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考的作文题出炉了，其中一个选项是，设想你是漂泊其他星球的地球人，或是外出遇险的动物，或是消逝的一片森林，或是流失异国的文物……请以“我终于回来了”为题，发挥想象，写一篇故事。
关于流失异国的文物回来了的故事，其实纪事君早就写好了，不信您就听听皿方罍的故事吧，保证百分之百不跑题。
皿方罍，是迄今出土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罍，被誉为“方罍之王”。1919年，它于乱世重见天日，然而，器身与器盖却离散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众筹”的方式，以2000余万美元洽购器身回国，最终让国宝合体。不可思议的天价、百年漂泊的故事，使其在2018年登上央视《国家宝藏》，并成为最终入选特展的九件“国宝”之一。《北京日报》去年发表了《完罍归湘》的故事，如果学生读读，保证中考作文有话说。
1919年，中国动荡不安。湖南省桃源县，乱世中偏安一隅，皿方罍选择在这里出世，却依然躲不过多舛的命运。《桃源县志》记载，“民国八年，水田乡农人艾清宴耕田于茅山峪山下，挖得古鼎一尊，不识为何物。”
湖南省博物馆曾多次派专家到茅山峪考察。在村民口述中，艾清宴当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有一回，他扛着粪耙前往外婆家请人抬棺材，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里面赫然有一个大黑疙瘩，污泥中仍光泽闪烁。艾清宴喊家人把它挖了出来，自此成了村民中口口相传的古鼎怪器。
5年之后，益阳古董商石瑜璋慕名而来，一看此物，就愿意出400大洋收走。当时正好是午餐时间，艾清宴的大哥回家听说怪器要被人买走了，就拿上盖子去漆家河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雨“掌眼”：“如此破铜，怎么值这么多钱？”
钟校长看到盖子上“父己尊彝”几个蝌蚪文，知道此物非同一般，他留下盖子，表示愿意出800大洋购买全器。艾清宴的大哥毕竟年轻气盛，还未到村里，就大喊“发财了，发大财了”。石瑜璋闻声，心知这笔生意要黄，慌忙中抱着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
谁也没料到，石瑜璋这一逃，方罍从此身首分离，离散无常，一去就是近百年。
桃源县志
钟逢雨牵挂着器身，就在1925年6月1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桃源发现商朝太庙古物，惜为他人私行购去”，斥责石瑜璋“仅以洋银百元估买入手，希图媚外渔利”，是“全国公敌”，并恳请当局沿途检查。
这一文物流失事件，还引起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注意，要求湖南省追查。
7月5日、7月26日，《大公报》又连续追踪报道：长沙内务司发出23号训令，要求石瑜璋所在的益阳县尽力侦办。然而，兵荒马乱，即便已经追查到器身就在长沙的杨克昌古玩店，政府仍未查扣，只要求石瑜璋5日内归案。
让人扼腕又无可奈何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物保护法是在1927年后的将近十年里，才相继起草、拟订的。种种“时差”滞后，让内外勾结倒卖古玩的商人占尽便宜。1926年段祺瑞政府倒台后，“追缴”方罍的政令旋即成空。
这时军阀混战，湘军正从川、黔军阀手中收复湘西，地方政权就在驻军首领周磐手中。奸商石瑜璋仍想得到盖子，遂向湘军首领周磐求助。说起这位团长，当年还真是号人物，他是彭德怀平江起义前的上司，与彭德怀曾有生死之交，后来因为志向不合分道扬镳。
据《周磐自传》，1925年4月到6月，周磐驻军于桃源县漆家河。石瑜璋托人找到周磐，出价5万块银元，希望帮忙购回方罍之盖，并许诺事成之后再给3万块银元作为酬劳。周磐一听，感觉此事非同小可，但当面并未答应。
石某走后，周磐赶去常德向师长贺耀祖作了汇报，贺耀祖求财心切，迅速派兵到钟校长家里搜寻，但无功而返。
军方如此兴师动众，钟校长担心怀璧其罪，就找到周磐，主动表示要将方罍之盖捐给国家，但求资助兴学。周磐当即支付给钟校长5000块银元与5000元期票，却将方罍盖据为己有。
钟逢雨用方罍之资，兴办教育，新民学校成为当时四邻八县最好的学校。2002年，涌泉学校恢复原名新民学校，钟逢雨铜像至今仍伫立在校园里。
周磐私藏国宝，小节有失，大节更是难保。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周磐升任师长，军事力量增强，为他个人保存方罍盖提供了保障。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周磐跟随宋希濂逃到大西南，任第14兵团副司令官，1950年在昆明被俘。1952年，在镇反运动中，周磐向新中国政府写了一份“补充坦白材料”，主动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转的详细经过，并献出盖子，以期“立功赎罪”。不过，他最终没有逃过吃枪子的命运。
1952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罍盖转交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并，罍盖又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从此安好。
不过，由于交接时并未说明缘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文博专家并不清楚方罍盖的来历，只知有盖，不知有身。一个偶然的机会，湖南省博物馆时任馆长、青铜器专家高至喜在档案中发现了周磐的“补充坦白材料”，才知道方罍盖的身世。
高至喜多方打听器身下落，却在国外的著作中发现，罍身早已从长沙流散到了海外。
1928年，法国学者著有《中国艺术史》一书，书中有皿方罍的照片，据其记载，皿方罍曾辗转流传于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20世纪早期知名的古董商之手。另外，日本学者梅原末治1933年出版的《支那古铜精华彝器部》亦著录此器，称为巴黎卢氏（卢芹斋）藏。
从长沙到上海，器身的第一位收藏者是英国商人、收藏家包尔禄。
包尔禄1877年出生于上海，是中德混血儿，在做贸易的同时，还买走了大量中国艺术品。他以80万美元购得器身，获知器盖尚在湖南，又托石瑜璋以14万银元代为购买。石瑜璋为利所动，冒险回到桃源，不料被贺耀祖的军队抓了个正着，不仅入狱一年，还被罚款12000银元才获释放。
包尔禄并未就此罢手。没过多久，他又托人直接找到周磬，欲以20万块银元购买方罍盖，但周磐狮子大开口，索价50万美元，以至终未成交。
到了1928年前后，此器收藏在姚叔来、卢芹斋手中。他俩都与民国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脱不开关系。姚叔来是张静江的妻弟，卢芹斋则是张静江的仆人。1902年，张静江在巴黎开设“运通”公司，售卖中国古董，将收入资助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张静江回国，卢芹斋留在法国，成了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就是他卖到国外的。
乱世无法度，这也意味着抗战前卢芹斋所有盗卖古物的罪名，都将不了了之。因为公诉、惩罚对他缺乏约束而且于法无据，他不仅逃脱了法律制裁，而且更加有恃无恐，甚至问心无愧地飘飘然起来，还自诩为发扬中华文明的海外使者。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卢芹斋当年那些商业凭证，如今成了他不打自招的确凿罪证。2013年，法国汉学家罗拉女士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卢芹斋传》，其文物交易中的往来信函、账目、订单、图版等史料，也浮出水面，皿方罍图录正是其中一例。
在罗拉揭示的链条里，卢芹斋随时了解西方博物馆与大藏家的需求，还在国内建立了高效率的采购偷运网络，使贩卖文物成为一个跨国生意。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皿方罍曾经被卢芹斋倒卖，而为卢芹斋作传的罗拉恰好是佳士得高级副总裁、中国瓷器与艺术品部国际主管，在方罍器身的回归中，她也参与谈判，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在国内，高至喜继续关注着方罍器身的流转。自1936年出版的黄浚《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和1940年印行的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之后，器身就再无音讯了。
1964年，高至喜综合自己对皿方罍的研究，在主编《湖南省文物图录》时，先行刊布了方罍盖的材料，并称皿方罍为“方罍之王”。1989年，高至喜又在《中国文物报》上撰文记述了皿方罍身首分离的曲折传奇。
直到1992年的一天，湖南博物馆前馆长熊传薪接到了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的电话。熊传薪在接受纪事君（微信ID：bjrbjishi）采访时回忆，当时对方肯定地说，方罍身找到了，就在日本收藏家新田栋一手里。熊传薪深知马承源在青铜器研究领域里的地位，对这一结论并未存疑。
马承源，是从地下党成长起来的专家，有“中国青铜文物鉴定第一人”的美誉，他为上海博物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青铜器，其专著《中国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更是开创了全新的中国青铜器分期体系。
1992年，马承源应邀出席日本的一次文博会议，会议结束，他没有跟着大部队去赏樱花，而是拜访了自己的老朋友新田栋一。
新田栋一，原名彭凯栋，出生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虽然改名换姓赴日发展，可依然乡音未改，说一口地道的闽南话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在日本，他的事业相当顺利，而收藏一直是他的私人爱好，也是他怀乡的一种方式。
1952年的一场大病之后，新田专收佛像，因此青铜器并未摆在藏品中的醒目位置，但马承源的目光却一下聚焦到一件威仪华美、似曾相识的青铜器上。他立刻判定，眼前这件青铜器与湖南省博馆藏的器盖应为一体。
皿方罍盖子上的铭文
马馆长的学生周亚说，老师的眼睛像放大镜，能见常人不能见的细微之处。当时判定的依据有三：其一，器盖与器身铭文基本一致；其二，器盖与器身的形制特点吻合；其三，皿方罍的纹样很有特点，其上的兽面纹极为特殊。
马承源与皿方罍如同久别重逢，百感交集。新田听说盖子有了下落，则欣喜若狂。
新田自述，1950年，自己创业正艰，但在日本收藏家浅野梅吉处看到此器，爱不释手，仍重金购得。为补无盖之憾，他还曾在英国佳士得拍得一春秋时代的方形器盖，但盖的大小、纹饰、颜色均与原罍身不符，只得摆在旁边。
听说真正的盖子就在湖南省博物馆，新田恨不得马上飞过去。熊传薪说，他对新田的来信早有准备，遂将盖的尺寸报给了新田。新田核对后发现，湖南馆藏的方罍盖正好可以盖上他私藏的方罍身。
当80岁高龄的新田专程来到博物馆，亲眼看到方罍盖时，他说“我仿佛找到了失散40年的孩子，陶醉在团圆的幸福中”。
1993年春，高至喜、熊传薪、副馆长陈建明受邀踏上了东京之旅。新田栋一的家在东京六本木，距中国大使馆不远，是一栋独栋三层别墅，他的私人藏品，占据了整个别墅。
“罍盖已相当精美，器身更让人吃惊，自然期待它珠联璧合的样子。”熊传薪回忆，当时在新田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仔细查看了器身的铭文、纹饰、铸造工艺，并对大小尺寸等做了记录。宾主双方彻夜畅谈，话题始终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这件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皿方罍，应早日团圆。
可是怎么团圆呢？新田重复着他可以重金购买方罍盖的想法，湖南人则动员新田将方罍身捐给省博物馆。新田希望身盖合一在日本，湖南人指望方罍身早日归故里。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在饯行的餐桌上，新田仍认为：“这就好比一个茶杯，盖子在你们那儿，杯身在我这儿，但是杯身是主要的，盖子是次要的，所以你们应该把这个卖给我。”
熊传薪明确表示，博物馆的东西不能卖。新田又想出个主意，愿意出资20万美金给湖南省博物馆捐建一座大楼用作陈列，外加捐赠一西周初期的精美方形盖以换取皿方罍盖。
熊传薪坦言自己有些动心，毕竟当时博物馆一穷二白，展览条件更是捉襟见肘。不过，以回流文物为己任的博物馆，怎么能让国宝流出去呢？
1993年3月31日，新田向湖南省博物馆致《请愿暨陈情书》，表示对皿方罍“身盖合一”的期盼，并表示捐赠不是投资，20万美金虽然微不足道，但由于日本税法所限，只能捐这么多。1993年12月，此事向省文物厅、国家文物局层层报告。不过，正如熊传薪所预想的，捐赠交换方案行不通。
收藏家都希望自己的藏品是完整的，更何况是绝世精品。捐赠方案无果后，湖南方面和新田仍保持着联系，反复磋商合展合体之事。
先是湖南提出在上海博物馆合展，不过该计划由于新田对罍身能否返回日本有所顾虑，且罍身通关不符合相关法律而夭折。随后，新田又提出在新加坡博物馆联合展出。这一次，湖南方面没有同意。“合一的努力，几次都没成功。”提起这段往事，熊传薪不无遗憾。毕竟，除了让国宝团聚的赤诚之心，还有国情、法律等种种现实问题难以逾越。
新田也只好将方罍身和盖拓片放到一起，聊以自慰。
作为文物流失国，我们为什么不能动用法律手段追讨呢？
专家解释，我国在1970年与1995年签署的两份国际公约，都留了“后门”：一是追溯期限有相应限制，二是公约只对签署协议的国家才生效，且不是“强行法”，约束力甚微。因此追讨中常见的现象是，在文物几经转手之后，一些国外博物馆与收藏者常以“善意取得”为理由进行搪塞。而对于皿方罍这类文物来说，既非战争掠夺流出，又非被盗走失，很难追讨。
如果新田不愿意捐，要想取回器身，只能通过买卖交易。而正如熊传薪所说，“1993年那会儿，对那么大一笔钱没有概念，那个价格想都不敢想，根本没办法向对方开口啊。”
2001年，突然从纽约传来了一个令湖南省博物馆前馆长熊传薪乃至整个中国文博界无比震惊的消息：皿方罍器身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含手续费约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的天价成功拍卖，一举创下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原来，皿方罍器身的收藏者、日本人新田年事已高，却遇到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为了延续家族的发展，新田决意出手自己的宝物。2001年3月20日，方罍器身以艳惊四座的方式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令人欣慰的是，拍卖中，有来自中国的竞拍者举牌了。上海博物馆和保利艺术博物馆在得知皿方罍要拍卖的信息后，火速联手筹集了300万美金，抱着志在必得的架势，要让方罍之身王者回归。
竞拍现场竞争激烈，拍卖师的报价越来越高。中国竞拍者一狠心，报出了自己的最高出价。原以为豁出去的跳跃式举牌会吓退其他藏家，原以为这笔巨款能所向披靡，不料一位法国买家紧随其后，举牌出价远远超过了中方的预算。
拍卖槌落下了。中国竞拍者只能望罍兴叹，300万美元，已经是当时外汇管制下的极限数字了，而那个创纪录的924.6万美元，则秒杀了合体之路。
一时间，皿方罍成为全球藏家热议的话题。在这场交易的带动下，青铜器价格水涨船高，名品均被抬升到百万美元级别。不过，皿方罍还是把最高纪录保持了四年。这让期盼它回归的人更为悲观，因为像这样的稀世之宝，每一次露面的间隔一般是20年左右，2001年青铜器的市场尚未成熟，其价格也远远低于其真正的价值，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价位，已经让中方望尘莫及了，等到它再次露面，我们的实力能行吗？
熊传薪说，当时湖南省博物馆因为资金不足无法参与竞拍，但所有人都对此非常关心，而竞拍结果让他们非常失落。“那次拍卖之后，我在《中国收藏》上写了一篇文章，觉得很惋惜，担心这个东西回不来了。”
不过，继任馆长陈建明透露，博物馆并没有完全放弃。2012年前后，博物馆通过美国的同行了解到，皿方罍有可能在拍卖场上梅开二度，就断断续续和藏家保持间接联系，也一直在争取资金。
“我们问他要多少钱，他说要7亿元人民币。” 博物馆方面的判断是，作为一个中部省市的财政，不可能拿出几个亿来买文物，“我们还没有发达到那种程度”。
2014年，已是大明星的皿方罍果然回到拍卖场，让文博界揪心的时刻又到了。
3月12日，应友人邀约，青铜器鉴定及修复专家贾文忠从北京飞赴纽约。走进机舱，他意外地发现头等舱里坐满了古玩商。一打听，大家都是为了皿方罍而来。
在这次的亚洲艺术周上，佳士得不惜重金为皿方罍打造了专场，将拍品编号为1888，时间定为3月20日。无论是“要发”的谐音，还是与上一次同一天上拍的巧合，都摆明了要创造新纪录。
到纽约后的几天里，贾文忠发现，酒店里、餐厅里、大街上，到处都能看到古玩界的“熟脸”，而国际上的顶级藏家，如艾斯肯纳胥、安思远、吉赛尔、曹兴诚等也悉数到场，完全是一场“豪门盛宴”。
虽然佳士得对竞拍者设置了高达300万美元的订金门槛，但并未挡住收藏家们的热情。知情人士透露，佳士得特以酒会答谢，出席招待酒会的外国收藏家十余位，中国收藏家二三位。
3月15日，一封在网上流传的信件，又让拍卖变数陡增。
在这封给佳士得的信中，湖南省博物馆写道，鉴于方罍“与湖南之渊源”，同时“本馆为非盈利受托遗产保管机构，所需购藏经费全赖各方资助”，希望能以所筹得的2000万美元洽购，避免拍卖。
由于走漏风声，特别是泄露了筹款金额，不少藏家觉得湖南这回希望不大。收藏家刘益谦就表示：“我个人支持湖南省博物馆买回来，可是媒体这样一宣传，万一湖南省博物馆到时候出价不敌对手，被老外买走了怎么办?”
外界分析，湖南人对于出土于本省的“方罍之王”，不会坐视不管。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雄厚和国家抢救海外流失文物计划的出台，主打“爱国牌”的竞买，很可能让中国买家成为冤大头。
有圆明园兽首的教训在前，台湾收藏家曹兴诚发起提议，“由湖南博物馆以预估底价去拍回来，其他华人藏家一律不出手，不让人来炒作价格。”喻恒、郑华星、朱绍良、唐炬、蒋念慈等藏家也联名发表《华人藏家集体致纽约佳士得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促成合璧好事。信中写道：“我们谨向全球华人藏家呼吁：恳请海内外华人藏家在拍场中以大局为重，万勿以个人好恶哄抬价格。”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也通过渠道知会佳士得公司，希望能帮助促成湖南方面的洽购。
中国买家合力阻击时，国际买家也在摩拳擦掌，皿方罍的命运如何？直到上拍前一天都是未知数。
其实，这场较量，从4个月前就开始了。其背后推手，不是湖南博物馆，而是一位有着霸蛮气质的湖南收藏家——谭国斌。
他以一己之力，筹办当代艺术博物院，10多年来一直免费开放；他发起“艺术长沙”，坚持十年，把双年展办成湖南艺术的一座文化新标。这些自掏腰包不挣钱的活动，都是他介入公共文化的可贵探索。
作为2013年香港佳士得秋拍的座上宾，谭国斌在VIP藏家的拍品预展上，第一次见到了皿方罍。
“极其精美。”谭国斌是长沙人，小时候参观博物馆，曾经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听说过皿方罍的故事，但初见罍身，还是完全被震撼了。“我当时就有一种冲动，一定要让它回湖南。”在场的湖南企业家也都认为皿方罍器身回湖南省博物馆是最佳的选择。
“既然要回湖南，肯定不能上场拍卖，2001年的教训摆在那里。”还在香港，谭国斌就找到佳士得亚洲区执行董事魏蔚，提出洽购的请求。“魏蔚当时说很难，几乎没有可能。”
从香港回来后，他又直奔湖南省博物馆，找馆长陈建明，“表示愿意出一部分力，但由于个人的力量有限，提议由博物馆向政府申请资金来购买皿方罍”。
“我年纪比你大，沉得住气。”陈建明后来说，自己表面看上去无动于衷，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方面，博物馆一直找熟悉的朋友确认卖方的意愿，另一方面，则不停地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请示。然而，相关部门的回复是：不赞成这种用国家资金回购的方式。
这条线断了，谭国斌一度失落，但他很快打起精神，开始寻找企业家，“能找的都找了，我劝他们先买后捐，岂不是比在中央台打一亿元的广告对品牌的影响力更大。”然而，一番洽谈下来，困难重重。“毕竟，湖南的经济没那么好，企业家们也缺乏这个意识。”
在被动员的企业家中，只有湖南广播电视台的台长吕焕斌没有直接拒绝。“我第一次跟吕焕斌说完以后他没吭声，我就知道有戏。后来我每见他一次，就跟他说一次这个事情。”到最后，吕焕斌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广电买这个东西师出无名，毕竟方罍这么贵，广电又不是博物馆。另外，广电归宣传部管，要省宣传部支持才可以。
谭国斌将皿方罍即将拍卖的消息发到了朋友圈，“他们都支持我，希望方罍回到湖南，但很多朋友说这不可能”。毕竟，临近过年，资金还没着落。
虽然没找到钱，但谭国斌仍与佳士得不断沟通。2014年2月，佳士得将皿方罍的起拍底价告诉了谭国斌，为1800万到2000万美元。而对方开出的洽购价，则高达5000万美金。
“有价之后，就明朗多了。”谭国斌没有被巨款吓倒，而他想要的支持，来得更是及时。
3月初，吕焕斌与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许又声同乘飞机，他报告了此事，当即获得了支持。
许又声到湖南之前，曾在国侨办工作多年，对统战工作得心应手。他当晚就召集省文化厅、博物馆开会，确定在湖南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购买皿方罍。政府的支持，成了皿方罍回归的转折点。
如何让皿方罍回国？行前，最终确定了3套方案。
“第一选择是洽购。我跟佳士得方面沟通，企业出钱，湖南省博物馆进行洽购的相关事宜，尽量在2000万美元左右拿下。”
“如果洽购不成，则派代表在拍卖现场竞拍。这是第二个方案，预计会举牌到3500万美元。”
“如果湖南在拍卖场上举不动了，收藏家刘益谦表示愿意出力，这是第三个方案。”谭国斌说，刘益谦授权他来举牌，有6000万美金保底，皿方罍也许不能回到湖南省博物馆，但是起码能回中国。
3月15日，谭国斌和湖南广电、省博物馆的专家组成了8人团，赴美洽购。行前，他们以湖南省博物馆的名义致信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不想这封信流传到网上，使得外界均知湖南“仅筹措到2000万美元”。
所幸的是，起飞前，一个方罍盖的3D打印模型被紧急送到洽购团队手中，为以后的谈判立了大功。此次3D模型的打印可谓相当匆忙，负责打印的盈博科技董事长刘武说，湖南省博物馆只发给他们6张照片，4个工程师连夜完成了数字建模、打印，用时仅16个小时。
3月17日，洽购团队抵达纽约。时隔21年，熊传薪第二次见到方罍器身。他翻出当年在新田栋一家所做的记录一一对照，通过对纹饰、铸造工艺、铜质等的鉴定，确定就是当年所见的同一器。
“我们带去的3D盖子，一开始并没有与器身合上，经陈馆长提醒，旋转了90度之后，口径90%以上是吻合的，应该是一套。”让熊传薪心疼的是，器身近一个世纪都在私人藏家手中，因为经常用手触摸，已有一处锈蚀。“在外的这近百年里，它受了多少苦啊！虽然艺术是无国界的，但承载艺术的这些物品是有主人的。所以我说它能回到湖南是最好的选择，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从到美国开始，我们每天几乎只睡三四个小时，一直在与佳士得方面沟通。”谭国斌告诉纪事君，谈判气氛紧张，我方是谭国斌、陈建明、张华立3人，而对方则在桌子对面坐了一排，从气势上就压我们一头。
“谁都知道湖南广电有钱，要是漫天要价怎么办？”为此，当时一块儿去的湖南广电副台长张华立，对外宣称是陈建明馆长的助手，不敢让他暴露身份。
由于与法国卖家的预期相差悬殊，洽购团队几次报价，由佳士得转告，卖家均未同意。
“我想，深藏不露的卖家最终是看到合体效果后，在内心默默认同了皿方罍最终的归宿。”谭国斌说，皿方罍3D盖盖到器身上之后，华丽壮观，而且一旦合体，再分开来看盖子和器身，怎么看都是缺憾。
至于谈判技巧，他还记得向佳士得陈述的四条理由：“第一，这是湖南流散出去的文物，按照国际公约上的文物法，是要追讨回来的。第二，这是个‘残器’，何不成人之美，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第三，华人收藏家都支持我们，都不会出手。第四，我们买下来是用于公共收藏，这在西方的国家也是最受重视的，有优先购买权。”
谈了三天三夜，双方最终在19日下午4时达成协议，此时距拍卖开场不足24小时。“我们加了钱，但加得不多。”皿方罍器身以大约低于预拍成交价一半的价格购得。洽购成功的那一个晚上，谭国斌兴奋得整晚都没睡，因为这件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当晚整个收藏界都因为朋友圈里的消息炸开了锅。
“洽购协议达成之后，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说服此前已经支付订金的买家退出。”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说，当时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多位买家支付了高达300万美元的订金，准备在第二天参与竞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一个个打电话，告诉他们皿方罍的经历，以及湖南方面与卖家为了皿方罍归国做出的努力。”令魏蔚欣慰的是，在电话沟通的过程中，所有买家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并祝贺湖南。
纽约时间3月20日上午11时，也就是原定的“一场最为激烈的‘罍王之争’”上演的时刻，佳士得拍卖师在展示现场宣布了洽购成功的消息，根据洽购协议，皿方罍将被捐给湖南博物馆永久保存，永远不会再出现在拍卖市场。
全场掌声雷动，谭国斌却不在场，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细节是，他在场外刷卡刷了两天。“我有两张卡，一张一次只能刷2000美元，另一张只能刷5000美元。300万美元的定金，用了两天，刷了1200多次才付完。不仅刷卡，签名也要签一千次，但想到国宝能回家，心里特别甜。”
而在整个过程中，那位做出巨大让步的神秘收藏家，始终没有露面。最终的交易价格，由于签了保密协议，也未公布。然而，正如熊传薪所说，“这次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洽购下来，体现出国外友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友好态度，也为中国流失文物回归开创了一种新的方式。”
谭国斌则期待，此次的事件能开拓公立博物馆的藏品征集格局，促成理事会制的成熟与作为。他说，公立博物馆要发展壮大，有必要更好地集合社会各界的力量，从长远来看，组建理事会或者基金会，是一个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为皿方罍回归慷慨出资的6家企业分别是：湖南广电、湖南中烟、湖南出版、华菱钢铁、湘投控股、中联重科。
2014年6月21日，皿方罍入境通关，重归湖南。28日，湖南为这件国宝举行了隆重的合体仪式。分离近90年，一朝团聚，物件若有灵性，估计也会执手相看泪眼吧。
2017年11月，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闭馆5年后重新对公众开放。皿方罍在“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览中亮相，3000年前祖先留下来的器物，终于能对后人一诉衷肠。
简单地说，罍是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诗经 周南 卷耳》里提到罍：“我姑酌彼金罍”，这里的“金罍”即是青铜罍。经过测量，如果要装满皿方罍，需要近51升酒，可见古人豪气。
青铜罍诞生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至春秋中期，绝迹于战国时期，方罍更为稀少。由于流行时间短，数量少，历经3000多年能保留下来的，据统计，仅45件。
在这些存世的青铜方罍中，皿方罍无疑是其中杰作。它的器身高62.4厘米，器盖高28.7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一件。近观其器，造型雄浑庄重，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透出摄人心魄的气势，无疑也是最精美的一件。更重要的是，它身上还有“铭文”，让远古的历史信息扑面而来。
湖南被誉为“南方青铜器之乡”，1938年在宁乡县曾出土另一件国宝四羊方尊，因被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而广为人知。相比之下，皿方罍因为有铭文，则更有价值。
皿方罍的名字就源于“铭文”。器盖上的铭文是“皿天全作父已尊彝”，而在器身上的铭文则少了“天全”两字，铭文的大体意思是“父己命人作此宝贵礼器”。
这里的“皿”是一个姓氏，皿氏家族出现于商代晚期，一直到西周前期都还存在，是一个有地位和权势的贵族。此前陕西也出土过西周时期皿氏家族的青铜器。
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商、周以来，统治者通过青铜器，建立了“礼”治社会，皿方罍也是贵族等级制度和权力的表达方式。
2015年4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判定皿方罍是商代晚期的礼器，可它是在哪里铸造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南？已经成了学术中的方罍之问。
在以前的记载中，商代晚期的长江以南是南蛮之地，甚至有“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说法。现在看来，这是中原对南方地区的一种误解。从在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从皿方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互通。
青铜器专家张昌平曾撰《论洞庭湖周边的青铜器——从皿方罍说起》一文，探讨湖南一带出土青铜器的内涵及其文化、艺术特征。在此文中，他指出：皿方罍显现出很多典型的中原商文化特征。同时，与殷墟青铜器相比，其造型与纹饰更为繁缛，有其独特之处。他进而指出：“与皿方罍的情况类似，在今宁乡周围一些地点出土的青铜容器，如人面纹方鼎、戈卣、兽面纹提梁卣、兽面纹夔龙纹瓿等，与殷墟青铜器有类似之处，却又保留着自己的特点。”
如今，在研究界，人们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一种是商朝工匠南下到湖南地区之后在本地铸造。这部分青铜器的纹饰往往带有南方文化的特点，如鱼纹等动物纹饰，是中原地区所没有的。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在北方铸造的青铜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湖南。
大多数专家认为，皿方罍属于后者。皿氏家族一直活动于中原地区，皿方罍的纹饰也呈现北方的特色，以兽面纹、龙纹为主。另外，南北方铸造的青铜器，在金属含量上也不同，南方的青铜器含锌多，而北方的含锡多。这一点，皿方罍也符合北方青铜器的特点。
那么，这么大一个青铜器，是怎么被带到湖南的？它又为何而来？至今仍旧是个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皿方罍呈现了中原文化与湖南本土文化的交融。
《诗经》中“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意思是“我且斟满铜酒杯，让我不再长思念”。千年以来，游子把酒低吟，望向故乡的方向。如今器身回归，罍之百年相思也得解脱，湖南人终于可以酌彼金罍了。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作者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