦邦礼就设计了一款“胶鞋”,从鞋底到鞋帮一寸的高度,都用胶皮,鞋面用帆布,这样,既是布鞋,也是雨鞋。因为实用性好,这款鞋子被人们叫为“解放鞋”,不仅供应解放军战士,在民众中销量也很大。

淮海战役中,支前群众小车上推的物资,很多就是公司从香港采购的。

随着生意规模不断扩大,秦邦礼提议将“联合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华”即中华,“润”字三点水,分别代表长江、黄河、珠江,以此表明公司业务横跨越东西,纵贯南北,始终是为祖国与人民战斗的。

1948年12月,华润公司正式挂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了平抑国民党留下的高通胀,解决 “两白一黑”(即棉花、粮食和煤炭)困境,华润的轮船奔忙于各地,满载急需物资开往上海。

1950年夏,中央决定在香港的中央、华东、华南3个系统的16个单位合并入华润,成立香港贸易委员会,秦邦礼任主任,兼任华润公司总经理。

1950年,解放军进军拉萨,华润筹措了上百万吨粮食,经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再由解放军的马帮通过乃堆拉山口,辗转运到拉萨。之后10多年,华润一直从香港来保障进藏部队的后勤供应,不与当地百姓争粮食。

1956年,华润发起并筹办首届广州出口商品展览会,拉开了“广交会”的序幕。

突破禁运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红色中国。” 甚至包括废橡胶在内,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

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0号决议,促使盟国和其他中小国参加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

在美国的强力逼迫下,港英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禁运法令,组建了庞大陆海的“缉私“队伍,昼夜不停地巡逻盘查,严禁各种物资运往大陆。

而美、蒋军舰则如海盗一般,拦截劫持过往商船,扣下全部违禁货物,驶往我国北部港口的航线被切断。

5月,我方一艘驶往大连的轮船,被美国军舰拦截,船员被扣押,周士栋等人在遭受严刑拷打后牺牲。

华润公司联合霍英东、包玉刚、董浩云等港澳爱国企业家,想尽千方百计,突破敌人的禁运和封锁。

当时,橡胶和轮胎,是国内尤为紧缺的战略物资。

1950年底,陈云提前意识到西方对中国的禁运即将收紧,指示华润,派出谭廷栋到新加坡,指挥工作人员,在马来西亚等地抢购了3745吨天然橡胶,并以租用的形式,将船运任务交给了“南斯摩洛”号。

“南斯摩洛”号船主,是马勒家族在上海创建的马勒航运公司。

1951年5月12日,“南斯摩洛”号打着英国米字旗,从新加坡出发。18日,在海南岛附近海域,被英国两架战机和“哥萨克”号驱逐舰拦截,被勒令返航,于5月23日再次回到新加坡港,一进港即被扣留,理由是向中国运送违禁物资。

随后,“南斯摩洛”船员开始在港口拍卖兜售船上橡胶,这种表演,让对方放松了警惕。

5月29日晨,“南斯摩洛”号突然出港,高速驶向海南岛,途中几经周折,终于将前线急需的橡胶送到榆林港。

因为“南斯摩洛”号事件,多名华润派驻新加坡职员及家属,事后遭逮捕,受到严刑拷打,经多方营救才被释放。

1952年11月20日,霍英东麾下主力运输船,绰号“黑猫”,遭水警追捕,在途中被水警船撞沉,不仅损失全部五金货物,还有两名船员不幸身亡。

在华润的努力下,港澳与内地之间,形成了切不断的交通线,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封锁。

时光荏苒,谁又能想到,90年前特科开设的那家小米店,能够一步步成长为今天的华润呢?

截止2020年底,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拥有2,300多家实体企业,总资产达18,300亿元,成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第79位的大型央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