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菅义伟计划多时的日本数字化改革终于有了突破进展。
5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6部有关数字化改革的法案，由内阁直接管辖的改革“总司令部”：日本数字厅（デジタル庁）也将从9月1日起正式成立。
根据改革法案，日本将设立全国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推进各类行政手续线上化，为民众提供便利的同时削减行政运营成本。
虽属于发达国家，日本因其落后的数字化进程一直被称为“数字化劣等国”（デジタル劣等国）。从政府到社会，日本在行政事务上都存在对手写、纸质材料、印章的大量依赖。安倍晋三在执政后期，逐渐意识到了数字化程度与国家发展之间的重要性，这使得菅义伟上台后，迅速制定了开设数字厅的目标。
数字化战略也与行政改革、抗疫对策并列，成为了菅义伟政府的三大政策之一。
法案通过的前一天，菅义伟还在参议院的内阁委员会强调：“如果不下定决心朝着数字化进发，日本就不会改变。我想创造一个不逊色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数字社会。”
日本首相菅义伟和IT担当大臣平井卓也在国会答辩 图片：朝日新闻
落后的“数字化劣等国”
若不是新冠疫情，人们往往很难了解日本数字化的落后程度。
目前，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部门的各类手续，仅有12%的事务可以通过网络申请，新冠防疫手续也不例外。
疫情期间，日本绝大多数地区的保健所都是手写、手算登记感染人数，东京在汇总每日病例时使用的是两台传真机，这使得该地区多次在确诊人数上出现上百例漏报。而政府给国民发放的新冠疫情补贴，虽然可以进行网络申请，最终申请表必须打印寄回，相当耗时。此外，文件必须使用印章的传统，成了上班族在疫情期间无法远程工作的最大阻碍。
对手写和纸质材料的依赖，导致了日本的数字化能力的相对落后。
去年6月，日本政府推出了一款名为COCOA的手机APP，用于告知使用者是否曾与新冠患者接触。然而从去年9月起，该软件的android版就因故障而停止运行。此后，日本政府没进行任何补救措施，在放任其四个月后，才站出来宣称这是由于“厚生劳动省员工对系统开发不熟悉，全权托管给IT公司”导致的。
日本新冠追踪APP COCOA 图片：Japan Times
对此，日本互联网之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村井淳表示：“政府数字化的滞后，是因为行政机构的垂直分裂。各式各样的部门分散地发展自己的系统，然后把所有事情都扔给开发者去做。”
新冠暴露出的弊端，加快了菅义伟数字化改革的步伐。
直属内阁，官民结合
早在去年当选自民党总裁时，菅义伟就宣布要成立数据厅。作为菅义伟的三大政策之一，数字化改革法案被放置在其他重要法案之上，并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 "对其进行审议。
IT担当大臣平井卓也表示，本次通过的法案和63部法律相捆绑，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修订：统一全国各私营企业、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同时，为了杜绝个人隐私滥用，个人情报保护委员会的监管权利也扩大到了所有的行政机构。
统一个人信息使用标准后，新设立的数字厅将成为操作信息的指挥中心。
数字厅直属于内阁，直接由总理领导，设有一名数字部长。该厅将负责维护、管理国家信息系统，保证各地方政府的共同使用和信息协调。由于权力较大，数字厅可以向其他部委和机构提出建议、审查业务。同时，数据厅还计划和相关机构合作，为医疗、教育、防灾等公共事务开发系统；也能整合私企、土地、交通状况的数据用于商业。
也就是说，数据厅是日本全国各类数据的汇聚点。
IT担当大臣平井卓也还透露，数据厅将有500名雇员，其中120名将来自私营IT公司。目前已有35名私营企业工程师开始了在霞关（中央政府）的工作。而政府落后的数据化现状也迅速暴露给了这些工程师。
一名已经开始工作的工程师向《每日新闻》透露，在霞关，人们依旧不习惯数字化：“会议材料都是打印，明明在电脑屏幕上看、数据共享看更方便。员工沟通还停留在电子邮件，现在明明有很多像teams一样的商业通讯软件。”
日本已开始废除印章制度 图片：CFP
目前，数字厅的准成员们正在研发一些简化行政手续的新规与系统。例如，只用签名就可提交结婚、离婚登记表；承认房地产交易文件的电子版数据、简化交易复杂性；允许My Number Card（非强行的日本身份证）绑定多个银行卡，在国家发放补贴、挂失时可迅速确认身份。
此外，政府还计划在2022年引入新系统：将My Number Card与智能手机绑定，方便执行各种行政事务。平井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便捷生活："通过智能手机，人们将在60秒内享受到公共和私营部门提供的程序和服务。”
数据监控社会即将开启？
与平井的期待不同，日本民众对即将到来的数据厅兴致不高，一部分人甚至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4月10日至11日，《朝日新闻》就设立数据厅一事进行民调。其中，只有44%的受访者表示 "期待"，另有45% "不期待"。从年龄来看，年轻人（18-29岁）更能接受政府的决策：54%的年轻人表示了赞同，这一比例在70岁的老年人仅有25%。
但谈及新修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时，有超过59%的人对“中央政府管理国民的税收、健康保险、My number信息感到抗拒”。生活的便利还不能抵消日本民众对隐私的重视。
My Number Card类似于日本身份证，截止2021年2月，已有超过4500万人申请，约占总人口的36% 图片：网络
此外，一些致力于保护公民信息的NPO一直在呼吁政府重新考虑。
3月24日，NPO组织“情报公开Clearing House”联合市民团体“No！数据厅”在东京召开了一场反数据厅的集会。该组织的主席三木由希子表示，全国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意味着地方政府原有的保护条例无效。事实上，许多自治体都有相当严格的条例，如禁止收集健康等敏感信息、使用任何数据需经过本人同意。现在，只要目的明确，数据厅就可以直接采取个人信息，这是放松了对数据使用的管制。
人们还担心，如果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被政府整合并附在手机和my number Card上，泄密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从技术上说，利用信息帮助人们获得更便捷的行政服务，和利用信息进行监视，这两者并没有太大区别。”三木由希子补充道，“在新加坡，政府也利用app追踪新冠感染者，后来政府又擅自追加其他目的，将用户数据提供给警方。同样，人们的健康信息既可以方便健康管理，但也会让高健康风险的人受到排斥和差别待遇。”
民众的担心不无道理。事实上，最大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也在信息管理问题上有所犹豫。
在5月12日的表决中，民主党虽然赞成设立数据厅，却以“个人信息保护不充分”为由反对了其中3个相关法案。民主党议员本多平直此前在国会上质疑政府没有保护个人信息，他指出，日本警方掌握了约1170万张嫌疑人的照片，“即使最高法院认定他们无罪，这些照片也不会被删除。”
此外，民主党还质疑个人情报保护委员会的监督能力。之前LINE用户信息泄露一事，该委员会花了很长时间才收到相关报告。现在，该委员会的监督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地方政府，目前仅有的135名成员可能无法担当重任。
日本国民通讯软件Line曾遭遇严重数据泄露事件 图片：CFP
作为监管的重要一环，研究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修大学教授山田健太也在怀疑个人情报保护委员会的能力：“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的检查功能很弱，因为它可以对私企下命令，却不能对行政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政府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收集、保留和利用个人信息的能力是对国家本身集中控制的加强，并增加了导致监视社会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