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达去看望戴老的时候（速达供图）
■戴铁郎一生鲜有接受媒体采访，因此他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可他创作的《黑猫警长》，在中国无人不晓。■耄耋之年的戴铁郎，以平常心看待一生名利，他说：“我很忙，每天都在创作，没有停下过。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却是无限的。”■他曾说：“这是一个好时代，好到让我常常遗憾，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2019年9月4日晚，黑猫警长“爷爷”走了！世上再无“请看下集”。
9月4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微博发布讣告：著名美术片艺术家、一级导演、国际动画协会（ASIFA）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动画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动画片《黑猫警长》导演、编剧戴铁郎先生，因病于2019年9月4日19点25分去世，享年89岁。
戴铁郎，1930年生，广东惠阳人，生于新加坡，1940年回国。他在上世纪50年代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曾在30余部美术片中担任动画设计。
01
曾创作多部经典动画作品
戴铁郎老先生曾与上海美影厂许多艺术家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
《骄傲的将军》
《小蝌蚪找妈妈》
《牧笛》
《草原英雄小姐妹》
其中《我的朋友小海豚》获1982年意大利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总统银质奖。
最让人熟悉的还是那部《黑猫警长》，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
英勇正直的黑猫警长，成为无数孩子心目中的童年“英雄”。
当时《黑猫警长》从制作到播出一共只有五集。在第五集结尾打出“请看下集”后，但观众们再也没等来第六集。
02
始终在思考孩子们需要什么
戴铁郎先生先后担任美影厂三十多部美术片的动画设计、人物造型、美术设计、导演和编剧工作，热爱美术片事业，热爱生活，热爱科学，喜爱动物，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为少年儿童创作动画片。
他的影片常以科学知识为题材，具有浓厚的儿童情趣，敢于开拓，充满想象力，为一代又一代人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为中国美术片、动画界的“中国学派”、中国民族动画作出了积极贡献。
戴铁郎老先生很喜欢孩子，也始终在思考孩子们需要什么。他曾说“我在创作中，不仅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脑子想；还常常用孩子的眼睛去看，用孩子的脑子去想。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喜欢的，孩子也一定喜欢。”
直到80多岁，戴铁郎依然在创作。
在他的房间中央，一张书桌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他平时就在这张书桌上绘画、创作、准备教案。因为有艺术相伴，晚年的他，对生活依然充满热情，他不仅日日笔耕不辍，还带了两个中国美院的研究生。
老先生曾言：“如果你心里面装着一个世界，拿起笔，世界就是无穷大！”
网友：
谢谢您，美好了我们的童年
文汇报曾在2012年专访了戴老，并刊发《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艺术是我余生的归宿，现重发此文，以缅怀戴老。
文|张小叶
对于诸多70后、80后而言，谈及童年，《黑猫警长》绝对是关键词之一。
1984年，《黑猫警长》开播后，立刻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动画系列片之一。在历年来最受欢迎的国产卡通形象评选中，它与《葫芦兄弟》并列第二。2010年，《黑猫警长》被翻拍成电影版，创下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黑猫警长》的导演戴铁郎，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雅号“黑猫爷爷”。
但戴铁郎的成就不仅于此。他参与和导演的作品包括《黑猫警长》《我的朋友小海豚》《小红脸和小蓝脸》《牧笛》《小蝌蚪找妈妈》《草原英雄小姐妹》《九色鹿》等，每一部都备受好评，在国内外屡屡斩获大奖。
可人们有所不知，戴铁郎的一生非常坎坷。真正做导演的时光，只有短短10年。
如今，“黑猫爷爷”已到晚年，身边亲人陆续离世，独自一人生活。但戴铁郎觉得，自己从没有为境遇所困，正如现在也不会为时间所困，因为创作就是生命的动力。“我很忙，每天都在创作，没有停下过。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我的世界却是无限的。”他说。
耄耋之年，形只影单依旧乐观
戴铁郎幽居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角落。穿过人车嘈杂的大街小巷，拐进一条小弄堂，可以看到一排解放初建成的老式公房。白漆外墙上，到处是旧水管的铁锈渗出的斑斑印蚀，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包围中，老公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带路的是印希庸，《黑猫警长》的制片，也是戴铁郎多年的学生和朋友。他骑了一辆老式助动车，“突突突”地走在最前面。在一幢老公房前停车时，早已闻声探出头的戴铁郎，从三楼的窗口抛下一把钥匙。印希庸开门进楼，穿过油烟袅绕的公用厨房，爬上陡峭的、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便见到须发皆白的戴铁郎站在门口迎候。
退休后，戴铁郎常年住在杭州，偶尔回上海来住。从1953年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起，他就住在这间50平米的一居室。妻女陆续离世后，原本狭窄的老屋变得空荡荡，沿墙靠着几块床板，唯一一张长沙发的一端叠了两块毛巾，权作枕头。
房间的正中，一张书桌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老伴去世后，戴铁郎把大床拆了，请人帮忙在原地拼起了一张大书桌，平时就在这张书桌上绘画、创作、讲课。因为有艺术相伴，晚年的他，对生活依然充满乐观。只是如今打交道的对象，从孩子变成了大学生，他不仅日日笔耕不辍，还带了两个美院的研究生。
“她们去世以后，我想了很久，晚年怎样度过？最后想通了——艺术就是我余生的所爱和归宿。”老人抚摸着书桌，对我说。
戴铁郎在杭州的住处，是西湖边上的一间两居室，这是早年浙江美术学院分配给他父亲戴英浪的。戴铁郎没有手机，偶有美影厂的晚辈去杭州探望他，遇上老人出门，往往要在楼下等待许久。他养了几条狗，有从路上捡来的，也有别人寄养他家后再不领回的，他不忍丢弃，一一收养，还四处找人借身份证为狗办证。然可托之人并不多，他笑言：“向我家的钟点工阿姨求了好久。”
每次来上海，戴铁郎总要先通知印希庸。2009年冬天，为了《黑猫警长》电影版的改编，他来上海暂住，印希庸把自家的棉被搬去，顺便帮忙买菜洗衣。昔日的“黑猫爷爷”，如今年事已高，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毕竟有些力不从心。而当年《黑猫警长》动画组的陈思毅，至今记得戴铁郎对生活曾有多讲究：“那会儿美影厂有个咖啡厅，偶尔会做点西餐。戴老师就说，你们怎么把意大利面当成阳春面吃？那天我长知识了，意大利面得卷着吃，而且不能发声音。”
这些生活习惯是从南洋带来的。戴铁郎的人生一分为二，在与动画结缘之前，他的青春岁月颠沛流离，而他一生的品性，也在革命生涯中渐渐打磨成型。“当年美影厂分房，我爱人再三催我去问问，我便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分房小组让我去找厂长，厂长让我去找分房小组。我便想，好吧，这也算是个结果，就坦然回复了家人。”一家人便在这栋一居室里住了几十年。
“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都是这样高傲坚忍，他们不在乎利益，坦然为艺术献身。”陈思毅说。
动荡岁月，木刻版画曾是最爱
1930年，戴铁郎在新加坡出生，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戴英浪，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马来亚共产党执行委员。二战期间，马共组织人民抗日军，进行抗日游击战。在戴铁郎的记忆里，那段时间，家里总是迎来好些客人，进了屋便和父亲开会。母亲在屋外养鸡，其实是为父亲“放哨”，年幼的戴铁郎便跟在母亲后头干活。
他与母亲情感深厚，他说：“我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性”。解放后，父亲戴英浪的身份转为木刻画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师从妻子。抗战期间，戴英浪辗转多地、几度被捕入狱，妻子跟随他，吃了很多苦。但她从无怨言，全心抚养一对儿女，一生为革命“做好后勤”。
“她总是一边做事，一边告诉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很浅显，一点也不教条。我很怀念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在日后是非不辨的年代，是母亲的昔日教导，使他得以摆脱愤懑，平心静气。
在新加坡读书期间，戴铁郎和他的同学时不时组织义卖、捐款，一直延续到他回国。
1940年，10岁的戴铁郎随家人一起回到了中国。1942年，戴英浪在上海开展地下党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4岁的戴铁郎，就成了当时家里的顶梁柱。那时戴铁郎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白天开会、发宣传单、游行，晚上在灯下作木刻画。
戴铁郎说，自己人生头20年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书。但是，即使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他也从未放下过心爱的木刻版画事业。
回国后，戴铁郎获得了重新学习的机会，得知北京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开设动画专业，他独自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考试。
这年初冬，在广州上车时，他只穿了一件薄外套，没想到一路向北，越坐越冷。那些细节，60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下了火车，我叫了辆黄包车去学校。过一座桥时，我感觉自己要冻僵了，于是叫停，从行李中拖出几件衣服裹在身上。对车夫说，你继续拉，我跟着你跑。”
就这样，他成了北京电影学校第一批美术系动画专业的学生。那批学生中，有阿达(动画短片《三个和尚》导演)、严定宪(《哪吒闹海》导演)、林文肖(《雪孩子》导演)和胡进庆(水墨剪纸动画片《鹅蚌相争》导演)等。
进了学校以后，戴铁郎才发现，同学们大多已在美专学过动画的基本课程，基础扎实。为了赶上进度，晚上9点熄灯后，他就悄悄爬起来，借着厕所的光，把第二天要学的内容“硬装进大脑”。休息天，同学们出去逛街，他却在寝室里继续学习。就这样强记恶补，考试倒也一一过关。
直到毕业，戴铁郎也没有想过会把动画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我一直想把这四年的学习当成一个过渡，之后去考中央美院研究生，继续画我的版画。”
然而，毕业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招人，一眼挑中了他，戴铁郎于是放弃了继续学业的念头，赴上海美影厂报到，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版画放弃了”。
而就在进厂后不久，家中待遇一落千丈。戴铁郎说：“最明显的变化，是那会儿女同学都避着我走。”也正在此时，他遇上了后来的爱人。
事实上，他们相识已久。16岁时，戴铁郎正在为《文萃》工作，有时去女青年会为她们画海报。在一间大屋子里，女青年们跳集体舞、做冰淇淋，活动结束，一地狼藉，往往留给戴铁郎打扫。
戴铁郎说起那次初见的场面：“你猜她那时哪个样？涂口红，穿高跟鞋，那就是‘地主家的女儿’嘛！我心里挺看不起她。而她看着我鞋上的补丁，像个小工，一脸瞧不起人的神色。”
然而，在“女同学都绕着走”的日子里，“地主的女儿”却来到了戴铁郎的身边：“别人看了我的档案，跟她说，这人的成分太复杂了，你还是想想清楚。她说，我想清楚了，他有才华，我就是要找他。”
爱人离世多年，戴铁郎说及往事，不动声色：“谁知道命运竟会这样安排呢？再见到那个喜欢涂口红、跳芭蕾的女孩，她已经入了党，还被选为三八红旗手。”他给我们看自己视为珍宝的那些作品时，一大卷发黄的版画中，包裹着《黑猫警长》的剧照和线稿，最里面，是爱人年轻时跳芭蕾的照片。
拿起画笔，“世界就无穷大”
“父亲受牵连后，一切都改变了。一开始，不是不难受。”戴铁郎目睹身边“为革命贡献极大”的战友们的遭遇，他的心开始慢慢平静。不能做导演，那就埋头画画。在为著名的水墨画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画金鱼时，他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一共改了6稿。
1976年，印希庸从职校毕业，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那时，46岁的戴铁郎，在单位依旧是“坐冷板凳”的角色。进厂23年，他还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部动画片的导演。但印希庸知道，戴铁郎是解放后第一代科班出身的动画大师，每回见面，总是尊敬有加。
“这是个‘时髦’的老头，爱与年轻人混在一起。从国外带来的‘洋习惯’，即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也分毫不差地保留着。”印希庸说。做动画时，戴铁郎常常忙得来不及吃饭，面包里夹块巧克力，就着可乐当一顿饭。
50岁的戴铁郎第一次当了导演。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我的朋友小海豚》，拿着本子去审批时，别人说：“这种本子你去废纸篓看看，我们扔掉很多。”
“我每一部作品厂里都反对，从《我的朋友小海豚》到《黑猫警长》。”戴铁郎说，《我的朋友小海豚》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不符合当时“多做传统、民族的题材”主调。美影厂的日本顾问劝他说：“你第一次做导演，我去向厂里提议，给你个好点的本子。”
戴铁郎拒绝了他的好意：“我是搞创作的，我只做自己的东西。”本子没有通过，就没有导演室，他去厨房借一张小矮凳，再到饭厅搬一张长板凳当桌子，借厂内医务室的一角，趴在长板凳上开始画分镜头，长长的纸一直拖到地上。
终于，他画出的动画片《我的朋友小海豚》，在1982年意大利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上获得总统银质奖，成为当年送选电影中唯一获奖的作品。
在戴铁郎做导演的10年里，他的作品获过多项国际大奖，最得意的莫过于1984年出品的《黑猫警长》。作品讲述的是一只机智勇敢的黑猫警长率领部下侦破案件，保卫森林安全的故事。首播以后，几乎受到全民追捧，街头巷尾到处在传唱《黑猫警长》的主题曲。一系列周边产品的热卖，也催生了玩具经济的到来。“那时候孩子们开始玩起一种会发出声光的玩具枪，最早就是《黑猫警长》的周边产品之一。”印希庸说。
《黑猫警长》播了5集，但在第5集结尾黑猫警长打出“请看下集”的字样后，观众们却再也没能等来第6集，因为“黑猫爷爷”退休了。
“那天我被叫去人事处，他们递给我一张退休证，说我年龄到了，该退了。那一瞬间我愣住了。醒过神来后，我一句话没说，拿了退休证转身就走。”就像分房那件事一样，戴铁郎依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那年，他的退休工资是209.5元。为了补贴家用，他每天骑车去郊区，帮别人修改原画。
他人生的头50年里，正逢中国历史风云突变，他的命运也随之飘摇，不知明天会落到哪儿。到了暮年，他从街上捡回瘸腿的流浪狗回家养着，直到后来养得健步如飞，他突然悟出其中道理：“人应该向动物学习，到哪里都能生存。你不可能一直顺利，你没法知道明天会怎样。”
那天，戴铁郎坐在50平方的居室里，用一个下午时间，平心静气地回顾着自己的坎坷一生。说到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也只是哈哈一笑。面对看《黑猫警长》长大的晚辈，他的语气充满怜爱：“你们还年轻，未来还很长，要过好每一天，抓住幸福。我呢，尽管已夕阳西下，但我也要过好每一天。”在人生受冷遇的27年里，他回到家关上门后，笔耕不辍，他说自己“不争不抢，就当是时机未到”。创作却从未停止过，他要为自己可能成为导演的明天做好充分准备。
“我得到的是我的想象力，它与我同在，这是谁都拿不走的。”戴铁郎说，直到80多岁，他依然在创作。当他走过大街小巷，穿过小弄堂，沿着木梯爬到三楼，拿起画笔时，“世界就有无穷大。”
“黑猫爷爷”：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没有不知道《黑猫警长》的。这部动画片由戴铁郎执导、印希庸制片，塑造了中国动画史上“最酷的警长”。1984年播出5集后，好评如潮。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黑猫警长”的形象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象征着正义、严肃、一丝不苟。
如今，看《黑猫警长》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许多人试图解构“黑猫”的形象，分析它成功的秘诀。有人说：“《黑猫警长》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首先，它拥有最多的商业元素；其次，它采取了完全国际化的造型语言；人物设置上，针锋相对的警匪和多种多样的森林公民们三方，形成了张弛有度的人物关系。”
然而，这部“超越时代”的作品，曾经差点儿不能面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戴铁郎曾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了《黑猫警长》剧本的雏形：当时在报纸上连载的以黑猫警长为主角的科普小故事。他从中获得了灵感，开始创作《黑猫警长》的剧本。戴铁郎设计了许多黑猫的形象，拿到幼儿园、少年宫四处征求意见。几经易稿，最终确定了一个头戴警帽的警长形象。
当时，《黑猫警长》剧组几乎是一个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制片印希庸只有28岁。大胆起用新人，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有人向戴铁郎指出：“要做制片，小印资历还不够。”戴铁郎说：“你们不用，为什么不让我用？年轻人不做事，怎么学习？”后来戴铁郎曾对记者说：“我做新人的时候，受惯了冷遇。虽然我对这件事情并不怨恨，但我绝不会这样对新人。”
他善于启发年轻人的灵感，也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比如，每一集开场和结束，黑猫警长会用枪打出片名和预告，这个创意就是印希庸提出的。
为了让剧组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想法，许多场景和人物，都是戴铁郎回家以后，自己一笔一画设计出来的。他订阅了许多国外科技刊物，“热追踪导弹”“喷气式摩托车”等一些新式武器，就是从这些杂志里看来的。
结果，花了10个月做出来的两集动画片，却被叫停了，理由是：“里面打打杀杀，不符合传统美学，里面的科学道理也没有什么艺术性。”直到一年半以后，一位电影局领导看了，觉得不错，一些小朋友试看后，反响也很热烈。在“不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黑猫警长》上映了。
“《黑猫警长》给厂里带来很大效益。最初，黑猫的周边产品一出来，就被一抢而空。”印希庸说。但对戴铁郎来说，“黑猫警长”问世后，反而离他远了：“小商店里都在卖黑猫警长，但没人想到给我送一件。”他自己掏钱，买了一辆黑猫警长的摩托车，放在家里，视如珍宝。
好几年后，有个朋友带孩子来玩，孩子看到那辆摩托车，向戴铁郎提出借回去玩两天，“然后借走就不还了。”戴铁郎说，后来他还专门找朋友提起过这件事，朋友说，摩托车借给了亲戚家的小孩，然后被弄坏了。
“我说，弄坏了你也给我。他挺不好意思地说，人家把它扔了。我说了声‘哦’，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残了半边机翼的直升飞机、别人丢弃的黑猫警长T恤衫，戴铁郎都把它们捡回家收好。他还用陶土捏了个黑猫警长，放在窗沿上，每天看看。
2010年，《黑猫警长》电影版被搬上了荧幕，许多80后带着孩子去电影院重温经典，创下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即使昔日的“黑猫爷爷”垂垂老矣，可他创造的形象却依然威风凛凛地活在年轻人的心中。
许多人向我说起那年《黑猫警长》的再映盛景，但老人仍是寂寞的。媒体叩开“黑猫爷爷”的门，80岁的他坐在窗边，凝视着自己捏的黑猫警长的模型，二十多年的风化，黑猫周身布满裂缝，还掉了一只猫耳。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说：“这是一个好时代，好到让我常常遗憾，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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