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睿 赵冠军 李梦军
美国是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国家。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从长期数据来看，每个国家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相对固定，美国在2%左右，新加坡在0.6-0.7%之间，中国在0.15%左右；慈善捐款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美国1.8-2.2%之间，英国0.7%，日本0.3%，中国在逐年上升，2017年是0.07%。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09%，人均捐款金额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86%，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从组织形式来看，美国联邦税法将慈善组织分为两类：公共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其中基金会是美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美国最富有的慈善力量，截至2015年美国共有近9万家基金会，总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约2-3%。
今天，美国慈善事业的“产业链”已经相当完善：政府通过立法和税收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参与慈善事业，鼓励个人与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慈善机构资助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环保等各种公益事业；企业等营利机构通过设立自己的慈善机构或基金会等方式，把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作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政府、企业和慈善机构、社会服务组织相互协调，彼此独立又合作，形成良性循环，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追溯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起源，分析美国在财富积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富豪们为何开始了大规模的慈善捐赠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些富豪当时面临着怎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与政府政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捐赠？
从过去200年美国经济发展来看，美国的财富创造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这些创富时期通常会出现一种普遍现象，即经济快速增长、机会多、大企业重组、技术进步带动投资增长、企业竞争加剧,与此同时，社会问题凸显，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尖锐。
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议题。20世纪欧洲国家一大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形成。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悬殊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完全对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高涨，主要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政策调节和扶持，福利国家由此产生。此时，私人公益事业可发挥的余地较小，大多数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
而在19世纪末的美国，当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时，美国却先于政府的福利政策而出现了私人捐赠公益事业。20世纪初，美国已经存在了18家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发起企业家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其富有程度如果按2006年美国的GDP来衡量的话，洛克菲勒最富有，卡内基位列第六，而身价820亿美元的盖茨则位列第五位。特别是卡内基，在他1919年去世之前，卡内基累计捐款3.3亿美元，他的“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的名言更是启发了包括盖茨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富豪。他所创立的“卡内基基金会”通过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历经百年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确立了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基本模式。
当时的美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阶级矛盾尖锐带来的罢工和社会动荡，政府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开始对大企业、富豪进行打压。面对社会舆论和政府改革两方面的压力，富豪们也不得不做出调整。企业家们一方面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私有财产、处理财富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开始反思如何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不是消极地对抗压力，最终决定尝试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回应环境的变化。
富豪企业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和社会关系变化形成了推动富豪捐赠的基础要素
（一）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程，人口高度集中，改变社会关系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的30年，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也是美国赶超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的重要时刻。
经济上，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美国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859年的37.2%上升到1889年的77.5%。到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位居世界首位。到1900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在煤炭、天然气、石油、铁矿石等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其工业产值比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拥有一个7600万消费者的强大的内需市场。同时，在制造和技术领域还涌现了很多令人惊异的发明和进步，从1865年到1900年，美国诞生了64万种发明专利。当时美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已经赶超了英国和德国。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海外移民、农民迅速涌向了城市。1840-1890年间，美国人口数量翻了4倍，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1830年，只有6.7%的人生活在人口8000以上的城镇中，到1920达到了44%。同时，教育水平也显著提升，美国的文盲比例从1870年到1890年的20年间，从20%下降到13.3%。
经济的快速增长、技术的进步加剧了公司之间的竞争，公司重组催生了一批大型规模企业，社会关系开始改变，再加上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规模经济效应明显。随着股份制、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公司越来越多地充当了创新者的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巨头是洛克菲勒、卡内基和摩根财团。来自商业、铁路、金融等行业的巨头们控制了立法部门、联邦司法部门，以及美国参议院，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愈发突出。
（二）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高度集中，罢工频发
繁荣的背后，美国社会充满了矛盾，社会动荡不安。在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美国社会的整体财富急剧增长，由19世纪40、50年代的1000万-2000万美元上升到了19世纪80、90年代的2亿-3亿美元。但从财富占比来看，财富的集中度和财富不平等状况发展到了顶峰。
社会学家查尔斯B斯鲍尔（Charles B Spaur）计算得出，1896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50%以上的财富，而44%的底层人口只拥有国民财富的7.2%。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906年左右达到顶峰，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可能已经拥有了全部社会财富的50%-60%。工人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恶劣，劳动事故频发。同时，大批学龄儿童不能上学，能念完小学的不足1/3。1900年，在2900万的工人中，10-15岁的人数竟达175万。外来移民的境况更为恶劣，这些移民都聚居在条件极差的贫民窟中。19世纪90年代，在全美16个大城市中，1/1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中，而在纽约市贫民窟居住人口居然达到了全市总人口的2/3。
举一个直观的数据，19世纪80年代，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获得1000万美元的年收入成为美国首富；1900年，卡内基出售了自己正处于顶峰的钢铁公司，个人获利2.25亿美元；1907年洛克菲勒年收入达到1亿美元。而且都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当时美国普通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还不足500美元。据纽约国际先锋论坛统计，1880年美国的百万富翁不足一百名，到1890年4092名，1900年突破5000，到1914年时达到了7000名。从1868-1912年，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财富从4000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1912年首富是洛克菲勒），中等家庭收入从500美元增加到800美元。美国首富与中等家庭的收入比例不断扩大，从80000:1上升到1250000:1。
而且在这段时期，社会风气极为败坏。商业上企业狂征暴敛，造假、诈骗成风；政治上，官员贪污腐化，投机分子常常通过贿赂、收买操纵选举与市政。据统计，1900年，光是美国参议院议员就有25名百万富翁，立法机构则被嘲笑为“富人俱乐部”和“美元之家”。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同时，美国经济也开始摇摆于繁荣与萧条之间。19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3次衰退与恐慌，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暴力罢工不断。据统计，仅1893年就有16000家企业倒闭。接下来的一年里，多达75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失业率高达20%。从1893-1898年，全美发生罢工7029起，平均每年1171起。随后，工人组织，如美国铁路联盟和美国矿工联合会、劳工联合会迅速发展，成为抵制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社会矛盾由此日益尖锐。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阶级固化，激发社会矛盾
在贫富差距不断激化社会矛盾的同时，19世纪60-7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更是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发挥到了极致，民众的反抗情绪一触即发。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用这种弱肉强食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其中富裕阶层与中产阶层为该理论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既掌握了辩护自己财富的最佳凭证，又依托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话语权，将社会达尔文信条传播至工人群体，以竞争为由激发工人群体自发上进拼命工作，从而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塑造为时代的社会规则，对大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美国资产阶级普遍认为，“拥有大量财富是神权的标志，救济穷人或限制富人是对上帝意志的干扰”。他们强调通过自由竞争获得个人成功，认为政府不应该进行干预。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大量垄断组织出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业缺乏规范和管理，工人被持续剥削，阶级矛盾不断被激化，社会情绪在焦虑与悲观间摇摆不定。
（四）市场化媒体快速崛起，社会批评集中爆发，引起社会不满
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处于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工业化使财富迅速集中到了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工人农民的社会运动规模空前高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又进一步加剧社会冲突。“进步主义者”群体营运而生，一大批作家和记者们开始公开揭露大企业和黑恶势力。美国的新闻媒体，通常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是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9世纪30年代，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以及纸张成本的降低，面向大众发行的报纸开始盛行。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读者。1835年，第一份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发展迅速，独立报业正式兴起。从1880年至1900年，美国日报的数量从850家增长到了1967家，90年代，纽约市主要报纸的日发行量超过了30万份，美国报刊业已进入全面商业化时代。
商业化大众报纸的兴起使新闻媒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从为权贵提供信息演变成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其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一些新闻记者开始关注和披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揭露美国工人的困苦生活、市政府的腐败行为，以及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财团巨头是如何通过巧取豪夺而发家致富、政府是如何予以纵容等黑暗内幕。他们追寻真相广泛报道，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除了新闻记者，以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Dreiser）和杰克·伦敦（JackLondon）为代表一批著名的暴露文学作家也加入到“黑幕揭发”之中。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以及大公司与政府官员的贪婪与腐败。以卡耐基、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财团巨头被冠以“强盗爵爷”（RobberBarons）的绰号。
黑幕揭发者及暴露文学作家批判的是贫富不均现象和富豪奢靡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政府通过立法抑富济贫，取得社会公正，向富人开征个人所得税并降低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随后，美国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农民运动的高涨给美国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带了巨大的冲击。1901年9月，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遇刺身亡，美国民众群情激愤，痛斥无政府主义，一时间美国人思想深处的各种焦虑似乎达到了高潮。
二、政府行政干预建立了促进富豪捐赠的制度基础
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政府也不得不开始进行行政干预，为了平息公众的愤怒，开始推动富豪进行捐赠，但行政干预的过程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的历史追述到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国的100多名清教徒为美国人立下了有如国学的两大精神：奋斗和自治。这种自治精神使得美国人在建国后迟迟不允许出现大政府（罗斯福上台后才改变），政府的权限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主要职能是提供法治和机会均等。而美国GDP超越英国，恰恰是在这种高度社会自治的模式下实现的。从传统上说，美国政府领导人大多不愿意让联邦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他们更认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念。
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当小企业、农场和劳工运动，以及媒体要求政府出面为他们调停时，这种态度才开始变化。激烈的社会冲突、动荡的现实让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会爆发一场阶级战争，担心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否幸存下来。美国统治者开始反思，社会自治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做更多的事情。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反垄断、向富豪征税等，希望通过温和的制度修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
（一）政治改革、反对腐败，推动公正正义、改变政商关系
人口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这个阶段却也成为美国历史上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财富集团实现了对官僚集团的收买和控制，弱势群体的权益无从保障。
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被求职未成的公民枪击身亡后，社会开始集中抨击腐败现象，催生了1883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要求改革文官制度。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引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促成反腐败法律和机构的快速出台与建立，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政商关系。
麦金利总统遇刺后，身为副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临危受命就职总统，成为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缓和劳资矛盾的先驱。后人在评价他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罗斯福第一次使联邦政府在大规模的劳资冲突中不站在亲资方的立场上，而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通过调节巧妙地结束了1902年长达160多天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作为共和党中的改良派，罗斯福认为理想的政府应是国家经济力量中各种矛盾、尤其是资本与劳工的仲裁者，政府应该保证公正地对待每一方。他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谚语是“柔声细语加手持大棒”（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他在任期内大力使用总统职权，手舞大棒对垄断财团势力进行了打压和限制，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动立法保护环境、保障劳工利益以及保护食品安全，其政治理念及强势作风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更是加速了美国改良主义进程。
（二）出台反垄断法，重拳出击反托拉斯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垄断现象，特大型托拉斯（Trust）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与美国烟草公司横空出世。1900年垄断企业占有了50%的纺织品生产、54%的玻璃生产、60%的印刷和造纸生产、72%的酿酒生产和81%的化工、84%的钢铁生产。洛克菲勒在1870年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到到1904年控制了85%的国内石油贸易和90%的石油出口。企业托拉斯的形成，一方面给垄断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却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小企业主、农场主的破产和广大劳动群众生活的恶化，从而激起了群众性的反托拉斯运动的高涨。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1890年美国联邦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主要为禁止限制性贸易作法及垄断贸易的行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随后，1914年美国又颁布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体。在随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反垄断法也成为推行政府经济政策、保护经济正常运转的强有力的手段。反垄断法的实施标志着美国政府从自由放任政策转向国家干预经济和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
其中，分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就是一个经典的反垄断案例。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起了一项针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调查。1902年一个叫艾达·塔贝尔的人开始在《麦克卢尔》杂志上长篇连载文章，公开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黑暗，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声讨。洛克菲勒被理解成一个无情的贪婪的鳄鱼，借助体量肆无忌惮的从事着垄断行为，榨取美国公众与石油业的利润，破坏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商业公平竞争。经过历时6年之久的诉讼，最终在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标准石油公司是一个垄断机构，应予拆散。根据这一判决，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为34家地区性石油公司。此后，全球石油行业不再一家独大。
（三）向富豪征税，同时鼓励慈善捐赠
从1873年到1912年的40年间，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时期，同时也是贫富急剧分化、社会不公现象层出不穷的时期。期间，美国人享受到了不交所得税的快乐时光。回顾美国税法的变迁，可以看到美国从1776年独立后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85年期间没有征收过个人所得税。因为美国殖民地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反抗向英国纳征税，民众对政府征税有着天然的反抗情绪。直到今天，怎么向国民征税仍然是美国总统的一大政治难题。
1789年，美国颁布实施了联邦宪法，第一条就与税收有关。即，“国会有权课征直接税、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目的是“以偿国债，提供合众国的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宪法明确规定美国州际之间的商业贸易没有关税，整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联合体。此后直到南北战争，美国联邦政府的实际财政来源只有关税，也就是只有外国的商品进入美国才需缴税。税和普通人无关，百姓没有供养政府的义务。
1862年，因为南北战争美国第一次开征所得税。当时的林肯政府决定向年收入达到600美元的富裕家庭征税，税率是收入600美元到10000美元者3%，10000美元以上者5%，最高10%封顶。战争后，有人起诉政府征收所得税违宪，1872年，执行了十年的所得税征收被废止。从客观上，这种税收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富人获得了快速发展，也给欧洲工业品进入美国设置了贸易保护壁垒。
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开始了税收改革，主张在降低进口关税的同时增加所得税以弥补政府的财政损失。新的税法规定，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37%下降到27%，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者缴纳所得税，税率为1%，已婚者减免1000美元的税基，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最高税率为7%。由于伴随着各种税收筹划方式，几乎99%的人免缴所得税，征税对象主要是富人。随着一战的爆发，所得税扩展到了所有人，而富豪的起始税率却变得奇高。据统计，1916年公布的百万富豪收入税高达65%，比一般富裕人士高出将近35%，在1918年达到了77%的峰值。由此，中低收入者暂时享受到了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
在向富人征税的过程中，所得税并不是唯一能调解贫富差距的工具，遗产税也算是其中之一。美国现代遗产税起源于1916年，规定人死后其名下所有的财产若超过5万美元超过的部分要交遗产税，遗产税率从1%到10%。遗产税应在人过世后12个月内交纳，晚交的要额外付6%的罚款。这个1916年税法成为后世美国遗产税的基础，确立了遗产税的基本原则。
除了向富人征税，美国还是较早给与慈善以税收优惠的国家，通过税收激励制度鼓励慈善捐款。美国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法中都存在对慈善活动的税收激励制度:一是对有资质的慈善组织的税收豁免;二是对慈善捐赠的税收扣除和税收抵免。早在1909年的相关税法中就对慈善企业的消费税进行豁免；1913年在所得税法中规定了对从事以慈善活动为目的的组织享有税收豁免的资格；1917年，国会通过了第一部针对基金会的法律《1917年税法》，规定捐赠可用来抵税，最高达15%，借此鼓励民众捐赠行善。同时确定基金会受美国国税局监督，防止基金会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随后在1918年、1921年、1935年税法中增加了对慈善目的、慈善种类和慈善组织资格限制的要求。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可抵税比例维持在60%，企业为25%。
由此，美国相关税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充实的发展过程，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个人所得税制最为发达的国家。税收政策也是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根据联邦税务总局（IRS）的统计数据，美国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为主）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高达55%。同时由于慈善与税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一直将税收优惠制度作为培育和监督慈善的主要手段。
最后，总体来看，随着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当时的美国出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阶级矛盾凸显。与此同时，独立媒体的涌现以及社会思潮的觉醒，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为了应对不稳定的政局，政府出台一系列的行政干预，包括出台反垄断法，开始对富人征税等，这些外力无疑对当时的富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这些富豪并非没有反抗。比如，1904年辛克莱的《屠场》揭露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罗斯福政府的大规模调查，从而推动了1906年美国第一部《食品和药品法》的颁布。但在那之前，美国前几任总统都注意过药品和食品安全问题，强大的企业势力都以各种理由成功地阻扰了相关法律的通过。还有在1913年新税法颁布之前，1894年曾经有过一次向顶级富豪征收永久性收入税的讨论，但遭到了身为国会议员的百万富翁的强烈抗议而夭折。
即便如此，社会批判的集中爆发、政府的持续干预，也引起了一批有远见的富豪们开始反思。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基业长青？才能与社会更和谐的共存和发展？这样的反思引发了一批企业家开始投身公益事业，试图改变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些富豪的在当时背景下的具体做法，我们会在《美国富豪为什么喜欢做慈善？（二）》中阐述。
（注：朱睿，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社会创新与品牌研究中心主任、EMBA项目学术主任；赵冠军，《公益时报》社总编辑；李梦军，长江商学院社会创新与品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发表时略去原文注释若干。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