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智慧城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的约10年时间里，智慧城市一直是各大洲多个特大城市、大城市关注的热点概念。在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应用智慧城市技术。而我国近年来加快推动城市化进程，积极改善旧城格局与技术配套，打造高水平的新城，多个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国际排行中位于前列。从伦敦到新加坡，从里约热内卢到东京，从德里到开普敦，再到我国的杭州、深圳、上海、武汉、北京、成都等城市，都在展示自己的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智慧城市被认为有效增强了相关国家和地区、城市疫情防控的技术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智慧城市作为一个迄今仍在被积极推进的概念，就没有值得反思之处。加拿大社会学家、加拿大女王大学荣休教授文森特·莫斯可注意到，在欧美国家，智慧城市被描绘为技术和数据的，其目的在于“增进理解、控制和优化”，但事实上的实施却是加剧了城市中的不平等——也就是说，较多的公共资源和私有资源投入到智慧城市建设之中，但项目用途、效用都集中于部分市民而不具有普适性。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城市推进的智慧城市建设，就覆盖、包含了相当部分的民生服务项目，相比国外部分城市的建设侧重，对于民众而言更为友好。

反思智慧城市

文森特·莫斯可不无担忧地注意到，在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谷歌等科技巨头企业主导了相关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将之作为实验企业技术构想的园地，全面收集居民各类数据。虽然这些企业也会为居民使用智慧城市的服务提供优惠，但各类数据的运用，也主要用来改善这些企业的广告投放精准度，并作为数据资源用来与其他企业合作。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欧美的一些城市因企业主导的智慧城市项目，原有的公共管理和服务逐渐空心化，渐趋于私人企业控制下的“私人城市”。很显然，在这样的城市中，就很难真正意义上出现与科技巨头抗衡的创业企业，智慧城市项目如果对民众切实利益造成伤害，后者也很难坚定地与之抗衡，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利和权益。

《数字世界的智慧城市》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在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是服务于人、依托于人，是人使城市变得智慧。因此，智慧城市的技术应用目标，首先是帮助提高生活质量和城市居民的能力，而不是为了扩大企业的利润和权力。智慧城市共享数据，也保护隐私，智慧城市项目的数据收集及其决策算法需要受到公众监督。

智慧城市是更好的城市发展方向吗？

智慧城市这个概念起源于2009年由IBM提交的一份报告。IBM当时宣称智慧城市可以帮助城市打击犯罪、改善健康、克服交通拥堵、更好地应对事故、为企业和市民提供高速连接、改善水电气等市政服务的供应品质、为消费者和企业家提供更为有效的数据服务，等等。这些其实涵盖了多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领域。

互联网观察家、科技资本而今仍在积极描绘下一步智慧城市的图景：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与先进的电信系统，真正意义上创造出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通信、智慧商业，乃至普适性的智慧生活。

正因为这个前景、图景如此美好，所以尽管物联网技术等新技术的投入，创造出相当高额的支出，但也被论证认为具有合理性。但纵观里约日内卢、纽约、新加坡、多伦多等城市的这方面实践，不难发现诸多技术的应用服务于控制，以及利润。

一方面，正如这些城市的批评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当地的市政当局过度依赖和盲目迷恋数据，热衷于对人、物和环境实施大规模监控。作为交换，科技企业在这其中获得了可观的数据资产。另一方面，在纽约等城市，以智慧城市为名开展的相关更新、改造，盲目追求新技术应用，追求城市视觉景观，追求住宅小区、商业建筑的大型化、新型化，而降低了对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包容性，后者容身之处被迁移到了更为偏远之处。

这意味着，这些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受益者在目前主要是房地产商、科技企业和高收入阶层居民（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居民被“清”出城区，加之城区监控的增多，交通拥堵及部分社会治安问题因而得到了“解决”）。

反思智慧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迪士尼1967年从美国佛罗里达州政府获得的建造迪士尼乐园许可，并获准在园区内行使政府职责，就已经开创了城市私有化运营的先例。在智慧城市建设浪潮中，亚马逊在美国西雅图、谷歌在加拿大多伦多、脸书在加州门洛帕克也同样“接管”了部分政府职责，共同做法都是将这些城市作为数字技术应用的“实验田”，大幅度、深层次地收集各类数据，城市运营开始依托于企业的广告收入而不再是纳税人税款，公共管理和服务走向了空心化。书中指出，上述企业的城市实验中，并不注重环境保护，对于组成公共基础设施的市政道路、雨水管和下水管系统的良好运行也重视不足，很显然，这样的城市其实在气候和环境变化等因素带来的挑战面前，将充满脆弱性。

智慧城市建设应回归人本导向

相较前述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有关城市，西班牙巴塞罗那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注重市民参与，每项新技术的应用都会经过较为深入的市民讨论。并且，巴塞罗那积极扶持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本地企业，还通过专门立法确保智慧城市服务过程中收集的市民数据属于市民，而不是仅仅被企业在没有获得市民许可的情况下用来牟利。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和企业合作率先开发了“公彼迎”，也就是基于市民、服务市民将盈利留给市民的、公益性的“爱彼迎”，让城市房屋短期租赁市场的运转变得更为有序、房东和租客的权利义务更为明确，也避免了数据外泄。而在韩国首尔，近年来一直在加速推动汽车共享、房间共享、图书共享等市民参与而推动实现的共享项目。

《数字世界的智慧城市》书中指出，从几十年前起，先是风靡“创意城市”的概念，再到而今依然被力挺的“智慧城市”，两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承继关系，都旨在描绘一个可观的、丰富的愿景——但在这其中，两个概念在应用过程中，都悄然丢失了服务于绝大多数市民的内核，而仅仅注重如何通过“创意”和“智慧（数字技术）”来推动增长。多家跨国公司及其智库合作伙伴也将私营城市为基调的解决方案，在全球许多地方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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