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东京审判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共七个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但实际上，除了这七个甲级战犯，还有一个人也被处以绞刑，时间也更早，就是被称为马来之虎的日军大将山下奉文。”
最严重的灾难
温斯顿·丘吉尔将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的沦陷描述为“最严重的灾难”,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投降。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在泰国和马来亚北部登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向南行进了500英里，穿越了充满敌军的丛林地带。
当他们到达新加坡时，伤亡和疲惫的结合意味着最初的60000多名士兵中只有一半仍有战斗力。然而，一支由13万名英国和英联邦士兵组成的驻军向他们投降了。
关于这场战役的书籍数不胜数，投降的黑白图像在那个时期的电视纪录片中反复出现。在经典照片中，英国指挥官，上尉亚瑟·帕西瓦尔将军在士兵的陪同下走向胜利者，士兵们在英国国旗旁举着白旗。
新加坡基地位于英国远东防御的中心。对盟军来说，它的损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也是对英国百年帝国地位在南亚的沉重打击。
山下奉文
别名“马来之虎”、“步兵炮”，1942年新加坡沦陷的罪魁祸首，二战期间日军将领中仅有的两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人物之一，另一位是山本五十六。
1885年生于日本四个主要岛屿中最小的四国，为乡村医生的儿子；
1905年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军官学校。
1918年被任命为日本驻瑞士助理武官。
1928-1930年曾在奥地利担任武官。
1932年日本帝国总部军事事务长官。
1938-1940年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指挥第四师。
1940-1941年去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执行军事任务。
1941年作为第25集团军司令，率领军队入侵马来亚(12月)。
1942年带领日本军队进入新加坡(2月)。
1942-1944年分配到满洲国一个司令部。
1944-1945年领导日本抵抗美国军队保卫菲律宾。
1946年因战争罪被菲律宾法庭处以绞刑。
战争狂人
山下的职业生涯几乎正好跨越了日本军队的兴衰时期。他出生于1885年，20岁时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那一年他的国家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标志着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担任过各种军事和外交职务。到1932年，他是东京帝国总部的军事长官，两年后他被提升为少将。
然而，1936年，当他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未遂军事政变的边缘时，他的事业经历了挫折。之后，山下通过在中国和韩国的侵略后重建了他的地位，包括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际，当时围攻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导致其阵亡的，正是山下奉文率领的日本步兵第40旅团。
1941年底，他被任命为入侵马来亚的第25军指挥官。
然而，他在新加坡取得的巨大成功招致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东条英机的嫉妒，这导致了他被调离并剥夺了他梦寐以求的觐见裕仁天皇的荣誉。
两年后，东条氏下台，山下被召回领导日本对菲律宾的防御，以对抗压倒性的美国力量。
1946年2月，他被处以绞刑。
从许多方面来看，山下缺乏成功应对复杂派系斗争所需的许多政治技巧，这些派系斗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日本军官队伍的上层。
尽管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并致力于武士道价值观，但山下不仅仅是一名简单的士兵。他学识渊博，游历甚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执行军事任务。在维也纳，他与一名德国情妇开始了漫长的恋情。
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在一次对西欧的访问中，他目睹了1940年德国闪电战的后果，快速移动战争的潜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战争中，步兵、装甲部队和空中支援协同作战，使胜利的一方相对于准备不足的对手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1941年6月，得到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消息，山下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穿越俄国回到了家乡。他建议停止在中国的敌对行动，日本自1937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参战，并努力与英国和美国维持和平，这与政府的想法不一致。他呼吁一个扩大的、训练更好的、机械化的军队，更有效地与海军和空军整合，也没有得到重视。
计划征服
山下带着缺乏新式武器和装备的部队进行了他最重要的战役，而事实上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日本情报机构实际上低估了敌对势力的规模。但是数字并不是胜利的关键。
日本人只在两个方面拥有物质优势:第25军以80辆坦克开始入侵马来西亚，而英国人没有坦克，只有几辆装甲车；日本人得到了600多架飞机的支援，相比之下，英国只有158架飞机(尽管后者在1942年1月被飓风战斗机增援，但为时已晚，无法有所作为)。
通过一开始对英国机场的无情打击，山下在地面上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行动。当日本鱼雷轰炸机击沉了两艘被派去增援新加坡基地的主力舰，对英国海军的骄傲造成毁灭性打击。
日本在登陆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以福尔摩沙(现代台湾)为基地的专家小组，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山下的首席运营官，陆军上校辻政信，一直致力于热带战争的各个方面。
山下确信，防御力量的一个关键弱点是大英帝国和印度帝国之间缺乏团结，在行动前对部下的讲话中，他断言“最脆弱的一点是他们之间精神团结的弱点，因为敌人由两个不同的种族组成，英国人和印度人。”因此，他敦促他的部队果断打击英国人。
侵略开始
日本的入侵计划主要是在泰国南部和马来亚东北部登陆，然后以“突击”的方式尽可能快地向半岛推进，让敌人措手不及。
山下没有设计征服马来亚的总体计划，因为这是日本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职责。但他设计了
负责确保其成功的关键洞察力，他意识到自己缺乏在多条战线上推进的资源，于是决定将兵力集中在向南通往西海岸新加坡的主要路线上。当到达将新加坡和大陆分开的宽达两英里的水域时，他会带一个师去支援对英国岛屿堡垒的最后攻击。
像大多数成功的将军一样，山下无情地利用了对手的错误和弱点。英国指挥官把他们的部队分散得太开，搞砸了执行。一些部队被北方机场的防御束缚住了，这些机场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英国人缺乏足够的飞机来使用它们。此外，即使很明显日本的主要进攻将在西海岸，珀西瓦尔将军也坚持分散他的部队以防另一次进攻从更东的地方到来。这使得山下以他更少的军队，以实现局部优势的重要优势。
自行车闪电战
日本获胜的机会取决于速度和机动性。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日本人并没有丛林作战的经验，但他们更能适应这个森林密布半岛的实际挑战。山下的方法是对英国阵地发动猛烈的炮火和空袭，同时他的一些部队暂时离开道路，从丛林中出现在敌人的防线后面，从侧面包围他并切断他的通讯。
日本对海洋的控制使他们能够使船只沿海岸跳跃前进，破坏英国的防御。入侵的速度是通过使用卡车和大量的自行车来维持的，这种简单的做法特别适合当时的条件。
山下版本的闪电战的效果是传播不确定性和恐慌，因此撤退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个日本军队用可用但过时的武器取得了胜利，比他们的对手更善于随机应变，也更愿意在小股作战中采取主动。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更顽强，需要更少的食物和休息，尽管他们迅速利用缴获的补给，也就是俗称的“丘吉尔口粮”。
柔佛海峡
在这场战役的最后一场也是最具考验性的战斗中，对新加坡本土的攻击也是如此。当山下到达位于大陆和岛屿之间的柔佛海峡时，他的弹药、燃料和食物都接近耗尽。
他意识到，他最后胜利的唯一机会在于抵制那些要求时间的顾问们。任何拖延都会给帕西瓦尔时间来巩固他自己一方的地位。相反，这位日本指挥官掩盖了他的意图，让他的部队在夜间沿着新加坡对面的海岸成环形移动，给人一种他正在集结兵力准备进攻该岛东北海岸的印象。然后，在2月8日，他将全部兵力投入到防御更加薄弱的西北海岸。一上岸，日本人就在狭窄的战线上前进，就像他们在大陆上所做的那样，依靠持续不断的正面攻击所造成的恐怖和混乱。刺刀用来对付已经士气低落的对手，弥补了弹药的不足。
日本人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驻军主要由训练不足的部队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新来的，没有经验的增援部队，还没有适应他们的新环境。
英国的防御持续了一周，侵略军稳步向内陆推进，占领了关键位置，包括为新加坡供水的水库周围地区。到2月15日，随着他的部队推进到小镇及其滨水区周围的狭窄地带，帕西瓦尔得出结论，投降比无谓的生命损失更好。
新加坡大屠杀
日本占据新加坡后，山下奉文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日军尤其是宪兵队针对当地的华人做出了诸多暴行，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进行了大检证又称肃清。他们在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战后的审讯中的数字是约25000至5000人左右，但新加坡华社给出的数字是100000万人。不包括最后日方抓走的几万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民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这次的沦陷让新加坡人开始相信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间接促成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走上独立的道路。
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山文被处以绞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1945年10月6日，身在菲律宾的山下奉文被逮捕，审判的罪证材料仅仅是记录受害人对他的控诉材料足足写了2900多页纸，高达123项的控诉。
1946年2月23日，山下奉文被处以绞刑。曾称霸东南亚的“马来之虎”就这样唏嘘落幕，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据说，在他行刑前，他曾经的同事森田觉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说：“一个人的本性在上学以前，是在他的母亲下培养出来的。我的遗言是：提高妇女的教养，培养好的母亲。请告诉祖国，我对祖国只有这个愿望。”
声明：内容部分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有侵犯权益行为请告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