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公益时报 ，作者公益时报
慈善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观念。
当前全球正面临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阶层固化的挑战。慈善作为收入“第三次分配”的重要部分，对发展公共事业，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在慈善的话题上，美国可以成为全球的一个样本。据统计，2019年，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占GDP2.09%，是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国家。
美国的慈善捐赠是如何达到这一高度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程，是在社会批判、政府干预中持续蜕变，经历了百年演进。
长江商学院朱睿教授、《公益时报》社总编辑赵冠军、长江商学院李梦军研究员全面而细致地梳理分析了美国慈善事业的进化历程，希望能带给你新的启发。
作者 | 朱睿 赵冠军 李梦军
来源 | 公益时报
美国是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国家。
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
从长期数据来看，每个国家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相对固定，美国在2%左右，新加坡在0.6-0.7%之间，中国在0.15%左右；慈善捐款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美国1.8-2.2%之间，英国0.7%，日本0.3%，中国在逐年上升，2017年是0.07%。
2019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09%，人均捐款金额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86%，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从组织形式来看，美国联邦税法将慈善组织分为两类：公共慈善机构和私人基金会。
其中基金会是美国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美国最富有的慈善力量，截至2015年美国共有近9万家基金会，总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约2-3%。
今天，美国慈善事业的“产业链”已经相当完善：
政府通过立法和税收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参与慈善事业，鼓励个人与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
慈善机构资助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环保等各种公益事业；
企业等营利机构通过设立自己的慈善机构或基金会等方式，把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作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
政府、企业和慈善机构、社会服务组织相互协调，彼此独立又合作，形成良性循环，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追溯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起源，分析美国在财富积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富豪们为何开始了大规模的慈善捐赠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这些富豪当时面临着怎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与政府政策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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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200年美国经济发展来看，美国的财富创造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在这些创富时期通常会出现一种普遍现象，即经济快速增长、机会多、大企业重组、技术进步带动投资增长、企业竞争加剧；与此同时，社会问题凸显，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尖锐。
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是一个重要而棘手的议题。
20世纪欧洲国家一大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形成。
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悬殊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完全对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高涨，主要的解决之道是政府政策调节和扶持，福利国家由此产生。
此时，私人公益事业可发挥的余地较小，大多数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
而在19世纪末的美国，当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时，美国却先于政府的福利政策而出现了私人捐赠公益事业。
20世纪初，美国已经存在了18家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发起企业家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其富有程度如果按2006年美国的GDP来衡量的话，洛克菲勒最富有，卡内基位列第六，而身价820亿美元的盖茨则位列第五位。
特别是卡内基，在他1919年去世之前，卡内基累计捐款3.3亿美元，他的“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的名言更是启发了包括盖茨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富豪。
他所创立的“卡内基基金会”通过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历经百年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确立了美国现代基金会的基本模式。
当时的美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阶级矛盾尖锐带来的罢工和社会动荡，政府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开始对大企业、富豪进行打压。
面对社会舆论和政府改革两方面的压力，富豪们也不得不做出调整。
企业家们一方面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私有财产、处理财富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开始反思如何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不是消极地对抗压力，最终决定尝试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回应环境的变化。
富豪企业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经济和社会关系变化 形成了推动富豪捐赠的基础要素
（一）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程，人口高度集中，改变社会关系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的30年，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也是美国赶超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的重要时刻。
经济上，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美国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859年的37.2%上升到1889年的77.5%。到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位居世界首位。
到1900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在煤炭、天然气、石油、铁矿石等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其工业产值比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拥有一个7600万消费者的强大的内需市场。
同时，在制造和技术领域还涌现了很多令人惊异的发明和进步，从1865年到1900年，美国诞生了64万种发明专利。当时美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已经赶超了英国和德国。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海外移民、农民迅速涌向了城市。1840-1890年间，美国人口数量翻了4倍，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1830年，只有6.7%的人生活在人口8000以上的城镇中，到1920达到了44%。同时，教育水平也显著提升，美国的文盲比例从1870年到1890年的20年间，从20%下降到13.3%。
经济的快速增长、技术的进步加剧了公司之间的竞争，公司重组催生了一批大型规模企业，社会关系开始改变，再加上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规模经济效应明显。随着股份制、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公司越来越多地充当了创新者的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巨头是洛克菲勒、卡内基和摩根财团。
来自商业、铁路、金融等行业的巨头们控制了立法部门、联邦司法部门，以及美国参议院，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愈发突出。
（二）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高度集中，罢工频发
繁荣的背后，美国社会充满了矛盾，社会动荡不安。
在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美国社会的整体财富急剧增长，由19世纪40、50年代的1000万-2000万美元上升到了19世纪80、90年代的2亿-3亿美元。
但从财富占比来看，财富的集中度和财富不平等状况发展到了顶峰。
社会学家查尔斯B斯鲍尔（Charles B Spaur）计算得出，1896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50%以上的财富，而44%的底层人口只拥有国民财富的7.2%。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906年左右达到顶峰，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可能已经拥有了全部社会财富的50%-60%。
工人工资水平低，劳动条件恶劣，劳动事故频发。同时，大批学龄儿童不能上学，能念完小学的不足1/3。1900年，在2900万的工人中，10-15岁的人数竟达175万。
外来移民的境况更为恶劣，这些移民都聚居在条件极差的贫民窟中。19世纪90年代，在全美16个大城市中，1/1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中，而在纽约市贫民窟居住人口居然达到了全市总人口的2/3。
举一个直观的数据：
19世纪80年代，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获得1000万美元的年收入成为美国首富；1900年，卡内基出售了自己正处于顶峰的钢铁公司，个人获利2.25亿美元；1907年洛克菲勒年收入达到1亿美元。而且都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当时美国普通家庭的平均年收入还不足500美元。
据纽约国际先锋论坛统计，1880年美国的百万富翁不足一百名，到1890年4092名，1900年突破5000，到1914年时达到了7000名。从1868-1912年，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财富从4000万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1912年首富是洛克菲勒），中等家庭收入从500美元增加到800美元。美国首富与中等家庭的收入比例不断扩大，从80000:1上升到1250000:1。
而且在这段时期，社会风气极为败坏。
商业上企业狂征暴敛，造假、诈骗成风；政治上，官员贪污腐化，投机分子常常通过贿赂、收买操纵选举与市政。
据统计，1900年，光是美国参议院议员就有25名百万富翁，立法机构则被嘲笑为“富人俱乐部”和“美元之家”。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同时，美国经济也开始摇摆于繁荣与萧条之间。19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3次衰退与恐慌，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暴力罢工不断。
据统计，仅1893年就有16000家企业倒闭。接下来的一年里，多达75万名工人参加罢工，失业率高达20%。从1893-1898年，全美发生罢工7029起，平均每年1171起。随后，工人组织，如美国铁路联盟和美国矿工联合会、劳工联合会迅速发展，成为抵制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社会矛盾由此日益尖锐。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阶级固化，激发社会矛盾
在贫富差距不断激化社会矛盾的同时，19世纪60-7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更是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发挥到了极致，民众的反抗情绪一触即发。
社会达尔文主义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用这种弱肉强食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其中富裕阶层与中产阶层为该理论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既掌握了辩护自己财富的最佳凭证，又依托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话语权，将社会达尔文信条传播至工人群体，以竞争为由激发工人群体自发上进拼命工作，从而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塑造为时代的社会规则，对大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美国资产阶级普遍认为，“拥有大量财富是神权的标志，救济穷人或限制富人是对上帝意志的干扰”。他们强调通过自由竞争获得个人成功，认为政府不应该进行干预。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大量垄断组织出现，政府对社会公共事业缺乏规范和管理，工人被持续剥削，阶级矛盾不断被激化，社会情绪在焦虑与悲观间摇摆不定。
（四）市场化媒体快速崛起，社会批评集中爆发，引起社会不满
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处于历史性的大转折时期。工业化使财富迅速集中到了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工人农民的社会运动规模空前高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又进一步加剧社会冲突。
“进步主义者”群体应运而生，一大批作家和记者们开始公开揭露大企业和黑恶势力。
美国的新闻媒体，通常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是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9世纪30年代，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以及纸张成本的降低，面向大众发行的报纸开始盛行。
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读者。
1835年，第一份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发展迅速，独立报业正式兴起。
从1880年至1900年，美国日报的数量从850家增长到了1967家，90年代，纽约市主要报纸的日发行量超过了30万份，美国报刊业已进入全面商业化时代。
商业化大众报纸的兴起使新闻媒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从为权贵提供信息演变成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其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
一些新闻记者开始关注和披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揭露美国工人的困苦生活、市政府的腐败行为，以及以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财团巨头是如何通过巧取豪夺而发家致富、政府是如何予以纵容等黑暗内幕。他们追寻真相广泛报道，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除了新闻记者，以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Dreiser）和杰克·伦敦（JackLondon）为代表一批著名的暴露文学作家也加入到“黑幕揭发”之中。
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以及大公司与政府官员的贪婪与腐败。以卡耐基、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财团巨头被冠以“强盗爵爷”（RobberBarons）的绰号。
黑幕揭发者及暴露文学作家批判的是贫富不均现象和富豪奢靡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政府通过立法抑富济贫，取得社会公正，向富人开征个人所得税并降低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
随后，美国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农民运动的高涨给美国的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带了巨大的冲击。
1901年9月，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遇刺身亡，美国民众群情激愤，痛斥无政府主义，一时间美国人思想深处的各种焦虑似乎达到了高潮。
政府行政干预 建立了促进富豪捐赠的制度基础
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政府也不得不开始进行行政干预，为了平息公众的愤怒，开始推动富豪进行捐赠，但行政干预的过程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的历史追述到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国的100多名清教徒为美国人立下了有如国学的两大精神：奋斗和自治。
这种自治精神使得美国人在建国后迟迟不允许出现大政府（罗斯福上台后才改变），政府的权限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主要职能是提供法治和机会均等。
而美国GDP超越英国，恰恰是在这种高度社会自治的模式下实现的。
从传统上说，美国政府领导人大多不愿意让联邦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他们更认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念。
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当小企业、农场和劳工运动，以及媒体要求政府出面为他们调停时，这种态度才开始变化。
激烈的社会冲突、动荡的现实让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会爆发一场阶级战争，担心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否幸存下来。
美国统治者开始反思，社会自治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做更多的事情。
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反垄断、向富豪征税等，希望通过温和的制度修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
（一）政治改革、反对腐败，推动公正正义、改变政商关系
人口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这个阶段却也成为美国历史上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财富集团实现了对官僚集团的收买和控制，弱势群体的权益无从保障。
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被求职未成的公民枪击身亡后，社会开始集中抨击腐败现象，催生了1883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要求改革文官制度。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引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促成反腐败法律和机构的快速出台与建立，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政商关系。
麦金利总统遇刺后，身为副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临危受命就职总统，成为政府通过行政干预缓和劳资矛盾的先驱。
后人在评价他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罗斯福第一次使联邦政府在大规模的劳资冲突中不站在亲资方的立场上，而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通过调节巧妙地结束了1902年长达160多天的煤矿工人大罢工。
作为共和党中的改良派，罗斯福认为理想的政府应是国家经济力量中各种矛盾、尤其是资本与劳工的仲裁者，政府应该保证公正地对待每一方。
他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谚语是“柔声细语加手持大棒”（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他在任期内大力使用总统职权，手舞大棒对垄断财团势力进行了打压和限制，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动立法保护环境、保障劳工利益以及保护食品安全，其政治理念及强势作风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更是加速了美国改良主义进程。
（二）出台反垄断法，重拳出击反托拉斯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垄断现象，特大型托拉斯（Trust）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与美国烟草公司横空出世。
1900年垄断企业占有了50%的纺织品生产、54%的玻璃生产、60%的印刷和造纸生产、72%的酿酒生产和81%的化工、84%的钢铁生产。洛克菲勒在1870年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到到1904年控制了85%的国内石油贸易和90%的石油出口。
企业托拉斯的形成，一方面给垄断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却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小企业主、农场主的破产和广大劳动群众生活的恶化，从而激起了群众性的反托拉斯运动的高涨。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1890年美国联邦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主要为禁止限制性贸易作法及垄断贸易的行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随后，1914年美国又颁布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法律构成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体。
在随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反垄断法也成为推行政府经济政策、保护经济正常运转的强有力的手段。反垄断法的实施标志着美国政府从自由放任政策转向国家干预经济和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
其中，分拆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就是一个经典的反垄断案例。
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起了一项针对标准石油公司的调查。1902年一个叫艾达·塔贝尔的人开始在《麦克卢尔》杂志上长篇连载文章，公开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黑暗，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声讨。洛克菲勒被理解成一个无情的贪婪的鳄鱼，借助体量肆无忌惮的从事着垄断行为，榨取美国公众与石油业的利润，破坏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商业公平竞争。
经过历时6年之久的诉讼，最终在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标准石油公司是一个垄断机构，应予拆散。根据这一判决，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为34家地区性石油公司。此后，全球石油行业不再一家独大。
（三）向富豪征税，同时鼓励慈善捐赠
从1873年到1912年的40年间，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时期，同时也是贫富急剧分化、社会不公现象层出不穷的时期。期间，美国人享受到了不交所得税的快乐时光。
回顾美国税法的变迁，可以看到美国从1776年独立后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85年期间没有征收过个人所得税。因为美国殖民地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反抗向英国纳征税，民众对政府征税有着天然的反抗情绪。
直到今天，怎么向国民征税仍然是美国总统的一大政治难题。
1789年，美国颁布实施了联邦宪法，第一条就与税收有关。即，“国会有权课征直接税、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目的是“以偿国债，提供合众国的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
宪法明确规定美国州际之间的商业贸易没有关税，整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联合体。此后直到南北战争，美国联邦政府的实际财政来源只有关税，也就是只有外国的商品进入美国才需缴税。税和普通人无关，百姓没有供养政府的义务。
1862年，因为南北战争美国第一次开征所得税。
当时的林肯政府决定向年收入达到600美元的富裕家庭征税，税率是收入600美元到10000美元者3%，10000美元以上者5%，最高10%封顶。
战争后，有人起诉政府征收所得税违宪，1872年，执行了十年的所得税征收被废止。从客观上，这种税收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富人获得了快速发展，也给欧洲工业品进入美国设置了贸易保护壁垒。
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开始了税收改革，主张在降低进口关税的同时增加所得税以弥补政府的财政损失。
新的税法规定，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37%下降到27%，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者缴纳所得税，税率为1%，已婚者减免1000美元的税基，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最高税率为7%。
由于伴随着各种税收筹划方式，几乎99%的人免缴所得税，征税对象主要是富人。
随着一战的爆发，所得税扩展到了所有人，而富豪的起始税率却变得奇高。据统计，1916年公布的百万富豪收入税高达65%，比一般富裕人士高出将近35%，在1918年达到了77%的峰值。
由此，中低收入者暂时享受到了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
在向富人征税的过程中，所得税并不是唯一能调解贫富差距的工具，遗产税也算是其中之一。
美国现代遗产税起源于1916年，规定人死后其名下所有的财产若超过5万美元超过的部分要交遗产税，遗产税率从1%到10%。遗产税应在人过世后12个月内交纳，晚交的要额外付6%的罚款。这个1916年税法成为后世美国遗产税的基础，确立了遗产税的基本原则。
除了向富人征税，美国还是较早给与慈善以税收优惠的国家，通过税收激励制度鼓励慈善捐款。美国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法中都存在对慈善活动的税收激励制度；一是对有资质的慈善组织的税收豁免；二是对慈善捐赠的税收扣除和税收抵免。
早在1909年的相关税法中就对慈善企业的消费税进行豁免；1913年在所得税法中规定了对从事以慈善活动为目的的组织享有税收豁免的资格；1917年，国会通过了第一部针对基金会的法律《1917年税法》，规定捐赠可用来抵税，最高达15%，借此鼓励民众捐赠行善。同时确定基金会受美国国税局监督，防止基金会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随后在1918年、1921年、1935年税法中增加了对慈善目的、慈善种类和慈善组织资格限制的要求。
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可抵税比例维持在60%，企业为25%。
由此，美国相关税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充实的发展过程，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个人所得税制最为发达的国家。
税收政策也是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根据联邦税务总局（IRS）的统计数据，美国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为主）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高达55%。
同时由于慈善与税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一直将税收优惠制度作为培育和监督慈善的主要手段。
最后，总体来看，随着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当时的美国出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阶级矛盾凸显。
与此同时，独立媒体的涌现以及社会思潮的觉醒，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为了应对不稳定的政局，政府出台一系列的行政干预，包括出台反垄断法，开始对富人征税等，这些外力无疑对当时的富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这些富豪并非没有反抗。
比如，1904年辛克莱的《屠场》揭露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罗斯福政府的大规模调查，从而推动了1906年美国第一部《食品和药品法》的颁布。
但在那之前，美国前几任总统都注意过药品和食品安全问题，强大的企业势力都以各种理由成功地阻扰了相关法律的通过。
还有在1913年新税法颁布之前，1894年曾经有过一次向顶级富豪征收永久性收入税的讨论，但遭到了身为国会议员的百万富翁的强烈抗议而夭折。
即便如此，社会批判的集中爆发、政府的持续干预，也引起了一批有远见的富豪们开始反思。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基业长青？才能与社会更和谐的共存和发展？这样的反思引发了一批企业家开始投身公益事业，试图改变当时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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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社会环境迫使美国政府做出了改革。富豪和企业家的角色问题也引发了更多争议。
没有人质疑企业家在经济生活时代的重要性，但在美国人的深层认知中，成功应该伴随基于好品格的道德秩序，然而大企业在达尔文主义主导下弱肉强食的做法，与这一观念背道而驰，人们心里充满了矛盾，对企业家既敬畏又不信任。
对于大企业的态度，支持者认为，大企业的崛起反映了工业的进步，是好事，而且其提供的商品更便宜，能够提供更为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
改革者认为，大公司用其经济实力拉拢政府造成贪污腐败，已经成为了政府的爪牙。他们谴责企业家对公众利益的谋取，以及他们的冷酷无情和腐败；
批评者甚至还将参议院描绘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只为财阀的利益而服务。
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期，抱怨的声音不绝于耳。美国出现如此之多的社会冲突迹象，卡内基等人都在怀疑民主制度能否幸存下来。
美国社会的改革意识日益强烈，旧的价值观与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对自由放任的原则提出了挑战。
富豪们的行动与现代公益思想的诞生
面对底层的愤怒、批判和反抗以及政府的改革，加上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传入，给大财团巨头们带来了压力，他们需要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改变他们“强盗爵爷”的恶劣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富豪和社会精英开始反思。
一方面，巨大的财富迅速集中到自己手中，如何处理财富？如何保护私有财产？这是当时巨富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再投资？投资回报率在递减；
消费？财富远远超过了消费能力，以至于奢靡已经不快乐了；
留给后代？担心会祸及子孙，富豪家族既希望后代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又不希望他们丧失拼搏进取的精神，更不希望巨额财富成为他们互相算计和伤害的伏笔。
另一方面，从财富拥有者自身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们多数是贫苦出身，白手起家。
作为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不愿看到动乱和革命彻底改变现状，希望通过温和的、有效的行动来修补缓和社会矛盾。
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不是消极地缓解社会矛盾，而是积极地试图根据自己的信念促进社会进步。
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捐赠成立基金会，将公益当做解决方案，这样既能造福社会，也能为后代留下一份事业。
卡内基在其1889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中，把慈善当作解决财富创造过程中急剧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方法。
书中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对财富进行合理的管理，富人和穷人之间应该是兄弟般的和谐关系”。
他认为，财富集中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是文明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富人对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稳定了，对自己也有利；聚财和散财一样需要高超的经营能力，主张富豪应该在生前通过适当的运作将财富用于造福公众的事业。
至于如何造福公众？
卡内基又写了续篇《公益捐赠的最佳领域》，他认为捐赠财富的关键要求是，不应该给受助者造成不利于其自救的倾向——例如懒惰、不思进取、依赖救济，而应该能够激励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付出行动改善现状。
基于这一要点，卡内基提出了捐赠财富的六个“最佳领域”：建大学、免费公共图书馆、公园、公共游泳池和教堂，建立或扩大医院等医疗机构。
卡内基的这两篇文章被称为是美国公益事业的经典之作，奠定了20世纪美国现代基金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同时代的洛克菲勒的基本思路和行动与卡内基不谋而合。
捐赠成立基金会是富豪们选择的组织方式
基金会是公益事业的重要载体，富豪们通过基金会这一组织形式达到改善社会环境的目标。
从发展历史来看，基金会通常在社会中扮演推动者、合作者、催化剂的三种角色。
我们从20世纪初的三家基金会就能看到这些角色的影子。
20世纪初成立最早的有着引领作用的基金会有三家，分别是1907年成立的塞奇基金会、1911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在理念、经营方式、捐赠模式、选择捐赠领域方面都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奠定了之后基金会的发展基础。
三大基金会均借鉴了企业的运作方式，包括设立董事会、任命负责人，其中董事会有决策权，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和捐赠重点。
自此，基金会的管理开始向专业化发展，专职工作人员大大增加，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
且得益于发达的铁路和通信手段，基金会的眼界也不再局限于出资人所在的社区、宗教，而是看向全美国，甚至是美国以外。
在捐赠领域方面，绝大部分基金会都投向教育、医疗卫生、农业以及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科学研究领域。
很多大学，如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康奈尔、范德比尔特、芝加哥等大学，都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后靠捐赠建立起来的。
同时，基金会还喜欢捐赠艺术领域，如纽约MOMA、伦敦V&A等。
对于企业家捐赠公益事业的动机，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慈善捐赠免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富豪成立基金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点我们并不否定，在美国基金会的发展过程中，税收政策的调整确实对慈善捐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在本文论述的时间节点，特别是前面讲到的三大基金会成立时，美国还没有明确的慈善税收优惠政策。美国从1913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直到1917年才有了慈善捐赠免税的税法。
因此，“美国基金会的发达源于政府税收制度的鼓励，避税是创立人的主要动机”的认知，并不准确。
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企业家虽然在慈善捐赠上显得很慷慨，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如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减缓劳资矛盾方面却反差很大。富人与穷困的工人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
以卡内基为例，他同其他行业领袖一样，让工人承受艰苦、危险的工作条件，镇压工人罢工运动，坚决反对在他的工厂成立工会。
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不幸者的关心却又是真实的，在1919年去世前，累计捐赠3.3亿美元，把自己的巨大财富投入了社会福利领域。
洛克菲勒的箴言“尽其所能获得，尽其所有给予”也可以说是这种反差的体现。
据统计，1913年-1919年，美国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了，尽管制定了8小时工作制，但在企业中远未得到普遍执行。
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因“洛克纳诉讼案”而搁置。
洛克纳是一家面包房的经营者，他因为要求自己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而被控违反了纽约州的《面包坊法案》。
这一法案是纽约的面包师工会和新闻媒体经过不断斗争，终于在1895年通过的。法院要求他立刻缴纳50美元的罚款，在监狱里服刑50天。
洛克纳不服判决，他认为《面包坊法案》是一项带有阶级偏向的立法，偏袒工人阶级，因此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因此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大家本以为，洛克纳此案毫无胜算。但最终高法院最终判定洛克纳胜诉。
判决原文表示：“这个法律必然干涉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订立合同的权利，这项权利涉及到了雇员在雇主的面包店里的工作时间。对于自己的事务签订合同的普遍权利是由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权的一部分”。
从此，“洛克纳主义”盛行，引发了数十年的劳资纠纷和工人运动，直到1937年罗斯福新政后才宣告终结。
当然，也有执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
1914年，亨利·福特采取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措施，决定将工人的工资提到5美元每天，工作时长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即“5美元工作日”。而当时汽车行业普遍日薪都在2-3美元。
这样做之后效果非常明显，福特公司的工人缺勤率下降，离职率也降到了0.5%以下，同时招聘办公室门口排起了长队。
另外随着汽车生产规模的扩大，汽车的产量迅速提高，成本下降明显，著名的T型车出厂价格从1950美元降到了290美元。
福特自豪地说：“将工资定为每天8小时5美元是我此前从未做过的最漂亮的管理决策，而把它提高到6美元，则是我在此之上又做的一个更加漂亮的管理决策。”
这个决策不仅确保福特得到了技术上熟练并忠诚的劳动力，还通过提高一部分工人薪水培养了一批买得起汽车的大众消费者。
但流水线的工人仍然疲惫不堪，创新效应随后不断递减。福特的尝试最终还是不能解决一些企业活动所暴露出的道德问题，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环境污染和社会动荡等问题。
当然，美国的社会舆论对于富豪的公益事业及其基金会的看法其实并不都是正面的，批评声不断。
一方面是批评基金会有利用其财富控制教育、医疗体系，乃至左右整个美国社会的野心，最终会迷惑麻痹公众，对社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也有人诟病，富豪的“给予”本身就是一种自私的愉悦，居高临下充满优越感，或者是出于赎罪感，不算善行；
还有人指责这些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大财团逃避纳税，保护财产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不义之财之后通过捐赠来“洗清”罪名的举动。
那么，富豪捐赠基金会的效果如何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很难评估，又不得不做出回答的问题。
资中筠曾经讲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延续和发达在于它如何取得发展与平等二者之间的平衡”。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基金会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大资本家通过建立基金会也享受到了税收减免与财富转移及传承带来的好处，而且通过基金会的资金运作还获得了巨大的资本收益。
基金会作为社会力量促成了新型的政商关系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基金会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初，当美国社会矛盾尖锐，需要做出大规模调整和改良的时候，基金会先于政府在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了救助，起到了先驱作用。
1929年的大萧条引起了美国社会恐慌和空前的动荡，问题的严重程度远非私人救济所能解决，况且企业家也在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随着美国罗斯福当选和“新政”的出台，美国社会福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新政”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劳动者的自由组织的权利和选择代表的权利。同时也大力鼓励私人捐赠，对大企业的捐赠给予部分免税待遇，并把鼓励私人捐赠作为鼓舞士气、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基金会协助政府尽其所能地对社会进行了救助，罗斯福新政避免了政府干预政策与私人捐赠行为的相互对立，没有让政府行为完全取代私人慈善事业。
新政后，富豪与公众的妥协成功奏效，经济大幅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前1%的富人收入份额从1940年的近16%降至了1970年的7%。慈善事业也成为一股强大力量，在某些领域，甚至可以影响社会的议程。盖茨就曾在2014年采访中说基金会的工作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增加可选项，而不是直接告诉政策制定者怎么做。
此后，美国政府福利政策与企业、私人公益捐赠形成了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新型政商关系。
对于政府来说，基金会可以为政府拾遗补缺，做政府“没有做、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基金会一方面可以弥补政府公益事业资金的不足，帮助政府缓解社会矛盾、满足社会福利、发展文化教育等，还可以成为输出美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有效载体，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对于基金会来说，与政府之间关系也可以增加自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正如洛克菲勒所指出的，“华盛顿的国务院是我们最大的帮手，众多大使和部长们帮助我们在全世界最远的角落开辟新市场”。
作为社会组织的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很常见。美国很多政府高级官员都与基金会有着紧密的联系。
比如，仅洛克菲勒基金会一家就有三位高级官员曾在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一职。
一是腊斯克（Dean Rusk)，曾任杜鲁门政府的副国务卿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在两次政府职务之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
二是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退位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之后又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董事长；
三是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的岗位上卸任后，担任了卡特政府的国务卿。
因而，基金会也有“影子内阁”之称。
慈善捐赠逐步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20世纪以来的基金会，被视作推动美国社会改良的三大力量之一，也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减少贫困、促进健康、消弭贫富差距的重要力量。
他们引领了全球基金会的发展，直到今天还在推动全球文明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金会对教育、科研的大力支持，以及对知识传播和文化学术交流的热心倡导，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基金会也非常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美国特定条件下，种族矛盾和贫富差距始终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慈善基金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但它构成了美国一个世纪以来防止矛盾尖锐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些新的发明和研究在初创的关键时刻常得力于基金会的资助，因为在成功没有把握或实际效益不显著时，一般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冒险。这种资助虽然占比很小，但起到了“从无到有”的推动作用。
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
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参与资助了英国人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过程；洛克菲勒医学院成立后，几年内在钩虫病、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单钩虫病一项就投入6500万美元；
193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创了现代职业病和精神病研究；在洛克菲勒病毒实验室工作的泰勒，因培养出黄热病疫苗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和病理学奖；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基金会联合发起的“绿色革命”项目，帮助稻谷等农作物实现了产量翻倍。
此外，当时最前沿的遗传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以及研究仪器的改进和发明，如探测镜、X光分解仪等，都是在基金会支持下取得突破性成果。
同时，也有不少新项目先是由基金会发起，而后被政府接管成为一项新政策。
例如：福特基金会治理贫民窟的“灰色地区”项目，后来成为了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开战”计划的先声；
卡耐基基金会发起的公共图书馆、大学教师养老金计划已经成为被列为公共福利；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二战后，第一个进行美国人口变迁分析，后成为美国政府五年一次的经常项目等。
如今，头部的基金会甚至在为维系全球的经济发展与平等之间的平衡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例如，盖茨基金会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共同创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以号召各国政府与相关机构共同筹措资金购买疫苗，并将这些疫苗提供给低收入国家的儿童。
到2019年，Gavi已为超过7.6亿名儿童接种疫苗，避免了1300万儿童的死亡。该机构也成功将更多的疫苗和物资以更低廉的价格引入市场，例如，一剂能预防五种致命感染的五联疫苗在过去的价格是3.65美元，现在降至不到1美元。
设立和管理基金会 成为财富分配与传承的组成结构
目前，美国没有专门和独立的慈善法，有关慈善的规定和条款散见于宪法、税法、公司法和非营利组织法等联邦和州的法律法规之中。
美国法律对基金会税收的规定使得基金会逐渐成为富豪们避税的有效工具，也成为其长期保存财产的重要手段之一。
按照《美国联邦国内税收法典》第501条（C）款（3）项规定而注册登记的基金会都可以享受免缴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除了对私立基金会的净收益征收消费税和对无关宗旨的商业收入征税外，慈善组织的收入是免税的。
另外，对向慈善机构捐赠的组织和个人给与税收抵扣(个人可享受的税收优惠最高可达当年税前收入的60%，公司则为税前收入的25%)，这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慈善捐款。
美国国税局要求基金会每年必须支出相当于该基金会投资资产净市值的5%的资金用于慈善目的，而超出的部分可用于积累，抵冲下一年度应支付的最低支出，最长可以后延5年。
因此，大部分基金会每年只支付一小部分用于公益事业，而留存了大量资金在基金会里。通过各种投资，基金会很容易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以确保基金会财源不断，实现可持续发展。
正如伦德伯格所言：“通过基金会，创立人用他们的美元换取了更多的东西——而且手里还剩下了更多的美元”。
美国没有法律对慈善机构的开支比例做出硬性规定，也造成了一些慈善机构打着慈善的幌子牟取私利的情况。
据统计，美国有数十家慈善机构管理开支超过了70%，部分甚至超过了90%。
例如在2015年曝出的癌症基金会丑闻中，名为“美国癌症基金”的慈善机构每收到的1美元善款中，仅有3美分真正捐给了癌症病人。
也有人指控，慈善基金会已经成为美国当下的“行贿”方式之一，像克林顿、特朗普等都有以自己命名的慈善基金会。而当利益集团想向某个官员行贿时，就可以给慈善基金会捐款，基金会就会成为“私人小金库”。他们只需要拿出一小部分做慈善，而剩下的钱则可以用于日常花销，并美其名曰“行政费用”。
如此，基金会在发展中常常出现诸如富豪家族利用基金会谋利、基金会与企业互融谋利，以及基金会不正当投资等问题。
美国政府也在提供免税待遇的同时，为慈善机构制定了准入标准和运营要求。
税法要求基金会每年要向税务部门提供记录其财务和业务活动状况的详细的年度报表，即990表（适用于公共慈善机构）或990-PF表（适用于私立基金会），详细说明慈善活动内容，对某些问题的回答还必须附加文件和说明材料。该表的部分必填项目也对组织管理人员的个人资料、相互关系、薪金等进行了规定，以避免利益冲突，防止善款被滥用。只有该申请得到国内税收署审查批准后，慈善组织才能享受免税的待遇。
美国政府还通过法律硬性规定基金会必须满足社会公众的查询要求，接受社会监督，否则国税局将给予严厉处罚。
税法规定，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其免税资格申请表及全部附加材料、年度财务报表均属于公共文件，必须向全社会公开，供公众查阅。有些组织还必须接受严苛的审计。
信息的透明也催生了众多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督的机构。这些机构将慈善组织提交的公开信息提炼精简，使用财政状况、问责能力、透明程度等指标为慈善机构进行评价打分，为捐献人提供参考，已达到社会监督的目的。
为了鼓励大家将慈善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2021年1月《福布斯》改变了过去福布斯400慈善榜单的评分方法。该排行榜不再计算榜单成员一生中投入基金会的资金，而是统计了这些基金会的赠款，再加上能追踪到的直接赠款，从而估算出福布斯400榜单上的成员实际捐赠了多少钱。
慈善捐赠对于家族的传承作用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财富的传承和文化的传承。
从财富传承角度来看，一方面由于国家巨额遗产税的存在，将家族财富转移到基金会当中能实现财富最大幅度的存留，也防止了因“败家子”出现而导致巨额财产被迅速挥霍一空的情况；
另一方面，慈善事业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分散投资的机会，让其避免将所有财产投入于家庭的主要经营业务中的潜在风险。
而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慈善活动是“富一代”们对个人和家族价值观的基本表达。正是慈善活动将家族领袖存在的价值观推向实践。
在美国，慈善被富人看作是鼓励子女与外界接触的重要渠道。家族成员通过慈善活动领悟财富的真正意义，并对父辈、祖辈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感到无比骄傲，进而形成对家族的进一步认同。许多后辈由此延续了前人的慈善事业，甚至将其拓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中。传承后代的不仅仅是财富管理，还有家族慈善精神。
通过慈善，家族的社会价值同样得到提升。经由慈善事业上的投入，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等人不仅完成了自身形象的重塑，还提升了家族在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力。
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常年资助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顶级智库，直接影响着联邦政府决策；其通过捐赠曼哈顿东区土地而将联合国总部搬到纽约的故事更是传为美谈。
在国际交往中，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家族基金会成为美国外交的开路先锋，在海外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美国利益。
如今，洛克菲勒家族已发展至第六代。历经百年，洛克菲勒的后代们积极地参与文化、卫生与慈善事业，将大量的资金用来投资大学、办医院，让整个社会分享他们的财富。
在家庭财富的内部传承之外，洛克菲勒家族运用他们的财富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使家族的影响力渗透到世界各地。
综上，通过分析美国慈善捐赠现代发展历史，慈善捐赠是一项社会各界可以达成共识的事业，它不分国家、种族、宗教、文化，甚至不同的组织都可以达成共识，参与方也是主动行为。
未来发展，更需要财富拥有者与政府、司法机构、学界和新出现的行业协会等各种进步精英之间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和寻求解决更为长期的社会问题，促进人类的进步。
从美国富豪最早成立基金会的捐赠动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起步捐赠的目的是试图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缓解社会矛盾，进而开始改变社会的整体环境、推动社会进步，在教育、医疗、艺术领域的捐赠展现了更高的社会格局。
他们的慈善行为是，努力让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解决社会矛盾。
总体上看，“不论出于何种慈善动机，慈善事业本身目的就是为推动人类文明的福利、幸福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