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幕府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
日本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喜欢做甜点、被推进旋涡的挡箭牌庸才
江户幕府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或是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却因脚气病逝？
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
德川家茂（とくがわ いえもち 1846年7月17日-1866年8月29日） 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之孙，纪州藩主大纳言德川齐顺长子，其父齐顺在家茂出生前便已去世。御台所是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静宽院宫）。官方说法未娶侧室（然而据说和其他女性有过关系、根据对家茂墓所的调查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家茂4岁就成为纪州藩主、是德川家家谱中与没有子嗣的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血统最近的人。家茂在井伊直弼等南纪派的支持下13岁就成为第14代将军。不光是血统上，其英明果断的办事风格也得到胜海舟等阁僚重臣的深厚信赖。
十四代将军家茂，是纪伊藩主大纳言齐顺的次子，弘化三年（1846）闰五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江户赤坂的纪伊藩邸。母亲为同藩藩士松平六郎右卫门晋之女，名操子，又称おみき，院号实成院。家茂幼名菊千代，弘化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过继给叔父第十二代藩主齐彊做养子，嘉永二年闰四月二日，齐彊去世后，继承其遗领，成为第十三代藩主，当时年仅四岁。庆福之父齐顺是十一代将军家齐的第六子，过继给纪伊藩第十代藩主治宝做养子，并继承了其家业。齐顺于弘化三年闰五月八日去世。之后，家督由弟弟清水家当主齐彊继承。因此，家茂相当于家齐之孙。因为家茂是遗腹子，所以没有机会享受父爱。嘉永四年十月九日家茂元服，叙从三位左近卫权中将，接受将军家庆的偏讳“庆”字，改名庆福，当时他年仅六岁。
嘉永年间的纪伊藩，分为在江户辅佐庆福的水野土佐守为首的江户派，和利用隐居家督治宝的权力，以山中筑后守为首的和歌山派，两派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水野后来和井伊直弼联手，在庆福的将军拥立一事上立下大功，山中的手下有伊达宗广和玉置缝殿等人，特别是玉置很有财政手腕，得到幕府许可，在江户藩邸设立熊野三山贷付所，从事向大名以及寺社贷款业务，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庆福是将军家的近亲，藩内就利用这便利条件，不断向幕府申请资金。不久，在资金的运用上幕府产生了疑惑，为了消除贷款的弊端，幕府要求贷付所改进贷款方式，嘉永二年（1849）五月，开始严肃对待贷款的发放问题，纠正熊野三山贷付金带来的弊害，庆福命令处罚贷付金的主要负责人盐路庄次郎。嘉永四年十一月，庆福申请二万两的贷款，而幕府没有批准。不过在第二年二月，收到了二万两的贷款，另外在七月又收到了一万两的贷款。幼君庆福在派阀争斗和贷款资本的旋涡中，度过着每一天，嘉永五年九月山中筑后守，十二月治宝相继死去，水野土佐守获得了藩政的主导权，庆福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登上了将军继承人问题的历史舞台，霎时间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一桥派与纪州派的对立
十三代将军家定是个有顽疾的病弱之人。而且大概是体质问题，他也没有生育后代的能力。《昨梦纪事》（越前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的家臣中根雪江著）中，安政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从松平庆永与老中久世广周的对话可知，虽然家臣都急切的等待着将军后嗣的诞生，但以家定的体质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将军继承人成为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众所周知，家定的继承人候补者有庆福和一桥庆喜两人，彦根藩主井伊直弼成为大老之后，决定支持由庆福来担任下任将军，而井伊直弼拥立庆福，是早有预谋的。直弼的家臣长野主膳（义言），在出仕直弼之前就与纪伊藩家老水野丹后守以及水野土佐守交好，他与纪伊藩有着很深的渊源。主膳在嘉永五年出仕彦根藩之后，作为直弼的心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安政五年二月，他受直弼之命上京，打探老中堀田正睦的动静。二月二十六日，直弼给在京的主膳书信，一方面表明自己对将军后嗣问题的担忧，同时命令主膳为庆福的将军就任进行斡旋。
嘉永六年六月，在一名叫野村休成的数寄屋坊主组头（数寄屋坊主：管理江戸幕府的茶礼、茶器的小吏。归数寄屋头所管）的上书中可以看到，“应该让庆福成为将军的养子，把他接入江户城西丸居住，并且配备优秀的老师进行教育，以便使其成为合格的将军”这样的内容，看来幕府内部早有拥立庆福的行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直弼的拥立活动愈演愈烈。就如前面所说，嘉永五年到六年的阶段，水野土佐守忠央掌握着纪伊藩的实权，长野主膳在直弼手下活跃，因爱好国学而走到一起的两人，互相提携，为拥立庆福而奔走也属于必然的吧。
另一方面，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第七子，弘化四年（1874）九月十一岁的时候继承了一桥家的庆喜，是被十二代将军家庆看好的人物。齐昭、阿部正弘、松平庆永、岛津齐彬等人也为了拥立庆喜成为下任将军而走到一起。为此，齐彬将养女敬子嫁给了家定，计划着局面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江户城内的大奥因为庆喜是齐昭之子，如果齐昭的发言力增强，将会强制在大奥实行节俭政策，而这是她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也大力反对庆喜的将军就任。而且，家定对于庆喜抱有一种劣等感，家定生母的本寿院和乳母也对齐昭十分反感，因此局势对一桥派不能算有利。在这样的气氛中，一桥派以目前时局动荡，需要具有优秀判断力的将军，来组织幕政改革为理由，集结了德川庆胜，山内容堂，伊达宗城，锅岛直正等人，也就是所谓的德川一门和外样大名有力者的集合，想借此夺取主导权。
对此，纪州派在水野忠央和直弼的心腹长野主膳的连携之下，通过主膳开始寻求与京都朝廷的合作。主膳受命于直弼，与关白九条尚忠的家臣岛田左近接近，最终成功说服尚忠支持直弼，也就是使关白成为幕府、纪州派的同盟者。另一方面，直弼将幕阁中处于中间派的谱代大名集合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拥护庆福的力量。
成为十四代将军
在以上双方斗争的过程中，通商条约的敕许问题也摆上桌面，京都朝廷的动向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结果为了得到条约敕许而上京的堀田正睦，安政五年三月二十日接到条约不许可的答复，二十二日朝廷下达了在此紧要关头应速决定将军养子人选，以辅助将军工作的敕命。朝廷本意是选择具有英明，人望，年长等条件的人担任后嗣的将军，可是因为长野主膳的计谋，由九条尚忠独断的处理了此事。就这样，将军继承人问题向着直弼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安政五年庆福十三岁，一桥庆喜已经二十二岁。而且是内忧外患的时候，自然大家都希望一个具有人望的英明将军出现。庆喜的将军就任才是符合这一期望的，可是因为直弼与齐昭对立，所以以重视和将军的血缘关系为由，将庆福推上了将军继承人的位子。
井伊直弼在安政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就任大老，手握大权。利用这样的权力，强力推进庆福将军就任的发展。五月一日将军家定召集大老直弼与阁老们，宣布了庆福担任继承人的决定，这可以看作已经内定。不过，直弼考虑到一桥派的反对，暂时不公开发表结果，而是先将一桥派以及其党羽追放。然后，为了得到将军继承人的敕许，在京的长野主膳不遗余力的进行活动。终于在六月二日向朝廷奏上，请求敕许，预定六月十八日将庆福成为将军世子的消息公开发表。但是，因为与哈里斯之间的外交问题，十八日的公开发表不得不延后，直到六月二十五日才正式发表。这一天，幕府命令御三家以及诸大名登城，庆福参谒家定，正式成为将军世子。幕府同时将此事上奏朝廷，庆福之后的纪伊藩主由西条藩主松平赖学之子赖久（茂承）担任。
年纪幼小的庆福，无法以自己的意志行动，只能被卷入幕府政争的旋涡。
家茂与公武合体
就任将军时候的家茂
安政五年七月二日，在府的诸大名以及幕臣登城祝贺庆福的将军袭封决定，但是成为将军的庆福前途多舛。七月六日家定去世后，庆福继承德川家，十二日，在江户城接见俄国使者，这涉及到与俄国的通商条约问题，七月与荷兰，英国也陆续签定了通商条约。二十一日庆福改名家茂，用家定的名义授予乡义弘佩刀以及金币三百枚。同时给予负责养育将军的久世大和守等人赏赐和礼服。
八月八日，趁家定发丧之际，幕府下令禁止音曲娱乐，根据家定遗嘱，令田安家当主德川庆赖担任家茂的后见人。十月一日，诸大名登城祝贺家茂将军袭职，并向其提出誓书。十三日，任命柳生对马守俊顺担任将军的剑术指导，二十四日，家茂叙正二位权大纳言，翌日就任征夷大将军、内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十四代将军。家茂为了对大将军宣下表示感激，命姬路藩主酒井忠显与高家的宫原义直上京谢恩，十二月一日担任武家传奏的广桥光成、万里小路正房作为敕使进入江户城，带来了叙任的位记以及宣旨。家茂在城内设宴款待来使。
就这样，安政五年结束了，安政六年到来了。十四岁的将军家茂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幕阁以井伊大老为首，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安政大狱计划。
井伊直弼的横死
家茂万延元年（1860）二月二十七日，削去前发，正式元服加冠。之后没多久三月三日就发生了著名的“樱田门之变”。安政大狱所处罚的，多是水户藩以及齐昭的问题，因此对于水户藩士来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井伊大老成为众矢之的，终于被人暗杀。幕府命令彦根藩，要严守直弼的死讯。他并非死在城内，而是在众所周知的场所死于非命，幕府担心这件事情传到城内，会有不好的影响。四日，家茂派人送朝鲜人参到彦根藩邸，看望直弼。更在七日的时候，派若年寄酒井忠毗、侧众药师寺元真为使者，前去探望，还送了鲷鱼和砂糖来抚慰彦根藩士。又在闰三月二十一日派使者送慰问品，二十五日派医师章庵法眼去为直弼看病。看来家茂是不知道直弼已死的事情，以为他只是受伤罢了。作为使者去的人，大概也不敢回来说明情况。终于，彦根藩在闰三月三十日为直弼发丧，总算才将死讯公开。对家茂来说，直弼是拥立他成为将军的人，因此也会特别感到痛心吧。对登城的尾张、纪伊等藩主，也特别提醒以樱田门之变为戒，注意周围的警备。
井伊大老死后，幕阁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专制权力中隐藏着阴影。面对主张开国政策的幕府，尊王攘夷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使得幕府大为头疼。为了打开局面，于是想到了公武合体的方式。在直弼之后接任大老的安藤信正将之付诸实施，积极的策划着皇妹和宫下嫁的方案。对家茂来说，也终于要面临结婚这一人生大事。
和宫下嫁运动
要求皇女下降给家茂做夫人，从而促进公武合体的运动从很早就开始了。将军继承人问题的时候，为了封住一桥派的行动，幕府起用井伊直弼作为大老，直弼在安政五年七月对德川齐昭、松平庆永等一桥派进行处罚，以后发展成为安政大狱。一桥派也不甘示弱的在朝廷进行活动，终于在八月上旬，成功的取得了朝廷发给幕府和水户藩的密诏。密诏命令进行幕阁改造，以图内治外安，可公武一体，共同克服困难，也就是暗示拥立庆喜。另外，三条实万还写了意见书，要求令庆喜为将军，齐昭为副将军，共同主持局面，以待家茂成年，且应令井伊直弼上京，责问其专制暴行。在这时候，受直弼之命在京都活动的长野主膳，给在府的侧近宇津木六之丞不断写信，汇报情况。九月二十五日的信中，提到了关于皇女下嫁的问题。以此为开端，六之丞传达了主人直弼的意思，委托主膳从中周旋。以后幕府为了掌握公武合体主导权，而不断进行着对堂上公家的说服工作。
本来家茂在纪伊藩主时代，与伏见宫贞教亲王之妹伦宫（则子女王）有过婚约。只是还没决定，家茂就成为将军，因为要迎娶皇女，之前的婚约也就不了了之。皇女下嫁运动，与结婚双方的家茂和皇女本身的意志无关，朝廷方面是为了攘夷，幕府方面是为了得到条约敕许，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促成的政治婚姻罢了。
和宫是仁孝天皇的皇女，弘化三年（1846）闰五月十日在外祖父桥本实久府邸出生。比家茂早生十四天。父皇在同年一月二十六日驾崩，因此一出生就没有父亲，也就无从感受父爱。这点与家茂的遭遇完全相同。母亲为典侍桥本经子，落发之后称观行院觉影。桥本家是闲院流藤原氏公季的后裔，属于羽林家格的中流贵族。和宫诞生之后一直在桥本家成长，嘉永四年七月十二日，根据孝明天皇的旨意，和宫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订立了婚约。当时她只有六岁。如果是平时的话，等她长大之后，就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在这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下去。
安政五年的时候，作为下嫁候补人选的皇女，有敏宫、和宫（皆为孝明天皇的异母姐妹）和天皇的皇女富贵宫，但是敏宫已经年届三十，富贵宫才只有六个月（安政六年八月二日死去），这两个人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能下嫁的只有和宫一人。但因为和宫已经有婚约在先，不是说下嫁就可以轻松实现的。因此井伊直弼通过关白九条尚忠进行交涉，一方面，左大臣近卫忠熙在十月一日左右，邀请京都所司代的酒井忠义，以及三条实万进行会谈。
在交涉与讨论之后，万延元年，幕府决定奏请和宫下嫁。三月三日井伊直弼被杀后，接替他的是老中久世广周与安藤信正，特别是以信正为中心继续负责此事。可是，和宫非常讨厌这桩婚事，明确表明了反对态度。天皇、幕府、堂上公家也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交涉就陷入了难局。婚事一拖再拖，甚至有段时间准备让婴儿的富贵宫来代替和宫下嫁。经过漫长的迂回曲折，最终在万延元年八月十五，和宫允诺下嫁，但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
一、后年先帝十七回忌的御陵参拜结束之后再去江户。另外，每年先帝忌日之时，应上京问候天皇加为先帝扫墓。
二、出嫁之后，和宫身边的万事仍按御所习惯办理。
三、直到适应江户生活为止，需借用御所女官一名充当侧近。另外，要求三仲间（下级女官）三名随侍左右。
四、万一之时，需令桥本实丽来江户。
五、万一之时，需令上臈或年寄作为使者上京。
和宫的允诺，大概是考虑到皇兄孝明天皇的苦衷，如果这次婚事不成立，则天皇下决心自动让位。作为孝明天皇，是希望借此婚事，敦促幕府废除通商条约，转向攘夷。于是，和宫与有栖川宫解除婚约，开始做江户之行的准备。
十月九日家茂送上贡品，派所司代酒井忠义、高家横濑贞固，奏请和宫下嫁，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人参内谢恩，二十五日在桂宫邸参拜，给和宫献上结纳用品，进行了纳采的仪式。
和宫在文久元年（1861）四月十九日，接受亲王宣下的诏书，被赐予“亲子”之名。十月三日举行首途仪式，二十日从京都出发。途经中山道，十一月十五日到达江户，暂居清水邸。十二月十一日移居江户城本丸大奥。在这段时间内，也发生了种种事件，事态变得越来越严峻。
与和宫的婚礼
转过头来，把结婚之前的家茂的动静来略述一下。家茂在文久元年一月二十三日，纳采仪式之后，召集在府的诸大名以及有司人员，举行宴会庆贺，二十八日，为庆祝和宫下嫁，准备金一万伍千两送给摄家以下的各公家。二月十八日，将生母实成院从和歌山迎入江户城。三月到四月，致信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的元首，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国情，要求对江户、大阪的开市以及新泻、兵库的开港进行延期。八月十日，为感谢和宫东下，向朝廷献上黄金2000两。为表彰在此事件中立下大功的所司代酒井忠义，特别奖励佩刀一口。十一月，接见登城的哈里斯，十六日命老中本多忠民迎接随和宫到江户的敕使广桥光成等人。下旬，将敕使迎入城内，接见扈从的公卿等人，举行能乐宴招待众人。十二月二日，为了伊豆诸岛的防卫问题和小笠原岛的开发，派外国奉行水野忠德和目付服部常纯进行处理，九日在滨御殿设宴款待公卿。
十二月十三日，敕使回京之际，家茂赠送金子以慰劳其东下之苦，此时，家茂亲笔书写绝无不臣之心的誓书交给千种有文，委托其转送给天皇。将军亲自写誓书给天皇，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十五日，赐予老中久世广周等人刀、鞍、镫等物，以慰劳其在和宫下嫁过程中做的贡献。
以上就是家茂在婚礼举行之前忙碌的日子，文久二年二月十一日与和宫举行婚礼。当时家茂十七岁。就这样家茂进入了新婚生活，而幕府的公武合体也迈出了具体的第一步。可是在婚礼之前发生的“樱田门之变”，以及在京都的尊攘志士活动频繁，都预示着家茂与和宫的未来之路不会平坦。
家茂与尊王攘夷
敕使大原重德东下
为和宫下嫁努力，并最终促使其实现的人，幕府方面是安藤信正，京都方面则是岩仓具视。信正一向以铁腕著称，加之有流言说幕府希望自己选的人做天皇，而阴谋让孝明天皇退位，这严重激怒了水户藩的浪士。他们在坂下门外伏击安藤，使之受伤。虽然信正保住一命，但他的政治生命却就此结束，久世、安藤体制从此瓦解，代替他们的是水野忠精、板仓胜静等人。
另一方面，在京都的岩仓具视进言说“既然实现了幕府的夙愿，让和宫下嫁，那么幕府也应该今后遇到外交、内政的大事，先向朝廷汇报，之后才能处理。应该让幕府确定破除条约和实施攘夷政策的具体时限。”岩仓虽然在和宫下嫁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受到尊攘志士的反对而遭到处罚，被迫在京都郊外的岩仓村隐居。
幕府在家茂婚礼之后，文久二年（1862）二月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举行了能乐宴会，还给江户市内的老年人发放赈济米。四月十九日，送给廷臣礼金一万伍千两，幕府沉浸在一片祝贺的气氛中。家茂三月二十八日会见就要回国的离任公使哈里斯，四月十九日，又接见了新任公使普留因，五月七日召见德川庆喜、德川庆恕、松平庆永等人，命令庆永参与幕政。
家茂的上洛
文久二年九月七日，幕府向诸大名布告，将军于翌年即文久三年二月上洛入朝之事。于是，经过上述的诸多事情之后，家茂决定上洛。在尊王攘夷盛行的京都，朝廷也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了诸多调整。文久二年十二月九日，设置国事御用一职，家茂命松平庆永、一桥庆喜先行上洛。然后二十七日决定通过海路上洛，翌年一月十五日决定二月二十六日为上洛日期，后更改为二月二十一日。可是，由于当时发生的生麦事件造成的赔款问题十分复杂，与英国的关系也变得险恶，几经更改最终决定从陆路东海道上洛，二月十三日，老中水野忠精、同板仓胜静以下三千人随同出发。
三月四日抵达京都，进入二条城，五日幕府奉朝命，将家茂滞留京都的期限定为十天。七日，家茂在庆喜、德川庆笃、老中等人的陪同下参内，献上太刀和宝马。天皇在小御所接见家茂，并赐予美酒。这天，家茂承上大政委任的请书，天皇通过关白鹰司辅熙下诏。
大意为大政委任一如既往，不过国事有时可交给诸藩自行处理。此举等于朝廷可以越过幕府，直接向诸藩发号施令，而对家茂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幕府在九日，为庆祝家茂上洛而向洛中市民发放金六万三千两，十一日天皇为祈祷攘夷成功，行幸下贺茂、上贺茂两神社，关白鹰司辅熙、右大臣二条齐敬、内大臣德大寺公纯以下的公卿，以及将军家茂、后见职庆喜为首的老中，若年寄以下的有司、诸大名也一同参拜。
虽然奏上家茂在京滞留期为十日，但前尾张藩主德川庆算希望可以延期，于是要求家茂滞京延长的宣旨传达给庆喜。家茂被迫延期回府，之后虽多次请求东下，但每次都被敕命挽留，结果入京三个月之后，才终于得到敕许回到江户。
在这期间，四月十一日的石清水行幸，家茂以感冒为由，没有参加。作为其代理人参加的庆喜，一听说要接受攘夷的节刀，于是以腹痛为由逃走。既便如此，攘夷的期限还是定于五月十日。
家茂的再上洛
在京滞留了四个月之久，终于回到江户的家茂，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八月十日，召集老中以下有司在江户城黑书院，商讨锁港谈判事项。可是，在京都于八月十八日发生政变，公武合体派取代之前的攘夷派获得了朝廷的主导权。于是八月二十六日，以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所司代稻叶正邦为首的在京诸大名，被召集到小御所。席间，右大臣二条齐敬传达了孝明天皇的亲笔书信。大意为“之前的宣旨并非朕之本意，如今之事才是朕所期望。望诸藩同心协助幕府，国自当无事。”
这样，恢复势力的公武合体派诸大名相继入京。在十二月晦日，下令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庆永、山内容堂、伊达宗城参与朝议，翌年元治元年一月十三日，命岛津久光也加入其中。在此之后，开始出现敦促将军家茂上洛的运动。岛津久光被家臣说服，十月十一日，旨意通过松平容保传达过来。不过，家茂以横滨锁港问题正在谈判中为由，拒绝上京。庆永、容保等人拜托家茂信赖的胜海舟充当说客，说服家茂上洛。十月二十九日，敦促再次上洛的朝命下达，胜也于十一月四日入江户城传达庆永、容保之意。五日，幕府宣布了家茂海路上洛的决定。
可是，十一月十五日江户城发生火灾，本丸与二之丸燃烧殆尽，家茂与和宫只能去吹上苑避难，后来又转移到清水邸、田安邸。因此，老中联名上书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要求推迟将军上洛日期。二十六日，京都町奉行永井尚志回到江户，报告了朝廷的意见，决定十二月下旬出发。进入十二月之后，命令各所严格戒备。于是，家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品川，二十八日搭乘翔鹤丸出航。
元年元年（1864）一月八日到达大坂，马上进入大坂城。十四日到伏见，翌日入京到达二条城。这次家茂上洛，为巩固公武合体体制而来，庆喜带领老中谒见家茂，诉说公武一和的好处，天皇也派敕使祝贺家茂平安抵京，赐其板舆。二十一日家茂在庆喜、诸大名、高家四十余人的陪同下参内，感谢右大臣任官的朝恩，二十七日，又应召参内，在小御所天皇降下御书，因修补山陵之功，赐家茂由正二位叙从一位。不过，家茂固辞，因此在二十九日又降下陛叙的宣旨。
三月七日，家茂参内，献上黄金百枚、白银两千枚、太刀、鞍马以谢叙位之恩赐。如此，家茂上洛的目的达成，对家茂来说，这次与上次上洛相比，京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天的生活也不那么辛苦。滞留京都期间，到泉涌寺参拜御陵，寄进三百石作为寺领，还参拜了南禅寺金地院、知恩院、东本愿寺等，观看京都所司代与町奉行下属的与力、同心的武技表演，又在闲余时间听讲书，在御所参内的时候观看紫宸殿的舞乐表演，每天过着闲适的生活。特别是在元治元年四月十八日，会见了从长崎归京的胜海舟，听取了与外国人接触的过程和长州藩的局势，估计这些可以成为政治参考吧。
在京四个月之后，五月二日为归府而参内告辞，七日出二条城从伏见乘船到大坂城。大坂滞留期间，家茂搭乘军舰鲤鱼门，巡视了设置在摄津、和泉海岸的炮台，十六日从大坂出发沿海路向江户进发，二十日回到江户城。
长州再征与家茂之死
家茂归府之后，七月一日江户城西丸竣工，家茂与和宫移住回去，而京都此时又起变动。文久三年末成立的参与会议，因为幕府与诸大名的想法存在差异，步调紊乱，元治元年三月就早早的解散了。而且藤田小四郎在筑波山举兵，六月五日发生池田屋之变，紧接着七月十九日发生禁门之变，局势朝着长州征伐的方向发展下去。七月二十三日，长州藩征讨的朝命传达给禁里守卫总督一桥庆喜，幕府命令西国二十一藩出兵。八月二日家茂令诸大名、有司登城，传达征讨长州的宣旨，开始做出兵准备。不过，当时加上征讨长州，还有横滨锁港、筑波山举兵，常陆、下野方面的暴动等问题堆积如山，家茂出征并非易事。在以松平容保为首的诸藩主、藩士的进言督促中，家茂于十月四日将军事委任的朱印状交给征长总督德川庆胜。同月二十五日，庆胜麾下的先锋部队出发，紧接着十一月一日，庆胜也从大阪出发踏上征途。而对于长州来说，刚刚被英美法荷四国联军炮轰了下关，损失惨重。另外，以奇兵队等诸队为中心的强硬派，和以选锋队为中心的门阀派的对立，结果以门阀派中的恭顺派掌握藩权力，而向幕府屈服。
可是长州藩已经苏醒。以高杉晋作为中心的尊攘派，将庄屋、豪农商组织起来，编成诸队，打倒了被称为俗论党的恭顺派，取得了藩的主导权。然后，这股力量又转向倒幕。另一方面，幕府申请法国的援助，开始准备第二次征讨从尊攘转向倒幕的长州藩。
庆应元年四月，幕府任命前尾张藩主德川茂德为征长先锋总督，五月十二日，进行对纪伊藩主德川茂承的交替任命，另外任命彦根藩等诸藩从军。家茂于五月十六日从江户出发，走陆路沿东海道西上，模仿家康当年的关原出阵，立起金扇和银的三日月马标，带领幕兵以及诸大名和藩士，威风凛凛的进兵。闰五月二十二日入京进驻施乐院。很快就有敕使来慰问，家茂亲自到玄关迎接。然后下午五点参内，在小御所拜见天皇，禀明了进军的缘由。
再征的根据十分薄弱，总之闰五月二十五日进入大阪城。在大阪城内虚度了很多日子，直到得到长州再征的敕许之后，才于九月十五日从大阪城出发，进入京都二条城，二十一日参内。幕府的借口是，召长州的毛利广笃、吉川监物来大阪城询问，可是俱不前来。如果两人有病在身，可令毛利一族和家老代替前来，仍然未至，可见其早有谋反之心，更不可宽恕，只得早日征讨为上。
朝议的结果，虽然决定再次征讨长州，不过引发了各方面的反对。此次理由薄弱，不足以发兵再征，另外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得财政难上加难。另一方面，外国也施加压力，要求家茂接受“英、美、法、荷四国条约的敕许，兵库的早期开港，降低税率”这三个条件。幕府的意见无法统一，家茂决意要辞去将军之职，到庆应元年十月五日，除了兵库开港之外，其他的条件得到了敕许。
在这时候，庆应二年（1866）一月二十一日，通过坂本龙马的斡旋，萨长同盟成立。二十二日家茂命毛利敬亲父子蛰居，削减十万石给其他血统的人继承，这样的长州处分案得到了敕许的同意。在这样的推移过程中，六月七日幕府的军舰炮轰周防国大岛郡，拉开了第二次征长战的序幕，前面所说的情况为之一变。萨摩藩已经不再是幕府的同盟，诸藩尚未出兵，幕军的败北已经不言自明。
陷入苦境的家茂，同时被咽喉、肠胃、脚气等疾病困扰。到七月二十日终于难堪重负，在大阪城内停止了呼吸。年仅二十一岁。幕府密不发丧，根据其遗嘱，二十八日以家茂的名义令一桥庆喜担任继承人，向朝廷请求让庆喜作为家茂的代理出征长州。八月二十日，正式发丧，同时公布庆喜继承德川宗家。
家茂的遗体于九月六日运抵江户，二十三日进行葬礼，埋葬于芝的增上寺。院号昭德院殿。
和宫于七月二十五日得知家茂的死讯，当日决定落发出家，十二月九日举行仪式，出家后称静宽院。和宫与家茂四年短暂的婚姻生活，在这期间，和宫一直按照武家的习惯生活，同时致力于和好胜的家定夫人天璋院之间的关系融合，她一直没能实现夙愿的上京，在家茂三次上京期间，独守空房，寂寞难耐。虽然传说其与家茂关系不和，实际上家茂赠送给和宫石竹、金鱼、龟甲的发簪等物，《再梦纪事》里，家茂与松平庆永谈及政治问题和朝幕关系的时候，说道“公武之间的关系，如若同我与和宫之间的关系般珍视，自然就会变得和睦。不需要特别的计算。”另外，在家茂上洛之际，和宫到芝增上寺的黑本尊（家康的守护本尊阿弥陀如来）求护身符，参拜百次为家茂平安祈祷。
虽然下嫁时候很不情愿，但对和宫也好，对家茂也好，结婚生活可以称得上快乐的吧。只是实在过于短暂，留下无限的思念。
他，一代英主，却败给了脚气病，众臣大呼，德川家从此完了
1866年，日本大阪城的将军府内，中医和西医吵起来了。
这时候，21岁的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因为严重的脚气病，已经生命垂危，奄奄一息。
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脚气病？脚气也会要命吗？
脚气病和脚气是两码事。
脚气，英文Tinea Pedis，学名足癣，俗称香港脚或脚癣，是由致病性真菌引起的足部皮肤病，具有传染性，但不会致命。
脚气病，英文Beriberi，是维生素B1（硫胺素）缺乏导致的，可以致命。
维生素B1缺乏会导致所有脏器出现代谢障碍，其临床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称为干性脚气病或瘫痪型脚气病，患者出现多发性周围神经炎，引起疼痛和所支配肌肉功能丧失，病变往往由下而上对称发展。患者常由于小腿肌肉瘫痪，导致只能拖曳着足部行走。随着病情进展，患者会出现肌肉瘫痪，最终卧床不起，虚弱得无法进食，最终死亡。
还有一种称为湿性脚气病或者水肿型脚气病，疾病损害心脏，导致心功能衰竭和死亡。患者出现厌食、恶心、呕吐、尿少及周围性水肿。可查见肝大、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和心包积液体征。
脚气病导致的心功能衰竭，中医称为“脚气冲心”，属于危症。
德川家茂画像
德川家茂是江户幕府第14代将军，在那个时期，日本医学还是以中医为主流，但是西医也已经逐渐传入。日本的西医主要从荷兰传入，所以称为兰医；而中医是从中国传入的，所以又称汉医。
面对将军的病情，将军府的中医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候，日本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兰医出场了，他叫松本良顺。
以松本良顺为代表的西医，强烈建议用西医的方法治疗。这遭到了中医的强烈抵制，他们不仅嗤之以鼻，还认为这属于数典忘祖。
松本良顺16岁在兰医学私塾兼佐仓顺天堂的父亲那里学习兰医，25岁又在日本海军讲习所向荷兰军医学习，属于当时日本罕见的根正苗红的兰医。虽然那时候西医也不怎么发达，但是比中医还是先进不少，代表当时日本最高医学水平的松本良顺对中医很看不上眼。当然，中医对他同样看不上眼。
松本良顺
松本良顺那时候34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和中医吵着吵着，火气上来了，他一拍桌子：“如果兰医治不好脚气病，老子切腹给你们看！”
中医依然不依不饶：“将军身体尊贵，你那贱命值多少钱？”
就在这时候，从昏睡中醒来的德川家茂发话了：“松本啊，你既然敢以性命相搏，我要是不敢试试兰医，那也太没种了。”
一锤定音，治疗权交到了以松本良顺为代表的西医手里。
可惜，结局很尴尬。
不久后，德川家茂就病死了。
好在德川家茂是个厚道人，临死之前特意嘱咐：“不得问责松本良顺。”
1866年8月29日，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死，年仅20岁。他死的那一天，德川幕府的重臣胜海舟在日记中只有一句话：“德川家，走向了灭亡。”
对于德川家茂，胜海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因为过于年轻而被这个时代所玩弄。如果活得久一点，或许会成为一个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
德川家茂死得实在不是时候。
当时的日本面对列强叩关侵略引发的民族危机，日本处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关键时期。以幕府为代表的一方，力图维护传统的幕府统治，内部的开明派同时也积极主张学习西方，以幕府为主导进行改革。而以西南强藩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力图推翻幕府统治，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全面改革。
那么，哪种模式对于日本前途最有利呢？很明显是后一种。因为日本天皇虽然号称万世一系传承不断，却一直是个摆设，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幕府手中。
在旧体制下，幕府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仅直属的领地就有800万石收益。幕府主导的改革，很可能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一样，虽然能收到一些成效，却无法从根本上改造日本的政治体制。
而天皇长期处于无权状态，改革对其利益损伤不大，甚至有益。日本皇族常年仰幕府鼻息，过惯了穷日子，没有清皇室那种奢靡之风。改革的阻力远没有当时的中国那么大。
在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自救运动。中国选择了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洋务运动，而日本则进行了彻底得多的明治维新。中日两国所选的不同道路，其实主要与两个皇室的权力大小有关。中国高度中央集权，清皇族为维护既得利益，坚决不肯搞政治改革。日本天皇由强藩扶持上台，没有独掌大权的能力，得以推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
这两种不同的改革路线，决定了中日两国的百年国运，造成了中国近代百年国耻，这是后话。
德川家茂病的时候，幕府和倒幕强藩的争斗正处于白热化状态，幕府对带头倒幕的长州藩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而长州藩也不示弱，与萨摩藩联盟，与幕府军对抗。当时前线的形式对幕府不利，但并非无法支撑，胜负尚难预料。
然而德川家茂在这个时候死了。
德川家茂死亡的消息虽然被幕府严密封锁，但还是很快传到前线。本已经平静的前线局面瞬间大变，征长战以幕府的完败告终。
同时，幕府也被继承人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德川家茂临死前指定了继承人，但这个继承人只有三岁，在这种复杂局面下让一个小孩子继承将军的位置，简直是开玩笑。幕府家臣们商量好久，最后选择了后来的末代将军一桥庆喜继位，他改名为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本来早就该当将军，但他把位置让给了德川家茂。德川家茂死了，家臣又找他继位，他还是推三阻四。德川庆喜继位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维护幕府统治，但最终选择了和平交权，奉还大政于天皇。而倒幕派也没有太难为他，他作为富家翁于77岁寿终正寝。
松本良顺原本做好了切腹的准备，但因为德川家茂在临死前特意嘱咐，不得问责松本良顺，他也尽力了。1866年，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逝，年仅21岁，他死的那一天，很多大臣不觉说道一句话，德川家，从此完了。有人曾说如果不是因为德川家茂得脚气病而死，活得久一点，或许会成为一位名留青史的英迈君主。
德川家茂病逝的时候，幕府和倒幕派正打得如火如荼，不相上下，但当德川家茂病逝的消息传到战争前线时，本已经平静的前线局面瞬间大变，征长战以幕府的完败告终。
不过这事儿也真不能怪他医术不精，在那个年代，医学对脚气病的病因并不了解，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
此时，德川幕府内部也因继承人的问题，心神不安，焦头烂额。德川家茂虽然指出了继承人，但此继承人才3岁。想想当时的局面，让一个三岁的小娃娃来当将军，简直是不可想象。最终大家还是选择了后来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继位。
德川家茂为什么会得脚气病呢？
首先要怪日本的饮食传统。
我们在前面讲过，脚气病是由维生素B1缺乏导致的，维生素B1又称硫胺素，可以从食物中摄取。谷类、豆类、坚果类、瘦猪肉及动物内脏等食物是维生素B1的丰富来源。675年，日本天武天皇颁布了“肉食禁止令”，禁食牛、马、犬、猿（猴）、鸡之肉。在佛教教谕和天皇禁令的双重影响下，绝大多数日本“有识之士”索性一刀切，放弃了一切四脚兽类的肉，进入了只吃鱼的半素食时代，而且贵族绝不吃肉，穷人才吃“低贱”的肉。维生素B1在蔬菜、水果和鱼类中含量很低，日本贵族这种半素食的饮食习惯，容易造成维生素B1的缺乏。
而且，日本人有吃生鱼的习惯，某些鲜鱼和甲壳类体内有一种能破坏硫胺素的酶——硫胺素酶。硫胺素酶加热后会失去活性，如果鱼类不加热直接生吃的话，未失去活性的硫胺素酶会破坏食物中的硫胺素，也就是维生素B1。
其次要怪德川家茂太有钱。
即使日本有半素食的饮食习惯，即使日本习惯吃生鱼，但脚气病在日本发生率依然极低，而主要的患者，就是德川家茂这样的有钱人。当时江户这地方有钱人多，所以脚气病一度被称为江户病。
原因很简单，维生素B1在大米和麦子、玉米的表皮（米糠、麦麸）之中含量也很丰富。日本绝大部分人吃的糙米中，并不缺乏维生素B1。
但德川家茂有钱，他吃的是精米。精米在加工过程中，除了脱壳外，还要用木杵去捣，以去除稻米最外面的薄层，即糠，之后还要在空地上翻扬，利用风力将富含维生素B1的碎糠彻底去除。经过加工的精米，口感和外观都比糙米要好，但维生素B1的含量则大大下降。
稻谷结构和营养分布
但这还没完。将军有钱，做饭用的精米自然要好好淘洗，而维生素B1是溶于水的，经过这一折腾，又损失不少。洗的次数越多，洗得越仔细，维生素B1损失得越多。
在最后煮米的过程中，残余的维生素B1再次被水溶解，而将军大概是不会喝米汤的。
不仅不喝米汤，估计还会经常喝点酒，而酒的代谢，要消耗维生素B1。
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家茂因为维生素B1缺乏而生病乃至去世，也就不意外了。事实上，德川家茂的妻子最后也是死于脚气病。
脚气病虽然可怕，但在1870年，它也只是局限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地区的一种罕见疾病。
1870年，以蒸汽为动力的碾米机被发明出来，这种机器可以一次性研磨大量稻米，成本低廉，速度快，碾出的大米外观好，口感好，不易腐败，可以长期储存。随着这项新兴技术的迅速普及，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以稻米为主食的国家和地区，脚气病发病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一跃成为残酷可怕的流行病，成为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在以精米为主食的日本军队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在1878年至1892年间，日本海军平均每年有1/3应征入伍的水兵因为脚气病而病倒。1878年，日本海军龙骧号在一次前往新西兰的训练航行中，船上278名水兵中有161人得了脚气病，有25人死亡。
1882年，朝鲜京城事变，日本海军与清政府海军对峙于海上。事变最终未变成日本与清政府间的战争，但大量的脚气病患者却让日本海军将领感到极度的恐慌。大量非战斗减员严重打击了日本海军的战斗力，日本海军哀叹：“不解决脚气病的问题，日本海军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由于西方基本没有这种疾病，所以来日本的西方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以为是日本特有的一种风土病。还有的医生推测其病因为“血液的变质”，或以为是由某种不明微生物传染所致。
如果没有那个叫高木兼宽的人，也许，甲午战争就不会爆发。
高木兼宽，日本海军军医，因解决日本海军脚气病问题被封为男爵。
高木兼宽
为解决海军脚气病问题，高木兼宽潜心研究了大量资料。最后，一份日本海军筑波舰1875年的航海记录吸引了他的目光。该舰赴海外训练期间，有大量脚气病患者出现。但仔细区分其发病日期，发现该舰停靠美国海岸期间无人患病。同样的现象还见于该舰1877年去澳洲的航海记录中。高木兼宽对这批士兵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人提到的“大家都很高兴，唯有面包令人甚不习惯”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脚气病是否与士兵的饮食有关？
高木兼宽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发现与欧洲海军相比，日本海军士兵蛋白质摄入量极低，在脚气病大规模发病时尤其如此。他以此推断脚气病是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并参考欧洲海军的饮食，尝试改变日本海军的饮食结构，增加肉类和牛奶。
高木兼宽对脚气病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歪打正着，他的措施是对的。那一年，他的舰队只有14例脚气病病例，无人因此死亡。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高木兼宽游说重臣，面谒天皇，争取到5万元特别航海费，日本海军以高木兼宽确定的新的饮食配置，派“筑波”号重走当年“龙骧”号的远航路线。结果，航行全程中仅有15名脚气病患者，其中有8名是因习惯问题无法按规定食用肉类，4名未食用炼乳。无人死亡。
1887年，日本海军全体采用高木兼宽制定的饮食标准，此前每年有超过1000名脚气病患者的海军，当年仅3人患病。
摆脱了脚气病困扰的日本海军，将狰狞的目光望向了中国。
7年后，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全歼大清北洋水师。
这一仗，打出了日本百年国运，也打出了中国百年国耻。
日本举国欢庆的人群中，想必既有松本良顺，也有高木兼宽。
然而，日本陆军就没这么走运了。
高木兼宽的蛋白质不足学说，并没有得到日本陆军的认同。日本陆军军医首长森林太郎，坚信脚气病是未知细菌感染造成的，除了以改善环境卫生的方法来预防脚气病外，他认为有强大杀菌作用的杂酚油应该是可以治疗脚气病的。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陆军给士兵配发了大量由杂酚油制成的药丸，并规定士兵按时服用。他们给药丸起了个很威风的名字——征露丸。露，即露西亚，就是俄罗斯。征露，就是征服俄罗斯。二战后改名为“正露丸”，直到现在都卖得很火。
然而，“征露丸”征服不了脚气病，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40万总兵力中，9万~20万人患上了脚气病，其中，3956人死于脚气病，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战斗死亡的58387人中，很多人的死亡应该和脚气病有间接关系。这场战争日本虽然取胜，但伤亡之惨重远超预期，战前的目标，也只达到一部分。这和军队中脚气病流行有很大关系。
战争结束后，陆军军医局因此事受到弹劾。陆军军医局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之一是：“不能相信非东京大学的研究。”实际上，高木兼宽提出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比例失调作为病因解释后，与东京大学、陆军军医之间就始终处于论战的状态。眼见为实的预防效果并不能使对方放弃自己的主张。
这其实也不能全怪陆军军医和东京大学。一则高木兼宽的理论确实是错的，二则与当时国际医学潮流有关。那个时候，细菌学说方兴未艾，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和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的事业如日中天。受此影响，研究者在寻找疾病原因时，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微生物感染上。
克里斯蒂安·艾克曼
微生物感染理论也影响了另外一位与高木兼宽几乎同时研究脚气病的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艾克曼。
1886年，28岁的艾克曼来到爪哇岛，协助佩克尔哈林对脚气病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是由荷兰政府资助的，因为当时爪哇岛是荷兰殖民地，当地流行的脚气病令荷兰政府颇为头疼。
佩克尔哈林坚信脚气病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并以此为方向进行了八个月的研究，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病原菌，觉得大功告成，就班师回朝了，留下艾克曼打理实验室。
艾克曼沿着佩克尔哈林的思路继续研究，他把从脚气病患者的尸体中提取的血液和其他组织注射到健康的兔子身上，期待这些兔子因为感染而出现脚气病症状，但是实验失败了。
艾克曼有点纠结了，难道是实验动物有问题？他决定改为用鸡来做实验。为了节约成本，他的一位助手从附近驻军医院捡回吃剩的精米喂养这些鸡。
然而让艾克曼抓狂的事情出现了：这些鸡无论是否接受注射，都会在六周左右出现和脚气病表现极其相似的多发性神经炎的状况。而此后，更让他抓狂的事情出现了：忽然之间，所有的鸡又都痊愈了。
艾克曼一点点地筛查可能的原因，最终发现医院更换了一个厨子，这个节俭的厨子认为给普通的鸡吃军队的精白米饭非常不合适。而鸡不再食用精米后，多发性神经炎很快就好了。
艾克曼再次尝试以精米喂鸡，鸡又出现了多发性神经炎的症状。把精米加工时去除的米胚和糠皮重新加入鸡饲料后，鸡又痊愈了。
艾克曼又找了监狱里的犯人做实验，让两组犯人食用不同的稻米，结果发现，在配给精米的监狱，犯人脚气病发病率远远高于配给糙米的监狱。
到这个地步，艾克曼距离真理的大门不是一步之遥，而是半只脚已经踏进了真理的大门。但是，对细菌学说走火入魔的他，却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
他认为，脚气病是由病菌引起的，致病菌就在精米中，而糙米之所以能够治疗脚气病，是因为它含有糠皮，而糠皮含有可以抑菌的因子。他甚至从糠皮中发现了这种水溶性的因子，取名为“脚气病病菌解毒剂”。
艾克曼终究没能找到他朝思暮想的致病菌。1896年，艾克曼疟疾复发，离开爪哇岛，从此没有回来。接替他的，是另一名荷兰军医格林斯。格林斯在艾克曼工作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脚气病是机体缺乏某种微量物质所导致的，而这种物质存在于大米的糠皮中。
艾克曼逐渐认同了格林斯的想法。两人后来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到精米中缺少一种对健康来讲不可或缺的物质，缺乏此物质可导致脚气病或多发性神经炎。这是1906年，距离维生素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尚有六年时间。
可惜，后来艾克曼脑子进水又改了主意，重新认为脚气病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并为此和另外一位坚持脚气病是毒物导致的医生迪伦没完没了地打口水仗，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29年，艾克曼与另外一位在维生素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一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中，艾克曼依然认为脚气病是细菌感染导致的。
1931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化学家温道斯与他人一起，从酵母中分离出硫胺素结晶。
1933年，美国科学家威廉姆斯分析出了硫胺素的分子式。
1936年，人工合成硫胺素成功。
1937年，人工合成的硫胺素在新加坡用于救治累及心脏病的脚气病患者获得成功，10名接受治疗的患者全部存活，而之前这种形式的脚气病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至此，人类彻底战胜了脚气病。
此时，曾险些为此切腹的松本良顺已经去世30年，高木兼宽去世17年，艾克曼去世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