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过新加坡，你会发现不少街道和建筑，都是以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人叫做史丹福·莱佛士。
比如，新加坡有一所著名的学校，叫莱佛士书院，它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也是全亚洲最好的中学之一。新加坡最大的金融中心叫做莱佛士坊。此外，当地还有莱佛士医院，莱佛士广场，莱佛士酒店等等，在今天的新加坡河畔，矗立著莱佛士的雕像，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洋洋自得地望着远方，据说，当年他就是从这里登陆的。
史丹福·莱佛士雕像
1/5 东印度公司的无名小卒
史丹福·莱佛士是英国人，但他并不在英国出生。1781年，莱佛士诞生于牙买加，牙买加位于加勒比海地区，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莱佛士的父亲是一位船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莱佛士从小就与海洋有了不解之缘。
14岁那年，莱佛士来到东印度公司，成为了一名书记员。那个时代还没有义务教育，未成年人外出打工实乃家常便饭。东印度公司是一家超级跨国企业，主要从事英国与亚洲地区的贸易，虽然名义上是一家公司，却等同于一个特权组织，它拥有英国王室颁发的特许经营许可，还有自己的法庭与军队，几乎充当了大英帝国在海外的代言人。
莱佛士在东印度公司驻伦敦办事处干了十年，一直是个不起眼的角色。直到1805年，一项特殊的任务改变了他的人生。
莱佛士画像
莱佛士被公司派往马来西亚，担任助理秘书一职。当时，英国人在东南亚经营地不太成功，这里是荷兰人的地盘，荷兰人占领了这里最富庶的岛屿，而且还拥有强大的海军，尽管大英帝国的海军号称世界第一，但在别人的地盘上，毕竟还是有所忌惮。
但幸运的是，当莱佛士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欧洲爆发了拿破仑战争，荷兰人无暇东顾，给了英国人可趁之机。
莱佛士很善于学习，他利用从英国航行前往马来西亚的几个月时间，自学了马来语。这带给他独特的优势，要知道，在东印度公司，除莱佛士以外没有任何人会说马来语。这让莱佛士成了公司在东南亚领域的权威人物，并迅速获得了升迁的机会。
2/5 在东南亚施展宏图
1811年，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爪哇岛。之后，莱佛士被任命为爪哇总督，此时的他年仅31岁，可谓年轻有为。
莱佛士对爪哇的治理很成功，他废除了奴隶贸易，向当地人征税，利用财政收入完善基础设施。莱佛士还搞起了土地拍卖，盘活当地市场，努力促进贸易繁荣。他把英国的统治理念带到爪哇，试图将其融入到大英帝国的商业版图中。总之，莱佛士是从平等互利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殖民地治理的。
只可惜，莱佛士这番努力，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因为英国不打算长期占据爪哇岛，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与荷兰结为盟友，作为政治回报，英国打算把爪哇岛归还给荷兰。莱佛士的雄心壮志，眼看着就落空了。
更令莱佛士气愤的是，上级非但没有肯定他的业绩，还把他调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任职，这不啻为对他的侮辱。在莱佛士看来，东南亚有着极高的战略价值，占领东南亚，就能垄断欧洲与中国的贸易。要知道，19世纪初的中国可是出口大国，茶叶、瓷器、纺织品等在欧洲广受欢迎。拥有东南亚，就能控制整个东方世界的对外贸易。
可现在，英国却要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还给荷兰人，这实在是昏庸至极。这就意味着，英国人从此丧失了在东方世界的霸权。
3/5 占领新加坡
果不其然，荷兰人重新占领爪哇岛后，对来往于印度洋与太平洋的船只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凡驶进港口的非荷兰船只，荷兰人要么拒绝提供补给，要么收取高昂的过路费，很多小船队因此而破产。
荷兰人的逻辑就是做地头蛇。地方是我的，港口也是我的，老子想让谁过，就让谁过。
好在莱佛士锲而不舍，他频繁地向上级汇报，反复强调东南亚作为贸易枢纽的重要性，以及英国丢失东南亚会导致的后果。皇天不负有心人，幸运女神再次向莱佛士抛出了橄榄枝。
1819年，东印度公司授权莱佛士，可动用武力手段拿下东南亚的一座港口。这座港口位于马六甲海峡之滨，它就是后来的新加坡。
此时的新加坡是马来亚苏丹的势力范围，老苏丹去世后，两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爆发内战，莱佛士审时度势，决定扶持哥哥上位。作为回报，新的苏丹必须答应把土地租借给英国人。
严格意义上，莱佛士的行为是在政治上是非法的。当地已经拥立了一位合法的苏丹，英国人出于一己之私，擅立新君，其目的不言而喻。新苏丹只是个花架子，真正的统治权掌握在莱佛士——这位新加坡总督的手里。
莱佛士与苏丹签署租借协议（蜡像）
起初，东印度公司不打算承认这块殖民地，主要还是担心荷兰人会干涉。但事实证明，莱佛士拥有过人的战略眼光。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很快就成了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港口。来自英国和印度的商人，终于不用担心被荷兰人剥削了。短短两三年时间，新加坡港口的吞吐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莱佛士在新加坡做了四年总督，别看时间不长，却对新加坡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不仅把新加坡变成了一座国际贸易大港，也把独特的治理方式带到当地。
4/5 集权与开放
东印度公司当年对莱佛士在爪哇的做法并不欣赏，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还因为莱佛士违背了公司在殖民地的一贯做法。通常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对殖民地的统治是联盟式的，即公司作为老大或盟主，其余的人，无论国王、地主还是商人，都是他的小弟或附庸。东印度公司并不对当地进行直接管辖，而是借助代理人实施间接统治。谁不听话，英国人就联合其他人共讨之。
这种方式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就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它的缺点同样显而易见，就是统治效率非常低下，一件事得经过殖民当局和代理人共同协商，才能落地。当然，东印度公司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被统治地区群雄割据，各方势力盘根错节，要想实行自上而下的官僚化治理，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殖民者更愿意与当地人合作，由代理人负责殖民地的具体事物，自己至多充当仲裁人的角色。
不过，莱佛士统治新加坡的方式则不同。这里太小了，没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没有世代生活的王公和领主。即便有，对殖民当局也构不成丝毫威胁。这反而让莱佛士得以大展拳脚，对殖民地实施集权统治，大事小事，都由殖民当局说了算，其余的人只管听就是，从而避免了效率低下的问题。
尽管莱佛士的统治手段高度集权，但新加坡的市场却很开放。虽然这里面积不大，却从不拒绝外来人口。原因在于，这里没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外来人口的涌入，不会对本地劳动力市场产生太大冲击。另一方面，新加坡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贸易港，从未考虑过发展其他产业，所以，它不会吸引太多的外来人口，这也降低了统治者的政治负担。
反观东南亚其他地区，为保护当地生产者的利益，从18世纪—19世纪，殖民当局不断对外来人口实施限制措施。所以，和新加坡相比，这些地区的市场反而更保守，更封闭，更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展开。
5/5 总结
1823年，莱佛士从总督岗位上卸任。仅仅过了三年，莱佛士便去世了，年仅45岁。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也算是英年早逝。莱佛士不会想到，在其死后一百多年，新加坡会发展成一个独立国家。而他为新加坡留下的两份重要遗产：集权治理与开放的市场，却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在今天看来，莱佛士当年之所以成功，在于他率先为英国在东南亚的开拓找到了“破局点”，这个“破局点”就是新加坡。之后，莱佛士又敢于打破常规，违背东印度公司的一贯做法，以集权与开放相结合的方式，将破局点巩固为英国的战略优势，并为今天的新加坡奠定了宝贵的制度基础。由此可见，能够发现机会实属不易，但以非常手段把机会转化为势能，则更需要过人的胆识，以及适当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