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凭借沿海、沿江的区位优势和地形地貌等特点，早在汉代就是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同时也是古代西南出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湘桂走廊”“潇贺古道”“交趾道（马援故道）”“牂牁道”“买马道”“安南贡道”等众多古道，是古代经由广西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连接要道，在整体上构成了通达内外的交通网络。深入梳理广西历代对外交通的演变轨迹，对于推进现今对外开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南岭通道
先秦时期，五岭南北之间多利用山脉间形成的天然径道相互往来。秦汉时期的三次用兵，基本奠定了“湘桂走廊”与“潇贺古道”的干线地位。历史上的“湘桂走廊”包括水路和陆路两途。水路是指经由灵渠沟通的湘江—漓江一线，是岭南水运的主干道，历代均有修缮，尤以明清两代最多。当年狄青南下、徐霞客游粤西、太平军北上等，均经由这条水路。陆路则是称为“桂林官路”的驿道，其走向是自今湖南永州、东安，经枣木铺、黄沙河、全州、兴安、灵川到桂林，沿途多置驿站。据说全州、桂林之间，秦人置郡时栽植的百里长松至明清时蔚然如故，遇有摧折，必补益之。当地官员为防止人为砍伐，甚至逐棵悬牌编号，共计10万余株。行走树下，则“两耳喧涛，令人作出世想” 。
“潇贺古道”以其连接潇水与贺水而得名，是秦始皇为便于管辖统一后的岭南三郡，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建而成。后经历代修筑维护，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陆上交通体系。潇贺古道主体部分可分为三条：一条起于今湖南道县，经谢沐关、朝东、城北或经江永进入富川境内的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接贺江水路；一条起于湖南江华大圩，经开山至桂岭，与桂岭河水路相接；一条自湖南江华大石桥南下，越临贺岭隘口，经里松、莲塘，在新村河下游一带进入临江水路主干道。潇贺古道北接潇水、入洞庭、连长江，南接贺州、联珠江、通粤港，构成连接长江与珠江的水陆联运通道。这条路线到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开辟大庾岭道（又称梅关古道，位于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交界）止，兴旺了将近一千年。
二、“交趾道”（马援故道）
从广西进入交趾（今越南北部）的道路，可以看作是南岭通道的延伸。从湘桂走廊、潇贺古道等道路南下西江，经西江支流北流江越桂门关（鬼门关），再由南流江直下合浦，由此水陆并行，可以到达交趾。东汉初期，马援南下平定“二征”，即沿此陆海通道而进，故又称“马援道”。马援南征的陆路，“随山刊道千余里” ，经今钦州、茅岭、防城、东兴、芒街等地，取道入交趾。南征的海路是沿着海岸线西行至交趾，虽然艰险，然而较陆路便捷。马援南征的影响深远，其行军沿线区域至今尚存的众多伏波庙遗址，即为明证。从东汉至清代，今广西、湖南、广东和海南的许多地方建有伏波庙。清代学者屈大均称：“伏波祠广东、广西处处有之。” 但以广西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清代广西共计有56处以上伏波庙 。伏波庙的分布大体与马援南征路线相吻合，自漓江上源开始，沿着漓江、府江进入西江、郁江流域以及北流江、南流江流域。桂西南之崇左、龙州、凭祥等地虽非马援南征经过地区，但也有不少庙宇及相关传说。就时间而言，位于漓江流域的兴安、桂林以及西江流域浔江、郁江段的伏波庙建立时间普遍早于宋代；其他地区的伏波庙稍晚，崇善（今属崇左市）等地的伏波庙晚至清代才创建，说明对马援的崇拜起源于桂北地区，然后逐渐向桂西地区传播，形成了一个以马援为主神的祭祀圈，折射出汉文化自北向南、向西传播的历史过程，也展现了国家认同观念的日渐推进。这个祭祀圈表明了岭南民众对马援南征历史的集体记忆以及对其历史功绩的褒扬。在晚清广西边疆危机出现以后，龙州、凭祥等地的伏波庙受到广西提督马盛治等人的重视而重修，甚至新建。
三、佛教南传通道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有三：西北的西域丝绸之路、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的陆上丝绸之路。相对陆路而言，海路交通较少受到时局变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广西的时间，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在东汉末期。据牟子《理惑论》记载，东汉末年，北方大乱，“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 。期间他“锐志于佛道” ，撰写出《理惑论》，成为中国早期著名的佛学著作。由此记载可知，东汉末年交州地区（大致为东至今福建厦门，西至今云南河口，南至今海南和越南岘港，北至今贵州榕江）应当已有佛教流传。另据《广弘明集》所载三国时期高僧康僧会的事迹，也可知东汉末期交州地区可能已有佛教活动。在合浦、贵港、梧州等地的东汉墓葬中，出土过深目高鼻的“胡人”陶俑 ，梧州出土过东汉时期的铜佛像 ，贵港出土过三国黄龙元年（229）铭文的神兽纹铜镜，镜背区内主纹有高浮雕神人佛像。这些均可视为广西地区早期佛教活动的重要痕迹。
据现有资料，广西最早的佛寺是西晋时期建于平乐的龙兴寺和合浦的灵觉寺，还有南朝建于封阳（今属贺州）的禅封寺。隋代在桂林建有缘化寺，在梧州建有开皇寺。
四、“牂牁道”
广西与滇黔地区早已有往来。汉武帝时，唐蒙曾因“南越食蜀枸酱”，开始调查西江水路。当地人说，蜀枸酱运销路线“道西北牂牁，牂牁江（今云南、贵州两省境内之北盘江及广西之红水河）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唐蒙上书建议：“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汉武帝于是“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 ，后遂有驰义侯取道牂牁江击南越之举。三国时期，名士刘巴曾南入交趾，更姓为张，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于是“由牂牁道”去，至于益州（治今成都）。唐贞观十三年（639），“渝州（今重庆）人侯弘仁自牂牁（今贵州黄平）开道，经西赵（今贵州遵义、都匀一带），出邕州（治今南宁），以通交、桂” 。可见，当时北盘江—红水河—西江水路已经成为联系巴蜀滇黔与岭南乃至直下南海的主要通道之一。
五、“买马道”
宋朝在广西置官买马，始于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后金人攻陷北方，川陕马路经常不通，“北方有事，而马政亦急” ，南宋所需军马多仰赖于西南。建炎三年（1129 ），在广西提举峒丁李棫的建议下，宋高宗在邕州（今南宁）置买马提举司，专门负责购买军马。买马司设右江东、西提举各一员，驻扎于邕州买马场所在地横山寨（今田东平马）。横山寨开设马市，与盛产良马的大理（今云南、四川西南部）、自杞（今贵州西南、云南东部）、特磨道（今云南文山）和罗殿（今贵州贞丰东南）等西南少数民族政权进行交易，交易的物品有南宋的盐及纺织品等。在宜州买马虽然比邕州便利，但因地近内地，驻军不到邕州的一半，为防范“外夷”，宋廷不准在宜州常设买马场。邕州之外，宋廷还令宾（治今宾阳）、横（治今横县）、宜（治今宜州）、观（治今南丹境内）四州，“并依邕州例，专管买发战马” 。宋廷每年收买战马少则一千多匹，多则二三千匹，“广马”遂成为联系中原与西南之间的重要纽带。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的相关记载，大理等地的马匹进入广西，主要循右江谷地转运，因此这条道路又被称为“买马道”。
横山寨是马匹的重要中转地，邕州则是控扼西南的咽喉要所。《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大理》称：“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云。” 马匹交易成功后，经横山寨，转道邕州、柳州、桂州（治今桂林），以马纲（每纲50匹或30 匹）的形式运往内地。这也是广西通往中原的最主要的通道，时有“朝廷南方马政，专在邕” 的说法。
还有一条宜州路，即由柳州西部的宜州，沿龙江—金城江谷地，经南丹州至自杞、罗殿入云南。自杞距宜州较近，贩马比到邕州方便，宜州路也就成为桂中、桂东地区通向桂西北及滇黔地区的重要通道。
六、“安南贡道”
中越之间的交通经历代开拓，形成分别经由今广西、广东和云南进入今越南的三条“入交道”。云南道多用于军事，广东道兵、商两用，桂越道路则朝贡、通商、用兵兼而有之。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安南（今越南）贡使须由凭祥入关，贡物多为金银器皿、犀角象牙、香料纸扇等，桂越道路遂成为安南贡道。其间设有众多的驿站、铺、塘等，边境地区形成以凭祥、龙州、思明为节点的道路交通体系。
在明确安南贡使只能经由广西后，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贡道路线。明代安南境内的贡道路线是：由镇南关（今友谊关）南下，经文渊（今越南同登）、坡垒关（今越南南关）、脱朗、谅山、温州（今越南温县）、保禄（今越南谅江），渡昌江（今越南商江）、市桥江（今越南求江）至安越（今越南越安），经慈山、嘉林，越富良江而至升龙（今越南河内）。广西境内的路线是：由凭祥入关，至龙州或思明州（今广西宁明），沿左江河谷抵南宁。在此又分为两途：一为南雄道，即自南宁顺郁江、浔江、西江东进，相继经横州（今广西横县）、贵县（今广西贵港）、桂平、梧州至广州，与广东驿路相接，取道北江、浈水一线逾岭北上。一为桂林道，桂林道以水路为主，自南宁东行至苍梧后，取道桂江北上，经昭平、平乐、阳朔等地抵达桂林。陆路则起辅助补充作用，即由南宁北上，经昆仑关、宾州（今广西宾阳）、迁江（今广西来宾西南）、来宾、柳州、洛容（今雒容）、兰麻（今广西永福西南）、苏桥（今广西永福东北）至桂林。在桂林与京师至广西驿路相接，经湘桂走廊沿漓江—湘江水路至岳阳，或顺长江东下，或走陆路经湖北、河南进入北京。明朝派往安南行使册封仪式的使臣也循此道而行。
清代的安南贡道基本沿袭明代，多选择水路。相较而言，明代中后期府江两岸局势不稳，使者多选择南雄道经行；清代相对安定，使者则主要选择较为便捷的桂林道。今全州湘山寺后面的石壁上还保留着乾隆四十八年（1783）冬安南贡使黄仲政的题诗。
七、合浦、钦州海运
合浦直通交趾，“近则占城诸藩，远则接于六合之外” ，素有“江海舟楫之便，珠玑海盐之利”的美誉。《汉书·地理志》把合浦、徐闻列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其航线大致为：自合浦港起航，沿岸西行至今越南，南行可至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可至今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其中合浦港既是海陆运输的交汇点，又有直抵中原的河运条件，而徐闻港仅靠海运集散人员、物资。合浦港的运输优势不言而喻。汉至隋唐，东南亚商贾或外交使者自海道进中原必经合浦。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自汉武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
三国两晋时期，始于合浦、徐闻的海道已能到达罗马。自三国至隋唐，合浦港仍为中国南方对外贸易重要口岸。但随着唐代深海航行事业的发展，形成以广州为起点，横渡南海，穿过马六甲，横越孟加拉湾，西渡阿拉伯海的“广州通海夷道”，海上商业逐渐发展成为经常性的大宗物资贩运。朝廷还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所有的进出口货物均需经过广州市舶司进行抽解。以上因素对广西的海路发展影响较大。当然，合浦依仗着自然和地理上的优势，仍然是中国南部重要的对外交通港口。
宋代，尽管广西大部分进出口货物依然要通过广州市舶司，但邕州、钦州至安南（越南）的道路畅通之后，钦州与廉州（治今合浦）互为犄角，是通往安南的重要港口。外国商贾抵达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岛）后，除了一部分驶往泉州和广州外，其余则前往安南和廉州。宋朝在廉州设沿海巡检司，具有市舶司的职责。此外，廉州等博易场的设置以及各地驿铺的设立，也促进了对外交通和商贸的发展。
明清时期，以廉州、钦州为出海口的海上对外交流路线仍然存在，但是往来的主要对象则是安南。廉州府成为北部湾沿海布防的重要军事基地。明代洪武年间，倭寇入侵，为保护海上运输，朝廷在合浦乾体港驻扎水师；清康熙年间，在合浦设置海军基地——乾体军港。随着明代中期合浦港的衰落以及沿海各港口淤塞等原因，中心港的位置逐渐移至冠头岭一带（即今北海港），与越南等国的贸易往来也逐渐南移到此地。清乾隆年间，北海市开始形成，并初具规模。清嘉庆、道光年间，北海已是“商贾辐辏，为海舶寄碇之所” 。此后，北海实为中越海上贸易在北部湾地带的中心口岸。清光绪二年（1876 ）《烟台条约》签订后，北海港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合浦港曾经辉煌的对外贸易史由北海港续写。
近代以降，航运技术的发展使北部湾畔钦州港的良好条件日益彰显。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钦州描绘为南方三大港之一，是南向通道便捷的出海龙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20 世纪30 年代曾研究建设西南铁路的三大原则，其中之一即指向钦州，欲使之“贯穿西南，使得一自主之海口” 。
来源：《广西地方志》期刊2019年第3期，作者：周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