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抗战言行录21
蒋增幅 郁峻峰
第五章 流亡印尼捐躯
第五节 开店娶妻 剩把微情付苦吟（1）
郁达夫当时改名“赵廉”，公开身份是巴爷公务开办的“赵豫记”酒厂的老板。他将酒厂取名“赵豫记”也是有其深意的。有一首他当时写下的“藏头诗”可以作证：
赵盾自晓罪，豫让今事胡；
达人唯叹息，夫子许之乎？
郁达夫在该诗中用了两个典故。这在罗以民所撰的郁达夫传中已有解译，此处不赘。现在单说他的开酒厂作掩护的缘由。
出于无奈而当翻译的另一最好注解是，郁达夫在娶何丽有的新婚之晨，专门去当时的巴东小学教员张紫薇家赠其七律四首中的第三首：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
弯弓有待山南虎，拔箭宁惭带上钩。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郁达夫此诗声明“赘秦”（指当翻译）并不是为了自己（身为谋），他心里还想着“定十州”、“洗恩仇”呢！而今又有谁知道，正值大婚的张敞，就是那个在严陵西台痛哭文天祥的谢翱呢？汉代的张敞以善为妻画眉闻名。第三行两句则寓意郁达夫对日寇也曾“发过箭”，可惜没有射准，以后潜伏为待最佳时机。一朝击败日寇大功告成，亦不妨隐退江湖。
以上引录郁达夫的这些诗作，可以与其之所以无奈去充当日军翻译补证的。
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等近十人均隐蔽在“赵豫记”的酒厂里以酿酒为生。因为从新加坡流亡而来的这批文化人随身所备的钱就要用完了。所产名“太白”（后为迎合日本人嗜好由沈兹九改名“初恋”）牌子的酒，后来的销路很好。酒厂可以给每个人发20元左右的工资，鉴于当地生活水平较低，这点钱已经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了。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郁达夫开设的这个酒厂，为当时这批中国流亡者解决“生存的经济问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且，郁达夫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后来又开过肥皂厂、造纸厂和办过农场，以求增加新的经济门路。酒厂不但成为同时去的中国流亡文化人的落脚点，以后还接收过再去的许多中国文化人。
此举，作为同样是中国流亡文化人的郁达夫，是非常了不起的。也为抗日流亡中的郁达夫增添不少劳累和花去许多心血。
1942年8月，郁达夫在日本宪兵部填过履历。一天，他将“履历”和一张精致教日文的证明给王任叔看，说，“有了这证明文件，还有什么地方去不了的。”还说自己“十分安全”。但他又说：“现在最苦的事，是要制止自己说梦话。我是爱说梦话的。谁知道梦话里漏出什么来。当晚上睡在宪兵部，有一个日本宪兵同房，他会听去我梦话的。我耽心这件事，老叫自己不要睡得太死了。可是还好，那宪兵跟我挺要好，我关照他，如果我睡后有咿唔的声音，请他立刻叫我醒，我说，我常要做恶梦的。”（王任叔《记郁达夫》）
郁达夫对王任叔的心迹披露，不难想见他身陷“魔窟”、“虎穴”的时时担心和处处提防。
又据多人的回忆叙说，似有必要说些郁达夫开厂的事，为了长期掩护和为了维持汇集在巴爷公务这批流亡文化人的生活，使郁达夫时时烦心却又是他率先想出办法的。他利用实武牙前赈灾会的主持人募集的四百元文化界难民救济费作资本，并又劝说凑集当地华侨的投资一二百盾，开设起了“赵豫记酒厂”。又因他自己在日本人面前常以“富商”面目出现，图方便担冒险而自任“头家”（老板）。酒厂由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做记账。其时，他经常用酒灌日本宪兵，并曾私下对人说过多次：“我虽无力杀死日本人，但可用含酒精度高的酒来醉死日本人。”他曾吩咐酒厂伙计，凡卖给日本人的酒，“酒精度的度数要越高越好。”（据胡愈之的《流亡和失踪》）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在当时，隐居巴爷公务可以称得上是一处较为理想的所在。
巴爷公务位于由新加坡途径石叻班让、望嘉丽、卜干峇鲁和武吉丁宜，前往濒临印度洋的巴东这条路线的内陆段，容易获得消息；另一方面，华侨也多，因而不易引人注目；又因为是高原，气候上也好过些。对这类地理、自然和社会状况有所摸清的郁达夫，“或许选择在这里落户隐居，也是着眼于这些条件吧？”
前一节中提到过，应郁达夫等朋友的邀请，较长时间里离群索居的王任叔也和雷德容一起来到巴爷公务。杨骚比他们早走一步。王任叔到达巴爷公务后，在郁达夫住处看了一个月光景的家门。这段时间，他从郁达夫那里听说到他到巴爷公务定居下来的整个经过，自然要比其他流亡文化人所了解，记述得更为详实一些。但包括胡愈之在内，是否还有未述之处呢？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有些地方却也是致郁达夫感到寒心、苦闷的。日本的铃木不愧为多次去过印尼作实地调查的郁达夫研究专家，他对胡愈之、王任叔等的未述实情，从日本人的调查所获，却作了补充：
被怀疑为间谍的郁达夫，由于得不到华侨中的实力人物的关照而显得孤立无援。他也讲了自己的经历，想让一部分华侨了解他，但又不得不用赵廉这个名字度日。郁达夫的经历，有时也许能得到人们的敬重，但有时反而或许会更加招来人们对他的惧怕心理。这样，疑惑和恐惧所导致的孤立未必能够消除，何况一些吝啬的华侨甚至连一代文人郁达夫的名字也未必知道，这里的华侨就曾将“胡愈之”当成是胡适之的兄弟。郁达夫编过《星洲日报》，当地人也许读过这张报纸，但他们毕竟不是胡文虎。
郁达夫不知道自己已被人误会，还以为自己受孤立是属于说普通话的“普通人”，而不属于广东和福建帮（集团）的缘故。另外，他还将当地华侨对他冷漠的原因，归结为因为他是抗日分子，也许卜干 峇 鲁的侨长已经带信到这里的缘故。对郁达夫说来，整个巴爷公务的华侨都成了他的敌人，他们说不定会去向日军告发他：这是抗日分子，名字叫郁达夫，赵廉是个假名。现在，郁达夫这三个字对郁达夫说来，是难以形容的可怕。是他，这郁达夫，在日本人各大字典上，地位比郭沫若还高。“郭沫若就是这样妒忌我郁达夫的”（郁达夫亲自对王任叔这么说过），谁还不知道郁达夫呢，日本宪兵，文化程度极高，一定知道他，知道了而被捕是要砍头的。而且，也是他这郁达夫，曾经做过蒋委员长顾问，当过中央设计委员会的委员；而且还是他，抗战之前，去过日本，和许世英大使共同设计把郭沫若带回中国来的。日本人一定是痛恨死了郁达夫的，而郁达夫现在，正在巴爷公务，正是日军控制区域，而郁达夫的同胞，不但不拥护他，还个个想陷害他。那么赵廉就有责任来保护郁达夫了。保护郁达夫就是保护抗日分子，赵廉是不能放弃这一责任的。……
（见铃木正夫《巴爷公务的郁达夫》59—60页）
引文中“顾问”一说是有扩大的。实为国共合作时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去武汉他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担任过政治设计委员。
郁达夫正是处在四面皆敌的情况下度日的，这给他的长期隐姓埋名带来困难，故不得不多用心计，与之周旋，包括摆阔和偶尔说点大话。与郁达夫一道流亡的汪金丁在《郁达夫的最后》一文中曾就郁达夫当时的处境、言行，有过些许披露：1942年9月，郁达夫与刚离开卜干峇鲁到巴爷公务来的汪金丁见面。是晚，寄寓在达夫公寓的王任叔夫人约吃饺子。据汪金丁说，达夫的住家房子是荷兰式的，用白木构成，很精致，正屋有一正厅，一客厅和三间偏房。屋里书很多，都是些西洋文学。正屋后隔着个小天井，有三间披屋，和一间杂役室。房外花草怡人，非常幽静，达夫虽然常去武吉丁宜当差，但每星期至少回巴爷公务一次，有时两次。这天，喝酒中间，他当着客人的面，毫无顾忌地说：“没问题，这里的华侨都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宪兵部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还用英语说了句‘打他个半死’！”又说：“日本人知道了我，我就做大官，不知道，我就做通译。”可见此时的郁达夫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加上诗人郁达夫是性情中人，有时一气之下他是什么话说得出口，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又可见，此时的郁达夫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只是在当时条件下，他仍不得不伪装和忍辱。一次他“为王任叔前往棉兰同去宪兵部开具准纸”，“遭宪兵部呵斥，且终于成功。”王任叔说：“日本军人那种叱咤风云的神气，达夫那种惟命是听卑躬屈节的表情，使我感到酸心。”王任叔还说，这是郁达夫的一段“凄惨的人生呵！”（据王任叔《记郁达夫》）
1943年2月，为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范围，以维持流亡文化人的生活，郁达夫又集资开设过造纸厂和灰水肥皂厂，又由自己出面出任头家，但不久，因营业不振而停开。
同年五六月间，郁达夫奉宪兵部令，跟从宪兵离开武吉丁宜去苏北亚齐出差。据王任叔、汪金丁记述，此行即所谓侦察联军“间谍”活动。“在乡间搜索抗日分子，调查、侦察二个月。”“从乡间到城市，从城市到乡村，就是昏天黑地得跟着团团转。”由于日本人不懂荷兰文，也看不懂搜查来的那些物证，一切都需郁达夫不可。于是，经过他的一番通译，有些情节很严重的人被视为无足轻重，放走了，连其中有些较为重要的物证也被其销毁。但自此以后，郁达夫对日本人的残暴和颓废腐化，认识更清，切齿痛恨。郁达夫曾跟王任叔、汪金丁多次说过：“日本法西斯绝无出路。”并一再流露：必须设法尽早离开这“魔窟、虎穴”。
有心人是不会抓不住机会的。
是年6月，因苏门答腊要建立军政监部，而与马来亚的统治权分开，武吉丁宜被内定苏岛政府。面对新的复杂形势，经与胡愈之他们共商，郁达夫决定脱离宪兵部。貌似强大的日寇也有外强中干的一面，有软肋，更有缝隙可乘的。巴人在《邻人们》中曾引用当地一位柯先生的话说：“日本人一点不可怕，只要有钱，什么难关都打得通。”在那些贪婪的日本人面前，自然可以玩点小手法，或是做点“投其所好的铺垫，包括请吃、送礼，乃至送女人，贿以重金等。有心要做成一件事，行者当然是要费点心计，悄悄地让这些王八蛋麻醉至为我所用。”
然而，此时的郁达夫自身，却不得不以“苦肉计”般地去自残以造成“内因”条件。自从与胡愈之他们共商离开宪兵部的决定以后，他开始常常装病，用冷水冲身，让自己伤风；他自当通译后戒掉了嗜酒的毛病，此时却偷偷狂饮，甚至吃鸦片让自己咳嗽……终于“有条件”住进了薩瓦伦多医院。在医院里，他又用送酒等办法，终于让日本医官给他开具了患肺病的证明，而宪兵部终于批准了他的辞职的要求。附带条件为“随时有替皇军服务的义务。”“自残”取得了回报，何止是如释重负！郁达夫当通译的“紧箍咒”终于被基本解脱了。因为他身佩患肺病的证明。身处异国的侵略者最怕传染疾病，尽管郁达夫承诺“附带条件”，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再招他去供职的，有些“知情”的日本人甚至远避他三尺。
同样是为了这批流亡文化人的生计考虑，郁达夫又开始他的经营活动既掩护自身，又得以获取些收入。亦包括乘机与日本人争夺“侵吞”。是年（1943年）六七月份，在与巴东教育界张紫微的共同谋划下，参与了坐落在巴东盆洛界新开设的荣生旅馆的股东合股。据张紫微说，原来这荣生旅馆生意不错，又加以原来的两位股东经理，又都是商场能手，所以，生意格外兴隆。住久了，当时在巴东的日本军人，经常有要去和巴东的商人合股的事，以作为侵吞的张本。为避免日本人的“合股”侵吞，并能让郁达夫以体面合法的身份常去巴东，决定达夫以虚股加入，成为荣生旅馆的老板。以后，荣生旅馆也靠“赵大人”的“威名”避免了日本人的侵吞。而郁达夫则又以荣生旅馆老板的衔头，常常往来于这一带。因为他毕竟还负有抗日的许多使命。他不能没有更为宽广的活动空间。据张紫微（了娜）在《郁达夫流亡外记》记述，达夫成为荣生旅馆股东以后，与张紫微相见的机会更多，谈话的范围、游逛的地方也更扩大。在巴东，无论庙堂、餐馆、巴杀以及“枇杷门巷”，小姐闺阁……他们都去过。“只要他喜欢去的地方，我总是奉陪的。”又说他的精神“似乎得天独厚”，有时到了“枇杷门巷”，他就进“燕燕莺莺”的“香巢”里去，“事毕”出来，“又顾而之他”照样进“香巢”。“有时竟而跑三五个香巢而不倦。”其时，他曾与张同去看望一位荷兰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姑娘，因怜其身世，“在一派正气之下，摸出一张‘赵廉’名片，写了几行日文，留给可能去检查的日本宪兵，请予同情，不可骚扰，并取出十盾给混血姑娘的母亲。”以示关心。
然而，一直以“富商”面目出现的郁达夫，身边长期不带眷属太太似有点难以让人置信，不便掩人耳目，又恐日本人引起对他身世的怀疑。再娶一房妻室，已成为当时工作、生活之必需。他不得不开始谋划这着“棋子”！
是年7月11日，郁达夫致函张紫微：“……饭店西施，若无回音，亦乞置之，因此间又有一件公案，或者可成眷属，当较巴东为适合也。”据了娜（张紫微）说，某天晚上，两人同去马来饭店吃饭，无意之间，饭店主妇主动要为时年48岁的达夫做媒，当时约定“等一下看人”。旋即，来了一位肥肥的姑娘，穿的是荷兰装，梳的是短发，不会讲国语，和她谈话，终不大爱答应。问了几句，她索性走了出去，店主颇有歉疚之心，告知“明天回应”。第二天，达夫就回巴爷公务，行前告之张，有消息即来信。可是，他离去以后，店主一直无消息。于是，张才收到了达夫上面的短简。
了娜的《流亡补记》中还说到过与上面相关的另一件事。同是八月份，经人介绍，郁达夫结识一位受过荷兰教育，曾任荷兰幼稚园老师的三十余岁的李小姐，在邀她和逸华等同在荣生酒楼的会餐中，这位李小姐破例参加。据了娜说，李小姐参加会餐，在巴东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按当地习俗巴东小姐结婚，先要“交换戒指，然后才拿一件男人的衣服去女家，经过这番手续后，便可同行，同坐车，同看戏……而郁达夫与李小姐共餐，则是在完全没有手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真是巴东的创举。”这又何尝不是风流才子的魅力所在！但是，“这件婚事，终究未成。”然此时的郁达夫迟早是要走娶新妻这着“棋”的。尔后很快就又逢上机会了。何况，在当地还有不成文的规矩：“谁讨个咱们的当地女人，那是可借你老婆的名义，领份地种了。咱们这里的妇女也有财产继承权利！好不好，讨个当地的女人？”甚至说，“外地人上岛的通行证有屁用！娶个当地女人才可算作自己人。”