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泉州网
李玉昆先生虽年过八旬，仍没有停下学术研究的步履。（陈起拓 摄）
人物简介
李玉昆，1941年生，泉州南安人，文博研究员。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8年被分配到河南省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1980年调至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要从事泉州海外交通史和地方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泉州民间信仰》《妈祖史迹研究》《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李玉昆文史类稿》《耕海集》等。在《世界宗教研究》《国际汉学》《中国航海》《佛学研究》《海交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2002年李玉昆到斯里兰卡考察 （李玉昆 供图）
他为人谦恭，不争名于朝，不求利于市，甘心寂寞，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界，我不敢说他是代表多数人，但是，他不沽名钓誉，不显山露水，不把学术研究当敲门砖，这不能不说他是真正潜心于学术研究的代表之一。
——《妈祖史迹研究·序》许在全（已故）
李玉昆先生潜心学术研究（陈起拓 摄）
1.看过您的简历，您出身于南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在农村读的小学，但初中便就读于城内的泉州二中（今培元中学），后在泉州高级中学（今泉州五中）读的高中，再后来通过高考考入北京大学，成了令人羡慕的国内顶级院校的才子。感觉就是一部寒门子弟崛起的奋斗史，在这过程中您一定吃了很多苦吧？能跟我们谈谈早年的学业历程吗？
李玉昆：我小学时是读了两个学校的，一至四年级在一所学校读，但它没有五、六年级，不得已只能转到另一所学校接着读。学校离家有两三里地，当时上学都是走路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上学。后来到泉州城内念初中、高中时，学校离家就更远了，足有20多里地，照样还得走路上学，风雨无阻。
我是在泉州二中（今培元中学）和泉州高级中学（今泉州五中）读完中学，虽然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但那也是一种磨炼，促使我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这对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是有好处的。
2.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始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史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史学教育科系。您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了历史系？
李玉昆：那时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家是在农村（家境较为清贫），高中毕业以后我只想着到大学念两年（就能出来找工作）。1961年高考填报志愿还是分“省内”和“省外”来填的，我着重考虑的是省内院校，最想报考的是师范学院的政教系或者中文系，因为师范类高校只要读两年后就能毕业从事工作，这样一来就能减轻家里的负担。但造化弄人，省外的第一志愿我填报了北大历史系，结果竟真的被录取到了北大。当时的确没有什么选择历史系的想法，纯粹是赶巧蒙上了。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我父母都说：“要去上！”鼓励我上京就读。那我也只能听从。
北大历史系在当时应该说是全国比较知名的院系，很多有名的教授为我们讲课。讲通史的，讲专门史课的……都是一些有名的教授，比如翦伯赞当时是系主任，后来成为北大副校长；汪籛是搞隋唐史研究的，很有名，给我们开隋唐史课；开宋史课的邓广铭，亦是宋史研究的名家；明清史学由许大龄开教；还有名师商鸿逵，他知识非常渊博，给我们讲历史文选。系里一些当时的青年教师如吴宗国等，现在亦是知名教授。那几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习还算顺利。可是1966年5月，临近毕业时，突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就一直被悬空着。直到1968年8月，终于等来工作上的分配。
在北大期间，应该说是打下了较为可靠的基础。个人觉得在大学里主要还是学一个门道，等到工作以后，才有机会通过真正的实践来检验我们的学习成果。
3.1968年，您被分配至河南省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具体从事哪方面的业务？河南是文物大省，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在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的这段经历，对您知识、经验方面的积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这部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刊发的？
李玉昆：我1968年（被分配）到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简称龙门文保所）工作时，当时所里才十几个人，工作、生活条件很艰苦。我在龙门长达12年，实际上是在那当个“牛郎”，因为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农村，形成两地分居的局面，一个人孤零零在那里。单位条件简陋，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就住在“宾阳洞”外，该洞窟由三个洞（宾阳中洞、宾阳北洞、宾阳南洞）组成的，始凿于北魏时期。文物保护所在洞窟外搭了屋子，北边三间屋，南边也三间屋，中间留了个接待室。我就住在北边的屋子里，伴着古佛青灯度过很长一段日子，甚至可以说是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如今那些屋子早就被拆掉了，成了记忆的一部分。
在龙门时，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把龙门石窟两山造像的碑刻题记都给记录了下来。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寺最大的摩崖古碑林，碑刻题记多达三四千块。刚到龙门文保所时，所里文献资料匮乏，全所仅有7部书，包括《洛阳县志》《金石萃编》等。还有一部书是日本人1941年出的，当时日本派人来龙门雇佣工匠为石窟拓片，仅在龙门待了7天，回去后便出了这部关于龙门石窟研究的书。所以此书纰漏百出，出现把洞窟张冠李戴、拓片收录不全等问题。文保所里还有一部《大藏经》的始撰本，这部经书原本是白马寺的，有同事把这部书借来了，成了所里的“珍宝”。总而言之，文保所当时的家底实在太薄了。
为完善龙门石窟资料，所里最初创建了一支工作组，决心要把龙门石窟两山造像碑刻题记搜集回来。工作组成员进行了分工，有负责拓片的，有负责记录的，还有拍照的，等等。但没过多久，由于各种原因，工作组解散了。只剩下我带着拓工，沿着伊河两岸，逐一搜集抄录石窟造像的碑刻题。1980年我调回泉州工作，但这项工作还没有收尾。后来我应邀又回了一趟龙门，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手头上所有的石窟资料整理好，并转交给了龙门文保所。1985年，日本的平凡社与中国文物出版社要合作出一套关于中国石窟的丛书，龙门石窟的内容也要出。当时龙门研究所的所长温玉成，致电给我，让我去首都北京参加丛书的策划工作。在首都，我们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宿白教授，他是考古界非常有名的专家，咨询他的建议。宿白教授提醒说现在是20世纪了，我们不能再走古人的老路了，专业的书籍要体现更多的知识点。他建议我们在龙门石窟两山的测绘图里，将每个洞窟的位置在哪一一标注出来，包括每个造像碑刻、题记属于哪个洞窟都要注明，让人能一目了然。在没有完成前期资料积累时，让我们不要急于出版。于是，该书的出版就先暂停了下来。后来，龙门文保所的下一任所长刘景龙，请郑州测绘学院将龙门石窟两山内所有的洞窟位置都给予测绘、编码，标注于图纸上。而后，刘所长打电话给我，让我再次前去参加龙门石窟书籍的编辑工作。当时我也提了一个要求称我在龙门石窟工作多年，把自己的心得整理成了一篇文章——《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的史料价值》，这次出书能不能把我这篇文章也收录进去。刘所长满口答应了。于是我再次前往龙门，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各个洞窟的造像碑刻题记按照洞窟的分布归类，再后来《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这部书由中国文物出版社知名专家黄文焜编辑，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刊刻发行。通过这部书的出版我就发现，真正想要做好学问，搜集资料是很艰难的事，完善学问的过程更是充满艰辛。当时我们搜集的碑刻题记约3680方。这几年随着一些洞窟的重见天日，又发现不少新的碑刻题记，龙门石窟的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中。
李玉昆在龙门石窟的工作照（李玉昆 供图）
陪同厦大历史系傅衣凌教授等专家在龙门石窟考察 （李玉昆 供图）
4.1980年，您调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海交馆）工作。后来为了出版《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内部刊物），您不辞辛劳走访了很多乡镇、村落，也采访了泉州地方几大望族，为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如今回忆，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李玉昆：我刚调到泉州海交馆时，馆长是林文明。他虽然是工农干部，但十分敬业。他在担任馆长期间，组织海交馆工作人员进行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出版《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一共出了九期。我参加了其中南安丰州史迹的调查。当时去丰州桃源，为了开展调查，我们借了当地人的房子住，吃饭则是在公社里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到九日山的调查，那时我们试着将山上所有的碑刻题记都抄录一遍。对于九日山祈风石刻到底有多少段，我们也进行了研究。之前有资料说是十三段，但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真正的祈风石刻仅有十段。另有三段不能算是祈风石刻，但确是市舶司官员到九日山游览后留下的。后来学术界也接受了我们这个观点。九日山祈风石刻在泉州海外交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这个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还把自己在九日山上抄录下来的碑刻题记的文字，与前人发表过的进行了对比，从而发现某些错漏之处。我便把这些需要修订的地方整理出来，发表在了《泉州文史》上。我认为，海外交通史迹调查活动对于海外交通史迹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这类实地考古调查，往往能让人们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丰州，除了九日山外，我们还调查了延福寺、昭惠庙、桃源宫、莲花峰、桃源村等，找到了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史迹。在金鸡桥等地，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这些都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
当然，那时海交馆调查的专题不仅限于丰州一地了，还有东海一带的，还有关于外销瓷的，还有华侨史的，以及蒲寿庚这样的历史人物调查等。
5.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交馆还曾组织全国天妃史迹调查，您也参与其中，最终还撰写、出版了《妈祖史迹研究》一书，能谈谈为何关注妈祖文化吗？
李玉昆：妈祖是海神，为什么研究妈祖文化呢？当时的想法其实比较朴实，认为海交馆研究一下海神，似乎也很搭。但是林文明馆长在世时，就提出要组织人员系统地开展妈祖文化的史迹调查，这就把研究提升到了另一个层面。1982年，林文明馆长突然离世。这一调查便由接任的庄炳章馆长负责。当时国家文物局也很重视这一项目，下拨了1万元经费给予支持，并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国家文物局的资深专家王振铎担任这次调查的顾问。王振铎先生特地为此次调查发表文章，指导我们应该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当时调查成员分为三个组，第一组从浙江、江苏一带到山东、天津，再到东北的辽宁，开展妈祖史迹调查；第二组的范围则是从福建到广东、海南等省；第三组在省内调查。我是第一组的成员。我们去调查后带回来了很多与妈祖史迹有关的照片、拓片等物。有点可惜的是，没有最终形成调查报告。
但我个人在参加调查之后，陆陆续续写了不少相关的文章，比如在《世界宗教研究》学术刊物上发表《妈祖信仰的形成和发展》，还有介绍与妈祖有关的民俗、妈祖与海外交通的关系等的文章。经过一段时间的再深入研究后，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此出一本书。于是开始着手采写，写完之后由于出书经费没有着落，书稿被搁置了很久。2008年，台湾南方俗民物质文化资料馆筹备处的徐瀛洲主任，陪同日本道观早岛妙听道姑来泉州考察，当我谈及我的关于妈祖信仰的书稿出版经费尚无着落时，徐主任当即向早岛妙听道姑建议由她资助出版。出于对妈祖的虔诚崇拜，道姑当场应允，乐助经费。最终使得我的《妈祖史迹研究》一书顺利刊印。
妈祖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性，且有独特性和兼容性。《妈祖史迹研究》一书几乎涵盖了妈祖文化研究的所有领域，还对“妈祖文化的形成”和“妈祖文化的特性”进行了简略的论述。实际上，妈祖信仰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与她的惟仁惟德、爱国爱民、海纳百川、大爱无疆的精神内核息息相关，这种精神不仅在古代能给予人们无穷的勇气和力量去乘风破浪，在当下也是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海丝精神的一种体现。
日本友人捐资出版《妈祖史迹研究》，与李玉昆合影留念。（李玉昆 供图）
在荷兰莱顿大学参加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李玉昆 供图）
6.民间信仰对民众社会生活影响至深，有人评价您的《泉州民间信仰》这本书将民间信俗历史与社会生活串联在了一起，是这样吗？除了研究泉州民间信仰外，据说您对泉州佛教文化亦有研究？
李玉昆：关于民间信仰，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的人都不敢碰它，为什么呢？因为民间信仰曾被误认为就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有人开始深入研究民间信仰。《世界宗教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国内首创的宗教学专业学术刊物，就创刊于上世纪80年代。我在这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与泉州民间信仰有关的众多文章，有妈祖的，有清水祖师的，有吴真人的，有郭圣王的，甚至有关于王爷的，我都写过、发表过。在这个基础上，我就萌生了想要撰写一本《泉州民间信仰》专著的念头。从2006年到2009年，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我把之前发表过的文章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且补充了不少新内容，最终完成书稿的撰写。书稿基本上把当时我所知道的泉州地方的民间信仰都写进去了。此书于2009年12月付梓。如今回头再看，这部书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后来又发现了一些被遗漏掉的民间信仰。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进行增补。
说到佛学研究，我工作之初在洛阳龙门石窟，因为那里是佛教造像石刻艺术的宝库，接触佛教文化较多。回到泉州，入职泉州海交馆后，我除了将重点放在海交史研究上外，也开始关注起泉州地方的佛教文化。我写过几篇关于佛教的文章。比如《僧侣在宋代泉州造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这篇文章是我刚从洛阳调动回泉州不久写的。当时，北京宗教学会筹划开一个学术讨论会，当时的泉州海交馆馆长林文明对我说经过馆里讨论，决定派我去参加这个会议。参加这样的会议是需要提交一篇论文的，为此我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写佛教人士在海外交通史中留下的印迹。最后才有了上述这篇文章。泉州在宋代造桥成风，僧侣作为其中一股力量，不可忽视。泉州僧侣不光是为造桥捐资筹款，当中许多人还亲自参与了桥梁的修筑、管理等工作。后来这篇文章还被收录于佛教学会刊物《法音》当中。后来，我又陆续对泉州的寺院如延福寺、开元寺、法石寺、海印寺等进行考察，写了一些关于这些寺院的文章。我在海交馆的资料室，发现了一本书《敦煌遗书目录》，里面显示泉州开元寺千佛院的省僜和尚写的一篇颂文——《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曾被收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它是研究禅宗史和泉州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于是我写信给敦煌莫高窟资料室，请他们将原文复印给我。随后我对此颂文进行研究，并撰写了《敦煌遗书〈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研究》一文，该文后发表于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上。为了开展佛教研究，我也翻阅了许多佛教经典如《祖堂集》等，这对于工作是很有益的。
7.1978年泉州历史研究会成立，隔年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成立，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泉州学”又成为世所瞩目的研究学科。可以说在那段时期研究泉州这个“历史文化富矿”，成了国内外许多专家趋之若鹜的选择。泉州海交馆也在这段时期创立“一馆一会一刊”模式，能跟我们讲讲这个模式的好处和它的影响吗？
李玉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泉州人充分发挥“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在全国还很少城市能成立研究会的时候，泉州就已经成立了泉州历史研究会，创办了刊物《泉州文史》；推动创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其秘书处就设在泉州海交馆，还办了刊物《海交史研究》。“泉州海交馆+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构成了“一馆一会一刊”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国内的学术界特别是文博界影响巨大。众多专家认为这种模式很好，利于学术交流。当时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副院长就曾特地写过文章，宣传、推广这种“一馆一会一刊”模式，号召大家来学习。通过“一馆一会一刊”模式，也让更多人认识了泉州海交馆。
从个人的感受来讲，我曾担任过一段时间《海交史研究》的编辑，在学术界联系比较广。那时一有外地来稿，我都会写信联系作者，与他商量稿件的修改方案。这些经常投稿的学者，后来都成了我很好的朋友。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参加各地的学术研讨会，彼此间的交流更多、更深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吧，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8.您的著述《耕海集》内容丰富，主要内容包括：航海贸易与中外关系、海商研究与人物考证、宗教信仰与多元文化、综述与评说四个部分。对于海商人物的研究、考证应该说是极费工夫的，我记得其中有一篇记述“僧侣海商昭庆禅师”的文章，既是僧侣，又是海商，这样的身份真的很吸引人。您是如何发掘出这样的历史人物来的？
李玉昆：《耕海集》主要收集了我研究海外交通史的文章。其实有关海商，我在《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这本书里就专门用一节来写僧侣与海商的关系。除了昭庆禅师以外，还写到南宋泉州法石寺里的僧侣王元懋。当时寺院里的僧人也学习南番诸国的语言文字，王元懋对外语掌握得很快。后来，王元懋去了占城（越南），当时占城国王很器重他，延请他为塾师，并将女儿嫁给他。王元懋在占城留居了十年，才回了南宋。不久，王元懋从事起舶船贸易成为海商，财富越聚越多。所以在古代僧侣与海商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经商的僧侣就全国来说，都有存在。我主要还是从典籍中去寻找这样的线索，并将这些人物的故事发掘出来与大家分享。
9.自宋而下，闽南人海外交通著作颇多，著名的如《诸蕃志》《岛夷志略》《海录碎事》《海国闻见录》《吕宋纪略》等，很多还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但也有一些书大家比较陌生。泉州海外交通史迄今仍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在您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过程中，哪些泉州海外交通史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著述，引起了您的关注？
李玉昆：从古代来说，跟泉州关系特别密切的海外交通方面的著作应该首推宋代赵汝括的《诸蕃志》和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了，这两部书影响最大。而且这两本书里头讲到海外诸国航程、航向时，都以泉州为起点，这说明当时泉州在海外交通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汪大渊是两次亲自从泉州搭乘商船到海外去，回来以后应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之请，整理航海手记，才写了《岛夷志略》这部书。偰玉立主持编纂的《清源续志》，便将《岛夷志》附于郡志后；赵汝括虽然没有真正坐船到海外过，但他是以朝奉大夫身份来泉州任福建路市舶（市舶司设在泉州）提举的。当时泉州的海外通商贸易兴盛，赵汝适在市舶司任内，勤办舶务，与亚非蕃商友好交往，利用闲暇，遍访当时侨居泉州的蕃商，完成泉州海交史专著《诸蕃志》。所以《诸蕃志》和《岛夷志略》的确都是研究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文献，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的学者必须要熟读的两本书。
近现代，研究泉州海外交通的著作依然很多。台湾学者李东华就曾写过《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一书，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和地位进行了阐述与论证；曾执教新加坡国立大学及中文大学的苏基朗出过《刺桐梦华录》，该书资料翔实，论述缜密；厦门大学傅宗文教授所著的《沧桑刺桐》，写出了刺桐港的历史变化。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泉州学者吴文良、吴幼雄编纂的《泉州宗教石刻》，吸引了中外学者来研究。相比宋元，泉州在明清时期虽然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依然是极具魅力的城市，所以中外学者才会竞相来此研究、考察。
李玉昆独立或参与编著的书（陈起拓 摄）
与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一起在安溪文庙考察（李玉昆 供图）
参加清源山碧霄岩“三世佛”石雕造像学术研讨会（李玉昆 供图）
10.您参加过许多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学术讨论会，特别是一些国际性的会议。比如，在荷兰举行的“宋元时期的泉州海外贸易”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个会议上您做了什么样的主题发言，又有什么收获呢？
李玉昆：外国人非常关注泉州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1997年，荷兰莱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萧婷（德籍）发起了一场“宋元时期的泉州海外贸易”国际学术讨论会，共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中国的研究机构的20多名学者与会，其中包括英国约翰盖伊博士、美国休·克拉克教授等国际知名学者。这是国外召开的有关泉州历史的专题讨论会，当然也邀请了泉州学者参加，当时我和陈鹏教授作为代表一起出席了此次讨论会。我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我们知道宋元时期泉州对外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进口的则以香料、珠宝为大宗。所以我选择了香料作为切入点，探讨宋元时期香料贸易的情况，以及它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
会议之后还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论文集，收录了英国约翰盖伊博士的《泰米尔行会与泉州海外贸易》、萧婷博士的《金属制品在宋元泉州海外贸易中的作用》、休·克拉克教授的《宋代泉州海外贸易和社会变革》等文章。从这场“宋元时期的泉州海外贸易”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也可看出，泉州在国际学者心目中拥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11.宋元时期的泉州不仅是超级巨港，也是异域知识信息和外来学术传入中国的桥头堡。关于古城旅游，有人建议泉州应当打“宋元巨港”的牌，特别是拿“宋”做文章，以古城特质入手去推广、发展旅游。您是研究泉州文史、海外交通史等诸多领域的知名学者，您持什么观点？
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海外贸易在宋元时期达到了一个尖峰时期，如今泉州遗留下来的文物史迹也以宋元时期居多。现在我们说泉州是“世界宗教文化博物馆”，城市里很多宗教文化遗迹也出于宋元时期，这是事实。个人认为，如今泉州旅游强调“宋元”元素这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明清时期的就不重要了、不关注了。明清时期的泉州海外贸易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在海禁政策的大背景下，私商贸易发达、成批华侨出洋，构筑了新的历史画面，展现了新的时代特点。明清时期泉州还涌现了如李贽、郑成功等一批杰出历史名人，明清建筑在泉州城内也大量存在，同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们做旅游宣传时强调宋元时期的辉煌没有错，可对于明清时期的泉州也不能忽视，发展旅游业应有全面的考量。
12.您已年过八旬，但仍然没有停下学术研究的步履。近年来您发表过《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外国人在泉州》《耕海集》这样的著述，也发表过多篇与泉州海外交通史有关的论文，备受海内外学者瞩目。多年来您不仅对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潜心研究，对泉州文史也颇有探奥索隐之举。关于泉州文史研究方面，您有什么心得想与我们分享的吗？
李玉昆：对于泉州历史文化研究，我觉得学者们比较重视对泉州海外交通、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这些是“显学”，大家关注比较多。但是对于城市经济基础，我们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农业方面，我国是农业文明古国，古人是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的，泉州农业对于泉州社会的影响，这方面我们的研究稀少；比如在手工业方面，同样罕见较全面的专项课题研究。所以我最近研究的关注点侧重在这些方面，撰写了几篇关于泉州古代农业、制糖业、制酒业等的文章。我认为写文章不一定要长篇大论，要立足于解决问题。我发现古代官员常有劝农文、劝农诗，于是就此作了一番整理写成文章。另外，宋代农书《禾谱》作者曾安止曾被误认为温陵人，我也就此考证了其籍贯等，证明他实为江西庐陵人。希望这类文章能对泉州的历史文化研究有所补益。（来源：泉州晚报记者 吴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