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忠民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唐忠民 1947年出生，1965年被选调入部当机要打字员，1968年入伍在酒泉发射基地服役，1971年复员回外交部，1979-1985年任联合国职员，1988-1999当外交信使，1999-2007年任驻英国、荷兰使馆办公室主任。
报考联合国
文革前的1965年，18岁的我，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突然一位神秘的领导来到湘南偏远的一普通中学，一座近两千人的中学，就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成了幸运儿。
到北京后，才知道，我国即将进入联合国，并有一大批建交国家。为了适应外交大发展的需要，外交部从全国选调了上百的翻译、上百的机要人员。 90年代前，几乎大的单位都有一个打字室—— 一个不大，但尤为重要且机密的部门，何况外交部这个最重要的大部。那个年代，每一个大的使领馆都设一名专职打字员。
正当我们满怀激情投入祖国大发展的外交事业时，突然遇到一场浩大的暴风雨。我们的韶华，在十年的风雨中虚度........
1971年林彪事件后，文革后期在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1973年停办的原国际关系研究所，在外交学院恢复，更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由老大使姚仲民、赖亚力、陈叔亮、王鲁明，以及老研究所的张明养、青年干部蒋建清组成筹备核心小组。研究所的成员多是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多年、业务能力都很强的干部，如经济权威陈翰笙、法律专家邵天任、国际问题专长宋以敏等，这些经验丰富的外交干部聚集在研究所，名为调研国际形势，给中国外交出谋划策，实为安置干部、储备人才。
1973年春，我从江西干校调回北京，与潘宏征、李淑婷和陈美章四人一起，到研究所当打字员，任务是为调研服务，打印调研稿，通常一篇调研稿都要反复修改，多次打印，直到定稿，上报外交部。
随着文革的结束，研究所的干部陆续重返外交一线，调到外交部或派往使领馆工作。
此外，由杨清华主持，在外交学院开办外语培训班（外训班），为小语种干部，以及没有外语专长的干部提供进修英语和法语的机会。大家同在一个食堂就餐交谈，我也渴望像他们一样去学习外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4年，领导安排陈美章到外训班学习法语，潘宏征到政治处当保卫干事。我的心也有些不淡定，向主管副所长王鲁明一再表达学外语的愿望，因为这是出国的必经之路。1976年从部里调来陈胜林，跟我们学打字。一年后把我调到政治处，在处长陈立亨的手下，与马淑钗一起处理政工与人事方面的事务。我准备干一年就争取去学习外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业务水平。
用联合国六种语文刻成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基石。图源：《走进联合国》
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中国政府派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和少数高级官员。中文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有关中文语言的职位，如同声传译、中文笔译、中文打字等，一直留用国民党时期的老职员。随着老职员的退休，腾出来的空位多，联合国有意要从中国招聘，当时也就从外交部招聘。
1979年夏，联合国总部中文处处长汤兴伯一行三人来北京招聘中文职员。
汤兴伯1925年出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曾在文革后恢复的研究所工作过两年。后派往联合国任中文处处长、安理会高级官员，1986年任驻纽约大使级总领事，1998年因肺癌病逝。
研究所推荐我和潘宏征、陈美章三人去报考。7月的一天，用所里一辆解放大卡车拉着打字机、打字桌等三套全部设备，把我们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联合国招考的打字速度和中文水平测试。考试由联合国中文打字部的主管李庭光先生主持，他发给我们一份3页的测试稿，随着他的一声发令，“哒嘭哒嘭”的打字声响成一片。那年我才32岁，风华正茂，打字速度是最快的，一小时我反复打了好几遍，打了1400多字，名列前茅，中文水平测试更不在话下。
一周后，又到友谊宾馆参加英语测试。我在高中学过两年英语，但荒废了十年，忘的差不多了。虽然在研究所业余学习英语，但只是结合调研，着重阅读，基本不练口语。考官是联合国人事司的翁莹莹女士和中文处资深审校墨德昌老先生，见到他们，我很紧张。几句开场白后，墨老先生用语速很慢的英语问：“If you are assigned to a mission to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would you like to？”我听懂了，但不会用英语回答。就说了中文意思，并回答“我愿意”。
在联合国大厦前留影。作者供图
到联合国后，应邀去翁莹莹家做客，说起考试的事，她说，只是简单问问，对国内的人都很关照。事实上，考试只是走过场，成绩好次不重要，录取与否由外交部定。
不久，就收到录取通知，考上了联合国中文打字员职位，这是我进外交部14年梦寐以求的出国愿望。当时夫人彭东香已经怀孕9个月了，按理可以提要求，推迟赴任，但还是不敢，怕失去这决定命运的时机。
接着领取置装费，做出国准备。当年的出国置装费标准是800元，到联合国工作算国际职员，多发10%，发给880元。每月工资49.5元，置装费是近两年的工资。
有了出国的日期，行前干部司把我召去，指定我带队，嘱咐路途需注意些什么，并让我到财务司领16美元路途备用。
第一批赴联合国任职的八人（左二为笔者）。作者供图
1979年11月21日，我第一次踏出国门。我们一行8人，有陈美章、张大成、耿国珍、滑清泉、华山、王冬英和曹德作，一起去联合国赴任。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去北京机场，第一次乘坐飞机，什么都感到新鲜。迎送科的同志帮我们办理了日航登机手续后，告别亲人。
上午9：30登上飞机，10点多起飞。第一次感受飞机起飞的瞬间，心情异常紧张，使劲握住扶手，手心出汗，突然，飞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嗖”的一下向前冲去，把我们带上天空。过了一会，飞机平稳了，透过弦窗向外看，窗外尽是厚厚的云层，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飞翔在蓝天，预示我人生的飞跃。
4小时后到达东京成田机场，刚出机舱，见到驻日本使馆的同志来帮我们转机，提取托运行李后，把我们送到去纽约的候机室，还要再次安检，日本安检人员要我们打开衣箱，把肥皂等物品一一暴露在日本人面前，好些尴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为了节省美元，生活用品都从国内带。在东京机场转机等了2小时，没敢动用那16美元给大家买水喝。
当登上飞纽约的747大型客机，机舱里面犹如电影院一般宽敞，看到这么大的飞机，我们感到十分惊奇。飞机横跨飞行在太平洋上空，下面是一朵朵洁白的云彩，这云仿佛是特意为飞机铺的“马路”，云海仙踪，天海一线，看到太阳落下不久又升起的壮丽景观，兴奋好奇，一夜未眠。
经过16小时飞行，在当地时间下午5时许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汤兴伯处长亲自来接我们。出了机场，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车，尾灯红成一串！司机说，现正下班高峰，车多走的慢。临近Queensboro Bridge时，看到曼哈顿岛尽是闪耀着无数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美不胜收。汤老板指着河对面的火柴盒建筑，说“那就是联合国大厦”。我盯着那座大楼，能在世界瞩目的地方工作几年，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离开机场行车一个多小时，到达一座大楼前，正准备下车，只见大铁门缓缓打开，硕大个面包车径直开进楼里，令我十分惊讶。我们下了车，提着行李，乘电梯“嗖”的一下就到了9层。安排我们一人一间，全铺地毯，席梦思大床，卫生间里大浴缸，全墙镜洗漱台，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豪华舒适的房间。或许时差、旅途劳累，有些晕头转向，也许席梦思太舒服了，简单收拾后，床上一躺就睡着了。
联合国赴任
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汤老板就带我们去了联合国，首先带我们到Pool（打字部）见Supervisor（主管）李丰香。然后由老板的秘书蔡咏娟带我们去人事司报到，填写各式表格、办理各种手续，签订了2年的合同；还在一份效忠联合国誓言上签字；办理了人身保险、医疗和牙保险。最后，拍照、办理UNPass（出入证）。后来还陆续领到子女教育补助金、安家费等，按规定凡是联合国给的钱一律上交代表团。
联合国工作语言有汉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与西班牙语6种。除英法文外，其它语言都有口译、笔译和打字的工作职员。
联合国中文处位于联合国大厦23层，占用了整层，除同声传译外，笔译、打字都在这里办公，共有140多人。1980年3月，从国内来了第一批笔译，他们是：童永源（朱雪琴）、 朱士清、高雨洁、武秉仁、谷景书、汪向同、王志平、汤世嘉、王沫以、崔天凯、何亚飞11人。
在联合国中文打字部工作。作者供图
打字部（Chinese Typing Pool）在23层南头的一大间，摆放着60多张打字桌，房间的一角隔出一小间，是主管的办公室。老同事都是爱国、保钓、反台独的华侨。一进打字部，最显眼的中间柱子上贴了一幅周总理的画像，凸显老华侨们的爱国情怀和对周总理的崇敬。
打字部编制60人，有主管和主管助理3人。到1985年我离开时国内来了5批，占了一半。
主管（Supervisor）李丰香，祖籍广东，新加坡籍华人，积极响应国内的政治运动，参与保钓活动，是海外华侨中的左派。
主管助理（Assistant Supervisor）李庭光，祖籍广东，早年移居加拿大，也是侨界爱国的积极分子，夫妇俩都在联合国谋生。李庭光夫妇从联合国退休后又返回温哥华定居，早几年每年都作为旅居加拿大华侨代表来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如今虽不再担任侨领，但已经80多岁的老李每年都携夫人伍莲爱回中国，还来北京与我们相聚。
主管助理杨伟，香港人，也是侨界的左派人物，终生未嫁，2000年因患癌症病逝。1995年我当信使出差去纽约，她请我吃饭，说了句非常伤感的话，“你下次来恐怕见不到我了。”果然，那竟是诀别。
主管助理沈仲，祖籍天津人，也是一位爱国华人，待我们也很好。
当时使用的“双鸽”中文打字机。作者供图
当年联合国使用的是上海产的双鸽牌中文打字机，改用色带，比国内用复写纸要好。但字盘仍是出厂按偏旁排列，还用手摇字盘，尤显落后。我向主管李丰香提出安装脚踏板、重排字盘，他欣然同意。他带我到中国城买滑轮和尼龙绳，我从领馆木工师傅那里找些木料，给我们8个人每人先做一个简单脚踏板凑合用，同时从国内采购成套脚踏装置。
重排字盘表是一项复杂、费时的工程，因事先不知情，没带国内字盘表，只能凭记忆在外交部字盘表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词汇重新编排，再在工作的实践中作调整，经过2个月的调整，基本排好了符合联合国工作的字盘。
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五笔字型输入法应用，突破了电脑中文输入的瓶颈，1992年联合国废弃了中文打字机，进入电脑打字的新时代。
中文处打字部同仁。作者供图
联合国是个多边机构，每天都有大小会议，会场有六种工作语言的同声翻译（口译），而会议产生的大量文件多是英文或法文。文件送到中文处，由笔译将文件手工译成中文稿，再交打字部打印。每天一上班，主管把文件分派给每个人，打字完后，找一位同事进行校对，一人念原稿，一人看打字稿。改错后，在打印稿背后用铅笔签名，记下总行数后交给主管。最后送制版、印刷、发行。
后来笔译改用口头翻译，录制成录音带。我们就听着录音带打字，完成后再交笔译校对。
联合国大会每年9月开始，会期文件特别多，经常要加班，还要值夜班和周末班，都是按英文的姓名轮流。最后两年，主管指定我带6至8个人在大会堂旁单独开设的打字室负责大会文件打字，每天都是夜班，一直到圣诞节前大会结束。
我们与老华侨相处融洽，他们对我们国内来的特别热情，如李庭光夫妇、林碧玉等，我们多次去他们家做客。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办国庆招待会、总领馆举办的春节招待会都请他们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打字部都要搞一场Party，每人出份子钱，到唐人街买食品，大家一起欢乐、热闹一番。
联合国英语学习班。作者供图
为弘扬中国文化，中文处还有个中国书会，有不少中文图书、报刊、杂志，有时还邀请国内文化团体来联合国总部展示中国文化。本人曾担任一届中国书会干事，举办过中国剪纸画展，请剪纸艺人来总部表演剪纸艺术。
联合国鼓励职员学习除母语外的他国语言，开设有汉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班，每年两个学期，每期都要考试，及格方可升级。上完最高班后，参加Professional Test（语言水平测试），通过后可得到一份语言津贴。自入职联合国，我们就在联合国的英语班学习，我从二年级开始，一直上到最高的六年级，最后参加Professional Test，遇到一篇考古的文章，未能通过。加之，我的合同即将到期，就没再继续。
除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联合国还有日内瓦办事处、内罗毕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联合国还常在世界其他地方举办国际专门会议，都要有为会议服务的6个语言工作人员。出差除能欣赏会议举办地的风土人情外，还能得到一笔出差津贴（发我们的津贴也要上交的）。6年间，我出差3次。
1980年我和王冬英、耿国珍第一次出差去加拉加斯，为联合国第六次预防犯罪大会服务。出差前我领到一本联合国护照，因为持联合国护照申办签证，会得到更加优惠待遇。会议结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宴请了参加会议的中国职员。
1984年8月第二次出差去墨西哥参加联合国人口会议，中国使馆不仅宴请我们，还招待我们游览了墨西哥太阳金字塔。
最后一次出差是1984年去内罗毕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联合国规定，若来回途中各停留两个点，就可得到stopover（转机停留）津贴。我们就选择世界最经典的四个城市：巴黎、伦敦、日内瓦和雅典。
在罗马还闹了一个乌龙，误了航班。我和华山、滑清泉、曹德作、耿国珍五人按机票上的时间，中午12时前到达机场，但航班在昨夜就飞走了。还告，昨夜机场广播呼叫我们，等了半小时。原来航班是半夜12点，我们误以为是中午的。只得请使馆帮我们改签，可正值会前客流高峰，班班都满员。使馆一位姓陶的小伙子，意大利语说得特别流利，他找到意航高管，硬是把当地的旅客拽下几个，让我们登上飞机，准时赶到内罗毕。
1985年底，我的第三个合同期满，没再续延。为联合国服务6年，发给我一笔数目可观的退职费和回原籍国的安家费，这些都如数上交了。12月25日，欢庆圣诞节之日，离开纽约经日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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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忠民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