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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中国崛起、美国优先与印太地区秩序的网络化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战略报告》；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印太概念的兴起反映出国际和地区秩序正处于新一轮调整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亚太概念，既是美国单极霸权意欲主导东亚，美日持续争夺地区秩序主导权的产物，同时也是东亚经济体持续崛起推进地区合作的结果。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印太概念的广泛应用，则是围绕地区是否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新秩序的一种讨论，既反映出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竞争性、对抗性增强的结果。目前，各方对印太地区秩序的讨论仍属于初级阶段，其主要依据之一是概念的理论指向仍不明确，既有传统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色彩，也有对全球化地区化发展方向的新见解。依据之二是大国印太政策并未趋同，美国特朗普提倡该概念是国内政治妥协的产物，“美国优先”意味着特朗普将不太重视此前美国承诺的国际义务，印日澳等主要邻国担忧美国霸权在地区的衰退，对中国的看法趋于负面。但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崛起总体上有利于地区稳定，印太秩序是否有利于各自的国家利益仍需要时间观察。依据之三是如今的经济关系广泛建立在生产链基础上，而美国推动的全球化由于产业链的关系正经历深度重组，一个支持全球化的美国转变为政治极化引发去全球化的美国，将对地区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亚太印太中国崛起美国优先地区秩序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到越南宣布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构想，而六年前希拉里提出的“转向亚洲”政策中也提到过类似表述。12月中旬，美国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首次将“印太”作为美国地区战略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报告又认为中俄是“修正主义大国”，并用“竞争者”和地区国家的“威胁”等词汇描述中国。显然，如果说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战略调整，那么必然涉及中国和印太地区的广泛关系。
国际社会对“印太”概念并不陌生。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印太”概念已经逐步流传。当年10月，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阐述了“印太”的初步含义，她认为“亚太成了全球政治的关键驱动者，范围包括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这一地区跨越两个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通过船只和战略变得更为紧密”。2013年，印度尼西亚外长和印度外长在双边会谈中都使用过“印太”。澳大利亚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不止一次使用“印太”来构想亚太的新秩序。而日本安倍首相则强调这个概念属于他的发明，日本舆论也为美国总统使用一个日本人发明的概念而沾沾自喜。在国际关系领域，大国的外交概念变化具有指向性，往往是重大政策调整的标志。这次特朗普及其团队郑重其事使用这概念，是否可能体现出某种趋势性变化，比如美国重新重视全球化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30年前，澳大利亚和日本推动“亚太”从概念变为机制化进程，美国官方的政策也从忽视转变为参与构建亚太经合组织，一度主导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国策主导下，也逐渐参与地区生产秩序，包括亚太经合组织。由此造就了该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与今天“印太”概念发展演化类似的是，美国当初对日澳积极推动的“亚太”概念并不感兴趣，只是看到了这个概念有了初步的机制化成效后，美国才拿过来用。不过，与当年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印太”概念的反应速度很快，但国际社会似乎对发展前景远不是那么乐观。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去全球化，否定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秉持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强调“美国第一”，不愿维护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与以往历届美国政府不同的显著特征是，特朗普政府代表的力量是美国中下层，这一群体认为美国政治经济精英承诺的全球化需要重新定义。特朗普公开宣示接过“印太”概念，是否表示将延续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政策，参与并推动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的一体化呢？目前看来国内外对此的看法仍存在争议。与30年前使用“亚太”概念更多基于开放地区主义不同，无论是澳大利亚、日本，还是美国，他们构想中的“印太”地区秩序，在开放的范围、形态以及地缘政治因素考量上，各方的差距都很大。例如，有人明确提出未来印太地区可能形成机制化的“四国联盟”以制衡中国。显然，各国“印太”构想背后的国际政治理念并不明确，到底是倾向于合作的一体化，还是更加走向竞争对抗的地区新集团，仍有待于深入讨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需要重新审视美国霸权一定会支持开放的世界经济的这种假定，从美国内政的角度重新讨论经济秩序的政治基础，特别是重新探讨美国与印太地区秩序的潜在关系模式。
一、美国霸权、东亚崛起与亚太合作的机制化
从20世纪60年代起，“亚洲太平洋”概念逐步替代历史文献中的“太平洋远东”概念，成为日本、澳大利亚等频繁使用的官方词汇。比如，有学者认为日本官方最早从“地区”的意义上使用“亚太”概念，是1967年日本外长三木武夫。自那以后，日本出版的著作标题中就不断出现“亚洲”或“太平洋”。在研究机构中以此冠名的也不少。而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彼得·德赖斯代尔回顾，有关亚太共同体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1938年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克劳福德（Johnrwfor）。但是，一个概念的思想渊源与变成现实的机制并不是一回事。
“亚太”概念在东亚地区的盛行，反映出地区秩序变化与太平洋西岸几个经济体的崛起，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首先，美日经济关系在短期内就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于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与美国发生了多次、多阶段的贸易摩擦，从纺织品、汽车到20世纪80年代的半导体。因此，对于美日双方而言，贸易关系成为首当其冲的关注点。而很多学者也是从贸易关系的数量变化中发现趋势性因素，比如美国贸易重心的转变。事实上，1978年成为美国对外贸易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美国与亚太地区经济体的贸易量超过了与大西洋经济体的贸易量。当时就有学者下判断说，美国长达350年的大西洋世纪结束了，美国开始进入“太平洋时代”。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贸易重心移至东亚而不是西欧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1987年夏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戴维·P.加德纳在《科学》发表《太平洋世纪》一文。其中引用了该校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的见解，斯卡拉皮诺认为，“美国必须认识到，21世纪是它的太平洋世纪”。在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斯卡拉皮诺强调的是，太平洋世纪仍然是美国主导下的，而美国不只是太平洋沿岸国家。从美国人关心的问题来看，一是贸易投资关系，二是世界主要国家都关注这个地区而产生的一些让美国担忧的问题，三是移民，四是国际学生的不平衡，特别是大量日本学生到美国留学，而美国学生不愿出去。文中提到一个数据可以给今天以参考，1985—1986年度，在美国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为34.4万人，而美国到海外留学的只有5万人。为此，这位校长承诺，加州大学将大举进行国际化，将学术资源向太平洋地区倾斜。从国际关系学科的角度来看，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学者大量到这个学校学习国际关系。
其次，日本经济的增长也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中东等地的资源原材料供给关系密切。这个角度的提出者和关注者，则主要是美国之外的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日本在追随美国的同时，也不得不在中东保持一定的政策独立性，并谋求新型的发展方式。也就是说，认识日本的对外政策，并不能完全从政治安全角度考察，尤其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政策调整，而要看日本自身的利益怎么受到影响。在当时来说，这种形势判断对研究日本的学者来说是开辟了新视角的。日本政府内部也不乏提倡重视日本的周边的官员，例如，大平正芳于1972年3月发表了题为《日本新外交》的文章，其中倡导“日本是位于亚洲的海洋国家……日本所需要的资源和日本所追寻的市场都在大洋彼岸。日本的生存、繁荣、安全和名誉，取决于日本周边海洋环境的安全”。当年10月，大平出席了第一次日澳部长级委员会，在会上提出了有关环太平洋合作的构想，日本的目的是澳大利亚的资源。据悉，这是大平正芳在70年代后期担任首相时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思想基础。1978年11月，大平正芳获任自民党总裁，开始实施他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其中颇具特色的是环太平洋经济带，12月就任首相之后组建了由大来佐武郎担任组长的环太平洋连带研究组。1979年1月，在国会演讲时提出：“我国与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太平洋圈诸国的相互依赖关系、与中南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都在不断地加强。”同年5月，大平到访菲律宾参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期间与澳大利亚总理福瑞泽就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进行了沟通。6月底在日本召开应对石油危机的七国首脑会议时，大平正芳对其他主要经济体压迫日本限制石油进口量非常不满，更加迫切地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大平认为实现这一构想的第一步是争取澳大利亚，然后是东盟和中国。1980年1月，大平再度出访澳大利亚，正式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主要成员包括日美澳以及东盟。
对那些依赖于给日本提供原材料的国家来说，日本能否保持增长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那个时候，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就是日本。这一思路与今天这些国家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时几乎完全一致，周边国家看中国的角度与霸权国看中国的角度有很大差异。澳方看到了东亚经济体持续增长带来的红利。例如，彼得·德赖斯代尔提供的数据表明，“东亚经济体的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到了80年代，东亚成为世界贸易和经济的中心。60年代初期，日本的GNP只有美国的10%，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日本GP为美国的40%。1962年，东亚占世界GNP的9%，20年后上升至15%，而北美与欧洲占比分别为28%和27%。预计到2000年，西太平洋地区占世界GNP的比重将达到1/3，而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比重会进一步提升至43%”。除了总量数据，德赖斯代尔还很重视人均发展水平，他继续展示了东亚的快速发展，“该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反映在该地区在国际人均收入阶梯上的攀升。1962年，日本人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54%，1982年上升至92%。同一时期，香港、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占比从10%上升至21%”。因此，澳大利亚关注的是日本如何保持这种增长，因而也喜欢强调这种数量关系变化的重要性，结果就是要建立与日本的机制性联系。
为此，在彼得·德赖斯代尔推动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1980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日本研究中心。经过深入研究之后，澳大利亚学者明白了一个道理，即日本的增长对澳大利亚的繁荣是重要的，但日本的增长却严重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由此，澳大利亚必须考虑美日澳三方关系，如果能够将美国拉入成立一个机制来确保经济交易的顺畅进行，那么是一种最好的结果。这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推动建立太平洋共同体，乃至最终于1989年11月建立亚太经合组织（PE）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种进程的推动，中国社科院于1988年组建了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尽管研究所的名字是“亚太”，但是核心关注点是东亚地区。
再次，造成东亚崛起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美关系的改善。这个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看起来还不够重要，但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速很吸引人，因为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能够对地区秩序产生更大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广阔的地缘联系，如果中国能够坚定地持续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那么中国这个屏障，将极大地缓解太平洋西岸经济体的安全顾虑，不用过分考虑美苏冲突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为了能够将中国引导进入美国主导的体系，替美国牵制苏联的战略影响力，美国对日本在东亚构建的地区合作机制保持了某种容忍。但是，冷战结束完全消除了美国对安全的担忧，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1992年上台的克林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日经济竞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曾明确拒绝美方的自动出口限制，在汽车产业领域毫不让步。美国此时似乎也看到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不完全是美国让利的结果。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学术界就越来越深入认识到日本是经济上的修正主义者，即不完全是美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层面，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还有一个东南亚、澳新地区，即所谓的三角贸易，日本向东南亚投资，在东南亚的日本公司出口到美国，以此来规避美国的贸易壁垒。美方认识到，要调整美日经济关系，仅从双边层面入手是不够的。由此，美日联手推动了关贸总协定转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并在其中商谈了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TRIMs）。作为这种广泛的多边主义进程的一部分，美国也支持亚太经合组织。1993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参加了在西雅图的PE峰会。
因此，“亚太”概念从构想起步到落实为机制走过了漫长的时间。尤为重要的是，将“亚太”从构想变现为机制的过程，实际上是日本引领东亚经济崛起、太平洋西岸的小型东亚经济体因日本经济增长而产生广泛的联系，当然也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随着美日经济摩擦加剧，这些经济体有充足的动力构建稳定的机制，对于每一方来说，都能从这种多边机制中获益，实现真正的多赢。对美国来说，是减少贸易赤字，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可以减少美国在双边层面的干扰，对其他获得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来说，美日经济关系的稳定以及美国市场的持续开放至关重要。
二、全球化、中国崛起与美国地区战略重心的调整
自1985年以来，随着美日等国在广场协议上调整经济关系，并进而达成共识推进地区一体化之后，主导亚太一体化的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21世纪以前，主要是美国引领的开放市场，加上日本在东亚多次尝试的地区合作进程。当然，更广阔的背景是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泛滥，全球化突飞猛进，世界贸易的增速自1985年以来普遍高于全球GP增速。通过融入这种大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波全球化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人均GP获得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持续增长。不过，到20世纪末期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属于世界银行界定的低收入国家。在正常情况下，穷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东亚地区合作的转折点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地区国家对美国和日本援助、施救的迟缓非常不满。日本是想救援而被美国压制，因美国担心日本主导地区经济秩序。美国的这种担忧和不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苗头，而日本人也丝毫不介意提出不同于美国的生产分工形式。1985年4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上，曾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的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向各国的精英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太平洋地区的劳动分工可以用发展的雁形模式概括……雁形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动力结构。例如，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是最先成为发达国家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日本也逐步经历了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一个赶超的发展过程。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盟成员国正在追随日本的步伐。”日本人希望日本，而不是美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这对美国来说多少有些冒犯。
对美国来说，东亚金融危机成为重新调整日本主导地区关系的机会。从安全关系考虑，韩国、泰国都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不愿意投入救助，的确是因为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危机没有办法对美国的利益造成重大威胁，至少地缘上不相邻。这与美国救助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正在商谈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要以此为本钱抗衡欧洲的地区一体化。随着苏联的解体，欧洲也减少了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强化了和美国的经济竞争。因此，美方不太顾及亚太地区国家的感受，而主要关注大西洋地区的变局，包括如何消化苏联解体产生的政治动荡。
尽管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崛起，但东亚不是美国的首要战略重心。在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东亚的地位还不够突出。美国农业部数据表明，1980年，东亚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为13%，而欧洲为26%，美国为23%。1990年，东亚占比上升至16%，但欧洲美国占比分别为34%和24%。2000年时，东亚上升至18%，而欧美占比为32%和28%。也就是说1980—2000年间，尽管东亚占比上升了五个百分点，但欧美主导的经济格局是非常稳定的，合计占比甚至从1980年的49%上升至2000年的60%。此外，整个80年代，苏联的经济总量只有6%，到2000年俄罗斯经济总量占比降低到3%。
美国对各个地区位置排序的看法，也可以从美国历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到确认。自1987年以来到2017年底，美国官方一共公布了17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冷战结束前，美国共发布了四份国家安全报告。克林顿总统任内，共发布了八份报告，基本上每年一份，小布什和奥巴马时期各发布了两份。报告对地区的排序呈现出阶段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里根时期的地区战略，其顺序是西半球、西欧、东亚和太平洋、苏联和东欧、中东和南亚、非洲。其中，西半球属于美国最为根本的安全关切，西欧属于美国的关键利益，明确提出美国的最大威胁是苏联。
第二阶段，克林顿时期的报告（1994—2001年）将地区分为五个，按顺序排列分别是欧洲和欧亚、东亚和太平洋、西半球、中东和西南亚、非洲等。克林顿时期的亚洲政策其范围是东亚和太平洋。克林顿1993年的报告两次提到“亚太”都是指亚太经合组织，1994年版报告也继续使用“东亚和太平洋”说法，但并没有在这个层次上提出单独的“亚太”概念，只是在正文中提到“亚太地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94年的报告强调，在思考亚洲问题时，安全而非经济占据美国决策者的首要位置。具有新意的是，克林顿以“新太平洋共同体”概念统筹美国的亚洲政策，其三大支柱分别是防止朝鲜和南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发展多边机制和推进民主改革。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的亚洲政策实际上已经包括南亚方向。但是，南亚并不是美国亚洲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在西南亚板块单独讨论南亚问题。
一定程度上受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从1998年起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将“东亚和太平洋”部分分为“提升安全”“促进繁荣”和“促进民主”三个板块。特别是在经济板块，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关注点，先讨论中国问题然后才分析日本，以往的报告却不是如此。如果从经济总量考虑，那么此时中国经济体量还远不如日本。美国战略家习惯用的美国农业部数据表明，1998年以实际GP占世界比重计算，中国为4%，而日本是11%。美国农业部每年年底公布未来13年的预测数据，也就是说，1997年作决策时，美国少数人有可能预判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因此，美国决策者1998年时的这种调整主要基于对中日未来发展前景的预判。报告明确指出，“将中国更为充分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是美国贸易出口增速最快的市场，展望下个世纪，中国将支持美国国内千百万人的就业”。
尽管中国飞速崛起，但在小布什任期内的国家安全报告也没有改变对亚太地区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顺序。原因很明显，发生了9·11事件，美国的首要国家安全威胁被认为来自中东地区。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如日中天。如图1所示，在21世纪初，无论是美国农业部数据，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维持在25%以上，军费开支的权重更是惊人，多少年来都是前15国的总和。回头看，那个时候的文献都在谈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和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在2002年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决策者“欢迎一个强大、和平和繁荣的中国”，认为中国大体上走在符合美国设想的发展道路上，美国寻求与改变中的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与今天指责全球化不同，那个时候的美国信心十足，包括对中国加入WTO的判断都是如此。在这份报告中，美国精英认为，中国入世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出口机会，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只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不过1000亿美元。
第三阶段，2015年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报告则将顺序作了大幅度调整，按顺序分别是亚洲和太平洋、联盟和欧洲、中东和北非、非洲、美洲。这与2010年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完全不同，奥巴马用中国人很熟悉的“亚太”概念，替代在美国盛行多年的“东亚和太平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中印共同崛起的反应，但中国的内容占据绝对主要篇幅。我曾在2014年的论文中分析了“东亚”概念的衰落，主要源于美国东亚盟友经济占比的衰落。亚洲的地缘政治经济中心正经历从东部向中心的偏移，特别是中国正向着亚洲中心位置回归。2017年特朗普版的国家安全报告再度调整了地区重点，扩展为六个，按顺序分别是印太、欧洲、中东、中南亚、西半球和非洲。因此，特朗普的报告在地区重心基本延续了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判断，但显著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和冷战结束前的地区排序。
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强调未来五年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增长有一多半来自亚洲，这种思路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贸易重心转向东亚（主要是日本）是一贯的。在奥巴马的“亚太”战略构想中，南亚也是重要一环。以往，美国论述南亚时，主要放在中东、西亚、南亚板块进行。这是首次将南亚与中东地区剥离。美国在审视印度的价值时，除了老调重弹的民主、人口和价值观因素，还增加了对印度的制度性能力的期待。奥巴马宣称美国将支持印度扮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者角色，支持印度在地区制度中扩大参与度。奥巴马还认为，他的“再平衡”战略与印度的“向东行动”政策是战略性趋同，两国将致力于再平衡亚太地区。同时，奥巴马宣称，美国将协调印巴关系，促进南亚和中亚的地区一体化。
尽管特朗普没有用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种称谓，但从事实上看，特朗普的“印太”构想不仅在名称上把奥巴马的“亚太”变得名副其实，而且突出“印太”的整体性。首先，在总论部分，“印太”、欧洲和中东的地区排序与奥巴马第二任期时是一样的。将对美国利益影响最重大的地区排在第一位，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一贯做法，美国盟友据此认为这一报告的风格令人感到熟悉。就此而言，特朗普版的国家安全报告与其他总统发布的报告没有根本不同。其次，与2015年报告不同的是，2017年版的报告不再是按东亚、南亚这样来区分，而是试图将“印太”作为一个整体对待。按照报告论述，“印太”的范围“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这一范围界定与希拉里2011年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的界定是一致的。报告还强调，美国将加强与印度的防务安全合作。从经济体量来看，美国将亚太或者说印太地区放在首位，这是符合现实世界和未来趋势变化的。如图2所示，以美国农业部国际比较数据揭示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来看，美国自2015年版的地区战略顺序调整有着充分的经济理由。第一，最为重要的一个趋势是，亚洲和大洋洲的经济占比于2010年超过欧洲，达29%。在美国农业部的统计中，这个覆盖面最广的概念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澳新以及太平洋岛国，但不包括中亚地区（按照美方统计，中亚五国的经济占比1992年为0.3%，2017年大约是0.4%，到2030年也仍维持在0.4%）。第二，即便只是东亚经济（中国、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么其经济总量也将于2026年超过欧洲。第三，2010年也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年份。自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持续下降。熟悉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会明白，1992年是中国深化改革的重大转折年份。尽管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占比非常低（2.7%），但大方向是对的，而日本的大方向却是下降曲线。第四，预计2031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按照美国农业部的预测，2030年日本世界经济占比为6.0%，印度为5.8%。特朗普使用“印太”概念，最突出的其实是印度的角色。2017年，印度占3.3%，日本7.8%，中国12.8%，印度是日本的43.0%、中国的26.0%。因此，美国重视印度的逻辑，与1998年克林顿在国家安全报告中重视中国是一样的（那时中国经济体量是日本的36.7%），体现美国决策者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预判。按照经济体量推断，美国今天对印度的重视，还不能够与20年前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相提并论。
中国需要加以注意的是，2017年以后的外部环境与1992年中国一直处于上升通道时的外部环境有着重大区别。1992年以来，美国的霸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尤其令美国决策者感到放心。在那个时候，亨廷顿曾形容美国是一个独孤的霸权，而中国学者也曾用“高处不胜寒”来描述美国的这种独特地位。1991年，日本的经济体量占美国比重达到顶峰阶段，略超过一半（53.4%）。中国于2015年超过了当年日本的占比（53.7%），从趋势来看，到2030年将上升至88.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没有哪一个经济体的占比达到这种程度。从美国经济史角度考虑的话，自美国1872年成为西方经济体中的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更多的经验是其他国家占美国经济体量逐渐下降的过程。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表明，自20世纪初开始，英国占美国的份额从50%逐渐下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已经跌破30%，而这个类似的变化过程也再次出现在1980年以来的美日经济关系中。其他国家追赶美国，从50%上升至近90%的过程，完全不是美国20世纪的经验了。19世纪是美国崛起为经济大国的一个时期，1840年美国经济占英国的52.0%，到1860年美国内战前夕已上升至84.8%。也就是说，今天中国追赶美国的过程，类似于19世纪中叶美国追赶英国的过程。但问题在于那是一个过于遥远的阶段，今天的美国决策者能从自身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受到启发吗？
在特朗普的这版报告中，大量使用了冷战时代的语言，特别是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地区国家的“危险”，一定程度上向着里根时代回归。显然，美国决策者不太考虑到150年前美国追赶英国的历史经验，而更愿意从美国独霸之后的历史经验中看待中国崛起。在2015年的报告中，奥巴马没有使用“威胁”“主权独立”“风险”等词语，只是质疑中国能否坚持国际规则。但里根政府在1987年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报告中，对苏联的描述就用了“最大的威胁”等词语。而2017年的报告23次提到主权和国界，特别是批评中国的言辞相当激烈。由此可见，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确感受到了衰落的风险，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美国精英同样有类似感受。将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定位成“威胁”，这种论调重现了美苏争霸时代的用语，这或许是国际社会对特朗普使用“印太”概念来重新定位美国地区战略感到担忧的重要原因。而且，鉴于“印太”在所有的地区排序中位于首要位置，也可以说这个地区战略很大程度上将塑造美国的全球战略。但从印太地区国家的期望来说，地区秩序将不会是美国一家说了算。
三、一个网络化的印太地区秩序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霸权与地区秩序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显著的讨论议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命名的霸权稳定论，就一直认为一个开放的世界需要一个单一的霸权，而罗伯特·基欧汉创建的自由制度主义认为，“霸权之后”的国际制度仍能维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体系层面的理论创建被国内政治的研究潮流所超越，国家内部的政经关系又开始显著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在有关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1999年美国西雅图爆发的反全球化运动是一个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转折点，即全球化的国内效应有可能产生极大的牵制全球化发展的力量。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保罗·萨缪尔森于2004年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反思自由贸易的文献，引发了有关中国经济模式改变自由贸易逻辑的大讨论。在那个阶段，美国兴起了有关质疑外包的思潮，一个重要的命题是所谓“经济不安全”——全球化造成的工作机会丧失。
在国际安全和战略研究领域，中国崛起造成的一个广泛影响是所谓“中美共治”“东亚两极格局”“两个亚洲”等说法流行。前者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颇为盛行，美国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比如布热津斯基、伯格斯滕、弗格森等人都对此感兴趣。而后者则是最近几年很多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学者愿意构想的框架。自2012年10月底埃文·费根鲍姆提出“两个亚洲”——“经济亚洲”与“安全亚洲”——概念之后，一些中国学者也呼应美国智库人士的观点，认为地区秩序出现了安全上依赖于美国的亚洲和经济发展上依赖于中国的亚洲。2017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未来的地区安全架构应与地区经济架构建设协调推进。”也就是说，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亚洲的制度框架应当是有机统一的，不能形成一部分美国人所说的“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地区框架。
特朗普政府的上台预示着美国与地区秩序关系的一种真正巨变。导致特朗普赢得胜选，同时也否定自由国际秩序的政治力量来自中下层，而不是多年来支持美国推进全球化的那种精英力量。很多舆论开始深入研讨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的动力，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失去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支持。“内嵌式自由主义”的概括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比霸权稳定论的兴起要晚一些，但两者都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其逻辑也同样被多数美国学者和决策者所接受。这一理论概括与霸权稳定论并不矛盾，19世纪的英国霸权和20世纪的美国霸权都与国内保护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霸权稳定论的国内政治基础就是“内嵌的自由主义”。
在美国社会讨论经年的政治极化和对立，终于开始波及对外政策领域。显然，与国内政治经济失序要显著早于2016年一样，亚太地区秩序的去中心化——网络化演进，也并非始于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例如，2016年6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会议时曾提出一个新概念——“安全网络”，并且表示中国也可以成为这个安全网络中的一部分。2017年7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就2018年国防预算法案召开听证会时，议员们严厉批评国务卿蒂勒森为代表的国务院，认为特朗普政府太不重视外交。特朗普政府提交给国会的预算案中，外事预算要求缩减46%，这是除欧洲之外缩减幅度最大的一个地区。外交预算缩减反映出特朗普的战略计划错配问题。尽管在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政策实施之时，美国对亚洲的预算承诺也是任何地区中最小的一个。因此，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太重视传统精英相当强调的国际责任以及美国的领导角色，“内嵌式自由主义”被重新加以讨论。对于将就业、工作安全和提高普通阶层收入放在第一位的特朗普而言，印度的地位也是可以期待的。至少在贸易平衡上，印度要高于韩国。
美国决策层坚持使用“印太”概念之后，显然有关地区秩序的构想仍在持续发酵。从地区秩序演化的特性来看，有几种模式值得注意。
第一种，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逐步替代日本成了地区秩序生产的中心位置，随之在安全架构上也超越了日本依附于美国的模式，也就是说原来美国主导等级性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但显然中国的力量也还不能完全消除美国中心主义的影响。如果说，经济上依赖于中国，仅仅是指中国在贸易上成为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那么可能是缺乏历史感的一种观察。因为30多年前，当日本在地区内经济势力鼎盛时期，敢想敢干的日本人也只是提出了“雁形模式”，但几乎不否认其源头是美国缔造的秩序。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联合澳大利亚极力推动“亚太”经济合作时，日本就是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占“印太”地区经济的份额曾超过60%（1980年），以后尽管持续下降，并于2009年被中国超越，但中国到2030年都不可能重现1980年日本在该地区的经济权重。按照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亚洲大洋洲地区的38.9%，大体上相当于日本2004年、2005年在地区的分量。2030年，预计中国的地区份额能够达到44.8%，但也只是日本2000年左右的一个比重。就此而言，中国人还应该继续深入了解日本在20世纪80—90年代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因为在这个阶段，日本占地区的份额是45%—60%。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能否在地区经济占比达到这个数还充满不确定性。
在包括南亚地区之后，“印太”地区经济总量与中国之间还有巨大的空间，这就直接影响到各方对制度性发展的畅想和安排。2017年地区内其他经济体的总量高于中国（中国的地区占比不到40%），到2030年仍旧如此（中国届时占比不过45%）。这意味着在中国之外还存在很多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趋势，我们就有可能犯下比当年日本还要严重的错误，急于求成，过早地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在日渐流行的“印太”概念框架下，印度的地位日渐受到重视。
第二种模式，则是更为重视印太地区内国家对地区合作的构想方案，显然随着印度、东盟等力量的崛起，那种以PE、TPP等为中心的地区一体化模式受到了很强的挑战，未来的地区秩序演化模式是去中心化的，但也是非均衡的。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一度非常重视亚太经合组织，但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WTO的达成，美国此后曾逐步忽视该组织。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不施救的行为也遭到东亚地区国家广泛批评，由此造成东亚国家联合自强、地区合作加速的局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合作转向了TPP。但是，特朗普上任之后很快又放弃了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2017年5月，日印以及东盟地区的三家机构联合研究的报告——《亚非增长走廊》在非洲发展银行年会上正式发布，标志着印度、日本联手推进一项新型地区合作计划。在该官方文件中，基础设施部分提到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让非洲分享亚洲增长和发展的经验”。除了物理性联通，报告还指出要加强亚非之间经济体、产业、制度、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联通。在日印眼中，该倡议中的“亚洲”主要是指印度和南亚（8国）、东南亚（11国）和日本、大洋洲（14国），加上非洲54个国家，该倡议总的国家数量达到88国。2018年2月初，中方在会见来访的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时表示，基于论坛非方成员的强烈愿望，中方决定2018年9月于北京举行论坛峰会。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动因是推动中非双方共建“一带一路”。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中国对“亚非增长走廊”的一种回应，非洲同时成为亚洲崛起国竞争的对象。
目前，无论是对非贸易还是投资，中国都要比日本和印度的积累来得深厚得多。印度是一个缺乏本地区支撑力量的新兴经济体，与中日的贸易额都不够大，距离全球真正的制造业中心相对遥远。印度仍处在发展战略的转型阶段，未来发展海港型出口经济，也需要进一步与东亚、东南亚经济体对接。印度政府对“印太”概念的运用更加强调印度的自主性，保持既有对外政策的稳定性，推动印度向东发展，但并不愿成为美国的同盟。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印度还是非洲，都不是日本经贸战略的重心，甚至连东南亚的泰国或越南都比不上。日本推动“亚非增长走廊”的动机之一是将印度作为跳板，在美国衰落之后加强与中东地区的合作，这与印度的意愿存在偏差。纯粹就实力对比而言，“日印+”的方案难以从地缘政治上平衡中国。这一点恐怕日本也有所考虑，因此在“亚非增长走廊”背后的一个更深的谋划是，通过“印太战略”让美国参加印太地区秩序的构建。
其他几个重要经济体，如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澳大利亚的观点也是需要注意的。预计2030年，印度尼西亚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在此之前，印尼将成为仅次于中国、印度和日本的第四大“印太”经济体，2025年印尼将超过韩国，2028年将超过澳大利亚。对于印度尼西亚未来的作用，中方也是有充分认识的。2013年秋季，习近平主席正是在印度尼西亚发表了有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讲，选择印度尼西亚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澳大利亚和韩国是迄今为止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经济势力，也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韩国新政府并不赞同特朗普的“印太”构想，而作为地理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澳大利亚一直善于提出覆盖面极广的国际关系概念，也是“印太”概念的始作俑者。
从更广泛的地区背景来看，在中国人喜欢用的“亚太”或者外国人喜欢用的“印太”地区内，存在着许多增长势头良好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多受益于中国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7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估，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前十位的经济体中有五个位于亚洲，其中包括澳门（13.4%）、尼泊尔（7.5%）、缅甸（7.2%）、孟加拉国（7.1%）、柬埔寨（6.9%）和老挝（6.9%），第10至第20名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中还包括中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名列前20位的其他高速增长经济体几乎都是非洲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是高速增长中的亚非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中高速经济增长和广泛深入的地区经贸联系，对于地区增长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从2014年以来，东盟的小型经济体——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其经济增速一直名列东南亚前茅。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纠缠于全球化是好是坏的争论时，中国坚定地支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并且务实地推动双边和地区合作。在澜湄合作机制中，中方的考虑是非常“接地气”的，不仅提出互联互通，也包括推进农业合作以及产业合作，甚至对湄公河沿线国家的水资源管理也倾注了心血。中方还与这些国家共同推进湄公河流域的安全治理，这对于确保地区内交易的达成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种模式，则显著地重视市场的力量，认为东亚呈现出独特的生产链模式，将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卷入到更大的市场中，延长了链条，让更多的地方和企业获益，从而形成一种支持开放秩序的政治基础。人们容易受到总量数据的迷惑，贸易关系尤其如此。随着贸易理论研究的进展，在国际关系专业人士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价值链贸易。这一理论新范式尤其可以解释最近一轮全球贸易增速大衰退，从价值链角度看，受危机影响，全球对可贸易品，特别是耐用制造品的需求显著下降。2018年1月，特朗普首次对太阳能板和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关税、实施进口配额限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此举被视为继退出TPP和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之后，特朗普政府第三个最为重要的贸易政策变化。但分析表明，以三星、LG、惠而浦公司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对特朗普贸易政策是有预期的，也是有能力通过跨国生产链条来调整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的报告将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列为实施不公正贸易的对象，但同时报告也指出，拉美国家、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都算比较公平的。实际上，这几个国家也都是洗衣机跨国公司生产链的组成部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让全球化以新的面貌呈现。
美国优势地位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它成为很多国家的出口市场，特别是最终产品的最大消费场所。对东亚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美国不仅是全球性霸权国家，也是目前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东亚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发展出一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十分依赖外部市场。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也没有完全打断这种模式。如表1所示，除了个别国家外，美国仍然是东亚国家最大的最终产品消费市场。而且，对一些国家来说，美国的重要性还在进一步增强。例如，日本、泰国、中国的最终品出口中，2015年美国的占比要比2010年还高，特别是日本，2010—2015年间美国的占比上升了4.3个百分点。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美国的占比下降很快，如新加坡，2010—2015年间美国的占比下降了4.5个百分点，越南在此期间下降了1.7个百分点，马来西亚下降了1.6个百分点。情况的复杂性在于，美国份额的降低并没有完全被中国获得。例如，日本作为新加坡最终品出口市场的占比，从2010年的5.5%上升至2015年的6.3%。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柬埔寨，日本的占比从2010年的5.1%上升至7.1%，而中国只不过从2010年的0.5%上升至2015年的2.8%。
从价值链角度分析美国与印太地区国家的贸易，会发现新的面貌，即美国仍然相当重要，但中国、日本也不是无所作为。特朗普政府将缩小贸易赤字作为经贸政策的首要任务，如果从平衡贸易的角度来说，印度的地位将高于韩国，但是特朗普的贸易观是过时的。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分布来看，印太也不是美国的重心所在。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0%都在欧洲地区，亚太地区的占比不到16%。印度则更加微不足道，占比不过0.6%。也就是说，美国精英的经济资源主要聚集在欧洲。按国别计算，新加坡是亚洲国家中吸收美国外资最多的国家，其次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中国排名第四。美国精英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存在，主要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日本，三者合计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1%，占美国对亚太地区投资存量的63.6%。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新加坡、澳大利亚与美国是贸易顺差，而且澳大利亚分外重视美国。但是，以亚太地区这样的一个美国外资存量，特朗普迫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跨国公司回流到美国，恐怕无助于解决美国贸易平衡的问题。
从价值链贸易发现的一个事实是，奥巴马政府坚持多边主义政策是有利于美国的，即继续让美国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最终消费品市场。当然，在这种开放政策下，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地区内国家之间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网状式关系，美国是最重要的源头，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在这种链条式、网状式关联中，其他国家的政策失误或者非传统安全造成的冲击，也会对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影响。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对东亚电子、汽车产业链的冲击是一个例子，泰国发生水灾对半导体、汽车产业的冲击也是一个最近的例子。由此可以说，东亚地区已经成了网络化的地区秩序结构，尽管有时候常常需要深入分析才能看得清楚，但这种地区秩序与国际关系中假设的无政府状态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在这种秩序中，各国的分工已经非常深入，各有各的位置，不是一个简单的等级制，也不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总结的“雁形模式”。对于这种秩序的命名，可能还需要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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