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名为“Batu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船只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
沉船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名为“Batu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船只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
此次打捞出水的文物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瓷器，还包括金银器和铜镜；其中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出水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黑石号”模型
“黑石号”水下照片
根据曾参与打捞工作专家介绍，黑石号船体保存完整，采用绳索缝合捆扎船体，从结构看是一艘是典型的阿拉伯单桅缝合帆船，制作船体时不使用铁钉。沉船底部破损的大洞推测为触礁所致，沉没地，海床结构为粘土而非岩石，满载的船只激起海底粘土并被掩埋形成保护层，船上运载的大部分陶瓷储存在广东烧造的大堆中，大堆中多装运长沙窑瓷器和铅条、香料。
“黑石号”运送货物基本来自中国，以陶瓷器为主，起始港口无疑为中国。这艘被称为“黑石号”满载唐代宝物却很可能来自阿拔斯王朝（Abbasid Empire）的阿拉伯船，是在开往当时的三佛齐国（Sri Vijaya）时，在苏门答腊西南边的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葬身大海，从此没入一片千年沉寂。
打捞
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沃特法，听厂里印尼工人提到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岛屿水域沉没有古代珍宝，1996年，他带着潜水装备与印尼工人赶往传说沉有宝藏的水域。1997年沃特法发现了明代鹰潭号沉船（音译），1998年又发现了马热尼号沉船（音译），并于同年在勿里洞岛外海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沉船，将其命名为“Batu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
对“黑石号”的打捞始于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基本完成，从2000年开始对打捞文物进行整理。因为出水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归属
2002年，国内文物界获悉了“黑石号”的简况，立即引起高度关注。从2002年开始，国内的扬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提出了购买意向，但黑石号打捞文物开价4000万美金，并提出宝藏必须整体购买，另外根据合约，探海公司拍卖宝藏所得必须与印尼政府分享，分配方案未达成一致，使宝藏未被推出拍卖。
新加坡“圣淘沙”机构（SentosaLeisure）先购买了被打捞文物的数年展览权，随后筹资购得这批贵重文物，被打捞文物于2005年分批完整落户狮城（新加坡的别称），系酒店业已故富商邱德拔的后人捐出巨款，协助圣淘沙休闲集团筹资以3000余万美金购入；虽然这批重要文物未能被中国国内购藏，但最终落户于华人文化圈的新加坡仍属幸事。
“黑石号”出水文物展在新加坡举行
宝藏
“黑石号”打捞文物陶瓷制品多达67000多件，其中98%%是中国陶瓷。比较奇特的文物包括10件金器，金器之精美可媲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其中的八棱胡人伎乐金杯高10厘米，比何家村出土的两件八棱胡人金杯尺寸还略大些。另有24件银器、18枚银铤和30件铜镜，银铤单件重达2公斤。其他零星文物可能为船上乘员的个人物品，其中包括2件玻璃瓶、一件漆盘（残）、象牙制游戏器具（似为游艺用的双陆）和砚、墨（残）。
长沙窑瓷约56500件，器型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器型包括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有件瓷碗带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碗心图案接近阿拉伯“安拉”，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明确标清了瓷碗的茶具用途，有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名樊家记”，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带有广告语言性质，大量描绘有花叶、莲蓬、飞鸟、摩揭鱼纹，这些新发现的长沙窑产品大大丰富了长沙窑瓷的内涵和艺术装饰，也为确立长沙窑瓷的外销瓷器窑场地位提供了证据。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装饰，说明唐代长沙窑为了适应西亚市场需求而调整了自己的产品特色。打捞瓷器还包括200件浙江出产的越窑青瓷、350件北方白瓷、200件北方白釉绿彩陶瓷和700余件广东地方窑口烧造的粗糙青瓷。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瓷器
“黑石号”上的谜团很多，以白釉绿彩瓷为例，打捞出水的白釉绿彩陶瓷器与河南巩县及河北烧造的同类产品风格近似，但“黑石号”打捞出高达1米的西亚风格长柄高足壶，造型修长而奇特，在国内同样造型的产品从未发现过，同船打捞出一件白釉绿彩的龙头形器与之尺寸匹配，似为壶盖。
另外，这批白釉绿彩瓷中有两件碗盘在底足中央分别刻有“盈”字和“进奉”字样。“盈”字款瓷器以往曾发现过多批，在河北内丘城关邢窑遗址曾发现过20余件刻“盈”字款的碗底标本，在西安大明宫遗址也出土过这类刻款碗底。在河北易县唐咸通五年（864年）孙少矩墓出土过“盈”字款白瓷注子； 在唐长安西明寺、青龙寺等地出土过“盈”字款白瓷器。这些国内出土和传世“盈”字款瓷器均为白瓷，均刻款识于器物底部，时代为唐代中晚期，研究界普遍认为它们为河北邢窑产品，系为皇家大盈库所烧造。西安收藏家张国柱藏有一件唐代邢窑白瓷碗残件，碗底残存有刻款“大盈”二字，采集自西安津镐路建筑工地，验证了“盈”字款确为皇家大盈库瓷器。“黑石号”出水白釉绿彩瓷盘带有“盈”字和“进奉”刻款，说明它们与邢窑有密切关系，值得深入探究。
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大量金银器和“盈”字款、进奉款白釉绿彩瓷，似乎都在揭示这条阿拉伯商船的不平常之处：它很可能搭载了外交使节或兼有外交使命，返航途中携带了作为国礼的皇家大盈库所拨器具。
“黑石号”出水的三件巩县窑烧制的“唐青花”
“黑石号”沉船打捞瓷器包括唐青花盘、邢窑碟、白釉绿彩及越窑瓷和长沙窑瓷。最名贵的是3件唐青花瓷，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但值得探讨的是，这3件青花盘被考证为河南巩县窑产品，纹样与扬州发现的唐青花执壶、碗、枕等残件近似。从放大图片看，釉面剥蚀处青花绘画的线条均不存在。
北方清代民国青花瓷有一种釉上青花的工艺，是以钴料混合釉料在釉上绘画，烧造时钴料烧融在釉层中，“黑石号”是否也属于这种混合釉料绘制的青花瓷器，有待进一步探讨。2003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在河南巩义市（原名巩县）黄冶窑址进行了新的发掘工作，出土产品中有白釉绿彩瓷和唐青花执壶残片，通过考古发掘解决了唐青花的产地问题。今后将“黑石号”上的产品与河南黄冶窑及河北邢窑产品作深入比较研究，将有助于解决“黑石号”部分陶瓷产品产地不明的疑问。
长沙窑碗
出水的瓷器中，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杯子——“鼻饮杯”。唐代陶瓷工业之发达，可从这有趣的吸杯看出来。吸杯外面有根吸管，通到杯心，杯内心有或龟形、或鸟型、或鱼型贴饰物，掩饰了从杯心连到吸管的小孔。这巧妙构思，让使用者能从吸管吸杯中液体如酒等。
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曾提到鼻饮杯的陶器，用者以鼻就管吸酒浆，据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这件奇特的器皿，相信是在河南的巩县窑烧制的，年代一样在中晚唐。
鼻饮杯
“黑石号”上总共捞出了29面古代铜镜，当中包括供帝王使用的百炼镜，又称江心镜。百炼镜铸造过程特殊，必须在特定的日子时辰，在江心船上铸造。
今天，没有多少人知道“江心镜”或“百炼镜”，但如果你是盛唐扬州官员，每年都得为这种铜镜大费周章，必须在特定日子和时辰，包括端午节的午时，到长江江心，在船上铸造供皇帝使用的铜镜。在船上波中铸镜，其难度可想而知，成功率很低，故称“百炼镜”。这种习俗在德宗大历十四年被废除，但即使到了宋代，“午镜”还经常成为诗词题材。
出水的江心镜及纹样，是现今唯一发现的江心镜实物
唐朝诗人白居易曾以扬州百炼镜为题材作诗，赞“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诗中清楚描绘唐代铸造百炼镜的情景：“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史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被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
从“黑石号”捞上来的百炼镜铸造于公元759年，即肃宗李亨统治年间，比“黑石号”出事早了将近一百年，船沉时已是“古董”了。29面古镜中，还有一面年代更久远的汉代镜子。
铜镜
有一件超过一米高的大型陶瓷器，是在船尾和一批白釉绿彩陶瓷器一起被发现。器型为超大型的执壶，壶身的菱型花叶，显然有异于中国传统纹样，相信是西亚地区的纹饰。 专家相信这大型把壶是在河南的巩县窑烧制的，烧制年代介于公元825至850之间。日本奈良的法隆寺有一把镀金、银铜瓶，造形和这把壶非常相似，只不过那铜瓶年代更早，体积比陶壶小。
白釉绿彩大把壶
沉船上还有一件的金带把杯，八棱杯体，每面有一手执乐器的歌舞胡人。八世纪中叶以前唐代曾出现一批带把八棱杯，原本是受中亚粟特银器影响出现的器类，主要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勿里洞的这一发现有些意外，它在造型上与唐前期的同类杯十分相近，连把上指垫上饰胡人头的细节都属同一风格。
沉船出水的金器
非常漂亮的石质萁形砚，砚首雕刻一朵莲花
银锭和钱币
漆器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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