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美国珍珠港遭日本偷袭。日本偷袭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大厅说：“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突然遭到蓄意的攻击……”在美国作家约翰·托兰书写的《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中，作者详细描写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具体细节，以及收到消息后美国政府的反应。
珍珠港遭袭击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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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8日清晨，16岁的报童汤姆·尼科尔斯在给订户送《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其中一个订户就是住在布罗德莫尔公寓顶层的日本海军武官。布罗德莫尔是一座很大的公寓楼，在康涅狄格街3601号。当报童沿着公寓大厅往上走的时候，他惊愕地看到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站在他订户的门口。
一名陆战队员接过报纸。年轻的尼科尔斯离去，心里嘀咕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纽约时报》的读者看了第一版海军部长诺克斯有关海军状况的报告后深感宽慰：“我自豪地报告，美国人民可以完全信赖海军。据我看，我们官兵的忠诚、士气和技术水平无可匹敌，不论用什么标准比较，美国海军都是最强大的。”
早饭时候，理查森将军对妻子说：“我们已处于战争边缘，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八年前他在军事学院进修时，写过一篇谈日本政策的论文。早饭后，他把论文翻了出来，发现论文提出的“教训”之一是：“如果对日本有利，日本在宣战以前就会凶狠地、有力地、出乎意料地突然袭击。”因要参加紧急会议（是诺克斯星期六晚定的），史汀生打电话给副官说他自己不开车了，“来我这儿把我捎上，我们一起去办公室”。约9时30分他们到了军需大楼。此时，斯塔克已在办公室，很快就要看完共有14部分的日本电报全文。
布拉顿似乎发疯了，他四处寻找马歇尔已有半小时之久，但仍不知其下落。他不仅收到了第14部分的电文，而且还有一份指示野村在下午1时递交给赫尔的电报。他惊呆了。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正是夏威夷刚要天亮的时候，其含意岂不把人吓晕。他往马歇尔的迈尔堡住处打电话，得知他正在外面骑马。随后，他以十分谨慎的语气给正在家中的迈尔斯打电话。迈尔斯从布拉顿语气中觉察到事关重大，立即赶往军需大楼。迈尔斯一到大楼，就陪同布拉顿到杰罗的办公室。迈尔斯敦促立即通知菲律宾、夏威夷、巴拿马及西海岸。但是一切要等马歇尔来了之后才能办理。
上午10时，罗斯福的海军副官约翰·比尔多尔上校将第14部分呈给总统。罗斯福还在床上，看完后说：“看来日本要终止谈判了。”依比尔多尔看，罗斯福丝毫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中午以前，罗斯福无所事事，只是看了耳鼻喉科专家麦因太尔将军。麦因太尔为他治疗鼻窦炎。对罗斯福这样一个一生靠行动而鹏程万里的人来说，此时的所作所为实属奇怪。
军需大楼距海军部只隔三条街区，而那份下午1时的电报从军需大楼送到海军部却用了一个半小时！这份电报使威尔金森坐卧不安，心想是否应该提醒菲律宾和太平洋舰队注意。“你为什么不给金梅尔打个电话呢？”他对斯塔克说。此时大约是10时45分。斯塔克拿起电话，然后又摇摇头说：“不，我想应该给总统打。”然而白宫总机接话员说总统太忙。斯塔克放下电话，就此作罢。
上午11时25分，马歇尔终于到了办公室。但电报送到他手里又花了一个小时。斯塔克曾提议通过海军系统把电报送去，马歇尔却说他能很快获得电报。他可以使用保密电话，只是担心偷听的人有窃密手段。电报到了文件保管中心，指示他们用最迅速、最安全的方法发出。由于陆军部与檀香山无线电联系暂时中断，这份重要电报遂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西联公司华盛顿办事处。
中午，赫尔——史汀生——诺克斯紧急会议刚结束，国务卿得到报告：野村要求下午1时约见。赫尔将时间定在1时45分。史汀生没有去军需大楼和马歇尔核查危机发展情况，他开车去伍德利吃午饭去了。
在白宫，总统正对中国大使胡适说，昨晚他给天皇去了一封信，“这是我最后的和平努力了，我担心可能失败”。
“勒赖”号客轮又从檀香山返回加利福尼亚。它已航行32个小时，载了784位乘客，其中包括夏威夷大学校长及“小姑娘”模特儿。礼拜在大厅里举行，由伯恩特森船长主持。
在檀香山东北1000英里，2140吨的美国货轮“辛西亚·乌尔松”号满载木材去檀香山。船上有25个船员，但他们谁也没有察觉他们已被一艘日本潜艇跟踪了。这艘潜艇（I-26）是远征军先头部队的一部分，11月19日离开横须贺，任务是战争爆发后，摧毁美国商船和军用舰船。她前一天上午发现“辛西亚·乌尔松”号，艇长横田准备攻击。
大约上午7时（檀香山时间），“勒赖”号报务员收到“辛西亚·乌尔松”号发出的S.S.S.信号，意思是她遭到了潜艇攻击。莱斯利·格罗根极力与珍珠港和加利福尼亚联系，皆未成功。最后他与博尼达角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无线电站联系上了。
上午7时55分，在希卡姆菲尔德的两个飞机机械师看见空中有个飞机编队。当飞机散开时，特德·康韦说：“我们要欣赏飞行表演了。”康韦的朋友注意到第一架飞机上坠下一件东西，他想是个轮子。“轮子？见鬼去吧，他们是日本鬼子！”
轰炸机对准福特岛嗷嗷吼叫着俯冲下来。“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停泊在不远处，甲板上有个水兵以为这是陆军航空兵的飞机在演习。他对着迎面而来的飞机挥舞拳头说：“你发什么疯？！”
“蜜蜂”卡尔·博耶——怀卢普海军电台（在珍珠港以东6英里）报务员，收到东北方向20英里处的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发来的摩尔斯密码电报：
“我们遭到狂轰滥炸；我们遭到攻击。”“去睡觉吧，清醒一下。”博耶用信号回答。“这不是演习，这是真的。”对方发疯似地回答。博耶拿着电报去找上司，上司正同手下一群人挤在窗前俯视珍珠港。他们开始认为是陆军飞机在执行飞行勤务，后来看到高射炮喷出烟幕方知不妙。这位上司看了电报脸色苍白。“快与华盛顿联系，别管保密了。”
7时58分，博耶拍发出清晰电文，而全世界也都听到了：
珍珠港遭空袭。绝非演习。
特务吉川正在吃早饭，突然窗子开始晃动，墙上的几张画掉落在地上。他跑进后院，头顶上正飞过一架有日本标识的飞机。他们干起来了！吉川对自己说。这么多舰艇停泊在港里，太好了！他手舞足蹈，跑到总领事喜多官邸的后门。“喜多——先生！”他喊叫，“他们干起来了！”喜多走了出来，兴奋地说：“我刚从短波上听到‘东风，有雨’，不会有错的。”珍珠港升起浓浓黑烟。这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热泪盈眶。喜多最后说：“他们终于干起来了。”
吉川将自己和一职员锁在机要室里，开始在洗脸池里焚烧密码本。然而10分钟后，有人喊到：“开门！”门被砸开了，檀香山警察局的长谷川吉尾中尉和几个人冲了进来，扑灭了密码本上的火。
哈尔西将军的特遣舰队（其中包括“企业”号航空母舰）将海军陆战队一个中队的战斗机运到威克岛后，正在返回珍珠港。从“企业”号起飞的16架侦察轰炸机正接近珍珠港。领机飞行员厄尔·加拉尔中尉在500英尺低空飞行，看见4000英尺高空处有几架飞机，飞机轮子均已放下。他叫坐在后面的报务员：“星期天一大早陆军在干什么呢？我们开会时漏了什么吗？”
前面在冒烟。不过甘蔗地里总有人在烧东西，冒烟是常事。加拉尔在靠近巴巴斯角的陆战队机场着陆，当他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一个陆战队上士跳上机翼高声叫道：“赶快升空！你难道没看见这儿发生了什么吗？”这时加拉尔才注意到停在机坪上的飞机四处燃烧。他赶快起飞，一到空中就向“企业”号呼叫：“珍珠港遭日本人袭击，这决不是玩笑！”他绕巴巴斯角低空飞行，后面跟着僚机和“企业”号上其他五架飞机。日本战斗机接近了他们几次，但没有开火。
加拉尔报告，日本飞机在瓦胡岛和考爱岛之间集中，然后向西北飞去。他们一定是直接回航空母舰，因为燃料可能不够了。加拉尔要跟踪敌航母，故去福特岛加油和装弹。
日本刊登的有关珍珠港事件的照片、报道、图片和译文加拉尔向“企业”号报告日本特遣舰队在西北方向。但“企业号”没有注意。从珍珠港发来的其他报告又相互矛盾，海军无法找到敌人的确切位置。当莱顿报告说没有办法查明敌人是在北面还是在南面时，金梅尔真的发怒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更糟糕的是：有艘军舰发来一份电报说瓦胡岛南面发现两艘航空母舰。遂下令寻找，结果找到的是两艘美国巡洋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J.H.牛顿少将率领的第十二特遣舰队此刻就在瓦胡岛和中途岛之间，离日本人不远。一等通信兵托马斯·索尔肯回忆说，他当时在重巡洋舰“阿斯托利亚”号上。他们立即向东北开去，全速前进，搜索日本人。这意味着几小时后他们就会与日本的“机动部队”相遇。侦察机出发了。然后又收到珍珠港来的一份电报，说敌人两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以南。但“阿斯托利亚”号驾驶台上的军官们深信方向有误。索尔肯奉命向牛顿将军的旗舰“芝加哥”号发信号：“别理珍珠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军令难违，第十二特遣舰队还是调转船头，向南驶去，离日本人越来越远。在瓦胡岛东侧的卡内奥赫海军航空站，人们正准备抵御日本人的第二次袭击。这次将是日本人在美国人组织起防御之前实施登陆，占领整个岛。一群人在机库区讨论下一步怎么办，突然其中一人叫道：“啊，上帝啊——他们来了！”他脸色苍白，向北指着卡内奥赫湾入海口。“然后，”默里·汉森上尉回忆说，“我们也看见了：一艘日本战列舰的桅杆和司令塔，绕过海湾径直向我们航空站而来！”
大家吓得僵在那儿几秒钟后，有个人说：“啊，天哪，大家看错了！”所谓日本战列舰原来是界标，非常明显，晴天时人人都能看清。这种集体的歇斯底里那天到处可见。
夏威夷四周浓烟弥漫。美国无线电公司电报投递员渊上，骑着摩托车，历尽艰辛，穿过路障和残垣断壁，去递送一份给谢夫特堡的指挥官的电报。等这份马歇尔发出的电报译出后，已经是珍珠港被袭七个小时之后了。通信军官觉得此电已不屑一送，遂请R.J.弗莱明（肖特的好友）代劳。“即使他暴跳如雷，向你猛扑，你也要习以为常。”弗莱明将电报送给肖特。肖特看了，然后将电报扔在桌上。“这叫他妈的提醒我们注意！”他怒不可遏，只是没有冲弗莱明发火。电报抄了一份立即送金梅尔。金梅尔对陆军送电报的人说，这对他还有什么用处，遂将纸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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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时26分，西部广播电台中断橄榄球比赛的实况报道，首先播发了珍珠港遭袭击的爆炸性新闻。下午3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转播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美国多数地方是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听到珍珠港的消息的。
拉尔夫·布里格斯因截获“风”无线电信号有功，受到首席报务员DW嘉奖，获四天假期去克利夫兰。萨福德上校因DW和M监听站全体人员工作成绩突出，给DW送了一大束玫瑰花，并附一张条子，对他们截获那份至关重要的电报表示他个人的感谢。布里格斯获奖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好，我们尽职尽责了，现在看我们海军揍那些畜生了！”劳伦斯·萨福德则美美睡了24小时。两个月来他忧心忡忡，几乎夜不成眠，实在太累了。他正穿着浴衣吃早饭，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珍珠港被日本鬼子炸了。他怒不可遏，真想拿那把点38手枪去把诺伊斯和斯塔克毙了。
他的同事威廉·弗里德曼，一位密码分析专家，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不停地说：“他们早就知道的，他们早就知道的，他们早就知道的啊！”
保罗斯·P.鲍威尔上校（以前在海军情报局主管日本方面）对妻子说，电台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报道是个大骗局，“因为金梅尔将军知道如何应付当前形势，不会把舰队停在港里的”。
“三轮车”（是他将偷袭珍珠港的详细计划交给联邦调查局的）听到消息时，正在一艘不定期的货船上。他感到胜利了。“日本人一定得到了很好的接待！我漫步在甲板上，不，不是在甲板上漫步，而是腾空飘飘欲仙，得意非凡。”还有一个给美国人报警的人——韩基洙。他接到国务院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的电话。汉密尔顿命令，韩12月5日关于日本周末将袭击珍珠港的预报不得向新闻界发表。“你如发表，”他警告说，“我能在整个非常时期内把你关起来。”韩无可奈何地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前闭口不言。在那天上午的会议上，史汀生·赫尔和诺克斯都认为，如果英国对日本进攻克拉半岛作出回击，美国定要参战。“然而如今，”史汀生说，“日本鬼子解决了所有问题，因为他们在夏威夷直接进攻了我们。”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松了口气”，“不再犹豫彷徨了，危机虽已到来，但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尽管这是灾难性的消息，而且灾难会发展很快，这仍是我最主要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团结一致，就无所畏惧，而卖国之徒制造的麻木冷漠态度及意见分歧迄今却是非常令人气馁的”。后来他对副官哈里森少校说，“没有珍珠港事件，我们就不能使美国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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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诺克斯注意到总统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看得出受了很大震惊。詹姆斯·罗斯福晚些时候见他父亲坐在角落里，脸上毫无表情，非常平静。他拿出心爱的邮集，我进去时他正在翻阅几张邮票。‘这不好，这很不好。’他说，头也不抬”。
约下午6时40分，罗斯福打电话给亨利·摩根索说，晚上8时30分召开内阁会议。摩根索向总统报告，他们冻结了所有日本的资产。“我们今晚就派人接管所有日本银行及商业公司，不让日本人再进去。”
“很好。”对内阁会议记得最清楚的是弗朗西丝·珀金斯。她同亨利·华莱士及邮电部部长弗兰克·沃克乘坐同架飞机从纽约刚赶回来。这三个人那天工作太忙，尚不知道日本偷袭之事，还是她的司机到华盛顿机场接他们时才听说的。“那不可能。”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椭圆形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总统坐在办公桌前，三人走进来时他没注意，他在看文件，嘴里叼着烟嘴。约9时，大家都就座了。珀金斯夫人惊讶的是总统未跟任何人说话，“他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她在录音采访中回忆说，“不去注意他办公桌另一侧发生了什么。他严肃极了，脸和嘴唇下垂，郁郁寡欢。他往日白里透红的脸色现已不见，一副古怪、沉重、灰暗和扭曲的表情。”她回忆说，罗斯福的脸一直没有松弛过，哪怕是一分钟也没有。“脸总是绷着，嘴紧闭着，上唇下垂，下唇缩拢，这种表情我曾见过许许多多次……是一副当人们向他提出某些建议，而他嘴上说‘啊！是的，啊，是的，啊，是的’，实际上丝毫无意理睬时常有的表情……”
“换句话说，我有好几次把这种表情与寻找借口躲避现实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他自始至终总带有这副表情，这当然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只是我至今也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把它抹掉，仍活生生印在记忆里，他一刻也没有放松那副严肃的表情。过去我们见他这样时，总得开个玩笑，或说句俏皮话，使他放松一下。但那天晚上，谁也不想打趣。这情景就是我感情纷乱而深深埋藏在我记忆里的，就是一个深沉的感情经历。我从来不对感情经历寄予信心，其他人也不应该这样。不过，正是人性奇怪的感情危机，才流露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感情危机是大脑想象功能的组成部分，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
珀金斯夫人回忆说，罗斯福太偏爱海军了，“以至他确实难以找到适当言词解释海军对袭击毫无准备……在我看很明显，要罗斯福仅仅接受这个想法就很困难”。他也许为失去的官兵和舰艇而自谴自责——因为金梅尔没有得到日本要袭击的通报。
珀金斯夫人被那晚罗斯福的奇怪反应搞得心烦意乱。“我从感情上深深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问题并不完全像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个感觉那天夜里紧紧缠住我，我回到家后还未摆脱，就坐了下来，用铅笔在白宫用笺上写了几个字……我描绘了总统脸上的表情，以及我经历的奇怪的感情骚动。这些给人以事情不太正常的印象。我今天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写，除非是为了给今后留作纪念——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帮助我或其他人去认识当时的形势。我一生中从未想到有回顾此事的必要。当我在字纸堆里找到这份记载时，我不仅记得很清楚，而且还知道我为什么写下这几个字。当时这几个字对我很重要，好像我应该写，我脑子里很清楚，万一我将来需要借助于这几个字去解释某些事情，某些我可能不得不据此采取行动，或其他人不得不据此采取行动的事……“我现在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扰得我心神不定，总感到有些事不对头。很显然，他得扮演某种角色。我不知道我脑子里是否真的弄清楚他那晚有没有扮演一个虚伪的角色。他的惊讶程度并不大于我们其他人。”在她《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里，她将只字不提这些不安和疑虑。
“有人问我，总统的反应是否有可能是（偷袭珍珠港）事情发生了，他产生了一种解脱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考虑该干什么，什么时候干，我们是否必须保卫新加坡而又不招致日本攻打我们，我们是否应该增援新加坡，等等。诸如此类的矛盾问题一直困扰了他好几个星期，或者说好几个月，如今全部结束，再也不需要考虑了。就是这种解脱感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心理气氛，反映在他脸上的就是紧张而又平静的表情，然而这种解脱感又表明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表情是一种推诿，一种遁词。”
会议快结束时，沃克（总统的密友）低声在她耳边说：“你知道，我认为老头子定是因此事发生而获得解脱，这卸下了他脑子里一个大包袱。我曾担心他脑子里的包袱会要了他的命，会把他精神搞垮。这对他确实是很大的解脱，至少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了。”
“是的，”她说，“我也这样认为。”
夜深了，罗斯福还在和赫尔及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一起研究问题，韦尔斯想劝说总统采用他们起草的战争文告。“总统对他们非常耐心，”霍普金斯回忆说，“我想大概是为了让他们俩快走，又使他们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他们起草的文告。”总统跟“野蛮的比尔”威廉·多诺万上校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R.默罗聊了一阵后，三人吃了三明治，喝了啤酒。12时30分，总统终于“把每个人都请出屋子，说他要睡觉了”。
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广场显得萧瑟凄凉，凳子上空荡荡的，再没有游人去坐。数周来这还是第一次。广场另一边是老战士行政大楼。这楼是今晚华盛顿为数很少的灯灭人走的大楼之一。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白宫附近的上下交通都堵塞了。“汽车经过白宫时有些细微的审慎，”《时间——生命——财富》新闻局的杰里·格林报道说，“开车的人、坐车的人从进入白宫范围，直到驰过白宫，都转过头来，嘴唇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它。”有上千人沿着白宫前的铁栏杆步行通过，“他们静静地走着，低声耳语（如果有人说话的话）。尽管有大量车辆和众多人群，大街上仍异常肃穆无声，静得使人神经紧张”。似乎每人“都在静静地、不发任何声响地看着白宫，等待着，希望看到报复的信号”。
在白宫，离总统房间不远的地方，罗斯福夫妇的老朋友哈姆林夫人在设法入睡，“夜已经很深了，我还听到说话声和脚步声”。
乔治·马歇尔将军还在他的弗吉尼亚家里。他什么也未说，只说他累了，要睡觉了。“我坐在那里，想尽可能做些对他有帮助的事，或者说些对他有帮助的话，”马歇尔夫人回忆道，“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话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我经过他的房门，走进我的卧室。我知道他宁愿一个人单独待着。”
第二天早晨，史汀生对哈里森少校说：“我想我要去看看老诺克斯。”他们两人走过大桥，来到海军大楼，看到的是一片惊慌。在诺克斯办公室的外间，一个将军朝一个方向踱步，另一位将军朝相反方向踱步，好像他们是在下沉的船的甲板上行走。诺克斯的副官对哈里森说：“天哪，美国人民会怎么看我们海军呢！”
下午12时29分，罗斯福总统在儿子詹姆斯搀扶下走进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大厅。当他走上讲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昨天，1941年12月7日，”他用一种人人听了都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说，“——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突然遭到蓄意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