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究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大影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历史分期的新起点，即不再按公元前（B.C.）、公元后（A.C.）划分，而是变成疫情前（Before Corona）及疫情后（After Corona），并认为疫情可能会改变美国等地的政治及文化。同时，他用指数重新解释了病毒的快速扩散，以及有效治疗方案快速出现的可能性。
可预见的大流行
2004年弗里德曼出版《世界是平的》一书，探讨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联。自此起，世界已经越变越平，各部分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深。当年，Facebook刚刚上线，Twitter只是一个发音，“云”仍然飘于空中，4G是一个停车场，Linkedln还是一个监狱。对大多数人而言，App就是发给大学的申请，Skype是一个错别字，Big Data是一个说唱明星，而iPhone也不过是乔布斯的秘密项目。
这些连通世界的工具，都在2004年后取得爆炸性的增长，世界也因此真正连成一线。随着互联网、全球贸易及旅游业蓬勃发展，人们相互依赖及融合，带动经济增长，世界亦变得更紧密。但同时亦意味，当一个地方出现问题时，会比以往更快传开，这也是新冠病毒危机还未结束的原因。
太阳微系统公司联合创始人、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Bill Joy）就表示：“过去几周的流行病蔓延，实际上并不令人意外，也是可以预见的。“但他同时指出，我们现在却面临糟糕的境地，即所有的联锁系统都以某些无法预见的方式逐渐闭，这势必会诱发某种随机且混乱的后果，诸如医护人员无法看护儿童等。
用指数理解疫情
弗里德曼认为，人类思维最难掌握的现象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就像一场流行病，感染者会持续不断地加倍再加倍。“我们的头脑就是很难理解，如若我们现在不采取抑制措施，美国已经确诊的5000例病毒感染者会如何迅速暴增至100万例。”
对此，比尔·乔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一病毒就好似一个放高利贷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我们借了1美元（出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接下来的40天，我们坐视不管，所以现在，我们就欠债7500美元。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三周才还款，我们最终的欠款就接近100万美元。”
弗里德曼称，而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遏制病毒传染，以及大面积铺开核酸检测，因为一旦有所疏忽、有所懈怠导致我们输掉了这场战役，也就输掉了一场战争。
“正因为如此，我所关注的唯一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美国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数与为救治他们所需的综合医院及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之比例。如果在该病毒感染达到峰值之时，第二个数字大于第一个数字，即所提供的床位数足以接纳这些病人，那么我们可能安然过关，否则，我们就将在传染的高峰陷入大混乱。”
但除了上述这个令人害怕的指数，还有一项潜在的“救命指数”。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曾在1965年提出了一则摩尔定律，认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这是工程学上的指数效用正面力量所在，而它也可能被用来帮助我们更加快速地治疗新冠肺炎及研制疫苗。
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智库“Takshashila”联合创始人帕伊（Nitin Pai）15日曾表示：“计算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彻底改变了病原体的检测、发现和诊疗，也改变了疫苗的研发生产过程，使其受制于一个类似摩尔定律式的周期。近期的流行病，从SARS开始，包括H1N1、埃博拉、寨卡在内，以及现在的2019年冠状病毒，将会为生物学和流行病学领域注入更多人力、智力。”
科技助力疫苗研发是一点，研发速度能否跟上病毒蔓延速度又是另一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高塔姆·穆昆达（Gautama Mukunda）指出，即便在当今的超级计算机时代，人类仍然没有疫苗来防控艾滋病和疟疾这两种存在许久的重大疾病。“科学的发展终将会使我们达到能够研发出疫苗的时刻。但问题是，这仍然是异常、异常困难。”
政治文化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弗里德曼在文章感谢联邦政府中的济济人才与他们的无私奉献：科学家、专业医疗人员、应对灾难的专业人员、环境专家……而他们却是此前饱受特朗普政府排挤的那批人。
弗里德曼认为疫情可能会对美国的政治及文化产生影响，并引述马里兰大学盖尔芬德教授（Michele Gelfand）的著作《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紧密及松散文化如何连结我们的世界》（Rule Makers, Rule Breakers: How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Wire Our World），将各国划分为“紧密”（tight）或“宽松”（loose）。
根据盖尔芬德分类，中国、新加坡及奥地利等较多社会规范、惩罚及监视的国家为“紧密”国家，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美国、意大利及巴西等文化规则就较薄弱的就是“宽松”国家。
盖尔芬德教授指出，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
从现阶段防疫情况来看，很明显，“紧密”国家们做得更好，而白宫却屡屡展现出协调方面的缺陷，特朗普及他的下属们最初希望把这一病毒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并指责那些急于采取行动的人，这这些举动最终却加剧了民众所面临的风险。
所以，盖尔芬德教授总结道：“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不过，弗里德曼也强调，文化因素外，经济问题也需要警惕。疫情发生前，有数以百万的企业主和雇主，用借来的钱投资于他们认为会增加价值的长期资产：股票、公司、房产、店铺等，而受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他们目前无力偿还这些贷款。“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其银行防止其崩盘，需要银行重组债务，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现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花光最后一笔薪水后仍然有米下锅。”
令人鼓舞的是，目前不少政府，包括美国都采取了迅速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弗里德曼最后总结称：“收紧我们的文化，同时放松我们的钱包，以上两点，我们做的越多，那么在新冠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越强大，也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