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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不能倒?蚂蚁获新加坡数字银行牌照

文/忆远


十多年前,很少有人会预见到蚂蚁集团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蚂蚁最初是阿里巴巴的一项支付服务,它帮助中国晋升为数字交易领域里的全球领导者,让企业家和消费者获得贷款的机会大增,并改变了人们的理财方式。现在它自身已长成一个巨头。2019年,蚂蚁的活跃用户超过10亿;处理了110万亿元的支付交易,是中国以外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PayPal的近25倍。
在截至2019年6月的一年内,蚂蚁集团向大约5亿人提供了1.7万亿元人民币(2550亿美元)贷款。它运行着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支付系统,管理约1730亿美元的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在全球同类基金中规模位居前列。


2020年圣诞前夕,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几乎同时发布公告,前者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立案调查,后者与其他监管部门将再度约谈蚂蚁集团,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上一次蚂蚁集团被约谈发生在11月初、该公司正为当周晚些时候的沪港两地股票上市做准备。据称是因为蚂蚁被视作金融控股公司,需遵守与银行类似的资本和杠杆监管规定。那次约谈后投资者对其350亿美元IPO仍热情不减。直到第二天,上海证交所正式叫停蚂蚁上市。随后,蚂蚁表示香港上市计划也一并暂缓。


摆在蚂蚁面前的是业务调整的巨大压力。其实,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也由此承压。监管部门已经召集二十余家科技巨头的代表就整治垄断、假冒伪劣进行指导。


全球范围内,大型科技平台确实引发了对公平竞争的担忧,特别是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曾经的支持者也发出警告,指出它们势力过大,可能会利用自身实力来保护和扩大其主导地位,进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这些超级巨头不只是在市场上竞争,它们正日益变成市场本身,为大部分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即“平台”)。许多服务看似免费,但用户在交出自己的数据时实际就在“付费”了。尽管它们已经实力强大,但其巨大的市值表明,投资者期待未来十年它们的规模能再增加一倍甚至两倍。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棘手任务是既要约束它们,又要避免过度约束而扼杀创新


去年7月底,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和亚马逊、苹果及Facebook老板们一起,接受了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的质询,因为他们担心美国科技巨头的利润过于丰厚而需要加以限制。


美国的反垄断机构对科技巨头使用了无罪推定。它人要先找到消费者受害的证据,但在价格下降、服务“免费”的情况下很难做到。


然而,行业门槛在不断抬高。Facebook不仅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个人数据,还有最大的“社交图谱”——用户名单以及用户之间的联系。亚马逊掌握的定价信息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亚马逊的Alexa和谷歌的Assistant这些语音助手将能让它们更好地控制人们的互联网体验。



中国科技巨头的竞争实力有目共睹,但蚂蚁们与谷歌这类全球巨头远不在同一个量级。


美团创始人王兴表达过这类见解:
“国内的SNS做得有好有坏,但离Facebook差得太远了。一方面,国内有QQ,抢占了不少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与美国整体差距挺大的。做一个顶级公司,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团队能搞定的。从IBM、微软、Google到Facebook,是四代顶尖IT公司。做到这个程度,不是个人和团队的努力,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水平的体现。差距是全方位的,如果我做,我也做不到Facebook那级别。”


亚马逊抢占了美国网购总额的40%以上。Facebook 的月活用户超过20亿,掌控着媒体行业。企业离不开谷歌,在一些国家,90%以上的网络搜索用的都是谷歌。Facebook和谷歌这两家公司控制了美国在线广告收入的三分之二。


Facebook一直在收购那些有朝一日可能会分流其用户的公司:先是Instagram,然后是WhatsApp,接着又是tbh——一个让青少年匿名赞美对方的应用。尽管亚马逊总体而言仍在促进竞争,从食品杂货到电视等行业都可以证明,但它也有可能识别出竞争对手并将其挤出市场。


如果任由这个趋势发展,消费者利益也会因而受损。投向创业公司的资金会减少,大多数好的创意都将被巨头买断,而且,利润总是被巨头收入囊中。


从五、六年前开始,欧盟委员会就一直在指控谷歌垄断,最近的指控包括:谷歌利用其移动操作系统安卓预装自家的应用。


不是所有“精英”都能同意监管方对“垄断”的看法。只要追求经济增长,自由(动态)竞争带来的垄断无法避免。彼得·泰尔就尤其推崇谷歌、苹果这类公司的“创造性垄断”。他反对的是靠政治关系、权力寻租而获得的垄断;“在一个静态的世界里,垄断者只是寻租者”。(详见越竞争,越穷?


一百多年前,约翰•D•洛克菲勒详细论述过垄断的重大意义,他在几十年时间里发展出了强大的石油托拉斯,成为让同时代的人噩梦连连的八爪“章鱼”,这一垄断实践的成功引发了历史上最早的反垄断监管法案。

然而,1910年的“大企业”在“二战”后只能算条小鱼。1911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信托基金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而被分成14份。不到30年后,1940年这些继承公司中的每一家都比原来的母公司更大——在人员规模、销售额、投资额等方面都是如此。这14家子公司中只有3家是“主要”的国际石油公司(Jersey Standard, SoconyMobile 和 Standard of California),其余公司按1940年的标准只能算是“小型”或“中型”,但又过了30年后,这些公司都只是“小公司”。


过去各国处理垄断企业的办法或是将其拆分,比如1911年对标准石油公司的拆分,或是将它们当作公用事业来监管,例如1913年对AT&T采取的措施。


对互联网科技企业来说,这两种方法都有很大的缺陷。价格管制和利润上限等传统的管制工具难以应用,因为大部分产品都是免费的,而且还会抑制投资和创新,代价高昂。同样,完全肢解将削弱这些平台的规模经济,导致提供给消费者的服务质量下降。而且,即使拆分了谷歌、Facebook这样的企业,由于网络效应无可避免地会重新发挥作用,某个“小谷歌”或“小Facebook”还是很可能再次横扫市场


人们在思考,是否有更好的反“垄断”方式。首先是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竞争法规。反垄断机构应该仔细审查兼并案,判断某项兼并是否有可能消除潜在的长远威胁,即使当时兼并对方的规模还很小。以前如果有这样的审查,Facebook可能就不会收购Instagram,谷歌也许就不会收购导航软件Waze了。对内容免责的豁免也必须取消。


同时,反垄断机构需要重新思考科技市场的运作方式。消费者实际上是用个人数据作为货币来购买服务,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巨头通过产品获得了关于用户行为、人际关系和购买习惯的宝贵信息。美国在19世纪制定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复杂规则,现在它需要一套新的法律来管理数据的所有权和交换,以便让个人能切实掌握自己的权利。监管机构可以要求平台公司向竞争对手提供匿名的批量数据,换取一定的费用,有点像专利的强制许可。企业越大,要共享的数据就越多。这些做法能把巨头为了抑制竞争而囤积的数据变成可供用户分享、促进创新的数据。


这些事只能一步一步做起来,让科技巨头收敛,同时又不破坏它们带来的好处。用户转换服务也会更容易。股东们则再也不能指望未来几十年都获得垄断利润了。



随着中国全面改革金融科技行业监管规定,蚂蚁集团在2021年重启IPO的机会渺茫。但在一个动态竞争的环境中,蚂蚁仍然不乏其他机会。
一个多月前,蚂蚁集团获得了新加坡数字银行牌照,这为它在这个东南亚枢纽拓展金融服务铺平了道路。作为快速发展的财富管理中心和通往东南亚的门户,新加坡数字银行市场料将在五年内增长三倍。

新加坡跟随英国和中国香港的脚步,向纯数字化的新入局者开放银行体系。新加坡金管局研究近一年后于12月4日宣布发出四张数字银行牌照,其中一家企业就是蚂蚁。预计这几家银行将于2022年初开始投入运营。
尽管如今美国也在仔细审视中国公司,新加坡金管局局长孟文能(RaviMenon)表示,金管局不会受国外各种监管行动的影响。他接受采访时称:“中国收紧监管不会影响到这里的数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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